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1 鲁尔区城市群中的移民亚文化现象
1.1 德国鲁尔区城市群移民人口现状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7年8月数据，德国有移民背景的人数去年增长了8.5%，达到1860万人，占德国人口的22.5%，创下了这项统计的新高。根据联邦统计局的定义，有移民背景的人指出生时不是德国公民的人和双亲中至少一名不是德国公民的人，即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尤其在德国大型城市中，移民背景人口都达到了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鲁尔区城市群尤为突出。1.2 亚文化与平行社会
据研究表明，德国的外来移民融入率总体远低于英、法等其他国家。外来移民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融入问题”（Eingliederungs problem），包括意识形态层面政治、经济、文化习惯的根本差别，语言的壁垒以及文化认同的严重障碍，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等等。移民人口因其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异，很容易形成移民人口的亚文化。亚文化又称副文化、小群体文化，是因社会或自然因素而形成的，在某些方面有别于整体文化的地区文化或群体文化；是在主文化或整体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而这些价值观是散布在种种主导文化之间的。鲁尔区乃至整个德国的移民亚文化圈状况已呈固化趋势。
平行社会（Parallel gesellschaft）是德国的2004年“年度热词”，意为移民群体与本地主流社会保持疏离、拒绝融入本地文化，而形成一种单独的“移民平行社会”。“平行社会”是极端化、边缘化的“亚文化”，与“多元文化社会”的概念背道而驰。“平行社会”一词的热度体现出德国主流社会与移民人群之间缺乏沟通，且双方都产生了负面情绪。
1.3 移民群体融入情况调查
笔者在鲁尔区老牌移民城市埃森及杜伊斯堡市开展了针对外来移民的问卷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获得有效问卷64份。根据答卷结果，四分之三的调查对象为20-30岁的人群，其中超过一半年龄在25岁以下。除此之外，我们在埃森和杜伊斯堡还分别对17位来自中国、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等国的外来移民进行了采访。因为资源和能力有限，我们的问卷和采访只覆盖了极小部分移民群体，而且其中有中国背景的占大多数。虽然问卷和采访结果有管中窥豹之嫌，但仍可见一斑。1.3.1 总体生活状况及满意度
首先，对于当前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约一半（54.7%）的答案为“满意”或“非常满意”。在生活中有所不满的问题中，得票最高的是社交/人际关系（46.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两个城市中本地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接受是相当被动的。同样排名居高的是职业困难（34.3%）和经济状况（29.7%），说明外来移民迁入后的新生活一般并不宽裕。同样的，对于城市物价的看法，约一半（53.1%）的答案都认为所在地的物价是“较高”或“很高”，另一半则认为一般、可以接受，但没有一份答卷将所在地的物价评价为“低于一般水平”。根据人口迁移的一般趋势，移民倾向于迁往生活水平高于原居地的地区，因此这项结果是可以预料的。
接下来我们询问了关于事业和生活两方面的压力状况。整体来说，移民群体在工作上感受到的压力强于日常生活。42.2%的参与者认为事业上有较大或极大压力，而在生活方面同样的答案仅占17.2%。结合有关移民就业状况的资料，外来移民在维持生计上付出的努力是可以预见的。
最后我们关注了外来移民在所在城市是否受到平等的对待，几乎所有答卷均认为他们的身份、民族、宗教信仰得到了基本的尊重，体现出鲁尔区城市对不同民族、文化和信仰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但最高频率（57.8%）的答案仅为“一般”，似乎暗示接纳他们的当地社会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显著的主动性。
1.3.2 社会交往
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来到德国生活后与当地人相处是愉快的。即使并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对移民主动热心相助，但他们在接触中不吝于展现友好的态度。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交流或文化差异上的困难时一般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但在工作上并非如此——在德国人的思维模式中，每个人在事业的努力是应当独立承担的。个别外国人抱怨德国人在人际上比较被动，无事不登三宝殿，平时即使是邻居也没有过多交流；但需要彼此帮助时，大多数人认为能够放心依靠他们的德国邻居和友人。
基于我们对移民亚文化圈的理解，问卷中提出了一些针对移民的社交状况的问题。从结果中可以看到，大部分参与者的社交圈最主要的构成依然是“来自同一国家/地区”的朋友，在开展新的交际时同样是优先选择相同背景的人，随后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其他移民，最后才是与德国当地人交往。从这样的选择中，已依稀可见所谓“平行社会”的亚文化隔离圈。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结果体现的是移民自身的“融入意愿”处于被动。无论当地社会的接纳程度如何，移民本身的漠然和排斥很可能会对其融入进程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另外，与这种趋势相吻合的是，64.1%的参与者都或多或少与“同乡组织”有联系并参与活动，也与城市中的移民聚居区有所接触。
