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怡婷

　　曹禺的《原野》共设置两条主线，一条是仇虎与焦家的血海深仇，另一条是仇虎自身的伦理道德与复仇行动间的矛盾。全剧以两条主线贯穿整个故事，其中结合不同故事穿插了金子、焦母、焦大星等人物，以当时阴暗的社会环境为故事背景，形成一种悲剧氛围。每个人物的身上都有独特的个性，人物的性格层次性比较强，但是无一不面临悲剧的人生。因此本文将话剧《原野》中的悲剧以及人物的艺术形象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尝试对剧中的艺术形象创设进行深度解析。

一、话剧《原野》中的悲剧艺术形象

（一）主题与情节的矛盾

《原野》针对当时社会中尖锐的社会矛盾问题，讲述了农民在地主恶霸的压迫下家破人亡，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被压迫的农民，生活在痛苦中，他们渴望反抗，想要蹚出一条生路，这也是作者的用意，但是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遭受一次又一次重击。因此作者在创作中，将农民的反抗与现实的残酷结合，形成一种复杂的情绪和心理以及一种悲剧性的艺术模式。

　　《原野》中设置了大量的矛盾情节，形成多种人物关系，促进故事中的矛盾升级。首先是焦母与金子间的矛盾关系。焦母对儿子的爱近乎变态，她对儿子具有非常强的占有欲，在金子与儿子结婚后，她认为是金子抢走了自己的儿子，因此对金子各种虐待和凌辱。虽然焦母深深地爱着儿子焦大星，但是焦大星与焦母间也存在很多的矛盾。焦母性格跋扈，习惯为所有人做主，焦大星性格软弱，长期生活在焦母以爱为名的压迫下。但是整个故事的矛盾主线为仇虎与焦家的仇恨[1]。仇虎一方面充满对焦阎王的仇恨，另一方面则念及与焦大星间的情谊，导致复仇计划迟迟无法开展，他的内心也始终处于纠结的状态。在错综复杂的恩怨情仇中，每个人的命运都渲染悲剧色彩。

（二）黑暗环境的制造

话剧《原野》的神秘色彩比较浓厚。在整个话剧表演中都充满了诡异的色彩和意象，处处都渗透着杀气。比如在话剧序幕的环境营造中，“黄昏中散乱的枝丫，树干上的木纹，无力的秋蝉等，都体现出荒废的意象，仿佛被囚禁在一种暗无天日的环境中”。环境的营造，为后续的情节开展奠定情感基调，从视觉和听觉等角度形成一种不安的情绪。空旷原野上的一节枯木，仿佛沧海一粟，微不足道，显示出平凡的农民在与黑暗势力抗争时的渺小和无力。同时后续黑云以及血湖的场景营造，给人一种压抑、恐慌的感觉，为接下来的故事情节提供暗示。环境为主人公复仇做好铺垫，使复仇之路充满仇恨感和罪恶感，也暗示着复仇的恐怖以及复仇中的心理矛盾。在话剧的第三幕中，仇虎带着金子逃亡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幻境，而这些幻境都来源于他的内心，其中充满了恐怖、悲愤、希望等。面对焦母、提红灯人以及阎罗等幻想人物时，仇虎犹如一个精神病患者，形成人格分裂，他在道德与仇恨间不停地拉扯。

（三）悲剧人物的呐喊

话剧《原野》是以复仇为主线，仇虎是复仇的主体，因此在话剧的艺术形象中，仇虎是最重要的角色。仇虎的性格与他的名字非常相符，是一个充满蛮力和仇恨的人物。故事的开始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复仇。但是当他真正可以实施复仇计划时却发现他的仇人已经死了，他背负着浓郁得化不开的仇恨却无处可发泄，最后在纠结中选择自杀。而在仇虎筹划复仇的过程中，焦家也出现巨大的变化，焦家的内部矛盾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仇虎复仇矛盾的延伸和延宕。在诸多的矛盾中，人物的悲剧人生进一步凸显，而人物的悲剧人生与其性格也具有直接的关系。比如金子，她虽然憎恨强势的婆婆，讨厌软弱的老公，但是她总能八面玲珑地处理好各种关系，为自己谋前程。她可以忍受对自己百般刁难的婆婆，处处忍让。她可以讨好软弱的丈夫，为自己寻一个依靠。但是在遇到仇虎后，金子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满足于在焦家苟且偷生，而是燃起了爱的渴望，她开始向往真正的生活，渴望打破封建社会枷锁，逃离她所厌烦的生活。而金子的想法和行动使她产生与仇虎永远在一起的渴望，也为仇虎杀死焦大星提供了助推力。最后，金子走了，并没有交代她具体的去处，一切都是未知的，但是这种未知却更体现出人物的悲凉。

