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民的书法之道为其艺术人生的实践。他认为，书法是生活方式、态度、意趣，尤其是生活情景的再表达，是人生、艺术、禅修的有机结合，由在俗世的绚烂转化为脱俗后的平淡，这是修心的结果，更是心灵境界的升华。
由于中国人所特有的纤细入微的天性，书写时无意识的情绪流露，于是，书写者生活意趣的再现使点画与线条的变化得以实现。技法积累与风格建树还原为对书法的“本来表达”。这，正是他进入中年后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济民的书法创作之道，是由思创变的过程，这是艺术意识使然。扬雄所言“书，心画也”（《法言·问神》），表达自我的感觉，形成自我的风格。
济民学书于弱冠之年，启蒙于黄海之滨的乡贤赵斯武、周庚如先生，授业于金陵宿儒吴振立，祈学于林散之、萧娴、费新我、祝嘉等名门之下。当年与林老笔谈于案头，如昨日历历在目。林老如金石之声朗诵的王羲之《书论》，如晨钟暮鼓，是他终生执着于书道的源泉和动力。
魏晋风流，无外于日常。而书道尤烈。师尊吴振立先生正是汲取了颜鲁公在悲愤交集的情形下的《祭侄稿》，始悟得书道本源：惟心造尔。在理念的关节处，是“常态”。正如魏晋六朝时，虽然是一纸便条，却悠然高古，情景盎然，后来者不可追。意趣天成的原因是筋骨与风骨并存一绝非现代人的刻意与做作。
尺牍意远，纸短情长。反观现代人所作的大而无当虚软无力，使书法原有的潇洒坚质荡然无存，而流于现代性下的圆熟的匠气。这是济民多年来深刻的反思与警醒。复原书道本源，并以此为终生志业，砥砺前行。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在探索书法之道之初，济民早年书法作品讲求笔势纵横驰突，体态健缓跌宕，因以婆娑烂漫形象，别开生面，情韵不减而境界别出。性情疏放豪宕，不拘细行，运笔如游丝袅空，圆转自如，虽野逸而法度俱在。由于好禅学中年渐次趋于平淡，或为天性使然。济民沉湎于魏晋风流的淡然悠远，意趣蕴藉，始得气象大千。几年来旅居东瀛，他遍访古今书家作品，认为日本书道在盛唐那段高密度的移植中，在自我认知为前提的狂热继承之风中，又别开门径，见微知著，使其成为在世界书法界的“一枝两叶”。暗通幽曲，各领风骚。将书法作为纯粹的心灵追求，殊途同归。
济民认为，纵观敦煌残卷，以硬毫书写，笔势浓重，坚挺纵放而不失规矩。循规草法，挥洒自如，气象生动。其结尾处，尤为开阖恢宏，豪爽顿生，给人一种笔墨淋漓酣畅的感觉。
对钟王二人的理解，济民认为，从流传的作品来看，用笔提按有力，擒纵有度，笔润而不赢，枯而不燥，威而不猛，清而不虚，是谓见筋骨矣。王羲之之前旧体，用笔多承汉简以来简捷率意，常有不到之笔。笔不到则骨不力，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则不全所致的结果。而王书起讫运作精致，笔与纸配合默契，动作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其按笔锋不燥、颖不破，提笔线不虛、毫不空，提按转接过渡自然。转折处折笔不生，方笔不硬，圆笔不滑，常方中有圆，圆中见方。如此写出的线质，坚实而清润。再比较王书与赵孟頻、董其昌等，更可明了筋骨之为何物。
可见，单纯的模仿虽是基本功积累的一种方式，却终不能和真正的创作相提并论;即使功力较深而创意不足，也难以在书史上留下耀眼的光辉。他在《是斋小考》里说过：“书法不是单纯的临仿，更多的是对人性的觉察，写出人的味道。每当听到鲍勃.迪伦的长歌时，你会觉得真正打动人的一定是这种洗尽铅华的至简。所谓，不激不厉，风规自远。”
筋骨与风骨并存，以气贯之，此之谓中国的书法之“道”。
古人作品中蕴含的文化与美学情愫，后人的亦步亦趋则多少有些粗浅与守成。文人自有追求雅的心态与目标，但并非只有温文才能成雅，不乏正气与规则。
通过对古人法书的解读，济民详尽阐释了钟王的结构性及空间意识。他以为，钟王二人对结构形式的敏感及对空间书理的领悟与实践，正是其破古开新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凡有创新意识的书法家，空间结构往往成为其实验场。这种虚实、开合、聚散、断连、正奇等形式因素的对立统一，正是王书空间章法的“入理”之处，而其变化之自然、巧妙，又与其人文思想相统一。他曾在《空海与最澄》中说：“空海和最澄的书法代表书法艺术传承发展的两种趋势。空海的天纵奇才使他能够五体兼备，更加具有专业性，对日后‘和样书风有着直接的影响。而最澄的书风一直潜流不息，生活化的书法，鼓励更多的人去流利雅致地书写。”最终，“好的作品一定是由内在气息充实于线条，而后成其张力，使空间更加赋予丰满的质感，其变化却又是和谐而自然的”。——那正是将生活的修行体现在线条的变化中。悟得其道，得其正形。任用自在，破古开新。
余济民简介：
余济民，男，1969年生于江苏连云港。现为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江苏省民主建国会书画研究会理事，日中书学振兴会理事，连云港市书刻艺术研究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