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思远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历史 HISTORY明朝史料中的丰臣秀吉形象
——以《两朝平攘录》为中心

　　覃思远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对侵朝战争的元凶丰臣秀吉形象的认识集中体现了参战各国对这场战争持有的立场。本文以《两朝平攘录》为例，选取其中关于丰臣秀吉的描述部分进行解读，分析日本情报是如何流传至明朝、又是如何变异的。其中违背史实的地方甚多，反映了明朝对敌情了解的匮乏程度达到了令人扼腕的地步。而作者笔下的丰臣秀吉形象大奸大恶，虽真伪驳杂，亦反映了明人对侵略者的痛恨。

　　两朝平攘录；丰臣秀吉；形象

1 前言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野心持续膨胀，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明朝政府切实感受到了来自外敌的巨大威胁，为此不惜投入大量兵力参战。史称“万历朝鲜战争”。它始于1592年、终于1598年，对中日韩三国、对东亚乃至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是毋庸置疑的。但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认识，不同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在不同阶段也不尽相同。作为罪魁祸首，丰臣秀吉的形象在交战双方的描述中有着天壤之别。与日本方面极力颂扬的基调完全不同的是，丰臣秀吉在中朝两国可谓臭名昭著——他是下贱至极的奴仆、弑君纂位的佞臣、心狠手辣的刽子手、荒淫无度的暴君、杀戮无数的侵略者等。

　　明人对丰臣秀吉的认识，可从《两朝平攘录》(以下简称《两朝》)中窥见一斑。首先，在江户时代日本出现的“朝鲜征伐”系列物语的出版热潮中，《两朝》被作为了解中方战时情报主要的材料源看待，其事实上具有了“准正史”的功能；其次，《两朝》中关于丰臣秀吉的传记或与史实相符、或差异极大，但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日本情报的掌握情况；另外，这些描述借助了一定的文学表现手法，将一个阴鸷、毒辣、荒淫的当权者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这种材料选择和文学性描述中所包含的倾向性，正好体现了明人对战争、对侵略者深恶痛绝的心理。

2 关于《两朝平攘录》

《两朝》的最早版本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刻本。根据《壬辰之役史料汇辑》中吴丰培所作后记可知：“所名两朝，乃记隆庆、万历两朝五件军务要事，即顺义王、都蛮、宁夏、日本、播州。”《两朝》卷四的日本卷主要记述了明朝1592、1598年明朝两次派兵入朝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经过。

　　关于作者的情况，长期以来就多被认为是“经历不详”“生平无考”。但据《明曲家诸葛味水考》(裴喆2010)所述，诸葛元声大致生于1537年，卒于1614或1618，除了《两朝》以外，他还以 “味水外史”、“东海澹仙”等名号创作了文集《味水集》、杂剧《女豪杰》(已佚)、戏曲论著《西厢记序》等，可称明曲大家。诸葛元声在万历九年或因主公获罪而隐姓埋名前往云南谋生，万历四十五年始离滇。

　　诸葛元声博学多才。《滇史》卷首序文称：“余友诸葛生, 博洽士也, 别去三十余年, 近一再会于故里……”；商濬在其所校的万历三十四年(1606)版《两朝》序中也说道：“余乡诸葛先生, 淹贯古今, 独数奇不侯, 且与燕阳先大人同藉谊交欢, 时时相与抵掌国家大礼、大戎一切典故,洒洒若悬河靡有殚也。”《云南通志》说:“诸葛元声, 不知何许人, 万历间隐名为诸昌贞至郡, 以卖笔为业。一日见郡中诸生会课,阅其艺, 曰:‘诸公文固佳, 但题旨尚未透彻。' 援笔改正数艺, 群相推服, 因请入书院教授生徒。”

　　

