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逐渐市场化、去政治化，这使得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自主话语权，走向了社会边缘地带。为了在社会转型时期找寻到自我身份，知识分子开始了话语权重构道路的探索。作为探索者之一的王小波选择切断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创造一个可以表达自我的独立境地以探寻到新的自我的立足之地，创作了找寻自我的《黄金时代》，使这一时代知识分子身份重构的探索在文本中有了具体体现。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兴起，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创作也逐渐被“去政治化”的趋势所吞没，文学商业化娱乐化的状态给从事文学事业中的人们带去了无尽的朦胧迷雾，精神对于社会的价值被大大削弱，知识分子再一次走向话语权被支配的迷茫边缘。“去政治化”的“纯文学”表现形式对文学生长的土壤进行野蛮的掠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此被强行割裂的同时，知识分子通过文本反映现代意识的途径也被切断了。被剥削了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逐渐苏醒，并开始渴求立足社会的自我身份，他们不甘于迷茫徘徊，也不愿于商品化文学的泥沼中堕落。于是，在这样一个精神不再占有主动权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踏上了他们探索重构自我的道路。
在群体意识被进一步加强甚至“神圣化”的时代，“认识自我”成为了一种巨大的野心，而王小波就是这样怀揣野心的作家。为了在经济被不断重视、精神在不断流失的时代找寻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合理身份，王小波选择切断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创造一个可以表达自我的独立境地以探寻到新的自我的立足之地，创作了找寻自我的《黄金时代》。在与20世纪90年代社会有着相似背景的小说环境中，王二与陈清扬作为于群体中逃离的异类，意识到了自我并不断找寻着能够在新社会中存在的合理身份，象征着王小波眼中知识分子们在社会转型时期处于边缘迷失中对自我存在的找寻与重构，也反映着知识分子面对自我精神流失现状的迷茫与思考。本文将以王小波笔下的《黄金时代》为例，来探讨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自我身份重建的思考与探索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
1 暴露：自我精神意识的觉醒
自我身份的发现是从对时代标签的抛弃开始的。“我想要退化而返璞归真……我要抱着草长马发情的伟大真诚去做一切事，而不是在人前羞羞答答的表演。”在话语权被支配的时代，语言已然成为集体道德统治的工具，最原始而直接的回归成为了精神交流最真诚的途径，因此人体的“语言”成为了王小波对“自我”挖掘的最直接方式。人类服饰的穿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外界约束、规范个体行为的接受。人类也因此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关系，遮蔽了真实的自我以符合群体道德规范。而在群体意识与革命话语权结合的时代，外在衣物也已然成为了统治者约束群体的工具。于是，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让主角回归到了人类最原始而本真的状态，将真实的“人”作为个体暴露在文字之上，以此来寻求自我真实存在的具象体现。《黄金时代》的暴露体现在描写人体最原始的状态的文本中。“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我睡去时，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王二身上仅存的芭蕉叶子的消失正是象征着其对于自我的发现，摒弃掉所有与社会相关的联系，开始注意到个体存在的现实。同样的，陈清扬在选择上山寻找王二的时候也是“像那些午夜淫奔的妇人一样，脱光了内衣，只穿一件白大褂，赤着脚走进山来”，而后，陈清扬脱掉了“白大褂”的举动便是选择丢弃一切被权利裹挟之下的身份象征，用“身体语言”作内在自我的最真诚而直白的直接表达。
王小波正是这样通过对于赤裸人体的描绘，将人类的肉体从层层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对裸体的探索来对自我进行揣摩。人们在打破了社会强行赋予的一切道德约束、否定了被社会化了的自我之后，透过肉体的美好线条的表达，给予自我以新的生命。
2 反叛：自我意识萌芽的反抗
