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子鹏

　　杭世骏，字大宗，号堇浦，又号智光居士，浙江仁和人。杭世骏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学者，以其博洽的治学特点为后人所称赞，其学涉及经、史、方志等诸多领域。杭世骏尤善史学，曾奉命校勘二十四史，著有多部史学著作，《三国志补注》便是其代表作之一。

　　陈寿《三国志》因其行文简洁、叙事精要，为后人奉之良史，但其记事不详的缺点亦为后世所诟病。后虽有裴松之《三国志注》捃摭繁富，考订精详，然其追求注文简洁的风格使其不能尽补缺略。杭世骏以裴松之“集注尚有阙略然，因更广采异闻”作《三国志补注》，欲“以博洽胜之”。杭世骏以其博洽的治学思想与注重考证的乾嘉风尚相结合，使《三国志补注》颇具特色，其独特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广引史料，博征逸闻

广征博引是杭世骏《三国志补注》的一大特色，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征引文献的广博，经笔者统计，杭世骏《三国志补注》援引文献160余种，在裴松之注引用文献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量增补。其所引文献的类别既包括史书典籍，也有地理方志，还包括诏令文书、儒道经典、野史传说、各类笔记以及后人研究。在其所引文献之中不乏被前人忽视的价值之处，例如关于孙休之死，《三国志》仅有“休毙”二字，裴松之注亦无多叙述，杭世骏引用后人学者朱彝尊最新的考古研究发现，对孙休所葬之地的位置，墓室构造有了一个详细的描述，为后人“注史”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二是内容的广泛，《三国志补注》所注条目涉及内容广泛，包括人物事迹、典章制度、文字音义、地理名物、户籍人口、刀剑兵器等方面，力图还原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如其引《通典》对当时人口增长情况进行了详细描述。“魏灭蜀自晋武帝太康元年，凡十八年，户增九十八万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万九千八百八十二……三国鼎立之时天下通计户百四十七万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国鼎立之时由于各国间的常年征伐，使得人口锐减，晋统一后，统治者所实施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大促进了人口的增长，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发展。

　　杭世骏《三国志补注》广博的特点，源于其博洽的治学方法。杭氏之学以博洽著称，这一点在治史上也是如此。杭世骏治史范围广博，对宋代以前的历史都有涉及，其曾奉命校勘二十四史，其治史范围的广博亦使其对历代大量文献资料得以窥见，再加上得益于有机会阅读大量皇家藏书，为其广征博引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不仅治史范围广博，对内容的全面把握亦是其博洽治史的追求之一。杭世骏治史尤善从细微处入手，对于任何细节都不放过。这在《三国志补注》中有大量体现，如某人生卒日、碑墓位置、故居住宅甚至于所用刀剑兵器也引用文献加以说明，事无巨细，不厌其详。《三国志补注》正是基于博洽治史的思想，造就了其广征博引的特点。

二、兼具考证，尤善地理

杭世骏《三国志补注》所注条目650余条，经笔者通计，其中涉及地理方面的条目共计131条，在这些条目中以地名方位的考证最为常见。陈寿《三国志》中涉及大量的地名，由于年代久远，其具体位置已不得而知，杭世骏援引《水经注》《元和郡国志》《太平寰宇记》等文献对原文中所提到的大量地名进行了考证，定其名，确其位。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不仅考证地名位置，亦有对宫室建筑的考证，其中以其所引文献对洛阳陵云台的记载最为详尽。《洛阳宫殿簿》云：“陵云台上壁方十三丈，高九丈，楼方四丈，高五丈，栋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对陵云台的大小、样貌结构、修建过程有了一个详细的描述，为后人对当时建筑风格、修建方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文献。也有对碑墓住宅的考证。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地方风俗的记载。东汉末年，张鲁北据汉中，创五斗米道为汉中百姓所信奉。对于这一现象，杭世骏援引《隋书·地理志》有关记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隋书·地理志》曰：“汉中之人，好祀鬼神，尤多忌讳……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对当时汉中之地的地方风尚、文化习俗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杭世骏所作之注，涉及地理条目众多且类型丰富，这与杭世骏精深的方志学关系重大。杭世骏是乾隆时期著名的方志学家，其方志学“处处融入其博洽的学风，同时亦渗透着注重考证的乾嘉特点”。其中对地理的考证便是其著作的一大侧重。《三国志补注》中出现的大量地理条目，便是杭世骏运用其方志学治史的重要体现，也是其推崇博洽与注重考证学风在其史学与方志学上的一脉相承。