表1 丰臣秀吉生平文献

文献内容1595谢杰《虔台倭纂·今倭纪》其初微乎微者，能登高樹，號假精。曾以樵遇國王於途，醉不及避，左右欲兵之，秀吉以口辨得免，收於王部下。試以諸事，輒了。問之能兵，曰能。捕海上諸小寇，又輒效。王悅，妻以女，俾典兵事。秀吉桀黠，既握兵權，漸以威懾其下，下人畏之，知有秀吉，不知有王。……因自稱關白，捕王長子，戮之，並殺其參謀阿奇支。1595慎懋赏《四夷广记·东夷· 日本国》有倭人平秀吉者，以販魚醉臥樹下，山城州關白信長出山畋獵，遇吉沖突，欲殺之，吉能舌辨，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呼曰假精。信長漸與田地，改名曰森吉，助信長奪二十余州，弒秦王而自立。信長恐吉有叛意，多給田產，令之鎮守大界。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吉統兵殺參謀。信長授吉以關白。後有明智者，弒信長，秀吉率行長諸將殺明智，自立於大界。1602王圻《续文献通考·四裔考·日本》秀吉乃平氏家奴，初以販魚醉臥樹下，適舊關白信長出獵，欲殺之，復以吉舌辨留之養馬，改名森吉，因助信長計奪二十余州，信長加獎田地。鎮守大將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吉統兵掩殺之，乘勝遂占關白。

　　在说到第一次蔚山攻城战(1598)中，明军指挥杨镐围攻加藤清正眼看就要获胜、却因误信其求降之言而停止攻击并疏报朝廷时，作者悲叹到：“余是时在刘家营，一见经理前疏，大惊顿足，惜哉，国事去矣！……旁者犹哂余言，三日而败绩之音至。”这段文字体现了诸葛元声杰出的军事判断能力，也反映了他与朝中大臣有着密切的交往、以及他对朝鲜战争极为关注的情况。这里的“刘家营”，指的应是有“晚明第一猛将”之称的刘铤的营地。

　　据此推测《两朝》的信息来源：诸葛元声写作《两朝》依靠的是自己的“博洽”以及与朝中大臣的友好互动关系，也有可能从朝鲜战场上听闻到了一些情报。

　　《两朝》参考了其他的文献是确定的。比如，开篇就引述了《通鉴前篇》《墨谈》和《国语》中所论述的日本的方位；关于日本男子“凶狡无信”“黥面文身”女子“衣如单被，穿其中以贯头”“女治容者黒其齿”的描述与我国自西汉以来关于众多版本的“倭人传”相似；关于倭刀、倭兵、倭法、倭俗、倭船等的介绍及倭人入寇经过均可见于其他相关文献；而关于日方的最新情报如天皇更替情况等，又可见于先行的《虔台倭纂》《全浙兵制考》《经略复国要编》等文献中。

　　《两朝》何时传入日本无法确定，但它对日本近世以后出现的朝鲜战争作品的影响极大。《朝鲜征伐记》(堀正意1644)《朝鲜太平记》(马场信意1705)等文献中都有直接引自《两朝》的内容。举《朝鲜征伐记》(堀正意1644)为例，明军内部交涉、军队调动、朝廷合议等日方不可能知道的情况基本与《两朝》记述一致；关于朝鲜由来的文字与《两朝》中相应语段几乎一字不差；日方和谈使者内藤如安在北京接受明朝官员盘问时、双方问答的具体内容在行文上与《两朝》一致等。

3 《两朝》中所见的丰臣秀吉形象

3.1 出身贫贱的奴仆

《两朝》中关于丰臣秀吉的生平及事迹记述如下：

　　初以販魚，醉臥樹下。信長出獵，吉驚起沖突。欲殺之。復以吉舌辯，留之養馬。名木下人。秀吉善上高樹，人呼為假精。信長每攜之出兵，無不勝者。因大寵愛，賜之田土，改名森吉。凡助信長計算二十余州。信長恃功大勢盛，遂弒國王自纂立。秀吉以信長纂成，賞己輕，多怨望。信長知之，恐其叛己，因加獎田地，令為攝津鎮守大將。有參謀阿奇支者得罪信長，命吉統兵掩殺之。已而信長又為部將明智所弒。秀吉方攻阿奇支，聞變，遂與部將行長等乘勝舉義兵誅明智。

　　《两朝》中对此情报来源进行了交代——或为海商、或为渔民的陈申、许仪后、朱均旺等人在战争前夜将日本即将入寇的情报报告给了明朝政府。其中因被倭寇掳往日本11年后才逃回的苏八的陈报在《两朝》中有记载：

　　萬歷十八年蘇八隨征至金柏川海，親見關白。左頰上有黑痣，面似犬形，約年六十余。又雲關白乃民間仆，本名方白古登，在銀山大頭目世子四也屯部下，隨征有功，悅之，賜名十吉次郎，諂事其主，累出必捷。遂以為大將軍兼相事，更賜姓羽柴，名築前。因見四也屯年老，糾頭領十八人殺之，逐其子而自立。仍占銀山地方。萬歷十六七年間藉故主余威，兼並諸國，然非盡戰勝，皆虛聲恐嚇，黃金詭間得之。

