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靖洋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文学院

一、引言

《叛徒和英雄的主题》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篇短篇小说。其题目就包含了两个对立的元素，即英雄和叛徒，但在这篇小说中，英雄与叛徒并不处在一种二元的对立面上，作者将英雄与叛徒这两种看似冲突的元素融合于一个人身上，从而显示出了一种消解二元对立的主题。博尔赫斯曾说过：“我想天底下只有一种正义，那就是个人的正义，因为说到公众的正义，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存在。”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一种反传统的思潮，是反西方传统结构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个观点认为二元对立其实是传统哲学把握世界最基本的方式之一，但二者本身的地位并不平等，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等级关系，一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方。解构主义就是要打破这种传统。在德里达看来，二元对立的两个因素是“互补而非对抗”。而博尔赫斯的《叛徒和英雄的主题》这篇小说的主题正是将一种本该二元对立的因素融合起来，提供了一种新的隐喻。与其说是可以运用解构主义的二元对立来加以评论，不如说它本身就想表达一种对二元对立的颠覆。

　　小说讲述了一个爱尔兰说书人瑞安探究自己曾祖父当年遭到暗杀的真相的故事。瑞安的曾祖父基尔帕特里克是密谋者的领袖，在起义胜利的前夕却被暗杀。一百年间，没有人知道他是被谁暗杀的，瑞安想要探求事件的真相，经过不断的努力他找到了答案。原来在一次秘密会议中，基尔帕特里克委派下属诺兰寻找密谋者当中的叛徒，通过侦查，诺兰发现叛徒就是起义者的领袖基尔帕特里克，于是他采用了一种既是拯救又是葬送基尔帕特里克的方式，将他暗杀，完成了消灭叛徒的任务，同时成就了他英雄的美名。

　　在传统小说中，叛徒与英雄通常都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例如骑士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就十分鲜明，人物的性格刻画也较为单一，一方是英勇无畏的英雄，另一方是邪恶狡猾的坏人，二者形成强烈的对比，从而突出英雄人物的正面品质。但是，《叛徒和英雄的主题》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将叛徒和英雄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个体结合起来，即一个人物身上就带有这两种属性，这就打破了人们的传统印象，是对一种一元性人格的反叛。

二、英雄与叛徒的解构

小说里的基尔帕特里克在叛徒身份暴露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是密谋者们信任和敬畏的领袖，作者把他比肩摩西一般的人物，他的死更像是殉道一般，在策划和梦想的起义获胜前夕死去。在博尔赫斯虚构的历史中他仍旧活在勃朗宁和雨果的诗歌里，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歌颂。基尔帕特里克被写在诗里虽是博尔赫斯的虚构，但赞美伟大的英雄一直是诗人们的传统。从《荷马史诗》开始，英雄通常成为历史事件的主角，基尔帕特里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作者通过这样虚构的方式来体现人物身上的英雄性，同时也是为了在叛徒身份被揭露后使读者心理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样的手法不只一处，基尔帕特里克的死法同样也是英雄式的死法。他在剧院演讲的时候遭到暗杀，作者在文中直接暗示这个事件：“似乎重复或组合遥远地区和古老年代的事件。”历史上罗马帝国的皇帝尤里乌斯·凯撒也是被暗杀而死，两个人的死有一个巧合，就是两人在前往目的地之前都收到了告知阴谋的信件，但是两人都没有及时查看，本该避免的悲剧都没能避免。将基尔帕特里克与历史上另一个伟人类比，作者的意图就是突出一种历史的巧合，甚至说是历史的循环：“有一种隐秘的时间形式，有一种重复出现的线条图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加深读者对这位爱尔兰伟人形象的印象，让人难以将背叛这样的卑劣行径与其联系起来。但很快，随着主人公瑞安的解密，另一个基尔帕特里克的形象浮出水面。在1824年8月2日，密谋者们举行秘密会议，会议提及组织内部出现了一个叛徒，而这个叛徒很可能会对起义造成影响，于是基尔帕特里克委派下属詹姆斯·诺兰挖出叛徒。叛徒最终被诺兰找了出来，并在领导人会议上公开宣布，所有证据都指向了基尔帕特里克，他无可辩驳，他就是叛徒。博尔赫斯并没有写出领导人会议上众人的表现，只是说密谋者把他们的领袖判处死刑，他用了陈述的语气描写这个结果，但这个结果足够令人惊讶。无人能够想到起义的领导者居然是起义的背叛者，叛徒和英雄的形象重合在了一起，无不令人错愕，于此小说有了第一个人物形象的消解——英雄形象的消解。