1.3.3 语言状况
语言障碍对移民的融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询问语言状况时，很多来自中国的定居者都表示已经克服了德语的难关，我们遇到的一些中国移民家庭还计划从小以德语培养自己的孩子。受访者中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通常也都达到了A2或B1的德语水平，并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凭借英语交流，也能在德国自如地生活。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受访者认为，除了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她在鲁尔区遇到的德国人几乎都能说流利的英语。但这也许只是管中窥豹，因为这位受访者从事于总体文化水平较高的生物科学领域，而我们也收到了诸如“无法与讲德语方言的司机沟通”这类的答案。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受访者的状况比较具有代表性：她的德语水平刚好能够满足日常交流的需要，甚至于能够流利地与母语者攀谈，但口语中受到忽略的语法和词汇等问题使她在专业领域则常常遇到障碍。也有个别来自中亚的定居者用德语交流非常困难，他们将生活局限于同种族的人群聚居区中，也懈怠于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但这只是较少数的特例。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东方的移民中会说德语的比例较来自欧洲的移民更低，总体对德语和英语的掌握程度也相对低下。
虽然68.8%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交流通常没有障碍”，但是仍有近半数的调查对象（46.8%）表示对语言沟通感到较强的不适应。基于这两个数字我们推测，部分人尽管能够使用德语与他人进行基本交流，但依然会感到不适应，即基础的交流能力还不足以使外来移民在社交中拥有完全的自信。
1.3.4 文化差异
问及文化差异时，得到的答案因人而异，且主要与移民的来源国相关。来自欧洲的定居者通常感受不到明显的文化差异，只有作息习惯、公共场所告示语等对生活并不造成障碍的差别，移居后的生活大体上与过去一致，他们同时认为“在整个欧洲旅行时的感觉几乎都是如此”，仅有少数完全不会德语的移民感到困难。而来自土耳其等东方国家的定居者提出了更多的差异个例，如饮食差异更大、人际交往习惯不同、工作习惯（包括自己及政府、医院、银行等机构的工作时间、工作性质等），但他们也表示在适应当地生活时并不困难。一位受访者将埃森描述为“开放思维的、包容多种文化的城市”。
宗教信仰的差别也是文化差异中的重点，尤其是目前欧洲穆斯林群体受到的争议，我们也围绕这一点进行了询问。我们接触到的来自土耳其等地的受访者大多处于20-30岁的年龄段，他们中许多人并不是穆斯林，并告诉我们，在他们的祖国，穆斯林也只占人口的一部分，对非信徒来说宗教并不是他们生活中值得关注的组成部分。但对于出生于穆斯林家族的年轻一代移民，宗教依然对他们的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
2 上海移民及外来人口情况
2.1 历史进程与人口结构
随着上海外来常住人口的不断增加，外来移民与本地人口有广泛而复杂的接触，从整体上看不能把移民群体简单地划分为一个文化社区，但与本地居民相比而言移民人口依旧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城市原有的文化与新移民所带来的文化相互碰撞，在全球化背景下又与其他社会和文化因素共同塑造了城市文化新格局。尽管不同地区的城市之间会有不一样的文化习俗，但研究作为当前我国典型移民大城市的上海对于其他城市也有一定参考作用。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从历史上看，1935年上海85%的外来人口是来自附近的浙江北部和江苏南部的吴语地区，而现在的上海移民从人口来源上与20世纪相比有了很大差异，如今的上海移民人口主要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移民为外来务工人员。2003年上海市的流动人口达499万，其中来自浙江的移民人口仅占7%，虽然江苏省没有相关的人口数据可供参考，但鉴于其与浙江省的情况相似，可以进行合理推断，江苏北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的外流人口在上海的外来江苏人中占比较高，而来自苏南地区的外来人口则大幅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本地民营经济的逐步成长和不断壮大，因此传统的浙北和苏南地区向外迁移的人口大大减少。截至2016年底，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已达980.20万人，占总常住人口的40%。
第二类重要的移民群体是创业者、技术人才和投资移民，这部分移民所发挥的引导作用对上海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沉淀化和家庭化迁移模式的出现是这个移民群体最显著的特征。越来越多的专业技术移民和婚姻移民取得了上海户籍，与此同时他们受到了市民化的待遇，因此在城市中的稳定性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第三类则为海外移民。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10年居住在上海并接受普查登记的境外人员共有20.83万人。其中，外籍人员为14.32万人，占68.7%，外籍人员数居全国第一位，共涵盖了214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港澳台居民为6.51万人，占31.3%。大多数来沪海外人士属于典型的往返性移民和巡回性移民，也就是说他们主要受商务经营和经济活动等因素的影响，由企业和公司派遣为主，大部分是短期和中长期迁移并频繁地往返于两地之间。