　　苏八称“关白左頰上有黑痣，面似犬形”，应为亲眼所见。但之后关于其生平的表述存在诸多问题，应为目不识丁的苏八听闻而来。比如:“方白古登”的汉语读音与日语“関白殿”的发音相近；“十吉次郎”与秀吉原名“藤吉郎”的日语发音一致；“筑前”并非人名；秀吉亦并未带人刺杀“四也屯”(信长)；而秀吉以“黄金诡间”夺得天下的说法，也许是来源于丰臣秀吉为了炫耀财富、笼络人心、曾两次给大臣们发放大量金银的传闻。

　　1593年停战讲和期间，福建巡抚在其上疏万历皇帝的《请计处倭酋疏》中有如下的内容：

　　本月十五日、又據許豫同夥商人張一學、張一治將到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中與許豫同者不開外、一稱平秀吉始以販魚、醉臥樹下、有山城州倭酋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山畋獵、遇吉沖突、欲殺之、吉能舌辯應答、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又、吉善登高樹、呼曰猴精、信長漸賜與田地、改名曰森吉、於是助信長計奪二十余州、信長恐吉造反、加獎田地鎮守大堺、有倭名呵奇支者、得罪信長、刺殺信長、吉統兵乘勢卷殺參謀、遂占關白職位。

　　《两朝》等文献所载的丰臣秀吉的信息源头便在于此。显然，张一学等获取情报的途径主要还是道听途说加上主观臆想。

　　首先，沿海地区人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主要是渔业，“贩鱼”之说大概是出自比较稳妥的一种猜测：“醉卧树下”应是来自丰臣秀吉的姓氏“木下”。谍报人员根据其姓氏便创造出了以“醉卧树下”为开篇场景的一篇传奇小说。而秀吉由于个子矮小、长相机灵常被旁人称为“猴(Saru)”，这里处理成他因“善爬高树”因而得名“猴精”倒也十分巧妙。文中的“呵奇支”应为明智光秀的姓氏发音“Akichi”。明智刺杀信长为史实，而《两朝》误将“阿奇支”和“明智”视为两个人看待了。

　　但这种谬误也并非《两朝》首创，在此之前已有涉及丰臣秀吉生平的部分文献，见表1。

　　可见，在明朝间谍将一些或真或假的情报带回国内之后，丰臣秀吉形象的基本架构便在各种文献中被搭建起来了——出身贫贱的奴仆和弑君纂位的奸臣。

3.2 阴狠毒辣的奸臣、刽子手等形象

《两朝》没有满足于对丰臣秀吉描述浅尝辄止。在接纳前述基本架构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挥。即使不能认定这些是《两朝》所创，也至少可以认为作者是在有意识地堆砌材料、以塑造出一个“大反派”的角色。

　　（1）“奸”——弑君纂位的奸臣。前文所引的苏八情报中已有“因見四也屯年老，糾頭領十八人殺之”的表述。为了深化秀吉一代奸臣的印象，作者还不忘加入其迫害信长后代及排挤天皇幼子的表述:“信長雖死，有三子皆長成，秀吉皆廢之而自立。信長大子名禦茶銑，以罪迸居遠島。”“天正王幼子即位，欺其孤弱，視若贅旒。公卿有勢力者逼為己用，使之孤立無助。”“四也屯”(织田信长)并非为秀吉所杀，但秀吉排挤信长后代、架空皇权等确有其事。因而这里虽然在细节上有所偏差，但也并非全为妄言。

　　（2）“色”——荒淫好色的昏君。标准的昏君形象自然少不了“好色”的论调。《两朝》中的秀吉首先是强夺人妻：“見京都富民妻媚，奪而為妾。”“聞豐後王之妻甚美，命載入京都。其妻守義不至，即命其王往朝鮮，以他故殺之。”其次又建造了供自己寻欢作乐的场所：“築城池四座，名眾快樂院。大樓閣有九層，粧黃金，下隔睡房百余間，選民間美麗子女，拘留於內。每夜常東遊西臥，令人不知，以防暗害。”

