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与媒介人类学相遇——媒介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实践_名家名作_杂文_网络文摘

陈雨微

　　媒介民族音乐学是研究音乐表达、记录和传播、音乐媒介及其社会功能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尽管目前狭义上的媒介民族音乐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梳理、归纳媒介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却是极为重要的。

一、媒介民族音乐学的学科架构

民族音乐学的前身被广泛认为是比较音乐学。纵观这门音乐理论学科的研究历史与动态进程，无不体现着学科交叉的性质，媒介民族音乐这一新视角亦是如此。

（一）学科名称

民族音乐学通过观察、访问、实物收集、录音、摄影、录像等实地考察手段，研究世界诸民族传统音乐及其发展类型。当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两大趋势：其一，美国学派所倡导的研究“音乐中的文化、文化中的音乐”；其二，侧重音乐学的跨学科研究。

　　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最早明确勾勒出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即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五大领域。媒介人类学是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运用人类学的文化方法，从传播的视角研究人们如何使用和理解媒介技术，并围绕人们的媒介实践活动阐释其文化内涵，即人、媒介、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

　　尽管人类学家、民族音乐学家较早且广泛地将“媒介”引入田野中，但这种引入更多地停留在将“媒介”作为完成研究的辅助性工具。传媒性音乐研究虽关注到媒介，但也仅仅将其视为城市音乐研究中的边缘领域。2019年2月20日，厦门大学周显宝教授受邀参加由日本京都大学主办的第20届信息科学学术研讨会暨“数理·计算科学的挑战”会议，并于会上作《民族音乐的创作、记录、传播与媒介变迁：“媒介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of Media）新学科的提出》主题演讲，明确提出“媒介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称谓。由此，伴随着“媒介民族音乐学”这一新兴学科的提出，媒介改变了以往的辅助地位。

（二）学科特征

媒介民族音乐学沿用了人类学田野考察与民族志的工作方式，强调利用媒介技术保存有关社会文化实践的民族音乐影像志，同时围绕媒介化的社会实践进行文化阐释。

　　1.方法：数字化的田野考察

　　田野考察是媒介民族音乐学的基础和灵魂。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自诞生之际就始终离不开媒介的参与。数字化的田野是建立在媒介技术上的观察、访谈、问卷、记录等实地考察方法与技术。一方面，从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角度的全息式记录，更能全方位捕捉音乐事象中的一切相关文化信息。另一方面，当下借助电话、网络、手机微端等电子媒介，拓宽了实地考察的形式，使得研究者能够“多次重复”甚至“跨地域”进入田野了解音乐事象，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田野受访谈时间和环境限制的局限。

　　2.内容：关注音乐事象中的媒介、符号、传播

　　媒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音乐表达、记录和传播的媒介变迁与转型、音乐媒介对人与社会的影响。音乐事象中的基本要素包括媒介、符号、传播，是一种循环互动的关系：媒介负载符号；符号负载信息；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传息以期完成传播；传播又促进新一轮的媒介革新。

　　媒介是传者与受传者之间传递信息的载体。传播媒介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从口语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新媒介再到新新媒介，不断影响社会、族群的音乐文化。符号是人类交流语境下产生的一种中介。民族音乐学的符号学研究将音乐视为一种语言、一种符号以研究人类音乐事象。传播是社会实践中的信息交流，音乐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必然也离不开传播的环节。

　　

　　作为民族音乐学的拓展学科，媒介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音乐创作、表演、聆赏过程中的音乐信息形态；各种音乐形式传承、传播的渠道和方式；现代社会中音乐传播的媒介技术及其功能等。由此，其核心论域是：研究音乐传播的载体—媒介、媒介的内容—符号、符号的内涵—意义。

　　3.目标：数字化音乐影像志

　　媒介民族音乐学提倡将音乐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社会大众音乐媒介以及族群音乐文化的方法。自20世纪以来，民族志纪录已成为学术研究和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民族音乐学所强调的音乐志是一种全面纪录某一民族、地区音乐现象的综合性著述，其中包括与这一音乐事象相关的历史与现状、音乐本体、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等。民族志同样是媒介人类学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不管是媒介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的田野都认同以镜头语言“书写”的民族志，并运用民族音乐学、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对影像志进行音乐、媒介、文化研究。

