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日新月异的西方女性主义冲击下，据于已有的本土性别思想，可以借助操演理论和道家理论的共通性解答更多的相关性艺术创作问题，二者的论述重心表现在性别身份的流动与不稳定上，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二元性别对立和霸权主义，为女性艺术形象的塑造提供又一种有效思路。
1 理论的基点
当西方女性主义步入后现代时期，以巴特勒等学者为代表的性少数群体性别研究相较以往的单纯以二元论划分的男女关系性别研究有了较大的不同。后现代女性主义将目光投射到种族、阶级等理论维度上，由此出现了各种交叉类型的女性主义。与此同时，性（Sex）与性别（Gender）的区分打开了更多的解构可能性。酷儿理论在后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的基础上凸显出来，它的出现突破了此前被不断强化的二元性别论和性别之内的二分结构。女性主义此前的工作是从男性主导的社会领域争取更多的性别权利，包括其理论对象在婚姻、职业等领域的平等地位，同时在政治、经济、教育、生态等方面的重要话语权。这种长期的认知、确立和重建更多是站在强调性别区别的本质论的基础上的。后女性主义伴随酷儿理论的协同发展使其展现出一种超脱的姿态，使性别对立的基点和对立本身得到了另一种解释。酷儿理论的出发点不再是简单的性别划分与对立，而是从双方的共同点出发，强调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区分，它根据不同性群体的选择和立场，提出更多的需求，质疑性别划分本身的合理性。它的关注对象是不符合所谓的性主流群体而被异性恋霸权所统治的少数性群体。但它本身所蕴含的颠覆性质不仅向传统的性别规范和刻板印象提出质疑，同时也为后女性主义勾画出了“抗争”的思路。
可以说，酷儿理论是性别现象的一个有力总结，它通过富有张力的理论空间将各种性别文化纳入其中。它和后女性主义有大量的相似之处：对性别的重新认知、话语权的重新确立和差异性与本质论的矛盾梳理。性别对立的取消不意味着性别概念模糊化。相反，它是在对性别概念的掌握基础上，对已有的性别元素进行重新组合，并为之呼吁更多的可行性。在性别文化研究中。我们可以在特定群体身上看到两性之间的某种共同属性。这些群体和性少数群体往往有密切的关联。群体内部表现出不稳定的性别表征，在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之间产生了相当的游移距离。据此，他们/她们身上体现出了类似于雌雄同体的两性交融特质，以两性气质的差异和相容为典型。这种性别气质的交叉和融合能够启发性别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先秦时代，道家所提倡的阴阳和谐的理念，与酷儿理论所探讨的这种两性气质相互支持，相互贯通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相近之处。在艺术创作中，这种文化源头暗含了对性别的本土化思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能性。
2 操演下的酷儿与中国道家
朱迪斯·巴特勒是当今欧美性别研究中的核心学者之一。作为酷儿理论的先驱，她的著作《性别麻烦》《消解性别》等既为强调男女有别的女性主义开辟了新的理论道路，同时对性少数群体而言，无疑是有了一种新的身份解释路径。后女性主义对性与性别进行了二元区分。社会性别，在某些时候也被称为心理性别，它和生理学上的先天的个体性别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社会性别本身是被构建出来的，它是历史话语累积下的文化创造物，同时包含了思想、权力、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控制和挪用。个体存在于社会文化之中，被包裹自身的社会文化所塑造，直至个体满足社会对于“正常”的定义，其间会不断发生修正、靠拢或反抗、再修正的过程，正如福柯所谈的规诫与惩罚。进入社会语境的前提是个体必须处于文化之内，而绝不可能处于文化之外。性别的概念也是同样如此，所谓的性别范式是一个既定的社会认知框架，这种框架被运用于个人后天的性别意识形成过程。在意识形态和日常行动中得到不断地强化和稳固。