　　(3)“狠”——阴狠毒辣的刽子手。《两朝》在突出秀吉“性媱嗜殺”这一点上着墨最多。首先体现在作战时，法令既严、手段又毒。“(征关东时)多以金行間，以殺立威。”“其慘酷暴虐，殺害諸州，奪其都邑，質其子女。”“(征萨摩时)有不服者，計割耳，二十四馬載回，誅戮殆盡。”“(侵朝时)罄國而行，父子兄弟不許一人留家。”“法令最嚴，绑釘殺戮，無所不用。兵行有進無退，即遇湯火，不許回盼。回顧者子婿皆斬。”“退後者不論王侯將軍，斬首族滅。”

　　其次，为了一些无端小事便会杀人而这更能体现秀吉的阴险狠毒：“其刑法無笞杖，犯罪不論輕重，皆殺之”“有一婢入寺遲回，疑其有奸，將和尚人眾五十三人盡行绑釘在市。”“有張網者誤羅其鷹，將張網及左右看者二十四人俱殺。”“初時丈量田地，有守園人說此半畝是山，我自立新開為園。遂惱其大膽出語，將母妻弟婦盡行吊死。”

　　(4)“狂”——狂妄霸道的侵略者。为了突出秀吉这一形象，作者还采用了对话的形式进行描述，画面感极强，彷佛作者亲见：

　　“如琉球、呂宋、南蠻、佛郎機、暹羅，皆逼令奉貢，往日本生理。”“關白喜曰：以吾之智，行吾之兵，如大水崩沙，利刀破竹，何國不亡。”“唐之天下在吾袖內也。”“老叟(秀吉)怒曰：天朝遣使封我，我且姑忍之。朝鮮決不許和。天使亦不須久留，明日可上船，我當再調兵馬前往朝鮮廝殺。”

　　如果秀吉真的如此一无是处，则何以解释其征服日本、指挥日军在朝鲜战场上势如破竹的行为？也许是考虑及此，《两朝》也偶发夸赞之语：“秀吉多智略，刚果有断，能脅以恩威，又善用人”“所向無敵。”但此时亦不忘附上解释，提醒读者秀吉的作为乃因其不择手段威逼利诱所得：“所奪各州，必質其子弟，皆威計所逼，非心服也。”“非盡戰勝，皆虛聲恐嚇、黃金詭間得之。”另外，秀吉在与沈惟敬见面时虽霸道异常，但言语间仍称 “天朝”、“天使”，这不像是一个侵略者该有的言辞，也许是作者或是沈惟敬等人为了维护明朝的体面或是个人的自尊心而虚构出来的。

4 结语

《两朝》所载信息是作者凭借自己的“博洽淹贯”借鉴先行文献、并在与朝中权臣密切交往的过程中获取的。虽然所引文献有前后矛盾之处，但能以多个事例将战争对手国的最高将领的形象刻画得十分丰满，这在明清时期其他文献中是不多见的。

　　《两朝》关于丰臣秀吉记述的特点是:(1)参考了其他文献，其中的信息来源是明朝谍报人员;(2)内容较其他文献为多，描写更为细致;(3)文学性较强，突出表现了丰臣秀吉狠辣、荒淫的形象。(4)所述情报真伪混杂，但即使是谬误极大的记述，也具有意义:它往往是真实信息的变异，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战争对手国了解的匮乏程度，读之令人扼腕。

　　尽管是“朝鲜军记物语”的引用源，但《两朝》中描绘丰臣秀吉的文字基本没有被日本的文献所引用。日本国家层面塑造的、民间层面流传的丰臣秀吉形象完全与中朝两国截然不同。这当然是因为立场的不同。同样，中日韩的学者们在认识历史的时候或许也会存在一定的立场。要想全面认识这场战争，就需要抛开成见、开诚布公、取长补短，实现学术研究共同的进步。

　　[1]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M].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203.

　　[2]罗克彬.播州杨氏史籍编年[M].贵州人民出版,2014.

　　[3]裴喆.明曲家诸葛味水考[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91-94.

　　[4]诸葛元声.滇史[M].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1994.

　　[5]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M].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

　　[6]靖道谟.云南通志[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212.

　　[7]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M].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0：156.

　　[8]小濑甫庵.太阁记[M].岩波书店,1996：163.原文：「天正十三年初秋比、金 子五千枚 銀子三万枚、諸侯大夫等に施し給 へり……朝より晩 に至て事尽にけり。此後又其沙汰に及び給 へり。」

　　[9]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第400卷[M].中华书局,1962：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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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2177（2017）07-0008-04

　　覃思远(1979—)，男，北京人，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日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