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磊

　　古埃及的教谕文献普遍存在于书吏学校中，通常是国王、官吏或德高望重的智者们为了将年轻人培养成为忠君爱国的官吏而撰写的教导性文献，采用智者教育年轻人的口吻写成，因此又被通俗地称作“说教文”。作为书吏学校重要教材之一的教谕文献便成为研究古埃及社会状况的重要文字资料。

一、教谕文献的特点

根据内容的不同，教谕文献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1）关于“树立正确的人生志向及规范处事方式”的教导。其中涉及古王国时期的几篇教谕文献多次强调了人生志向等方面的教导，也谈到了掌握正确的行为方式是成为精英阶层的基本要素；（2）效忠神灵及王室的教谕，包括国王对王子们的教导以及贵族对继承者们的教导，同时因为有文献提到了教导百姓要效忠国王的内容，因此又被称作“效忠”教谕。

　　根据学者的研究，对教谕文献的确切定义虽然存在不同观点，但大都认可其中两点基本特征：（1）成文体系方面：教谕文献的结构多由主题、正文和总结三部分构成。①主题——包括此文献的题目，题目后紧跟作者和受教导者的名字，两者通常以父子的关系出现；②正文部分——正文是全文的中心所在，通常由人生志向、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等构成；③总结部分——重申作者的目的，从而加深在年轻人心里的印象。（2）教谕的宗旨都是“惩恶扬善”，具体包括惩恶扬善、诚实守信、谦逊拱让、忠于君主和爱戴百姓等方面。这些教导无疑对古代埃及社会的和谐安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教谕文献形成的自然因素

土地和气候条件对古代埃及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类似于史书中记载的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一样，古代埃及文明也是起源于尼罗河两岸分布的充满生机的绿色狭长地带，就像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描述的“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如果没有这条生命之源，埃及可能早就成为一片荒漠了，更无辉煌的文明可言。

　　教谕文献的产生与古代埃及特殊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埃及人最早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涉世经验的形成都多少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每年尼罗河洪水定期到来的规律性和埃及国土的相对封闭性给人们带来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甚至每天都会规律性出现的日升日落，都使古埃及人民对神灵有着无限的尊崇，影响着古埃及人们对自然循环秩序的敬仰之情，这些也对教谕文献中出现的理想的人格如崇拜神灵、尊崇秩序和正义等方面形成影响。利希泰姆在《古埃及文学》一书中也强调了此观点：“古埃及那些有机会受教育的阶层，由于本身处于等级鲜明的上层社会中，他们认为社会等级秩序便类似于自然现象中的秩序，就像太阳每天升起又落下一样，埃及的法老处于社会的最高层，由他控制着这种秩序的稳定。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那些受过教育的智者们便总结出一句句短小的箴言，这便是教谕文献的最初形式。”

　　当然，古埃及的自然地理条件也存在不利的一面，每天都能看到的太阳、定期泛滥的尼罗河以及无尽的沙漠都是埃及人潜在的“天敌”。与埃及那些处于相对荒漠化的邻国相比，埃及由于尼罗河的庇佑而显得富庶和幸运，埃及人由于早就意识到这些自然因素中存在的毁灭性而不断地奋斗，争取避免灾难的到来，或者说将灾难的破坏程度降到最低。这就是教谕文献中经常出现争取正义、反对邪恶主题的重要原因。

　　埃及地形情况的特殊也是影响教谕文献中主题思想的因素。由于尼罗河东西两岸相对应，东部沙漠和山脉与西部沙漠和山脉也相互对应。这种对称的地形使人们在心理上不能接受破坏相对一致性的事情。教谕文献中反复体现这种一致性，在内容上往往追求完美的事物，反击那些破坏和谐的事情，维持和谐的观念支撑着教谕文献的存在和延续。例如，现已发现的古埃及最早的教谕文献是大约产生于第四王朝的《王子哈尔杰德夫之教谕》。讲述的便是王子哈尔杰德夫教育他的儿子要成家立业、娶妻生子、营造墓地以便在来世永恒生活的故事，特别是反映了古埃及人对永恒世界的憧憬。而在《阿蒙涅姆赫特一世对他的儿子塞索斯特里斯一世的教谕》中，国王则告诫王子们：“千万要留意那些身份比较低下的臣子们，如果他们策划阴谋，是不会让你事先知道的。更不要信任你的兄弟，不要去结交朋友和知己，因为他们一无是处。当你入睡时更要多加留意身边的人，因为在你身处险境时是不会有人伸出援手的。”

三、教谕文献产生的社会背景

毋庸置疑，“教谕文献”之所以被当作书吏学校的教学文本传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教谕文献的教导符合社会的主流思想，即有利于统治阶层利益的社会伦理的基本原则。在早王朝之前，政府职能和社会阶级的详细情况虽然还未确定，但社会等级分化是早已经存在的，因为现存资料中国王的高大形象已经直接表明当时国王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古王国时期，由于社会等级的分明，统治阶层更希望通过教谕文献来达到维护社会正统思想的目的。

　　古埃及社会中，法老的地位至高无上，由他分配土地给贵族和僧侣。贵族们骄奢淫逸，奴隶们则暗无天日，使得阶级矛盾尖锐异常。奴隶们在政治、经济上毫无权利，更无从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从一开始产生便带有这种阶级性，贵族阶层需要培养未来的统治者，因此学校这种培养人才的机构便成为他们垄断知识特权的行政部门。法老是古埃及教育的最高决策者，贵族阶层则成为学校实际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可以说古埃及的学校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化”学校。

　　其次，官僚阶层特别是维西尔在产生和传播教谕思想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这些教谕文献中所谓正统的伦理教化的产生首先要与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相符，自古以来每个国家都需要忠于职守的官吏们管理，古埃及也不例外。维西尔的职能十分重要，不但在行政管理等部门把持着主要权力，而且出于职责要求，作为维西尔的他要对王子进行治国策略和为人处世等方面的教导，并且要通过日常的观察在百官之中选取合适的接班人，这便给那些削尖了脑袋往上钻营的书吏及其他官员以机遇。

　　另外，书吏作为少数能够掌握书写符号的群体，在推动教谕文献的发展上功不可没。古代埃及“托特”是所有书吏的守护神。他是发明文字和记录法律和年鉴的文书神，同时还掌管着数字和时间的划分，并推算出年和日的历法。书吏阶层作为教谕文献教育最大的受益者，在他们成功之后又会作为伦理的教导者，大力推广和发展教谕文献中的教导言论，努力去倡导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富有正义感的社会。

　　后世的文本中经常会出现学生对背诵相对枯燥的教谕文献的埋怨，但是这种看似很笨的办法却对书吏的成长十分有用。学生在抄写和背诵教谕文献的同时也达到伦理教化的目的，使他们在阅读中思考，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了正统的道德情操。这些教导都会在学生的基础教育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他们成为书吏后也会受益匪浅，这便使得书吏在由学生转型为教导者后，仍会乐此不疲地继续沿用这一教学方法。

　　综上所述，古代埃及教谕文献的发展一方面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源于上层社会的大力推动和支持，而统治阶级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出于维护其自身统治的需要，他们希望推广这种有利于社会安定的价值观，教谕文献提倡公正和谐，这种观念在全社会的推广必将在很大程度上维护官僚集团的统治，同时也将促进古代埃及社会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