三、补注陈志，兼注裴注

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不仅注《三国志》原文，亦对裴松之注再加以注释。其对裴注的注解有对裴注的增补说明，如裴松之认为有周生烈一人，应姓周生而名烈，然其亦存疑虑，对此不敢妄下结论。杭世骏援引《后汉书》中有关周生丰见冯衍一事，又引用《风俗通》《敦煌实录》中的相关记载，认为周生二字为时人之姓，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佐证。除此之外，亦有对裴松之注的存疑之处。在关于魏明帝的生卒年的判定中，裴松之认为其生于建安十年，卒年三十五岁，而不是原文所记三十六。对于裴松之这一说法，杭世骏存在疑问，其引用《卮林》中“按志称，睿封武德侯，年十五，时为延康元年……盖以建安十一年生”这一说法，认为若《三国志》中关于曹睿于延康元年封为武德侯，时年十五的记载为实，那曹睿当生于建安十一年，卒年应为三十四，陈寿与裴松之所说均为误也。

　　然而，杭世骏所注《三国志补注》存在着诸多问题。四库全书《三国志补注》提要就谈到“是书补裴松之三国志注之遗，松之注，捃摭繁富，考订精详，世无异议，世骏复掇拾残剩，欲以博洽胜之，故细大不捐，瑕瑜互见”。其不足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多繁杂诞谩，缺乏考证。杭世骏以博洽治史，其广征博引、不厌其详的治史追求也导致了史书繁芜杂乱、荒诞不经的弊端。在引文上，其引用文献达160多种，引文种类丰富，其中不乏有价值之处，然亦有值得斟酌和商量的地方，如其多处引用《古今刀剑录》的记载，对某人所用某兵器、某人于某处获得某兵器进行描述，其记载尚且不知是否如实，但其执着于兵器细节的注解早已偏离主体，实为不必要之举。不仅如此，文中还多处引用如《殷芸小说》《神异经》此类的传奇小说，多荒诞不经之处，如某人宅在某乡，某人墓在某里，“又如嵇康见鬼、诸葛亮祭风之类稗官小说累牍不休，尤诞谩不足为据。”不仅引文庞杂，其对所引文献亦存在考证不精的问题。关于魏文帝所葬陵寝位置，杭世骏引用杜佑《通典》中的有关记载，认为魏文帝墓当在富平县西，经后人考证，富平县西当为孝文帝长陵而非文帝首阳陵，此通典之误也，而杭世骏对古人之失未及考证，亦未有更正，此乃《三国志补注》一大不足也。

　　第二，重复作注，叠床架屋。杭注中多存在重复作注的情况，此类注中有与裴注全同者，如裴松之注引用孙盛《异同杂语》文：“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而在《三国志补注》中则又再次引用了这则材料，可谓是叠床架屋，重复作注。又有文异事同者，如关于魏文帝善弹棋，裴松之引《博物志》中“帝善弹棋，能用手角巾”一语概之，而杭世骏又引《世说新语》说之，文异而事同，多不必要之重复，其可谓应补而未补，不应补者而尽补之。杭世骏欲以博洽治史，然其博洽有余而精练不足，致使注文重复这一弊病。

　　然而，《三国志补注》作为清代关于《三国志》研究的重要著作，其价值不容小觑。首先，《三国志补注》在裴松之注的基础上又增六百五十条，所引文献众多，涉及领域广泛，其文献价值不容忽视。其次，杭世骏是清代较早从事《三国志》研究的人，《三国志补注》为清代三国志研究的先声之作，为后来学者对《三国志》的研究提供了思路、方法、与经验，后来之作，如侯康《三国志补注续》欲以“广博治之”的方法就受到了杭世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