二、话剧《原野》中的人物艺术形象

（一）仇虎的神秘原野人形象

话剧《原野》的主人公仇虎是一个农村青年，后被焦阎王所害，家破人亡。他背负着血海深仇，谋划复仇，同时在复仇的路上又充满了矛盾。话剧的开始渲染了苍凉、神秘的氛围，广袤的土地，枯黄的树干，垂死的秋蝉等，都显示出环境的严肃、险恶。仇虎就在这个粗壮的树干旁倚着，他头发凌乱，脸庞怪异，但是身体强健，眼神中透着凶狠的恨意，仿佛刚从地狱中爬出来一般，给人一种野蛮、神秘的色彩[2]。但是随着故事的开展，我们发现仇虎虽然是一个复仇者，但是他的内心扭曲、复杂和充满矛盾。当年焦阎王的所作所为让仇虎家陷入深渊，他对焦阎王恨之入骨，多年来的仇恨是他活下去的动力。但是当他出狱可以找焦阎王报仇时，却发现焦阎王已经死了。他彻底失去了方向，满腔的仇恨无处释放。所以他想到了父债子偿，他要找焦大星去复仇，但是焦大星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是在他家出事后，唯一一个帮助他的人，可以说是他的发小和恩人，却也是仇人。因此仇虎的复仇之路注定是矛盾的，从仇虎与金子间的对话可以发现，对于向焦大星复仇的事他一直在犹豫，他知道焦家与自己是血海深仇，但是也知道这一切与焦大星无关，而且焦大星还为自己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因此他反复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以焦大星是焦阎王的儿子为理由，说服自己放下善念找焦大星复仇。他内心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善与恶的交锋，后来他选择与金子在一起报复焦大星。最后，在落幕之前仇虎仍然无法挣脱爱与恨的纠缠，舞台的背景黑了下来，只留下仇虎扭曲的身影，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仇虎角色的艺术塑造中将他作为一个矛盾体，从前的他老实本分，但是在恶势力的压迫下，他的家没了，父亲死了，妹妹没了。这种仇恨使他不再单纯、善良、本分，他心中开始充满仇恨，但是真正的仇人已死，让他失望的同时，满腔仇恨无处可发泄，所以他选择找无辜、善良的焦大星复仇。在亲人的血仇与找善良朋友复仇间，他每天都在被拉扯着，最终他杀掉焦大星，终于完成了“复仇”。但是这个“复仇”并没有让他自己舒服，反而产生罪恶感，他深深地自责，伴之而来的是不断的梦魇。在仇虎这个人物的艺术塑造中，他的底色是善良的，但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残余使他无法明辨是非，他虽然勇于反抗，但是当时社会下的普通百姓反抗只有悲惨的下场。最终他选择了用最野蛮的手段杀害了那个让他始终矛盾的“仇人”，又承受不住内心的折磨。虽然仇虎野蛮并杀害了他的朋友，但是却只让观众感觉可怜而恨不起来。

（二）金子的鲜活坦荡形象

话剧《原野》中除了对仇虎的多元化和矛盾形象塑造之外，对金子的形象设计也比较耐人寻味。金子长得面容姣好，她的性格与名字相似，具有金子般的赤诚。在话剧的开始，她表现出对焦大星的依赖，表现得任性娇嗔，但是接下来她与焦大星的对话却又体现出她的另一面，她问焦大星：“你说淹死她，淹死我妈。”一句话就颠覆了开始对金子的印象。很快金子与初恋情人重逢，虽然相处比较短暂，但是仍然勾起了她内心对爱情的渴望。在面对仇虎无法给她承诺时，她没有退缩和抱怨，而是声讨和捶打他，坚定自己的感情。即使被焦母和焦大星发现她与仇虎的私情，她也痛快承认，直接表达出自己对焦家的不满。在被家人发现自己私情还能够义正词严地承认和控诉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无法想象的，因此金子的行为反映出旧社会女性的独特精神[3]。她能够为了生活屈膝，也能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勇于反抗。金子从一个性格纯良、活泼的女孩逐渐成长为一个被命运枷锁控制的人，她的一腔孤勇终将被现实压缩得命如蝉翼，就这样一个鲜活的女性被现实压榨到黑暗的深渊中，杳无音讯。

