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鑫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书法系，山西 晋中 03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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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狷非狂自一家
—解读五代书法家杨凝式

　　王 鑫

　　（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书法系，山西 晋中 030619）

　　［摘 要］在书法史上，杨凝式曾被称作“杨风（即‘疯’）子”。在战乱频繁、文艺阙如的五代，人们无暇顾及超然物外的书法艺术，而杨凝式的出现填补了这个空白，他将自我的矛盾引入书法创作中，对古典书法产生了一种冲击，并取得了空前的和谐与统一的艺术效果。这除了他超凡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外，最能引起人思考的便是他现实心态的真实写照，他以“疯癫”的状态书写了自己极具个性的灵魂的独白。

　　［关 键 词］杨凝式；五代；异位失衡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的一个时期，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使文人的命运极度恶化，这与魏晋南北朝之际的士人处境极为相似。《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六十五中记载了朱全忠以“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之由大肆屠戮文人。可见当时文人的性命受到急迫的威胁和严厉的重创。乱世之中，一些文人醉入市井糜俗的生活，沉湎酒色，与世无争成为这个时期他们在乱世中的一种避世生活方式。但在这些文人的群体中，杨凝式可谓是异类，他佯狂避世的策略和不屑一顾的态度为我们带来了更深的思考。

　　杨凝式虽然冠以“杨风子”的绰号，但他真是疯疯癫癫的吗？其实不然。试想，如果他真是一位疯子的话，他将一事无成，更别说撑起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了。杨凝式的“疯”使我们很自然想到书法史上称之为“颠张醉素”的张旭和怀素，他们三人虽都以“癫狂”享誉书法史，但张、怀二人之巅源于生性嗜酒，每喝大醉，便开始坠入癫狂，挥毫疾下，随手万变，应纸成书。而杨凝式之巅却并非酒酣兴发后的驰毫骤墨。换句话说，他比任何人都清醒，他的疯癫是“做”出来的，是“做”给当朝的缙绅官吏看的。当一个疯疯癫癫的杨凝式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大家就放松了对他的警惕，从而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安全和自由。

　　杨凝式之所以出现这种异位失衡的状态，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我们所说的异位包括他的审美思想、书作传达以及处世态度。这种反叛性的异位表明了作为乱世时期文人的一种文化态度，于是他的书风脱离了俗腻中庸，趋向个性风格的艺术本源，将个性和才华充分地发挥出来，用书法的表现形式将其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形成了其独有的品格。

一、乱世的时代背景是异位失衡的外因条件

怎样的时代氛围，影响怎样的文化主体，怎样的社会背景，造就怎样的社会意识。五代乱世，由于社会的动荡，书法艺术也江河日下，于是有了书法史上“五代衰陋”一说。但历史的车轮并不是合辙向前，正如魏晋南北朝的乱世成就了以“二王”为领袖的晋韵书风，在五代杨凝式的异军突起也填补了这个空白。两者的一个共通点就是身处乱世，人性的压力促成了他们精神的被迫超脱，让他们不再顾眷世事，而是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他处，自我意识的凸显使他们向外发现了自然天趣，向内发现了自我真情。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晋韵书风在五代时再现于杨凝式身上，而且他还撷取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自由多变的风格。

二、无奈的文人心理是异位失衡的内因之旨

身为朝廷一臣的杨凝式由于乱世的境遇，而报国无门，境由心生，无奈的心理使他自我失衡。这样的心理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皆是当世名士，在政治上也本有济世报国之志，但又不得不叹于世事之不可为，于是他们只得不涉世事、退隐朝野、明哲保身，或谈玄论道，或临流赋诗，或酩醉不醒，或缄口不言。但这绝不仅仅是真正意义上的“魏晋风度，名士风流”，而是埋藏在心内的深层忧虑，故而只得从虚无缥缈的幻想里去寻找慰藉。杨凝式与“竹林七贤”的境遇可谓同病相怜。他虽仕任五朝，却屡次托病罢官归隐。更迭不停地朝臣君主，了无休止的战乱纷争，使得杨凝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扭曲了自己的心理，加深了他的矛盾和无奈。同时代的文人墨客，皆因无法忍受这种政治的无奈而逃遁隐世。与他人相比，杨凝式的态度则显得超然独立，他在无法排遣苦闷的状态中受到重创，在创伤之后又获得了精神的涅槃。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也曾论述：“世俗地主知识分子既关心政治、热衷仕途，而又不感兴趣或不得不退出和躲避的矛盾性格，从中唐的萌芽而逐渐分化，经由晚唐五代到北宋沉淀，一面为建立封建宗法一体化而努力，另一面则对现实世俗的沉浸和感叹到日益成了文艺的真正主题和对象”，于是“人的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因此，内在的精神超越赋予了他超凡的艺术感悟，外在的苦闷现状转化为审美内核，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寻求到了艺术的真正力量。正如美国的认知和教育心理学家戴维·N·帕金斯所阐述的那样：创造性的艺术家是一些不关心道德形象的放浪形骸者。杨凝式正是这样的创造性艺术家，他抛开了左右道德的传统理念，以“佯狂癫疯”的姿态独立于世，将矛盾和无奈的心理转化为其艺术创作中的格调和风貌。

三、禅宗的思想是异位失衡的理论根源

禅宗传入中国时，中国已是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比起禅宗来说，中国已形成的固有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无论是在内容实体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具备长足的优越性。这便决定了“禅宗”思想在影响中国人的意识中扮演的不是“征服”的角色，而只能是“融汇”的功能，即发扬其自我的思想内容，补给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中。因此禅宗成为极富本土意味，成为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

　　“书法是创作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内心秩序的全部展露，又是宇宙普遍性形式和规律的情感同构。书法艺术是审美领域内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的直接统一的一种典型代表：它与禅宗主张的“回归自然”“无意识”有着同一的观点。”禅宗强调心性本净，强调挖掘个体感悟，这在艺术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随着禅宗这种“重视本心、追求本色”思想的深入，书家也不囿于先贤笔法的约束，更重视书法对个人心性的表达和传递，反对矫揉造作，提倡妙趣纯真。杨凝式正是这样一个优游于禅、儒、释、道之间超然物外的散僧，北宋黄庭坚亦推其为“散僧入圣”。在杨凝式的题壁诗句中亦有“院似禅心静，花入觉性圆。自然知了义，争肯学神仙”。从诗句的字里行间可以窥探禅宗思想对他的影响。正是禅宗主张的这种“自心是佛”“回归自然”的思想，让这一个乱世中的文人找到了抒发内心审美心理需求的门径。这在朝野世俗之中是不可能找到这种“潜心养性”的归宿的，在这样的五代乱世，山林、溪涧、幽谷、寺观应当算是可以陶冶抒发的宁谧之所。这也是为何其“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记殆遍”的原因所在。在这里杨凝式寻求到其宣泄的方式，为世人留下了潇散自如、轻松明快和极富宣泄情味的书法作品。

　　杨凝式的这种“自出新意”和“无意于佳乃佳”的状态给予了宋时文人墨客于书学上的期待，也正是这种期待，使得尚意书风由此勃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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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欧阳修.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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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7］戴维·N·帕金斯.艺术的心理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启功.论书绝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16.

　　［9］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53-154.

　　［10］戴维·N·帕金斯.艺术的心理世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46.

　　［11］杨谔.禅与书法：浅论禅味书法［J］.书法研究，1991（1）：65.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8854（2016）02-0040-02

　　作者简介：

　　王鑫，1985年4月生，山西忻州人，太原师范学院书法系教师，陕西师范大学美术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书法技法与史论、中国画技法与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