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芳芳

一、引言

马克·吐温的作品自20 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备受国内学者关注。国内对马克·吐温本人及其作品的研究持续不断，成果丰硕，对马克·吐温的幽默以及语言风格、叙事特点、政治立场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析。由于马克·吐温笔下多次出现了中国及中国人形象，他的作品更是吸引了众多形象学研究者的关注。较之马克·吐温的其他研究领域，形象学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不如其他领域丰富。学者一致认为马克·吐温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但也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马克·吐温塑造的中国及中国人反映了他的东方主义思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马克·吐温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然而，上述两种观点都陷入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忽略了马克·吐温作为记者和幽默家的身份。

二、马克·吐温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马克·吐温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文化也不了解，却在大量作品中塑造中国人的形象。据不完全统计，他的以下作品中均涉及中国或中国人：戏剧《阿兴》，小说《追猎中国人》《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远行》《苦行记》，报道《归罪男童，人所不齿》《警察迄今在做什么》等。在这些作品中，马克·吐温塑造的中国形象可大致分为两类：遭遇不公的底层华工和神秘莫测的东方文明。

（一）遭遇不公的底层华工

据史料记载，自19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因加利福尼亚州的“淘金热”，赴美华工人数迅速增加。1862年至 1869 年间，在美华工参与修建太平洋铁路最艰险的内华达州路段，他们勤勤恳恳，吃苦耐劳，为铁路的顺利竣工做出了突出贡献。铁路竣工后，大批华工失业，他们不得不在当地从事诸如洗衣工、洗碗工等各种底层工作，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与种族冲突。华工建设铁路的贡献被抹去，美国人认为华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此外，华人从外形到举止都让美国人无法理解。在当时，美国社会眼中的华人都留着大辫子，行为怪异，是十足的“异教徒”。1870 年前后，美国社会的排华情绪一度达到高潮。1882 年，美国政府签署了《排华法案》。

　　马克·吐温不仅是一名作家，也是一名记者，他有着突出的社会问题意识，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嗅觉。因此，在19 世纪中后期，当华工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社会焦点时，马克·吐温也迅速捕捉并关注到这一社会现实，在其作品中屡次塑造华工形象。在其半自传体小说《苦行记》中，描述了大量卑微的底层华工形象：“中国人在城里的主要职业是洗衣……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家庭佣人、厨师等，大部分都是中国男人干的，极少有白种人作佣人……中国人是优秀的家庭佣人，麻利，顺从，耐心，学东西快，干活不疲劳。”马克·吐温在描绘这些底层劳动者的时候，并没有持鄙夷的态度，更多的是富有同情心的客观叙述。作为一名记者，他接触并采访过一些华工，他描绘的底层华工形象，大多基于他在内华达州和加州的所见所闻。当然，他对中国及中国人的认知难免受到社会集体想象的影响，这体现在他塑造的负面华人形象上。在《阿兴》中，主角阿兴是一名洗衣工，是一个不懂变通的“笨蛋”。例如，女主人在向阿兴示范如何正确摆放餐具时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死板的阿兴竟以为女主人是故意为之，也学着将盘子打碎。

　　除了职业阶层，华工在美遭遇的其他不公与歧视也被马克·吐温多次书写。在短篇小说《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远行》中，华工艾宋喜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的遭遇：他的华人工友被蒸汽烫伤得不到赔偿；他自己被美国人欺侮，反被警察扣上扰乱治安罪；被医生强制注射疫苗等。《苦行记》中则描述了当地官员巧立名目对经商华人征税或讹诈。在《归罪男童，人所不齿》中，马克·吐温讲述了一个美国男童用石块砸伤华工的故事。文章指出，应该受到谴责的并非该男童，而是那些影响了男童的种族观念和教育方式。作为一名幽默大师，马克·吐温之所以书写中国，并非是因为他对中国有着独特的情谊，而是借华工这一社会问题来审视美国社会和文化。正如法国学者巴柔所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马克·吐温在书写华工遭遇的不公经历时，其实是在讽刺和批判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二）神秘莫测的东方文明

马克·吐温从未来过中国，他对华工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他的个人经验，而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则主要来源于美国社会的集体想象和道听途说。他笔下的中国文化是神秘、遥远、难以理解的。在《苦行记》中，他写道：“中国人极为尊重死者——事实上，他们简直是崇敬他们已故的先人。因此，在中国，不论是一个人的前院、后院，还是他家住地的别的地方都成了他的家族的坟地，这样，他就能够每时每刻光临那些坟墓了。”这样的一段文字，在中国读者看来是夸张可笑的。尽管中国人敬奉祖先，但也不至于夸张到成为大墓园。但是，从马克·吐温诙谐风趣的语言风格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人敬奉祖先的行为并无歧视或鄙夷之意，而是充满了好奇。同时，《苦行记》中还提到了中国人的叶落归根情结。他提到，赴美华工在与雇主签订的合同中一般都尽可能要求死后尸体运回中国。对马克·吐温来说，这种回葬故里的丧葬文化是难以理解的。“一个中国人绝难相信要是他的尸骨不埋在他可爱的中国，而他还能够享受来世的幸福；他自己也希望死后受那种崇敬，他原来就是那样崇敬他的已故先人的。”显然，马克·吐温无法理解中国人的叶落归根情结，他认为华工想要回葬故国仅仅是希望死后能受到后人的崇敬。

　　马克·吐温对中国饮食习惯的认知也基于他的文化想象和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在当时的美国社会看来，中国人什么都吃，“吃老鼠”成了中国人的一个标签。在《苦行记》中，马克·吐温提到唐人街的阿兴先生要请他吃香肠，他说：“要是我们愿意尝一下的话，本来可以吞进几码长的，不过我们怀疑每节香肠里都装有个耗子尸体，于是我们只好忍住了。”由此可见，马克·吐温认为中国人都是吃老鼠的。中国某些地方确实有吃老鼠的习俗，但马克·吐温显然夸大了事实。然而，马克·吐温在谈论这些时，字里行间毫无贬低之意，他以一贯调侃幽默的文风，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陌生和好奇。

　　对马克·吐温来说，中国有着太多神秘的地方。例如，他在描述一位华人老板时写道：“他在一部像烤肉格子那样的机器上算账，格子上串着一些钮扣，不同的格子代表不同的单位，十、百、千。”显然，他说的“像烤肉格子那样的机器”是中国的算盘。算盘是中国传统的一种计算工具，也是中国的文化符号之一。对美国人而言，这种计算方式是神秘而陌生的。从他碎片化的书写中，可以看到马克·吐温对中国文化的片面认知和似懂非懂。对他而言，中国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国度，那里的一切不可捉摸，却又无可贬低。

三、总结

部分学者认为马克·吐温笔下的负面中国形象体现了他的东方主义倾向，认为他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贬低中国及中国人。笔者认为，马克·吐温在书写中国时更多的是以一名记者和批评家的身份来叙述和审视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在分析其笔下的中国形象时，我们必须考虑他的记者和幽默大师的身份，了解他幽默的语言风格。尽管他的作品中出现过“烟鬼”的负面华人形象，但总体来说，他呈现的是遭遇不公的华工形象，目的是批判美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而他对中国文化的描述，大多是出于他的文化想象，但他调侃诙谐的语言风格让读者意识到这种想象透露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陌生感，并无特殊的政治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