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英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上海 200444）

0 引言

2020 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迅速席卷整个世界，中国艰难取得抗疫胜利却遭到美国各种甩锅，中美两国在政治、经贸、外交和军事等各方面关系的严重倒退。建立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是紧迫和必要的。

1 防控机制的内涵和界定

国际机制：根据斯蒂芬·克瑞斯勒(Stephen D.Krasner)的定义，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是指“行为者在共同关注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1]。这些机制的确立并不要求双方在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保持一致（很多情况下差异总是无法避免的）。

　　管理权则是经济学术语，主要指相关所有权人对其财产进行占有、使用以及经营、处分的权利，比如经营管理权等。近年来也常常引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用来表达对国际公共产品的处分权利。

　　话语权即说话的权利。法国哲学家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写道：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交际工具，而且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并能直接体现为“权力”。放大到国际政治中，话语权是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是一国的国家实力和地位在国际政治中的体现。一般而言，在一个运转正常的国际秩序中，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越举足轻重的国家，相对来说越有国际话语权。

　　防控机制是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对潜在的或现实的冲突双方互相的威胁或武力使用进行有效的约束与控制，以中美关系为例，就是指为防范彼此政策误判和冲突摩擦升级而达成的相互遵守的协定与规则。

　　上述概念之间存在重要的内在逻辑关联，宽泛意义上的国际机制总体上既包括管理权（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控制权），也包括话语权，但本文探讨的中美关系防控机制因其极强的针对性把国际机制的外延大大缩小了，也赋予了管理权和话语权新的内涵。

　　就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实质而言，最重要的是防范风险和控制冲突，防范和化解风险就需要管理好双方的关系，对双方的权力进行合理分配，这正是管理权和话语权的意义。但是即使是再良好的沟通也可能因为双方天然的巨大分歧而导致防范风险的失败并引发冲突，这时就需要控制冲突，把损失尽可能降到可承受的范围内。特朗普上台四年来，先是挑起对华贸易战，后持续打压华为、中兴、抖音、微信、大疆等中国企业，今年又借疫情问题在全世界到处抹黑中国，同时粗暴干预中国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内政问题，并在台海和南海上频频炫耀军力。这不但让中美关系陷入建交四十一年来的最危局，而且也宣告了防范中美冲突风险的失败，接下来是如何让损失在可控范围之内。

2 中美关系当前冲突风险的三种理论解读

2.1 现实主义理论

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关注权力问题的就是现实主义理论，例如：权力问题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则是形成国际事件的根本变量；国际系统中权力高度集中于某个国家会导致抵抗者同盟的出现并引发战争；国际系统中抵抗者的国家同盟和权力“强者”形成的权力互相制约关系，促进了民族国家体系在战争和和平交替中的动态均衡。

　　现实主义理论虽然认识到了权力以及权力制衡的重要性，但并没有解释清楚以下两个要害问题：国际系统中最主要的两个权力竞争者如何变成“主导者”与“竞争者”关系？为什么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和平的，美国和中国之间就会发生战争？另外，现实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世界政治的无政府性的悲观前提之上的，这就让“囚徒困境”成为可能，即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2]。在现实主义来看，世界政治的无政府性让每个国家只能靠自助而不是他助来获得自身安全，他国是不可信的，在不清楚对方下一步策略的情况下，宁可选择背叛对方而减免自身承担的后果。

　　现实主义总体而言偏向冲突论。但中美关系极其复杂，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层面竞争和冲突特征突出，经济层面则合作大于冲突，现实主义理论片面强调权力竞争，并不能全面解释中美关系的动态复杂性，更不利于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建立。

2.2 自由主义理论

自由主义理论注重合作，正好和注重冲突和竞争的现实主义学说相反。自由主义理论正确地预见到了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的历史进程。例如，中国在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领域建立了“亚投行”、丝路银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机制，允许外资进入中国的银行和保险业，在2020 年疫情冲击下仍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对西方主导的传统国际秩序造成了一定冲击。自由主义看待中美合作过于乐观，没有看到中国迅速发展和在国际秩序中话语权的提升可能会反作用于国际秩序，因而受到打压。另外，现实主义所认为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前提正是自由主义所忽略的，因此，基于自由主义理论基础去建立中美关系冲突和风险防控机制也是不全面的。