自我意识的萌芽的生长是从冲破束缚、压制它们的外壳开始的。《黄金时代》中“文革”时期的控制是一种强权统治时代、阶级性把控人性的社会氛围，这种时代话语权往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福柯说：“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在这样一个统治语境之下，所有的一切都将被剥夺。而作为人性最原始、最本真的象征行为，性，就成为了统治者把控人性、扼制群体咽喉的最有力工具。作为在这一时期最为敏感的话题，性，成为了强权禁锢下的禁忌话题。这一时期的人们皆对于此类话题退避三舍，我们不仅看不到任何含有相关情感抒发的作品的存在，甚至在文艺作品中找不到英雄人物的家庭描写。而在《黄金时代》中，统治者甚至将对性行为或是相关作风问题的大肆批斗作为一种“娱乐”性行为，以此来对人性进行毁灭性的抵制。但是，在权力统治人性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点燃性的塑造。对此，李银河曾说：“事物在受压抑的同时，也受到强调；而就性这个具体事物来说，它所遭受的不仅有消极的压抑，也有积极的刺激。”这正是王小波以作为人性最自然的表达的“性”为切入点创作《黄金时代》的原因，他渴望通过对禁忌行为的挥毫着墨来讽刺强权压制下主流话语对人性禁锢的荒谬举动。
因此，王小波借《黄金时代》对话语权压制作直接反叛的同时，也在其着墨很多的性行为的描写中给予故事主人公以更多自我意识萌芽生长的机会。文革时期，“性”行为只能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存在，而其存在的意义也是在群体道德管制下为革命的繁衍。王二在材料中交代了无数次的“作案”，将这种“私人化”的行为暴露给外界看，这实际上是对革命话语权最为直接的挑战。无论是“斗破鞋”还是“交代材料”实际上都是统治者的一种娱乐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来完成他们对于革命的想象。统治者以群体道德主义来规范人群，“拯救”如王二一样的“被启蒙者”，而王二对亲密行为的“交代”以及对自己“不无辜的证明”则是一种对“被启蒙者”身份的认同。恰恰是这种认同消解了统治群体的革命逻辑，真正的将自我从群体启蒙中解救出来。王二与陈清扬都是被时代边缘化的人物的象征，作为弱者，他们可选择的存在方式只有两种，要么毁灭，要么反抗。而王二与陈清扬不仅是被剥夺话语权的弱者，他们还是自我意识已然觉醒的独立个体，因此他们选择撕开统治者缠绕在萌芽周围的层层束缚，进行最直接的反抗。“每次出过斗争差，陈清扬都性欲勃发。”这种场景的描写极富讽刺意味。由此可见，在面对被重新定义的革命逻辑时，“性欲”在陈清扬和王二看来是当时自我的表达途径，性行为是个体对于自我存在性的佐证，因此只有更加疯狂的反叛才能为自我的存在开辟一块生长的土地。“我和陈清扬侧躺在蓝粘土上，那时天色将晚，风也有点凉。躺在一起心平气和，有时轻动一下。据说，海豚之间也有生殖性和娱乐性的两种搞法，这就是说，海豚也有伟大友谊。我和陈清扬连在一起，好像两只海豚。”“海豚”的比喻直观的体现了王二与陈清扬所渴望的是人性最自然的抒发，渴望找寻属于自我最原始的快乐。这也正象征着，狂欢化的反叛行为正是如王二与陈清扬一般的个体争取人性的主体意识话语权的方式；同时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权力压制下的群体话语约束与弱势群体抗争的互动态势。
在话语权被剥夺的大革命时期，人与人的关系基本都社会化、政治化了，而王二与陈清扬选择了用身体进行最为直接而坦诚的交流。这既是对于革命时期逻辑的反叛，亦是个体与个体互相肯定存在的方式，是人作为独立个体最有力的辩白。
3 逃离：自我身份认同的追寻
当自我被激活、个体意识突破外壳渴望生长的时候，人们便会想要进一步去追寻这种独立身份存在的可能。同时，暴露在群体意识中的个体则将自己置于被群体道德标准所同化的危险境地。因此，作为拥有追寻自我野心的人便有了逃离群体约束的需要。在《黄金时代》中，逃离首先体现在地域上，即返归自然。小说中不乏对王二逃离后生活环境的描写，“我坐在小屋里，听着满山树叶哗哗响，终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由此可见，王二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这里他是作为一个人本身而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王二通过这样地域上的逃离来尝试为自己构建一个新的身份。同时，其所有的活动也都伴随着自然呈现，在王二交代的材料中，他与陈清扬的“作案”地点大多发生在野外，例如土坡树下、河边沙滩、章风山等；即使是在室内“作案”，王小波也倾向于用自然化的描写来形容主人公性爱的过程，例如“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话语权被控制的时代背景中，“自然”象征着未被征服的区域，因此，主人公向自然的逃离是渴望在未开拓的区域建立新的话语权，是对于大革命时代的直接反叛；而在自然中做爱亦或是将性与自然相融合则是对于群体道德约束下传统性行为的反叛。通过这样形式的“逃离”，将人的肉体从群体中抽离，以打破一切可能的环境约束来探求一个合理的存在身份。
逃离还体现在对群体社会关系的远离。个体存在于群体之中时需要让渡个体的特征，以一种服从的身份融入群体意识，作为一种可以被支配和控制的社会工具存在。在革命权威压制之下的群体往往具有简单、绝对化的思维模式，群体意识会消解个体并将其改造为群体的一部分。以文革为故事背景的《黄金时代》建立了一种口号化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中的人往往是迫切的服从于这类绝对化、简洁明了的语言，而口号化的思维模式所引导的群体行为往往是盲目的、直接的。“现在大家都管她叫破鞋，弄得她魂不守舍，几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在《黄金时代》中，不符合群体观念中的“已婚妇女”形象的陈清扬被贴上了“破鞋”的标签，而与她交往甚密的王二也被冠以“搞破鞋”的罪名。“大家都说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这是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骗局。大家都说不存在的东西一定存在，比如王二，假如他不存在，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由此可见，在群体中的人在集体权威的“审判”之下极其容易迷失自我，个体的存在性也逐渐被群体话语所吞噬。因此，觉醒的自我想要长存，就需要把“我”从“我们”中解救出来，逃脱群体意识的束缚成为了寻找自我的必经之路。于是，王二逃到了后山，陈清扬也逃离了群体，这并不仅仅是肉体对于群体的远离，更是对萌发的个体身份的维护。
