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放

　　刘庆邦有一个创作谈，专门谈短篇小说，题目叫《生长的短篇小说》。他说短篇小说是生长的，并提到“短篇小说的种子”。所谓种子，就是“有可能生成一篇短篇小说的根本性因素”。他提倡写作之前，要先找到短篇小说的种子，说这是短篇小说的眼睛。同样，王祥夫在谈到短篇小说写作时，也强调了要写文字背后的东西，说“能把故事埋在文字里的小说家才是高手”。甚至有评论家专门提出了超越现实的虚构，以《汉书·艺文志》中的定义为例：“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无论是刘庆邦，还是王祥夫，或者更早的著名的《汉书·艺文志》，对于小说的定义，基本没有争论——说故事。长篇小说说宏大的事件，中篇小说说架构适当的人物命运，而短篇小说，也是在说故事。不过，说法却有许多种。刘庆邦讲的“种子”，是故事的眼。王祥夫讲的“文字”，其实就是故事的呈现。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强调了一点：短篇小说的成长性。我理解为短篇小说的意义所在。

　　短篇小说因为其容量小，篇幅短，人物要求简略，不可能承载更多的故事与思想。但是，它必须要有意义。王祥夫说把故事埋在文字里，那么，小说就呈现了另外的面目：不单纯以故事的面目出现，而是饱含着意义的故事。换句话说就是：短篇小说，只不过借故事来表达意义。没有意义的短篇小说，其实还是典型的讲故事的延伸。

　　那么，短篇小说的意义何在？

　　这方面，很多评论家和小说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以为重要的是在三个方面：一是短篇小说故事本身的意义。写一个短篇，横截面也好，纵截面也好，都是在故事的基础上截的。那么，首先这个故事要有意义。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作者写了一个故事，自己感觉挺神奇，但没有什么意义。这表现在故事不新鲜，老套；故事缺乏逻辑真实，构不成意义；故事本身就是没有意义，只是一个虚构的或者日常事件而已。

　　二是短篇小说语言背后的意义。这一点至关重要。有人说短篇小说到语言为止，也有人说到人物为止，还有人说到故事为止。不论怎么说，语言都是短篇小说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除了语言本身的锤炼，语言背后所具有的意义，决定了小说的品质。很多短篇小说，挤干语言，一无所有。读完了，没有回味。也许他的故事讲得好，但就像小时候听说书，听完了，就没了。短篇小说更要给读者以充分的回味、思考与感叹。因此，建立语言背后的意义，就是要通过语言，隐隐约约或者冰山理论似的，赋予小说直达人性的意义，使读者产生共情。

　　三是短篇小说必须具有充分的想象力，通过想象力完成小说的意义。很多来自现实的故事本身，意义相对贫瘠。那么，想象力将成为短篇小说意义完成的主要动力。像著名的卡佛的《大教堂》。故事本身就是一次拜访和接待，其中人物的日常交谈是很平淡的。如果一直往下写，小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不过叙述了一次有些尴尬的拜访和接待过程。但这个短篇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作者最后通过想象力，提出了大教堂这么一个广大、虚空、能够包罗万象的概念。复述关于教堂的一切，并与一个盲人一起画教堂。两个男人为此达成了和解，并同时获得了心理上的胜利。小说的意义由此突显。如果没有这最后的具有想象力的神来之笔，这个作品充其量只能是个一般化的记事短篇。

