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作品有时候是受到人们的争议的。有的说她是文坛上的一颗新星，也有的批评她的创作题材偏窄，大多描写男女之事，同时又有一种“淡漠的贫血的感情情调”。这一点，事张爱玲自己也承认的。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自己喜欢有更深长回味的“苍凉”，喜欢像“葱绿配桃红”的“参差的对照”。
　　
　　在我个人看来，《金锁记》是一部有着张爱玲自己固有风格的中篇小说，但在其中又不仅仅是局限于描写男女情感纠葛。傅雷也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称赞《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既然如此，我们恐怕不得不看一看这部小说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文学魅力了。
　　
　　故事是从姜家两个婢女的交谈中引出的。人们眼中的二奶奶曹七巧是麻油店家的女儿。于是，疑惑就来了。姜家虽然不是豪门大户，但也绝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大奶奶是公侯家的小姐，三奶奶虽不及她，却也不是什么低三下四的人，姜家的二公子怎么会屈于娶一个身份卑微的麻油店家的女子呢？不下下千字的功夫，张爱玲就让二奶奶的侍女小双到处了原委。原来，老二是一个得了骨痨，怎么说也是半个死人了。原先就是想找个姑娘来服侍他，媒人便找到了曹家。是啊，哪个官家的小姐愿意来做这份差事呢？也就只有像曹七巧这样的家庭才有可能会答应这门亲事了。作者给曹七巧安排了一个与故事情节十分连惯、合适的身世。
　　
　　也正是因为曹七巧这在他人看来不高的身份（连下人都敢于在私底下嚼舌根，可见是不受到人们重视的），在当时的社会中，恐怕曹七巧自己也是自知自己是被人看不起的。文中处处表现出了这一点。在给老太太请安等候的当儿，几个少奶奶在外屋有了一次交谈。这几句不长不短的对白在展现人们对曹七巧的态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曹七巧进了屋，笑说：“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原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着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
　　
　　别人还没有开口，她倒是“先发制人”地说了一通。其实，谁不晓得她是在屋里抽大烟呢？只是都心知肚明不说出口罢了。这样说来，更显得曹七巧心虚，自己先解释了。她的人，她的话总是因为性子的关系而不讨巧的，所以，她希望着可以和新来的三奶奶套近乎，拉拢关系。可她也看不出来，这新来的人早就对她有所耳闻了，并不怎么搭理她。这样，曹七巧在这个家就更被孤立了。没得话说了，便只得去找姜家的云泽搭讪。
　　
　　“哟，小姐的头发怎么这么稀朗的？去年还是乌油油的一头好头发，该掉了不少吧？小姐莫不是有心事了？”云泽是怎么说的呢？她恨恨地说：“你今日是真的发疯了？平日里还不够人嫌的？”可见，七巧的受人看不起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而是长期的。原本，七巧也是个“有不少男人追求”的可爱女子。而就是因为这样的环境的压抑，她自己内心对自己的贬低，把她曾经的率真扭曲成了如今一个特殊的性情。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作践，也是对现实的憎恨和无奈地逃避。如此，她便失去了自我，成了一个空空的，近乎腐烂的躯壳。
　　
　　人类的心灵就像一面镜子，扭曲的心灵照出的只会是一个扭曲的世界。
　　
　　七巧的心灵就是一面被混乱的社会扭曲的镜子，照出的不仅仅是七巧扭曲的人生、扭曲的世界观，更反射出当时新旧交替时扭曲的社会。
　　
　　在曹七巧的内心隐藏着逃避虚无感的心理。她生命中出现的三个男人：丈夫，情人，儿子，都没有办法可以填补心里的空虚感。她从内心里是鄙视那些富人家的，因为他们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纵欲思想让她觉得自己虽然出身清贫，但还是跟那帮子人有着一定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自己甚至比他们高贵。她努力想抓住一丝实在的情感，可是却一丝一毫都留不住。她的性情，她的自怨自哀，又有谁会再愿意接纳她呢？她让自己生活在空虚的世界里，用空虚去面对空虚。
　　
　　凡是缺乏具体的乐趣的人都会喜欢金钱，因为金钱代表了抽象的快乐。人无法直面虚无，在巨大的空洞面前，人总想要抓住点什么，才不至于被这以玩弄人情感为乐的造化所吞噬，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尊严不会被摧毁。七巧于是死死地抠住了钱这把黄金的枷锁。她在精神上是如此的贫穷和一无所有，以至于对这唯一剩下的东西产生了神经质的敏感。
　　
　　金钱所带给她的抽象的、虚假的满足从未让她真正快乐，反而更深刻地让她感觉到可怕的空虚。这时金钱唯一能暂时地缓解她内心痛苦的作用，便是成为她奴役折磨别人的工具。长安成了下一个受害者。在大户人家都不再绑小脚的年代，她逼迫着已经十几岁的长安绑了小脚，还让她和自己一样抽上大烟，把原本好好的孩子造成了第二个曹七巧。甚至连最后的命运都是极其地相似。长安是渴望幸福的，原先也完全可以得到幸福，然而她却没有勇气承受这幸福，于是她向母亲屈服了，向这个丑陋的社会屈服了。在她的臆想中七巧会因为她的自我牺牲这个“美丽苍凉的手势”而觉得感动、快乐，于是她便在这假想中获得了一种凄楚的甜味。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地主阶级经历了最后的挣扎，终于走向没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兴起。傅雷分析说曹七巧的悲剧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门户的错配，第二是老太太让她做了正室，令这个低贱女子有了被金钱刺激的环境和残害别人的能力。“巧姐儿”是开麻油店的商人，她出身贫寒，是镏铢必较的性格，总希望抓住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而她嫁入的姜家则是没落中的地主家族，凡事可有可无，醉生梦死。她和婆家的矛盾也就是这两个处于新旧交替之间的阶层矛盾斗争的体现。但斗争的结果既不是旧的把新的扼杀，也不是新的将旧的征服，而是一片令人压抑的荒凉。
　　
　　这便是张爱玲的写作风格。类似的题材，在当时比比皆是，可为何《金锁记》独树一帜呢？张爱玲不同于巴金、苏青等类的作家。如同她自己所说的，她“不喜欢采集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那古典的写法”，不那么强调主题，而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因此，也只有张爱玲才能写出这种味道的《金锁记》来，若换作是巴金，恐怕就是另一部《激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