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越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联军攻占京城后，在西逃途中，慈禧谕令“著荣禄、徐桐、崇绮彼此熟商，迅速设法办理”，将与洋人开议的责任交给荣禄等人，而东南督抚也奏请添派“庆王、荣禄和刘坤一、张之洞同为全权大臣，参与议和”。约莫两月后，荣禄即已奉命抵达西安行在。作为晚清重臣，荣禄戊戌后主管内政和军务，在当时的大变局中，其一举一动尤为重要，从被慈禧指派为全权大臣，至最后上谕令其入直办事，其间每个转变都与时局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南督抚在此间发挥了不容小觑的重要作用。

1 京城陷落后各方动态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凌晨，八国联军攻破京城进入使馆区，其中一部分进入了内城，几乎与此同时，慈禧携光绪帝及一众王公匆匆出逃，这无疑是清朝历史上一极重要事件。简单梳理当时各方的表现，有利于我们初步把握京城沦陷后的政局状态及后续的议和之争。

　　因“两宫”出逃和联军进京而直接面临危险的，当是京城内的官民。当时在京官僚中，满大臣以大学士、宗室崑冈品秩最高，随着京师动荡的不断加剧，在他的周围聚集起了一批意欲同西人接洽的官僚，他们在与赫德及日本军进行初步沟通之后，明确了尽快寻重臣回京主持议和的任务。七月二十八日，由崑冈领衔奏请庆王回京；八月初三日，清廷上谕“著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奕劻成为全权大臣。

　　另外一位全权大臣李鸿章，则与江督刘坤一、楚督张之洞等联系密切，东南互保的达成使得东南督抚这支力量愈发不可轻视。在李鸿章准备北上的过程中，东南督抚有了引荣禄参与议和的想法。八月初一日，李鸿章致电行在请添派庆王、荣禄和刘坤一、张之洞同为全权大臣，参与议和，张之洞、袁世凯等无异议，主要督抚大致就此达成一致，时任日本外相的青木周藏亦力荐荣禄。

　　行在方面，自七月二十一日携光绪出逃始，慈禧始终没有忘记考虑与列强展开交涉并最终确保自己无虞的问题。因此，七月二十三日一行甫至怀来，慈禧即谕令荣禄与徐桐、崇绮均着留京办事；二十五日，行在又谕“著荣禄、徐桐、崇绮彼此熟商，迅速设法办理”，即将与列强开议的任务交给了荣禄，但此时荣禄已经逃至保定，徐桐在联军进京后自缢身亡，崇绮也在绝望中自杀，京师无人。在接到李鸿章奏请添派庆王、荣禄和刘坤一、张之洞同为全权大臣的电文后，行在又变荣禄留京办理议和事务为奉旨会办议和，并于八月初七日致电李鸿章表示允肯：“所请添派荣禄等一节，所见甚是。著即派刘坤一、张之洞随时函电会商，荣禄现办军务，著俟该大臣到京后，体察情形，再行请旨。”随后谕令荣禄“即著添派荣禄会同办理，并准其便宜行事。该大学士如已赴获鹿，著即迅回保定，俟李鸿章到京后，妥为商办。大局所关，安危系之，存亡亦系之。该大学士为国重臣，受恩最深，当不忍一意借词诿卸也”，言辞较为激烈。

　　多方势力的交相互动，最终将荣禄推向了前台。那么，荣禄本人是否愿意会商议和事务呢？在义和团运动初期，荣禄主“剿”团，却不得不因慈禧的暗中表态与端王的威势而有所屈服。京师陷落后，他辗转抵达保定，接到留京办事的上谕之后，又以督办保定军务为由请辞，可见荣禄内心对于留京办事是排斥的。此外，时人 “收集军队者，犹托辞也。迨端、刚等罢枢直，荣知朝纲已正，始驰赴行在，协筹善后之策”的评论，亦有合理之处。之后慈禧谕敕荣禄与李鸿章等共同商办议和之事，荣禄的情绪波动则更为强烈，先以“奴才非怯也，反复思维，刻下非但无从措手，更难援为向议之据”示难，继而建议将议和诸事统归之于李鸿章，终又以布置军务、拱卫行在、难以兼顾为由请辞议和，而急于奔赴行在。但两宫到达太原后寄谕荣禄辞令之严切，又使得他不得不暂时打消奔赴行在的念头，而同意按照李鸿章的安排参与到议和之中，只是暗中仍努力争取回京。