　　这种数字化音乐影像志的倡议也与当下民族音乐学发展息息相关。2019年8月26日至30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了为期5天的首届华语音乐影像志展映，此展映围绕“传统音乐的当代遗产”主题共播放了29部入围影片和8部特邀影片，这一举措意在推动“音乐影像民族志”学科的建立。在推动科研之余，也孕育出一个有关媒介与音乐的专门化、系统化的共同体作用于公共文化发展。

二、媒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实践

目前关于媒介民族音乐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媒介人类学音乐现象研究

媒体人类学（Media anthropology）一词源于1969年美国人类学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上。早期的媒体人类学侧重于应用媒体人类学，以公共教育为目的，帮助公众借助媒体获取人类学相关信息。20世纪末，相机、摄影机、录音机等现代传媒工具开始成为人类学家反思民族志的重要支点。纵观媒体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大致经历了人类学家借助媒体走向公众的指南手册、人类学家民族志的工具、人类学和传播学携手的新学术视域。

　　媒体人类学是传播学与人类学碰撞的结晶，其以“媒体”为核心，研究与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音乐实践是其研究的一部分。国内媒介人类学的音乐现象研究以云南大学新闻学院为代表。孙信茹教授从影视人类学、媒介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关注白族微信山歌的社会实践。在微信这一媒介影响下，白族村民的对歌行为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形成了新的制约逻辑和社会交往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对白族微信对歌行为、媒介化过程展开的实地考察，媒介人类学不仅研究了民歌的传唱与传播，同时还关注新规范下的族群交往形式与文化实践。

（二）传媒性音乐研究

由于城乡发展差异，大众媒体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被城市所占据。其后传媒性音乐的研究也一直被认为是城市音乐研究的一个边缘领域。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媒介音乐研究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传媒性音乐研究主要从技术、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不同视角，集中剖析城市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跨文化、区域的城市音乐的产生、发展、融合、传播等诸多复杂问题。技术视角下是从纵向的音乐传播技术革新，对大众传媒进行时代划分。经济视角从音乐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音乐表演与经济的关系，即城市音乐产业。文化意识形态视角关注媒介化音乐的跨文化、跨族群社会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5年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城市音乐景观》一书中，作者对以上三大研究话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在“音乐生活的技术：传媒层观”一章中，探讨了城市音乐的媒介变化，这对民族音乐学中的媒介研究超越辅助地位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媒介民族音乐学研究

媒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既借助媒介技术、分析媒介技术，又作用于媒介技术，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音乐表达、记录和传播的媒介变迁与转型、音乐媒介对人与社会的影响。目前关于媒介民族音乐学研究集中在周显宝教授带领的师生团队，围绕媒介民族音乐学区域个案展开研究。

　　周教授在 2016 年发表的《民间文艺复兴：草根乐风与多元审美：中国网络古风流行音乐考察与研究》一文中提到媒介技术变迁下音乐、声音传播的方式、效率、速度等多方面变化。2018年周教授的硕士生熊楚月在其硕士论文《真实与虚幻：透过媒体空间的自我追寻》中首次以媒体构建的仪式空间作为研究视角，以日本偶像音乐团体Hey！Say！JUMP为个案，将流行音乐研究和媒体研究相联系，延伸阐释媒体仪式空间和音乐对迷群产生的影响。2021年周教授的硕士生张希敏对畲族小说歌进行了媒介民族音乐学个案研究，描述分析了畲族小说歌的音乐本体、表达时空，梳理小说歌不同发展时期的媒介形态演化；探讨畲族族群在畲族小说歌不同类型媒介记录下的文化记忆的建构、维护与变迁。目前关于媒介民族音乐学的相关研究仍非常有限，这对学科发展来说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三、媒介民族音乐学的相关思考

媒介民族音乐学是媒介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交叉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笔者结合以上论述，总结出媒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几大方向，供学者们参考。

（一）音乐传播的媒介技术研究

音乐传播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不断提高传播速度、摆脱时空局限、最终达到自由传播的历史，传播活动的进化始终离不开媒介的参与。这些媒介技术又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革新。如新兴的云演播依托5G新型信道传输+4K/8K视频采集技术，以“手机+电脑+投屏+头显”的线上观看、互动方式，达到艺术传播的目的。媒介的变迁丰富了音乐的传播方式，拓宽了音乐的传播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