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雨玭

　　[摘 要]死亡是文学创作的一大母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曾几次涌起书写死亡的热潮，如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和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余华作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之一，其早期作品主要表现血腥、暴力、死亡等社会黑暗面，成名后仍然执着书写死亡。试以其成名前后的两篇小说——《古典爱情》和《在细雨中呼喊》为例，分析其小说创作中占有突出地位的死亡主题如何受到存在主义哲学影响。

　　[关 键 词]余华；死亡；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8854（2018）04-0026-01

　　死亡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生命意识。余华对死亡极其敏感，作品中处处可见对死亡的偏执。他笔下的死亡层出不穷，荒诞不经。人物的死往往突如其来，又饱含宿命。这些特点恰恰吻合存在主义哲学对死亡的理解，可以说，余华对死亡的理解基于其对存在主义哲学死亡观的认同，其创作是对存在主义哲学中“向死存在”（Sein Zam Tode）之思的一种阐释。

　　一、死亡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海德格尔这样定义死亡：“死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1]

　　余华笔下人物的死有很大的偶然性。《古典爱情》中，柳生三次赴京所见景象天差地别。从“姹紫嫣红的春天景色”到“断井颓垣”，再到“一路之上的树木皆伤痕累累，均为人牙所啃”，甚至“十数人趴在草上，臀部高高翘起，急急地啃吃青草，远远望去真像是一群牛羊”。从古典的描写一步踏入先锋，人们成群成群地消失，甚至可以说作者致力于铺陈死的廉价和残酷。《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孙光明是孩子王，为救人意外溺水。常情以为少年与死很遥远，作者却指出“死随时随刻都是可能的”。

　　余华笔下人物的死也有强烈的宿命感。《古典爱情》中柳生母亲之死仅一句带过：“柳生在这荒年里，依然赴京赶考。他在走出茅舍之时，母亲布机上的沉重声响并未追赶而出，母亲已安眠九泉之下。”死亡是那样无常又平常，以至于成为意料之中的、丝毫不值得惊慌的事情。《在细雨中呼喊》中小人物的戏剧性死亡更能说明这一点，作者以一个孩子的视角观察世界，先后写到了陌生男子、弟弟、朋友、祖父、外祖父的死和国庆家楼下老妇人的突然“睡着”：对死亡的平静描述中，蕴含的是对死亡的期待。海德格尔说：“死亡绽露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作为这种可能性，死亡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悬临。”[2]余华笔下，死亡像悬在每个人物头上的利刃，无论绳子多么坚实，总归是要断的。死就是我们每个人现在的可能性，也是我们存在的方式。

　　二、死亡的附加戏：存在主义哲学与暴力书写

　　薩特说：“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余华的作品写尽人性丑恶，世事荒谬，是存在主义世界观最好的注脚，当代鲜少有作家像余华那样执着于从正面和侧面反复地详细描述肉体遭到暴力蹂躏的模样。

　　有时是对肉体的施暴，如《古典爱情》中的菜人市场里“店主的利斧猛劈下去……幼女在‘咔嚓声里身子晃动了一下。然后她才扭回头来看个究竟，看到自己的手臂躺在树桩上，一时间目瞪口呆”。更是人们视同类若牲畜的冷漠：“棚外数人此刻都围上前去，与店主交涉起来。听他们的话语，似乎都看中了那个幼女，他们嫌妇人的肉老了一些。”亲情、道义乃至基本的同情心，在饥饿面前分崩离析，菜人只是一种下酒菜，一种交易品，人们关注的只是肉质。这个人吃人的故事写的是极端的死，但强势者屠宰买卖和屠宰弱者，正是荒谬、冷酷世界里人与人的冲突爆发最激烈的形式。

　　更残酷的是对精神的施暴。《在细雨中呼喊》中有一段对“我”的朋友苏宇脑溢血发作后弥留之际的描写：母亲发现苏宇没有像往常那样去茶馆打来开水，她提起空空的热水瓶时，嘴上立刻表达了对儿子的不满：“真不像话。”……父亲走到床边看了看儿子，他看到苏宇微睁的眼睛，就训斥他：“还不快起床去打水。”一个个亲人走过身边，希望随之一次次涌入生命垂危的病人心中，又一次次将他推回黑暗。他苍白无力的神态甚至让斥责他快去打开水的父亲感到异常厌恶。亲人尚且如此冷漠，“我”父亲对母亲的欺侮，祖父对弟弟的嫁祸便都是情理之中了，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即是丑恶。

　　余华对死亡有一种偏执的狂热。他笔下的死亡主要有三个特质，第一是具有偶然性，不可预测，不可捉摸；第二是具有必然性，比比皆是，难逃宿命；第三是形式极为暴力血腥，常常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死去，肢解、人吃人等等题材屡见不鲜。这些特质根源于余华对世界阴暗面存在主义哲学式的理解，他认同死亡时间、地点与方式的不确定性及死亡结局的确定可知性，同时承认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丑恶。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28-368.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