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身处近世时期的大部分思想家来说，儒学的价值观是他们衡量事物的最主要的价值标准，汉文学是他们所承认的唯一的正统文学。但是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显然是站在“近代”的角度来审视、理解和评判文学的，这样的做法犯了脱离历史语境的兵家大忌。然而，恰恰是福泽谕吉这样独特的文学视角给当时一潭死水的日本文坛注入了新鲜活力。本文将结合福泽谕吉的西学背景和他对中国儒学的理解，以其所作思想诗为切入口，探讨福泽谕吉思想的演变与本质。
1 福泽谕吉的诗歌
谕吉对中国诗歌的正式创作始于明治九年（1876年）。那年夏天，根据谕吉的全集，谕吉开始写诗，回忆起学习汉学的旧时光，买了一本诗歌参考书。他的中国诗歌主要有律诗和绝句两种形式。以下是对谕吉绝句诗的赏析，并对其思想内容进行分析。诗1：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修习问学唯尚实，明辨独立言行一。
根据福泽谕吉的观点，上天并没有给予那些在上面的人更长的生命，也没有给予那些在下面的人更短的生命，也就是说，对于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现实生活中智者与愚者、贫者与富者、贵者与卑者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知识的存在，而知识的存在是由学习而非学习造成的。因此，人生来就没有贫富之分，只有勤奋的知识、丰富的知识才能富贵。这种知识不是一般的空洞知识，而是指能够帮助人们生活、身体的知识。他学习了8国语言，练习写作和记账，学习算盘，主张学习地理、物理、历史、经济、自我修养和外语。福泽谕吉认为对于国家而言，实施教育文明政策是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坚强不屈的保障。除了提供普及教育，他还提倡教育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和国家认同感。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喜欢暴政，憎恨仁爱，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愿意受到外国的欺凌。借助有效的教育手段，把这种朴素的民族意识提高到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的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诗2：倡文明之实，建文明国家。使硝铁生烟，抗列国来犯。
日本在崛起前也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而且日本最初危机感很强。早在1837年时，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者德川齐昭就曾说过，日本将是西方打击的一个目标，因为中国太大，朝鲜又太小，而英国炮舰打日本正好。但英国炮舰没到日本来，却敲开中国大门。这就是鸦片战争。对于中国发生的一切，日本也很担心。所以福泽谕吉说，日本不断向中国学习，连危机意识都学来了。不过日本在19世纪也有危机感。这就很好体现在上诗中。
而为了自强以抵御侵略，福泽认为， 每一个爱国的日本人所持的立场便是推进日本的文明进程。所谓文明，一般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而区分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的标志便是看：这个社会的一切事业是否纳入一定的规范之内；
人民是否朝气蓬勃而不囿于旧习；国民是否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需仰仗他人的恩赐；是否敦品励学，不苟安于目前的小康；工商业是否发达。而就一个国家而言,文明主要包括两种文明：外在文明与内在文明。前者主要指有关衣服、饮食、器械、居室、政 令、法律等方面的进步程度；后者主要指精神方面的东西，即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中的社会风气。而当时的日本,仅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精神。
诗3：雾中真相有几分，万事无穷亦无言。老翁多言君勿怪，不过人间万事中。
这首晚年的《傅翁白华》也是谕吉的作品，比青年时期的作品更为世故，也不那么专横跋扈。这首诗反映了他晚年的人生观，即“人生如梦”四个字。第一句“雾中真相有几分”一方面表明人的存在状态既是真实的又是空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谕吉的基本思维方式，即避免“过分强调”片面性。他曾经指出，日本人在考虑问题时有“偏重量轻”的问题，这种病被它称为“溺水的诱惑”。最典型的例子是酒店老板被认为酒量很好，小吃店老板被误认为滴酒不沾。谕吉说，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是建立一种言论自由的世界。
通过以上三首汉诗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谕吉创作的中国诗歌既不是巧妙的文字，也不是生动有趣的人工作品，更不是纯粹的寄情山水。这些诗歌清楚地表达了谕吉对日本社会和西方权力社会混乱的不满。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感受到谕吉对西方实学和西方文明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激发了谕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带领国家致富的愿望，激发了一个强国的决心，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好。
2 儒学无用论的背后
福泽谕吉写诗，不取材于中国传统，而大力提倡西方文化，并认为儒学为“无可取的学问”。但其实这样的观点是有极强主观色彩而有失偏颇的。福泽在言论和行动上对儒学的排斥原因何在？从其著作《文明论概略》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第一，福泽认为在儒学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缺乏自由言论的风潮。福泽认为在中国社会只有在周朝末叶尚存一些自由言论的风潮。
第二，福泽认为儒学主要讲道德，而儒家主张的道德不仅无法适应变化发展的社会，而且道德是无形的东西，可以伪装。这个世上会有“伪善者”的出现，但不会有“伪智者”。
其实，在江户后期，“扇子学校”（由每个家族建立的子弟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数量大大增加。武士在四书五经教育上获益良多，商人和经济实力雄厚的农民在私立学校学习儒学，用通俗的语言将神、儒家、佛和道德信学融合在一起，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大众”知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异校禁书”。