　　比如杨小凡最近发表的短篇小说《屠龙记》。这个小说的故事也很简单——一个一辈子朴实的老人，在疫情期间被耽搁在儿子家中。然后得了狂妄症，发展到要为消灭瘟疫而屠龙。儿子为了父亲，请人以3D技术设置了屠龙。但最后父親还是离家出走了。小说以“我”，著名的阴阳大师之视角，来参与寻找父亲的过程。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小说到屠龙为止，那么，这个小说充其量就是一个反映儿女孝敬父亲，满足父亲狂妄症情况下的狂妄想法而已。但杨小凡的小说智慧在于：他注重小说故事背后的意义——父亲在已经屠龙之后，为什么还要离家出走呢？最后，杨小凡用了一句卦语：见龙在田。点出了父亲内心的心结。父亲不仅仅是因为瘟疫，而是因为田。田是父亲的根本，也是父亲生存的意义。小说的意义由此得到了升华。在意识到这个意义之后，小说戛然而止，虽然结尾处也用了一段关于父亲沿着涡河行走的描述，但有意义的小说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如果再往下写，就又陷入了无意义的交代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故事本身具有意义的短篇小说，杨小凡近年来的创作，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寻找故事，因其冲突性和文化特点，短篇小说的意义大大地丰富了，品质也得到了提升。

　　同样，徐则臣曾有一个短篇《宋骑鹅和他的女人》。这是一部依靠想象力支撑小说意义的短篇。运河岸边的故事，看似平常，却隐藏着巨大的隐喻——人的命运的不确定性。宋骑鹅是运河边上一个苦命的男人，也是一个有些不太正常的男人。他娶了他老婆，后来卷入一桩案件中。他认了那个案子。这是小说后面不断插叙的部分。真正的小说是从他的老婆带着女儿到看守所看他开始的。通过一路上在公安的吉普车里的对话，层层剥茧。最后真相还是从宋骑鹅的女人嘴里说了出来。宋骑鹅是个有病的男人。他们的孩子，包括睡在车上的女儿，以及她肚子里的孩子，都是别的男人的。宋骑鹅为什么要认了案子？小说并没有写出来，这就给了读者更广大的想象空间。这个故事本身是具有强烈意义的，而且通过作者对故事背后隐情的想象力和克制，将小说从有着传统中国传奇的特征引向了对人性深处的追问。

　　徐则臣近年来，注重向中国传统文化回游，回到质朴的原生态中国文化与民俗之中。他的部分小说，越来越看出中国古典小说对其的影响，或许是其刻意为之。比如刚刚发表的《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小说虚虚实实，以实写虚，以虚写实，虚实之间，不断转换。这其中语言的古典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和统一，使小说的意义一步步地得到体现。看似作者在用最质朴的语言，说着最日常的故事，但其中却时不时地泛起奇谲的浪花。小说看完后，读者其实并没有弄清楚题目中所写的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总觉得它们是有机统一的。就如同一个个隐喻，一环套着一环。这些环环相套之中，透出了作者的意图：他要追问真相，借以恍惚之美的语言。事实上，他达到了目的。小说在恍惚之美中，实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完成了小说的意义建构。而且，还有一个奇妙的地方：他以这个小说的开头部分为主，早前还写了另外一个短篇《玛雅人面具》。不过后半部分虚构的故事不同。这篇写猴子，另一篇写了哥哥制作的面具以及可能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金字塔。

　　五年前，走淮河时，我写过一个由三个短篇组成的中篇《人烟》。这里面我自己很喜欢《冬至》。《冬至》的故事很简单，近乎透明——写淮河边上一个老人，一生造庙。老了，瘫痪了。冬至日，他让儿女们抬着他去看淮河，看那些他曾经走过的路，经过的庄台，建造的庙。一路走下来，他都看了，也都想了。他很平静，只偶尔说上一两句话。但回到家中，他却在心里一一默念出那四十九座庙的名字。小说就此结束，最后一段就是四十九座庙的名字。

　　我想写出这件看似简单但对于老人来说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故事。故事在叙述中，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过程，是过程所赋予的意义。事实上，老人倾其一生精力建造的四十九座庙，一座也没有了，都消逝在时间的尘埃之中。他自己也是知道的。他要去看，要去走，目的其实是对自己心中的默念有一个交代——庙其实已建在他的心里，成为淮河文化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短篇是有意义的。它反映了文化的消逝，与个体生命的叹息、挽留，以及平静接受的从容。我愿意多写这样的短篇，并借此让自己的短篇小说走得更远。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