在文化观念的世袭之中，性别身份的二元划分、两性关系的绝对性以及异性恋霸权进入了产生、强化和传承的循环体系之中，人类最初的性别角色乃至性别分工被置为原初的正统性地位，从而遮蔽了文化自身的塑造功能。这种循环体系形成了一套规范，这套规范经过了反复的性别实践检验、固化而被认可，最终形成了“性别矩阵”。在性别矩阵之中产生的个体在很大程度不会对矩阵本身提出质疑，反而会通过自身和群体的认同感达到对性别矩阵的强化和制度化。在性别制度中，唯有能够满足生殖欲望和延续人类种族的两性结合才被视为正统的性别交往方式，异性恋婚配制度由此得到肯定。而在异性婚姻中，异性性行为是符合道德伦理的性行为，形成了合理性的范围。这个过程将得到政治、法律等因素的支撑。而超出这个范围的性少数群体被视作是病态的存在，这些群体显示出了不同于传统异性恋配偶的游移可能性，和传统的性别固化形成冲突。在巴特勒看来，这种固化的过程是一种性别按照社会规范不断“重复”，进行“操演”的过程。在主体明确了自身的生理性别之后，需要建立起和心理性别的对应关系，以满足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可的需要。但这种“操演”过程中，个体需要不断将性别气质、性别实践和已有的认知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以一种间断的方式进行的，它本身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和距离感，也因此，并非每次结合和自我规范都能满足社会的标准。也就是说，个体在每一次性别表达的处境中，都有突破社会“性别矩阵”的可能性。在个体通过后天学习、模仿、认同的过程中，每一次都有陷入“错误”的概率。由此可见，性少数群体在“错误”的实践道路上偏离了常规。他们在每一次性别身份选择时都是“非常规”的，性别气质、心理性别和生理性别本身被视作是主客体的分离结果。个体的性别出现了流动性，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个体可以展示给外界的表现而非特定性别的专属特性。酷儿理论强调了这种开放状态，针对酷儿理论、巴特勒式的性别操演不同于异性恋的传统角色的性别操演，它打破了异性恋的先行文化模式和因果、主次等复杂多样的“必然”逻辑联系，性别一词本身也就成为了质疑的对象。
然而，正如同女性主义理论家卡尔霍恩所指出的，巴特勒的性少数群体“操演”也会陷入异性恋的话语之中，在一些同性恋群体中仍然可以看到父权力量的内部施用。性少数群体往往会陷入酷儿理论针对异性恋主义提出批判的悖论之中。也因此，一种更加包容的话语语境和女性话语本身需要得到确立和完善——在这种语境之中，性别符号表征的使用条件将会得到更加自由。
性少数群体所体现出来的性别身份的游离性表现在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多重组合可能性上。在性少数群体中，之中性别身份的不稳定性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异性恋霸权所无法容纳，也是性少数群体能够对异性恋霸权、父权制提出抗争的据点。可以看到的是，异性恋为了将这种异己的性别身份纳入原有的规范秩序中，会以自身的规范进行相关的定义，以审视的态度将这些群体视为他者，通过主客体区分重新稳固自己的主流话语权地位，体现出了深层的失措心理。必要时，异性恋霸权会采用更加极端的方式使性少数群体集体失声。而每一个酷儿，为了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会主动配合异性恋霸权的要求，保持沉默或是扭曲自己的心理意识。性别身份的自主选择权所具有的单薄权限并不足以用来改变现状。在面对规范的实施者时，不应该在被动的地位恳求主流的接纳，而应该思索一种符合本土化文化语境的新的出路。
中国本土具有悠久而多样的理论文化渊源。道家的阴阳理论蕴含了对于性别的另一种思考方式。追溯老子等理论家的观点、看法，其给予性别文化研究的启迪将不仅仅停留于政治意味上的男女性别对立的和解，更意味着可以从中挖掘对雌雄同体、阴阳共生的性别身份存在的伦理合法性和性别观点进一步开放的立场。