2 荣禄奔赴行在

就在荣禄因上谕切责而准备参与议和时，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机。袁世凯致电李鸿章：“顷接荣相十二日函，谓傅相请添派，自无辞理。但里边无人主持赞襄，掣肘堪虑。拟先至获鹿小住布置，即赴太原云。”这份函电透露出，首先，荣禄基本已做好北上议和的准备，之后奏报行在称其“已驰至平定州，相距太原仅止三站，故仰恳天恩，准奴才驰赴省城，恭聆训诲，俾遂瞻依之忱。再驰回保定，亦不致多延时日”，主张“但能释彼族一分要挟，则国家或可少一分艰窘，断不敢因循退避，有负生成”以表其忠君体国之心。其次，将督抚们的关注点从议和的“前台”转移到了“后方”，指出“里边无人主持”“掣肘堪虑”这一现象，“拟先至获鹿”、“如奉旨派议，仍回保”，亦似给督抚进一步商议的时间。

　　李鸿章在接到袁电之后，认为荣相“所虑极为周密，内廷无人主持，必多掣肘”，于是督抚们开始全力策划荣禄回行在。十七日，李鸿章致电荣禄称：“前但据日本来电奏请添派……务请速赴行在，披沥独对，以冀挽回圣听，国脉存亡，实系乎此。”李在函电中对荣的高度期许以及二人一致的目标也为他们提供了合作的基础，下一步便是争取更多主要督抚的支持。十九日，在得到李鸿章与荣禄商讨返回行在一事的密电后，刘坤一极为高兴，称：“由荣入手，必可无坚不摧，钦佩曷极。”其他督抚亦多无异议，推动荣禄返回行在的共识已基本达成。

　　一切都在正常进行之中，但是端王入枢的消息使本已紧张的局势益发严峻，行在无人，京城议和必有后顾之忧。于是在推动荣禄返回行在的同时，东南督抚又开展了“倒枢”的斗争。八月二十二日，李、刘、张、袁四督联衔上奏，请将载漪、载勋、刚毅、英年、赵舒翘等“革职撤差”，予以惩办。经过多方角逐以及行在对时局的综合考量后，闰八月初二日，上谕裁撤载漪军机大臣一职，并将刚毅、赵舒翘“议处”。

　　载、刚等人的离去使中枢出现了局部真空，初七日，李鸿章复盛宣怀电称：“刚、赵果撤，枢辅非荣回不可。”军机轴心倏失，荣禄返回行在势在必行。初八日，荣禄奏报：“奴才自上月折回保定，瞬已经旬……本拟迅即入京，惟前准奕劻函称，京城暂归外国管辖，须俟各国保护，始能出入……奴才保定坐守，忧心如焚，无如各国尚未商妥，奴才亦未便贸然前往，惟有等候李鸿章信来，如各国俱认保护，再行设法入都，以免另生枝节。”荣对自己暂停保定一事做了解释，并着重突出李鸿章在对京城局势是否适宜自己返回的判断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翌日，李鸿章致电行在：“各使以围攻使馆有甘军、武卫中军，系荣禄所部，不肯接待保护，恐有险，可否特召回行在当差？”荣、李二电，一前一后，一唱一和，加之以枢垣无人，为荣禄返回行在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二十日，“奉旨：庆亲王奕劻著授为全权大臣，会同李鸿章妥商应议事宜，刘坤一、张之洞均著仍遵前旨会商办理，并准便宜行事。该亲王等务当往还函电熟商，折衷一是，毋得内外两歧，致多周折。是为至要。”荣禄正式退出议和，旋即前往西安行在。