2.3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是更强调身份认知和认同的理论，好的认知会建构成朋友，冲突和战争的发生则往往是因为错误的认知和误解造成的[3]。对此，杰维斯指出：“根据逻辑和历史经验进行推理的过程会产生理性认知相符现象，但是也会使人们将接受的信息纳入原有的认识框架中，致使他们所知觉的东西就是他们原来预期出现的东西。”

　　以中美关系为例，美国确信，中国已在经济、军事、自由价值等方面与西方“对抗”，拒绝实施更加多元化的贸易战略、拒绝激进式的政治改革、没有释放西方人所偏爱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国的发展与美国的预期相悖，因而把遏制中国作为上策。对于美国得出的这个中国身份认知，苏长和并不认同，他认为，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将自己塑造成好世界的代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界定标准去否定别的国家，甚至侵害别的国家的自由。世界是一分为二的，并不是相互取代的，而是统一共生的[4]。

　　建构主义虽然跳出了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束缚，也没有局限于自由主义的合作问题上，而是从国家之间的互动建构彼此身份角度来分析国际政治，客观上丰富了国际政治研究的视角，但是太偏重于唯心主义的分析仍然离客观现实的距离太过遥远，一个建构主义无法绕过的事实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仍然是以权力政治为中心的，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仍然取决于其国家实力的大小，一个国家只有靠提升自身实力而不是猜测对方意图赢得胜利和未来。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2.4 权力转移理论

在1958 年出版的《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一书中，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A.F.K.奥根斯基 (A.F.K.Organsky)考察了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史，强烈质疑均势理论 (Balance of Power Theory)，认为大国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并引发战争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彼此实力的接近[5]。在1968 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修订版中，奥根斯基教授进一步修正和阐发了他的“权力持平”将导致战争的理论，认为崛起后的大国常常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是“不满意国家”，而主导性的大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是“满意国家”。“当不满意的国家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战争就此爆发。

　　权力转移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点是：（1）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冲突无法避免；（2）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实力地位越接近，双方冲突的可能性越大；（3）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战争是霸权战争，其结果是重塑国际秩序。奥根斯基强调，世界上只有一种秩序，出现权力的转移是必然的，要让主导国家让出霸主地位是不可能的[6]。这正如奥根斯基所说的，“一群新来者正在不断地挑战世界政治的现有领导者，如果这些挑战一旦成功，将意味着权力从一群国家向另一群国家的转移。这将是新的国际秩序的开始”。

　　

　　表1 四种理论对中美关系冲突风险的不同解读

　　可以说，权力转移理论比现实主义理论前进了一大步，后者只是笼统地告诉我们，大国间因为对权力的争夺而引发冲突和战争，但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而前者则具体指出了权力争夺的过程特别是秩序和权力的分配不公导致战争的合理性。但是“权力转移”理论依然是有严重缺陷的，和“霸权稳定论”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等一样，都是建立在竭力维护美国霸权基础之上的，因此不可避免打上了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而且从“权力转移”理论提出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世界政治经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当今世界中美两国既冲突又合作的新变化该理论并不能作出合理地解释。因此，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建立还是得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良方。

　　上述四种理论对中美关系冲突风险的不同解读如表1 所示。

3 马克思主义国际观对建立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7]。”“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8]。”对于美国霸权政策和强权政治，主张建立以道德与正义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马克思指出，霸权逻辑和殖民政策必然造成国际冲突，对中国主权的肆意践踏和侵犯，是基于资本逻辑催生的殖民扩张意志，完全无视国际平等与公正的关系准则，以战争的“提货单”方式实现和满足资本主义利益[9]。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的责任是“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使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马克思的国际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之上的，对建立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方面，从理论上来看，我们要以发展的、动态的、矛盾的、辩证的视角去理解和分析国际社会的矛盾运动和发展，看到美国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了取得最终胜利就必须对中美关系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提前采取适当的策略进行防范和化解；另一方面，从实践中来看，我们更要看到抵抗美国霸权的正义性，这不仅是在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在为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做贡献，因而我们要有一定会取得最终胜利的坚定信心，在遇到美国极限打压中国的突发事件时要临危不惧，冷静沉着，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也生产了自身的掘墓人，它的灭亡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红旗插遍全球也必将实现。

4 结论和思考

即将过去的2020 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美国不顾国内因疫情和种族问题严重撕裂，纠集一些西方盟国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极限打压，中美关系到了战争的临界点，危在旦夕，急需建立风险防控机制。本文认为，权力转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虽然提供了分析中美关系的不同视角，但它们对中美关系冲突风险的解读都是不全面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国际观来构建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