2014年居留上海半年以上的常驻境外人口达17.5万人，人数居全国之首，约占全国常驻境外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由于移民群体个人定位和认同模式的差异，不同类型的移民进入上海后，会选择相应的居住模式和社会交往形式，这些因素都对上海移民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2.2 移民文化对移入地区所带来的影响及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发达的长三角，正是历史上移民人口较多的地区，仅以上海区域文化的历史进程与社会的繁荣发展，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移民是文化的载体，伴随着移民的迁入，其源流地文化也被带入上海。因此多元异质人口大量集聚上海的过程，改变了上海的社会结构，使社会与文化变得多元化。与原住民不同的是，移民对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文化的接受程度更高，更具有开拓精神和冒险意识，从而形成开放、进取、兼容、先导的移民文化，给当地社会增添新的活力。与德国鲁尔区移民不同的是，上海外来移民中来自国内不同地区的移民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差异十分显著。上海处于吴语地区，所以首先吸引的移民还是来自周边的江浙吴语地区，这些地区的移民在语言及生活习惯等多方面都与上海本土人口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再加上当前长江三角洲广泛的城际交往，这些地区的移民较容易被本地人群接受，也容易在文化上向本地人群同化。相比之下，来自广大官话地区的移民与上海本土人群有明显差异。他们生活上主要遵循北方农业文化背景的风俗、礼节和社会交往规范，与本土人群所营造的江南城市文化氛围差别较大。大部分官话移民都是来自中西部、北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虽然移民的人数众多，但文化的影响力较小。这些移民在工作和生活中受到的文化冲击较大，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会使这些人群人际交往相对闭塞，很难实现真正的移民化，也不会像吴语地区移民那样容易被本土人接受。
除此之外，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社会融入问题也不容小觑。虽然国内移民文化背景与上海文化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整体的文化氛围还是相同的。相比之下，国际移民在社会融入方面的问题会比较明显。影响社会融入的主要文化因素是教育水平、语言熟练程度和宗教信仰。
在教育水平上，学历高的国际移民在文化融入中遇到的阻碍要明显小于学历相对较低的国际移民。伊夫·格拉夫梅耶尔在分析社会化互动时曾指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的社会联系更为多样…不管怎样，都保持着各种或多或少分割的选择性关系（同事、朋友、协会）网络”。与之相似的，伍斯罗（R.Wuthnow）与哈科特（C.Hackett）曾分析过移民到美国的宗教群体对美国社会的融入情况。通过对比这些群体得出结论：在文化认知、专业技术与管理职位、收入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越高的教育水平对社会融入度的积极影响越大。所以，国际移民自身的人力资源有助于其在上海结识新朋友，构建新的社交网络，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语言熟练程度方面，尽管大部分国际移民表示自己学习过中文，但只有少数人能够熟练掌握。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交流方式，如果语言方面存在障碍，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交往情况，使得社交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对社会融入产生不利影响。
同样，宗教信仰在国际移民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际移民群体可以通过宗教活动获取社会支持、精神寄托和心理归属，加强对迁入地社会文化的认同感并在迁入地建立起新的社会网络。
3 思考与建议
上个世纪下半叶，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面对移民的涌入推出了多元文化模式的对策，但实际实行的多元主义文化政策有许多不足之处，并且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给危机局面的形成留下了隐患。多元文化主义的本意是承认移民及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上与本国主流人群的差异，允许国内多种不同文化和价值并存，在社会多样性的自由的基础上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但“它却在实践中封闭这种多样性，用官方认可的固定分类将个人区分进种族和文化的盒子里，实际上只是建立起政府希望管理的那种固化的多样性，即‘有计划的多元化’和‘制度性的种族主义’，这又造成了社会的焦虑与认同的割裂。少数族群之间互相隔离、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也相互隔离，满是“难以同化的孤岛”的社会现实，不仅加深了各个族群间明显的文化差异、社会经济差异，而且也削弱了整体的国家认同感。”（鲍永玲，2016：65）前几年，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多位欧盟首脑直言不讳地宣布本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已经失败，引起了欧洲及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反响。多元文化模式之下其实默认了所谓亚文化圈的存在和不平等性，反而加剧了不同亚文化圈及主流文化之间的隔绝。在当前德国移民数量高居不下的情势下，政府需要制定出更加有效的移民融合政策，实施更有利于促进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措施。
