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笑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24）

1 地理位置及气候

立陶宛是波罗的海国家。波罗的海周边国家自杀率高，是因为当地“几乎集中了所有容易导致自杀的要命的客观条件”。

　　立陶宛国名Lietuva最初意为“多雨水的土地”，与波兰语中“下雨”一词很接近。立陶宛冬季长达半年，不是大雪纷飞便是阴雨连绵，天气会影响人的心情，也诱发抑郁症的形成。

　　波罗的海三国处于欧洲的中部和东北部，就地理位置而言，三国地处波罗的海东岸、东欧平原的西部和西北部。立陶宛气候属于从海洋性气候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中间类型气候。其特点是：天气不稳定，气旋频繁。境内波罗的海沿岸狭窄地带属海洋性气候，内地为大陆性气候。大部分地区8月份降雨量最多，沿海地带10-12月降雨量最多。

　　冬季时，当地每天日照不到6小时，这样的日子长达半年。长时间处在这种“星星点灯”的日子里，立陶宛人很容易沮丧，负面情绪会被无限放大；长时间缺乏光照，身体免疫力下降，最后，抑郁症发作。北欧国家每1000名居民中，就有118人患有抑郁症或抑郁倾向。

2 历史遗留的问题

立陶宛命运多舛，民族性格倔而顽强、宁死不屈。经历了被吞并蚕食、被瓜分压迫后起义失败、独立后又被统治、首都被抢、在条约中被卖、被苏联人碾压折磨半个世纪、坦克又开进首都、好不容易独立后，挤破头进欧盟，却被要求关闭核电站，再遭受了经济危机——而且曾经全欧洲最大的国家立陶宛大公国现在变成了东北角落里的小共和国，种种复杂的历史因素造成了立陶宛民族极端的民族性。

　　波罗的海是东西方交往的天然通道。通过卡特加特和斯卡格拉克海峡与北海相连，经由波的尼亚湾、芬兰湾及里加湾延至内地。这无疑使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波罗的海地区由于不仅对东西方贸易有很大意义，而且由于其军事意义，使该地区成为历代发达国家争夺和瓜分的对象。从中世纪以后，许多国家曾为争夺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和尚上运输线在此发生争战。波罗的海公园(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被北欧(9世纪)、丹麦(11世纪)、日耳曼(13～14世纪)、波兰(15世纪)、瑞典(17世纪)占领过。沙俄一直把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出海口，打通由波罗的海通往大西洋的商路作为它向欧洲和世界扩张的跳板。

　　因此整个17-18世纪发生的立陶宛-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建立和最后的被瓜分使得沙俄对波海三国的统治达200年之久，都是有缘由的。

　　而在近代，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独立问题在苏联解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历史问题和民族问题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运动中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强行吞并的历史后果造成了该地区的反苏情绪和民族独立力量的发展。

　　不仅在波罗的海人民的意识中，尤其是在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家的意识中，一直存在着民族独立的梦想。立陶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曾是欧洲大国的立陶宛在现代渐渐衰落为一个小国，如同在东亚被称为“亚细亚的孤儿”的朝鲜半岛，满心无奈却身不由己地在大国之间的博弈中夹缝生存，内心极度压抑的民族情绪和巨大的差距感造就了立陶宛民族极端的民族性，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立陶宛自杀率为何如此之高的原因。

3 身份认同的焦虑

从古至今，身份认同一直是边缘小国所困扰的难题，它不仅牵动国人的民族热情，而且还存在政治上的风险。可明明可以忽视这些烦恼重新开始，但今天的立陶宛人却仍旧固执地在学术上去尝试重新梳理有争议且痛楚的历史进程，因为“这是必须的，因为这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原因”。

　　当一个小国在周边均为强国辐射威权的边际交集之下时，地缘政治反而成了它最大的不安全感的来源。立陶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包括欧洲传统的纠葛、苏维埃时代的记忆和重新建立的波罗的海独立国家的期许，立陶宛一直在试图解决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身份认同。

　　这中间战略上的意义超越了经济上的考量，一方面立陶宛从前苏联脱离出来以后，一直渴望回归欧洲，但俄罗斯对其施加的影响和压力始终笼罩。从身份认同上来说，立陶宛更想摆脱前苏联的阴影，不想重蹈乌克兰的覆辙。另一方面，对欧盟来说，立陶宛这些小国更多的是象征性的意义，它们代表着欧盟对俄罗斯的压制和打击。

　　正是在充满焦虑的探寻过程中，赋予了立陶宛更多的选择机会，也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下面将以苏维埃政权时期下的立陶宛为例。

　　立陶宛作为波罗的海三国的突出代表，是被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发展实际上是去波罗的海化，强行苏联化。与东欧其他国家一样，波罗的海三国正式并入苏联之前其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不仅与西欧国家联系密切，文化传统也是天主教和新教占主导地位。并入苏联之后，立陶宛的社会发展轨道不得不纳入苏联模式。政治体制上，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经济体制上，强调单一公有制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文化体制上，突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色彩。

　　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都是复杂的。波罗的海三国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它们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充分体验到了上述那些复杂关系。即使在独立后，仍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移民政策改变的民族构成，以及“我是谁”和“我为什么是谁”一直成为困扰立陶宛人身份认同的难题。而一个国家想要取得国格，首先就得直面身份认同的问题，才能引向民主等现代化进程。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前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存在和稳定，如果没有主权国家，也就不可能有效组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运行司法制度，因此也就不存在民主的巩固。那么谁是新产生的民族国家的成员、哪些人有权享有民主？这个主权国家能否长期的、独立的存在？这些问题同样也是民主巩固中值得思索的。

4 社会问题凸显

立陶宛对独立后成为了真正的欧洲一员抱有太多的美好幻想，但最终这些幻想都没有实现，因此由幻想和现实产生的巨大落差就让立陶宛人思潮混乱，进而许多人患上了抑郁症，最终导致自杀。

　　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波罗的海三国由前苏联的西北边强和战略前沿变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地缘缓冲国”，这就意味着三国必须制定一个既要“返回欧洲”但又不得“前老大哥”的地缘战略。三国独立以后，各国东部均与使罗斯相邻。三国的独立以及苏联和华约的解体，使波罗的海三国如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成为东中欧的安全真空地带。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以来积极发挥自己的地缘政治作用，力求制定一个符合本国民族利益的地缘战略。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发表独立宣言，成为第一个宣布主权独立脱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怀抱对独立后新生活的向往，立陶宛通过向市场经济转型、政治体制改革、加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强与世界的联系等措施，开始了其历史的新时期。

　　经合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立陶宛经济已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回归到危机前。但是，立陶宛政府还需要注意快速减少的就业人口数量带来的挑战，以及如何让就业市场更具包容性等问题。

　　独立后所带来的人口总量以及结构的变化也是其中之一。从1990年到2015年，立陶宛人口减少了20%，其宣布独立之时，人口为370万人，而2013年这一数据已下降至296万人。欧盟数据显示，2011年5.4万人离开立陶宛，其中一半的人都流向了英国。这导致立陶宛面临人才流失、技术短缺的问题。

　　此外，人口老龄化、青壮年人口流失、不便民的就业政策也是立陶宛社会转型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对社会的失望和对未来生活的无望感加剧，这些问题或多或少地加剧了抑郁症患者数量的增多和自杀率的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