在《黄金时代》设置的“文革”背景之下，处在群体中的盲目个体均瓦解了自我的意识，自觉的服从于群体管制，逐渐平庸化了。而仍然有着自我身份探索需求的人想要进一步探求个体自由的出路就必须经过逃离群体的仪式来找寻个人的话语权。这恰好也契合了知识分子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下渴望改变边缘化、平庸化现状的迷茫探寻历程。
4 回归：自我重构方式的探索
在经历了通过暴露产生的自我觉醒和通过逃离来找寻自我意识的挣扎之后，《黄金时代》中逃离群体的王二与陈清扬又回到了群体之中，而他们并没有找寻到实现自我身份重建的途径，但却意识到如果需要成就真实的“自我”就必须通过群体这一参照体系来确认自我。“陈清扬说，在章风山她骑在我身上一上一下，极目四野，都是灰蒙蒙的水雾。忽然间觉得非常寂寞，非常孤独。虽然我的一部分在她身体里摩擦，她还是非常寂寞，非常孤独。”即使在看似自由的领域做着自我表达的事情，陈清扬仍旧感觉到了孤独。她孤独的来源是来自王二落在她脚心的那个吻，这个吻让她在那个瞬间爱上了王二，爱情的觉醒使得她曾经的“无辜”失去了真实性，而她的“清白”也因此荡然无存。与起初陈清扬所表达的“无知”不同，那时她从根本上否认那个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体系，她明白自己的无辜；而现在对于爱的承认正是陈清扬对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重新定义。于是在交代材料中陈清扬承认了自己对王二的感情，这意味着她承认了群体所赋予她的标签，同时也承认了群体道德标准、融入到了主流的价值判断标准之中。自此，陈清扬完成了自我的重新认识，并意识到个体需要与群体共存，于是她回到了人群中，重新构建了自我。
陈清扬象征了那些选择在人群的庇护下以重构自我的知识分子，王二则象征了另一群。王二在逃离以追寻自我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他忽视了群体对于成就自我的价值，使得自我的价值变得局限。自我与群体的存在之间有着对立共存的矛盾，但若想要找寻到真实的自我就不得不回归群体。在脱离了集体权威的世界之后，王二如是说：“在这种时候，我又觉得用不着去证明自己是存在的，从这些体会里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永远别让别人注意你。”由此可见，当个体独立存在时，自我的合理身份的探求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个体身份需要被群体认同才具有意义。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自我不能忍受不被爱，不能忍受不作为唯一的存在而存在，在这一点上，愈是追求自我，就愈是需要人群，所以肯定自己——尽管表面看起来很矛盾，但只是表面上的矛盾——就是投身于人群。”
透过王二和陈清扬的不同结局，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处在一个矛盾的境遇之中，即处在既渴望摆脱被群体话语权的控制又在尝试建立新的立足身份的境遇之中。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寻求话语权道路的迷茫与艰辛。
5 结语
在社会体制变革的动荡之下，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必须寻找到新的道路来争取到自己的话语权，重新获得自由精神的表达途径与身份认同。《黄金时代》中荒诞的叙事与浪漫的文笔阐述着王小波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迷茫和思考，无论是暴露的坦诚或是逃离的举动都无法使人们合理的重塑知识分子身份。如同王二和陈清扬一样处境的人应当如何找寻自我，仍然是知识分子群体未能找寻到的黄金时代。■引用
[1] 王小波.三十而立[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6.
[2] 王小波.黄金时代[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3] 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7-68.
[4] 李银河.福柯与性[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76.
[5] 弗朗索瓦·里卡尔.阿涅丝的必死[M].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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