　　在被发现以后基尔帕特里克的表现很平静，没有为自己辩驳，也没有企图逃跑，坦然地签署了自己的判决书，判处自己死刑，只是他提出要求处决方式不能损害祖国的利益。小说于此又有了第二个人物形象的消解——叛徒形象的消解。身为叛徒，却没有显示一位叛徒在身份败露后的狼狈与慌张，只是坦然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没有逃跑，没有抵抗。读者们的固有思维再一次被冲击，期待的描写本该是一个狼子野心的叛徒伏诛的场面，但作者却并没有这么写，而是依然用陈述的方式写道：“领袖签署了自己的判决书，但是请求处决方式以不损害祖国利益为原则。”小说里的人物默然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博尔赫斯也没有借助人物之口对叛徒做道德上的批判，“叛徒”以自己的行为消解了叛徒的定义。

　　背叛者背叛得不够彻底，英雄也再难称之为英雄。博尔赫斯以一种回避真相的方式将读者从一个疑问带入了另一个疑问当中，英雄的形象和叛徒的形象都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解，背叛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起义成功的结局又无法让人轻易对人物下定论。所以消解过后，英雄与叛徒形象又以一种极为古怪的方式融合在一起，二元对立在这时被一种二元结合所取代。英雄与叛徒是这篇小说中最为明显的两个二元对立所在，小说通过人物形象的反转塑造了一个复杂的人物，对传统的英雄小说完成了反叛，也打破了英雄与叛徒本该对立的刻板印象。

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解构

在英雄与叛徒这一显性二元对立的背后其实还隐藏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二元对立。在过去的诸多文学作品中，为了突出表现英雄的形象，对其他人物的描写就会相对弱化。例如，《伊利亚特》中为了突出阿基琉斯强有力的英雄形象，在他参加战斗以后，希腊联军便溃不成军，这种较为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普遍存在。但是博尔赫斯在小说中却没有只将笔墨放在基尔帕特里克一个人身上。在基尔帕特里克承认自己的叛徒身份以后，这个“英雄”就不再是起义的主角，他不再是带领胜利的最终条件，而是成了计划的一部分。在基尔帕特里克提出愿意受罚但是不愿意损害祖国利益的时候，身为下属的詹姆斯·诺兰站了出来，他提出让基尔帕特里克死于一个身份不明的刺客手下，以使得叛徒的处决转化为解放祖国的动力。起义的领导人在这一刻发生了移位，诺兰成了实际上暗杀计划的导演，而基尔帕特里克成了这场戏剧的主角，服从诺兰的安排。

　　小说里写道：“那些反映光荣的表演一招一式都由诺兰预先规定。”小说还写道：“他们说的话、干的事垂诸青史，留在爱尔兰激昂的记忆中。”这里的“他们”指的是数百名的演员。诺兰为了完成这场暗杀，精心策划了一场“暗杀剧”，为此抄袭了敌对的英国的威廉·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在这里，领袖与下属的二元对立被升华。博尔赫斯提到的“爱尔兰”和“英国”，其实就是借用了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来完成自己“虚构的真实”。历史上爱尔兰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而与英国展开了几个世纪的斗争，在独立成功之前，爱尔兰一直从属于英国，被英国所支配。就像诺兰原来一直是听从基尔帕特里克的命令一样，爱尔兰起义成功的历史事实其实就暗示了诺兰身份上的转变，由原来的听从安排者变为了听从自己安排者。原本起义的领导者因为背叛失去了领导权，转而由原来的被领导者接过了领导权。德里达认为，解构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最基本的策略是“在一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显然诺兰就是抓住了这个时机，完成了身份上的转变。并且我们在诺兰身上看到的是完全不输于基尔帕特里克的领导气质，他智慧地提出了刺杀方案，并且精心编排每一处细节，成全了基尔帕特里克的英雄美名，自己则成了幕后的英雄。

　　英国与爱尔兰在领导与被领导这一方面属于一组二元对立，爱尔兰争取民族自由的努力从来没有停下，从1169年遭到入侵到1949年正式被英国承认为独立的国家，爱尔兰人民经过了将近8个世纪的努力，这组二元对立被历史证明是可以被消解的。博尔赫斯正是利用了这种已经消解的二元对立来印证基尔帕特里克和诺兰这一组二元对立的消解。基尔帕特里克实为叛徒，却被当做英雄赞颂了百年，实际上幕后英雄另有其人，诺兰作为曾经的被领导者，带领着起义者完成了一个新的任务，促进了起义的成功。二者完成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身份的互换，也让我们看到了英雄伟业背后其实有着意想不到的真相。

　　注释：

　　①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陈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第153页。

　　② ［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陈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第154页。

　　③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