3 各方探因

京城陷落后，荣禄的行止在短时间内成为行在、京城和东南督抚关注的焦点。就东南督抚而言，最初李鸿章参考日本人来电而奏请添派荣禄等为全权大臣，东南督抚等持赞成或默认态度，推其原因，学界通常认为“奏请添派”在某种程度上可替督抚分担因议和而或将产生的舆论压力，但背后其实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

　　述论行在，我们首先需要注意的便是慈禧。关于慈禧对庚子时局的看法，王刚先生认为“其时中央政府颠沛流离，用人、行政皆不能自主”，而在事务安排的“背后既包含着慈禧对日后政务程序的担心，也包含着对日后权力分配的警惕……更重要的是，在‘西巡’之前，朝廷已失去对东南督抚的有效控制，许多政令不被执行。将来议和事关慈禧的政治命运，如果不对这些督抚的权力有所约束，可能会导致无法收拾的后果。所以在人选安排上，慈禧不能不有十二分的小心”。这种考量使善于大搞平衡驾驭之术的慈禧不得不极力安排奕劻和荣禄参与议和，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枢对东南督抚的牵制。而行在另外一支势力——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等坚定主张抚义和团、剿灭外人的保守派，在影响“圣听”中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他们对于荣禄，则有着另外一番考量。义和团初兴时，端王一派即与荣禄等人在对待义和团和外人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前者意欲借助义和团攻打外国军队，后者则出于实力差异及列强可能会产生的反应的考虑而主张剿义和团、与列强议和。慈禧受端王等人的影响，最终发布宣战诏书。联军入侵，在时人眼中，其原因归根到底即为端王等一味借团剿洋（他们只能作为慈禧的替罪羊），议和的启动，正是他们灾难的开始。荣禄作为主和派代表，入枢后难免会借列强入侵的借口而奏请治罪主战派；此外，荣禄毕竟曾奉命围攻使馆，又或可借洋人之手先去掉荣禄。因此荣禄前去议和，对载、刚等人而言有利无害，赴行在则危险万分。之后一系列上谕也表明行在确有人不希望荣禄前来，毫无疑问，便是载漪等人。

　　当荣禄被各方推至历史前台正准备议和之际，东南督抚却迅速转变态度，全力策划荣禄回行在，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不得不引人深思。山东巡抚袁世凯，作为当时意义上并非“领袖”的疆臣，在此过程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活跃度，其扮演的角色似乎尤为关键。议和筹备之初，袁世凯即“拟约各督抚联名，奏请添派重臣会办”，在认识到“随扈诸公意见难知，庆荣甚孤，未必能主”后，又极力主张“联名会奏”，之后又提议并极力推动荣禄前往行在。在后续的惩办“首祸诸臣”中，袁世凯也出力甚大，围绕袁世凯展开探讨，有助于理解督抚群体的行为。

　　在探讨原因之前，我们先梳理一下当时山东的局势。一方面，北方战败的清军纷纷南下“多到德州”，省内拳民四处活动，德国对其处理相当残忍，“韩格庄教民韩金坡赴青岛德署，禀胶州各府皆有拳匪。德兵遂于二十六日赴营房村按户查抄，所有器具尽行摔，情形甚为狼藉”，二十八日“云青岛有信拟派兵队赴胶、高、即一带，所有拳匪之处，尽行抄拿，将如胶州营房村故事”，显然德国欲变山东为自己的“净土”。另一方面，义和团初兴之际，便有“十二英人率华兵六百剿平之，德意志视山东若私有，由是深忌英”,“俄德等洋兵到距今百余里之唐官屯，一拟往扎德州，一拟进窥保定”，德国自“禁脔固难容染指”，列强间的纷争进一步加剧了省内的动荡。

　　面对此严峻局势，袁世凯于内于外双管齐下，极力推动议和。于内，他一方面奏请“伏念山西素号瘠薄之区，资用匮乏……度支浩繁恐缺，臣谨与司道等悉心筹议，无论东省库款如何支绌，必须设法筹解以备饷揟。”示好，慈禧对此大为高兴。督抚群体的复杂心理于此可见一斑——他们既有自行其是的一面，也有忠于清王朝的一面，终究无法自外于大清法统与政治伦理。袁世凯此举，使其独立处理地方事务的合法性、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认可与增强。另一方面积极镇压义和团，多次申明剿义和团对于保卫地方的重要意义。于外，袁通过东南督抚向列强，尤其是德国传达自己剿义和团、开展议和的意愿，竭力在外人面前塑造自己的“友好”形象。