（三）焦大星的懦弱善良形象

焦大星是话剧《原野》中最让人心疼和同情的角色，他本性纯真、善良，由于母亲的强势导致他的性格懦弱。他对自己父亲的恶行并不知晓，也无力挣脱母亲的掌控和压迫。对于金子他投入了全心全意的爱，他也想带着妻子逃离原生家庭，但是无能为力。他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自己的兄弟，但是兄弟的一切厄运都来源于自己的父亲，而自己也成为兄弟复仇的对象。焦大星生活在封建社会，他懦弱的性格使他不断向命运屈服，不断自我放弃。在焦阎王死后，他虽然继承了家产，但是一切都掌控在焦母的手中。在母亲的压制下，他对妻子的爱不敢表达，面对母亲对妻子的欺辱甚至不敢为妻子说一句话。导致妻子最后选择了仇虎，放弃了他，而他宁可妻子和仇虎在一起也不愿意放弃。面对母亲窒息的爱以及妻子的不让步，他只能在母亲和妻子的夹缝中生存，无法调节矛盾，也没有魄力使其中一方屈服，他懦弱的性格是造成悲惨命运的关键。

（四）焦母的绝对反派人物形象

话剧《原野》中所有的人物无论是否做过错事，都是善良与罪恶的矛盾体，只有焦母是彻底的反面人物，无法从她的身上看到善的一面。她生长在封建社会中，坚定信奉封建思想，在三从四德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思想极其迂腐。她遵从夫死从子的理念，但是也信奉孝义的思想，所以虽然她意识到在丈夫死后自己需要服从于儿子，但是又以母权要求儿子对自己唯命是从，要求儿子和儿媳一切都要听从自己。虽然她爱自己的儿子，但是那是一种窒息的爱，将儿子作为自己唯一的寄托，不想和任何人分享儿子。此外，焦母双目失明，造成她性格敏感多疑，将儿媳视为仇敌。此外，她很早就和焦阎王一起生活，而焦阎王心狠手辣，她在耳濡目染中也养成强权霸道的性格，她的阴险不仅对外人，也实施在儿媳的身上。焦母是封建思想的忠实传承者和守护者，也是封建思想下的受害者。她不懂表达爱，将爱表达得过于偏执而扭曲，对儿媳的恨意和虐待也是出于对儿子的爱。

三、话剧《原野》中的形态艺术形象

话剧的角色塑造中，需要演员对角色进行形神兼备的表演，其中“形”指的是演员在话剧表演中的形体，而“神”指的则是内心情感的表达。在话剧表演中需要保证演员形体与意象相匹配。话剧《原野》的形态艺术设计中，对人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巧妙建构。面对焦母的咒骂，金子都是低声回应，不敢有任何行动，最多只敢恶狠狠地瞪着焦母，面对焦母的催促，金子不情愿但是还是走过去，并用孩子要挟焦母，不让她吓到孩子[4]。通过金子的一系列动作和语言可以看出金子对焦母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孝顺，而是藏有深深的憎恶，她用自己的方式与焦母抗争。但是当金子看到焦母要踩烂仇虎送给自己的大红花时，反应非常激烈，她气得跺脚，并咬牙说“我当了阎王奶奶，我第一个就叫大头鬼来拘你个老不死的”。虽然声音焦母听不到，但是自己的心里舒服很多，而且在反抗中她的动作夸张、舒展，与之前焦母对话中的拘谨不同。这一段的形态艺术设计，表达了金子与焦母抗争中的忍气吞声，也同时表现出金子的勇于斗争和反抗精神，通过肢体动作表达出金子对焦母的不满，以及对现实的抗争意识。在这段表演中，金子扮演者的动作设计比较夸张，尽可能将她的内心通过动作传达出来。

　　同时，话剧《原野》的表演中，金子的形体表现也是促进话剧情节发展的关键，可以结合角色的内心活动变化，通过形体艺术处理推动剧情发展。形体节奏需要结合剧情持续发展，在形体没有变化前，形态节奏能够达到“起”的作用，形体动作变化是情节的“承”，通过表情的结合起到“转”的作用，最后形态的外化表达为“合”[5]。在形体艺术的处理中，不能仅以当时的心情作为激发点，还需要全面考量前后的情节发展。防止动作幅度过大，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无法承接故事发展的意境，导致观众出戏，要促进节奏的自然发展，达到循序渐进的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原野》讲述了仇虎的复仇故事，同时穿插了与焦家的恩怨情仇，演绎了一场人生悲剧。在故事的发展中涵盖了主人公的复杂心情和矛盾心理。所有人都在经历心灵与肉体的折磨，无法摆脱命运的枷锁，获得心灵的解脱。在话剧的舞台演出中通过悲剧艺术形象、人物艺术形象和形态艺术形象的刻画，使话剧中人物角色更饱满，体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出不同人物的内心特点，达到更强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