为了遏制当时的铺张浪费，贯彻重农抑商的方针，实行思想控制，幕府将军命令直属的学府（后称昌平坂学问所）只教授朱熹学说，禁止教授外来学问。这项禁令的意义有限。像所有的禁令一样，人们总是愿意以两面派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禁令。据说，当时日本的大儒沙依赛在值班时教学生朱子，在下班时教学生阳明主义。在他88岁去世的时候，他的门徒已经增加到3000人，其中一些是著名的人物，如渡辺华山、中村正直等。他们借助儒家的知识框架和世界观来理解现代西方文明，试图解决当时日本在西方世界冲击下面临的各种问题。
所有经历过明治维新的人都学习过儒家思想。这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几乎每个人都接受儒家教育的时期。即使是批判儒家的福泽谕吉也读过11遍《左传》。
日本儒家单一行（1622-1685）在他的著作《神圣教会记》中提到：“诗人所向往的地方，他的话语会动，古诗的自然韵律也会动。他的志气或挽救讽刺，或评多义，或善景，或自鸣得意，或说本届政府的德行，所以，六义自然存在其中。后来，研究诗歌，巧妙的词语和趣味，其词语都是虚假和荒诞的。因此，诗人是世界上最悠闲的人，娱乐和宴请的媒介也就失去了。”
单一行的这段话同时向我们揭示了两个重要事实。
第一，江户时期的日本社会，出现了很多诗人，并且写就了大量诗歌，但很多都是寄情山水、诉诸风情。虽说如此，受儒家文化影响，还是有部分诗歌沿袭了儒家“入世”传统，揭露了社会现实。
第二，虽然儒学传入日本的形式和重点与中国明显不同，但“治世”的核心是一以贯之的。儒家诗歌的初衷是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把文学与人们心灵、社会状况，特别是国家政局联系起来，因此这种文学作品既有审美趣道，又不缺乏哲学高度。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福泽谕吉主张诗文要摆脱中国传统，尽快融入西学体系，但是福泽谕吉本身的思想就是在儒学的环境中养成的，并且他身上的批判的精神也是儒学中的应有之义。或许有人会问，文学为何要为政治服务？文学为何要承载厚重的思想内涵？要在各种思想间选边站队？文学不可以成为单纯的文学吗？这种想法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实则不然。因为任何“主观性”一旦脱离客体对象就无法确立。摆脱历史、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与净化后的文学不是“独立”，而是一种“无关”、一种脱节的逃避。而在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我们不能忽视儒家的重要命题，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3 “文道合一”，“诗理相结”
文学与道学的关系是历代思想家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柳宗元主张文学应以道为本，韩愈主张文学应以古为本，欧阳询主张文学应陶之以道，周敦颐主张以道载文，邵雍主张文学是道学的直观表现。朱熹在周敦颐的影响下，主张“道”与“文”的一致性，坚决反对“文”与“道”二分的思想。他曾经说过，“如果你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接受文本，而不重新考虑其推理的对与错，那么道就是道，文本也就是文本。有些东西偏离了道，所以它对于道路来说是不够的，对于道来说是不是足够的呢？如果道不合适，也不存在，那么文本就是说教。只有文本和道可以相一致。否则，我们两个都会失去。”其次，朱熹虽然强调文学与道学的一致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道”之间没有关系。他认为，与“文”相比，“道”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显然，朱熹认为“道”是文学的基础，文学只能由“道”构成，“道”是日常事物的原则。许多人批评朱熹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和抽象的思维，但事实并非如此。朱熹理论中的“理”只是指它为何如此的原因和如此存在的原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有它们应该有的存在状态，同时它们必须遵守某些规律。政治、社会和个人都有其应有的状态，人们可以通过“审视事物”来获得这种应有的状态。朱熹说：“很多人认为这个道理是一个暂停的事实。大学不说精细的原则，只说材料，是事情上的重要人物所理解的，从而方见本质。所谓的本质不应该出现在事物中。”既然理性不是空洞的，如果没有理性，那么文学就不可能是一个空洞的学习，一个无用的学习。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心中的“真理”，诗歌等文学作品才能成为经典。
不可否认，朱熹希望用“尊”来维持心态，从而达到“明心、明义”的境界。这表明，朱熹的思维方式，诗歌的内容取决于主体心中是否有“理、义、道、体”。“诗义结合”和“文德结合”的思想，不仅反映了朱熹重视文学，也表明了文学离不开宋明理学的指导这一重要事实。
4 有关“文学”概念的思考
当我们思考“文学”时，我们应该在历史地、辩证地、唯物地分析“文学”的语境。例如，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如俳谐、歌舞伎、浮世绘、薰落本等都可以被称为文学，但当我们回到江户时代，我们发现当时的思想家可能已经将文学排除在“文学”的范畴之外。大载台春（1680-1747）在他的作品《独白》中将歌舞伎、纯玻璃作为“淫乐”的“戏”，为君子所鄙视。对于现代大多数日本思想家来说，儒家价值观是他们衡量事物的最重要标准，中国文学是他们唯一认可的正统文学。事实上，福泽谕吉作为启蒙思想家，清楚地从一个“现代”的角度来看待、理解和辨析文学，但这种方法违反了文学的禁忌，脱离了历史语境。日本学者中村彦对日本现代文学进行了分类，具有一定的学习意义。中村认为“在现代世界的普遍意识中，所有的文学都按照自己的阶级分为两类。一个是传统的文学群体，即从中国引进的日本和歌和中国诗歌。二是中世纪末期萌芽的现代形态，开足玻璃、歌舞伎、假草、上吉草子等新文人。现代人称后者为俗文，前者为雅文学。”
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日本现代文学分为四类：（1）意识形态文学；（2）寄情山水文学；（3）娱乐大众文学；（4）教育功能文学。
所谓意识形态文学，就是探索 “道”与实现“理”的文学作品，他们以传统儒家为终极目标。寄情山水文学主要是指中国诗歌，娱乐大众文学大致可以说是“戏剧”，教育功能文学就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主张文明开化的文学。其中，前三类文学与最后一类文学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联系。四类文学是存在着交错的有机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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