　　北方危机四伏，南方亦硝烟弥漫，列强出于维护其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与扩大势力的考虑，密切关注南方的局势。如图谋长江已久的英国政府便令其领事同张之洞交涉称“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趁机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意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错综复杂的列强间关系的制约，“盖长江商务英国为最，各国觊觎已久，惧英国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戒心”。从地缘角度看，山东直接面临着直隶的战火波及，对于东南互保后保有相对稳定局势的东南督抚来说，山东正是他们暂时免受北方战火波及的一道屏障。对他们而言，以最短的时间去除战火的威胁无疑是重中之重，议和，便成了多数抚臣的第一选择，乐于为袁世凯塑造好的形象。同时，他们也试图通过影响行在的态度以促成议和，刘坤一极力反对行在继续西行，奏称“正可藉回銮之说以速其撤兵之议，倘西行愈远，是折各国之请而阻就款之忱”，担心因回銮条款无法落实而使议和滞行。

　　东南督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致力于推动议和，载、刚等与之产生分歧，仅议和款项中“首祸诸臣”条便会因中枢载、刚的存在而窒碍难行，条款中但凡有一项未经有效落实，都将使推动议和的努力付诸东流，更何况惩办“首祸诸臣”又是抵制列强内犯的关键。因此以列强要求为由进行“易枢”便势在必行，荣禄则成为他们心仪的人选。

4 结语

东南互保是探讨庚子年间政治局势必然无法绕开的重要历史事件，不过在研究中我们似不应将目光只限于东南互保订约，更需要注意东南互保背后督抚群体的认知模式，之后一系列历史事件亦与此有关。只有综合考量这些历史事件，我们方可对庚子、辛丑年间的政治局势，尤其是中央、地方彼此权势消长构建起动态观察。

　　东南督抚群体既保持着对清廷的效命与忠诚之心，又认识到列强对于清廷的巨大的潜在压力，新形势、新思想与旧有理念碰撞进一步加剧，使得他们一举一动都要综合双方甚至多方利益考虑后方可实行，这是当时中国遭受侵略下的国人群体矛盾心理的反映，之后积极开展推动荣禄前往行在、惩办“首祸诸臣”，甚至议开新政等活动，都是为与列强早日开议并顺利达成和议。督抚群体积极促成和议与其说是出于忠君体国的考虑，倒不如说是在清廷因列强侵略而不断丧失尊严、中央权威衰落的情况下，势力相对上升的地方督抚在初具规模的地方主义的影响下作出的决定。北打南和，此时各督抚辖区内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已远不同于往日，维护好辖区稳定与同列强建立暂时稳固的关系，带来最直接的结果便是督抚自身政治地位的稳定——不会因与列强军事斗争的失败而承受来自内与外两方面的压力，反而有可能步步高升。地方的离心倾向渐趋明显，学界向称的“内轻外重”格局至此达到新的高度。

　　议和过程中，东南督抚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也进一步巩固、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在庆王和李鸿章发生分歧时，选择支持庆亲王的张之洞、刘坤一以及身怀大才、逐渐崭露头角的袁世凯，在经历庚子、辛丑大局后逐渐确立了新的地方督抚势力架构，北直隶、南两江大局不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疆臣中彻底成为领袖群伦的重要人物，二人领衔起草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甚至成为了1901-1905年清末新政的总纲领，尤其是之后张之洞和袁世凯北上，汉人督抚势力进一步上升。而对于经历过生死劫难的慈禧来说，地方督抚势力的不断上升深深刺激了她敏感的政治神经，结合新政的条目来看，如前所述，慈禧在人事安排上有着充分的考虑，此时对督抚则存有较强的戒心，有意借新政收地方之权于中央。于是，清廷与地方督抚势力展开了新一番的较量，清末的政治格局亦渐转为“内外皆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