目前在一些欧洲国家及德国的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新的推进移民融入的探索。例如政府设立针对移民后代的反极端化项目：通过课程、宣传品等向年轻一代具有移民背景的公民普及正确的宗教知识，并向他们介绍信仰自由、和平共处的理念，以及派专人提供咨询。政府还应当设立在移民初迁入时的引导项目，如芬兰政府建立的移民信息库，为需要者提供关于居留许可、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芬兰社会、文化、宗教及业余生活的基本信息，帮助广大移民在芬兰安家落户。芬兰就业部门针对外来移民设置的培训课程可以说是一种就业培训，使外来移民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从而更能够为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做出贡献。
除了采取措施推动移民融入，也有必要保证移民自身文化得到一定的承认，使主流社会对移民文化也有足够的了解，提高外来移民的被认同感。自2012年，德国北威州所有公立小学都开设了正式“伊斯兰学”课程，并面向移民招募师资人才。但许多校长也坦言，这类课程的监管是具有难度的，无法有效地鉴别伊斯兰教义课不会传播极端化思想。并且由于伊斯兰教与德国政府并未达成合作关系，未设有伊斯兰教的宗教税收，政府缺乏资本开设正式的宗教学校等机构。尤其对伊斯兰教，将宗教纳入政府管理体系、建立合法监管程序是移民工作的难点和重点。
总体而言，在德国鲁尔区主要城市中的移民亚文化现象已经具有可观的发展程度，每一个亚文化圈的封闭性和排异性也已经有所体现，这将会引发一系列令人忧心的社会问题。尽管这些城市的主流群体并不排斥外来移民的进入，移民也希望着融入当地社会而来，但双方的融入意愿均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实际上对移民的融入过程无法起到最有效的推动。如果不尽快注意到这种局面的未来走向并对其做出控制和调整，双方的融入意愿可能都会日渐冷漠而产生负面作用，使移民亚文化圈与主流社会渐行渐远。不同于上世纪的务工潮，本世纪的移民涌入将给鲁尔区的老牌移民城市带来新的挑战。
而在上海，从移民政策的演变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在明确城市自身发展情况和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赋予的政策灵活性和制度空间，制定自己的移民政策。大量青壮年移民的涌入，给就业竞争和劳动力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缓解了部分行业的劳动力的供需矛盾，促进了上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上海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专业技术移民、创业移民和投资移民凭借自己的技术和资本开办公司和企业，是上海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引领者。此外，移民的迁入还有效地遏制了上海持续多年的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发展趋势。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上海在移民融入方面所产生的问题。其中最应引起重视的是社会融合问题。在思想上，上海本土居民正在逐渐摒弃排外守旧、地方保护主义等旧观念。尽管如此，在上海的外来人员由于户籍身份制度限制，还是会受到不公正待遇，例如在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不平等对待阻碍他们更好地融入上海。在政策上，政府给予了移民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如淡化户口界限，以市民化管理的方式保护外来在沪人员的合法权益等。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上海也尝试从长远战略发展层面出发，站在新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移民问题。为了能够让移民的优势和潜能得以充分发挥，上海正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移民政策，不过，目前政府部门采取的措施多数是应急性的，而且缺乏统筹和联系，迁移人口仍面对着各种政策约束和制度限制，这说明上海移民体制和政策有待完善。
总的来说，在新时代，特别是在外来移民既需要吸纳又需要控制的矛盾情况下，移民问题给上海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对于政府来讲，城市利益与成分构成的合理性是制定移民政策时要考虑的关键因素。随着上海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上海对外来移民采取选择性接纳，在引进高水平专业人才和熟练劳动力的同时，严格控制非熟练劳动力的数量。这样的移民群体可以使他们的亚文化圈不断接近主流社会，从心理上产生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政府在控制外来人口的同时，应适当考虑吸收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从制度上保证他们相应的市民权利并努力促进整个社会人群融合，达成多元和谐，群体共生的世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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