老子等道家理论家在典籍中表达了对于阴性气质和阴性事物的重视。首先，这表现在老庄对于女性意象的强调上。道家学者在论述万物滋生的前提时，反复提到母、女、牝、雌等与传统阳性事物相对的意象。这些意象本身承载着道家对于阴性的深刻认知：它们与阳性意象相互对立但统一，但阴本身有孕育万物的基础。尽管老子强调地位卑下的重要性，这是需要一再审视的看法，但道家所论述的阴柔气质的重要性，阴阳和谐、相辅相成和交互补充却给予了现代社会关于性别思考的重要支点。柔弱的事物却未必是软弱，通过与强势、强权不同的道路，其同样可以化解许多现实矛盾，是另一条可以参考的思想道路。其次，阴阳和谐才能孕育万物，单一的肯定包括单一的视角等，往往限制了多元化的结果。
阴阳的共生既能够表现在万事万物上，例如天地之合、男女相配，同时也能够体现在个体身上，即个体同时兼具阳刚与阴柔的气质、思想和精神。个体能够站在两种区间进行灵活探索和反思。籍此，这暗含了某种身份的多重组合可能性。个体不再被单一的性别归属所规定。从比较文学的变异学视野中，可以看到二者在理论的共通性。
3 女性艺术形象的变异转向
在比较文学学科中，变异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其中又包括流传变异学和阐释变异学。“阐释变异与流传变异的不同之处在于：流传变异往往有影响交流关系，阐释变异往往没有实证性影响关系，是根据话语想象、虚拟或者主观地阐释视域趋同而形成的可比性关联域。”在阐释变异学中，来自异域的理论和本土理论因类同性达到对话的可能。首先，后女性主义对性别身份的打破和发明，取消了对立和标准，它关注性别领域，划分了性与性别。而道家理论同样包含了浓厚的性别思想。从这一点来看，二者所关注的对象是相近甚至是一致的。其次，操演中不同的性别组合强调了选择的多样性，道家的阴阳理论同样可以运用到个体上，也因此，每个个体获得了一定的身份权利，具有展现叠合身份的潜质。再次，尽管儒家思想在后世的传承中明显得到了发扬，但道家思想始终在中国思想史中存在，丞待挖掘和利用。借助性别议题，或许道家能够契合当下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呼吁，发挥效用。
在艺术作品中，性别气质在其中已有各种不同的创作案例，如各种“假小子”的形象。女性气质在中国语境中同样表现出多样性。实际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性别气质均可以从“支配/从属”“刚性/柔性”两个交叉的范畴考量。二者都与传统的性别因素相联系。在传统的性别划分中，男性多为支配、刚性的，而女性则多为从属、柔性的，在后女性主义和道家阴阳思想的双重交汇和介入下，这种刻板的性别印象显然受到了冲击。从交叉的坐标轴来看，女性艺术形象所表现的气质不再是单一的，而这种性别意识的改变将不仅对个体具有重大意义，推动心理、个性的建树，同时对于社会的权利分配等性别带来的固化实质也能有所突破。实际上，由于作家个人的人生经历和种族、阶级等原因，女性艺术形象所表现出来的性别气质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部分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女性做到了这样的兼具气质，即所谓的雌雄同体。从性别统合的意识来看，她们能够兼具两种视角看待事物，而不完全受到单一的视角牵累。这实际上也是后女性主义的努力方向，当社会整体意识到弱势群体的重要性，意识到她们身上表现出了更加开放的心态而不采取压抑或是贬低的态度，这或许对于思考性别理论发展的下一步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可以看到，在后女性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引介下，性别意识在理论上得到了解放，与此相适应的，在艺术创作中，女性形象有了多样化的趋势。在面对更加包容和开发的未来，我们或许能够从本土的文化思想寻求解释和演化的根基。这不仅仅是对性别等问题的探讨，同时也是一种传统回归。在强调文化本体的当下，这是一个鲜明的海外理论与本国历史文化交融的生动案例。■
引用
[1]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
[2] 贺璋瑢.两性关系本乎阴阳[M].成都:巴蜀书社,2006:158-205.
[3] 王超.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361.
[4] 方刚.多元的性/别[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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