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

　　寻找种子的道路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天还不亮，梅站长咚咚咚敲我宿舍门，喊我赶紧起床，跟她下乡去。那段时间经常下雨，从大省村到后王村有一段沙石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梅站长骑着“大金鹿”在前头一个劲地跑，我骑着新买的红“凤凰”，想方设法躲避着路上的泥巴，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还是落下一大截。

　　站上唯一的一辆汽车（解放牌卡车）去省城拉麦种，结果人家农科院种子库硬是不给，说是我们的制種基地没经过省厅考察，“手续不全”。老黄一个电话打回来，把梅站长急得够呛：“文件上哪有这条规定？”她让老黄在省城候着，她当即坐上公共汽车赶去省厅找领导交涉，下种的节气眼看就到了，农时耽误不得。

　　还好，省厅答应，今天就派人过来考察。

　　我们的制种基地在苑城镇。这个镇上的土壤性质为潮褐土亚类，耕性良好，养分充足，保肥蓄水能力也强，苑城镇又地处平原地带，田间日照时数在自然状态下完全可以满足小麦生长所需，地理位置和地力条件没有任何问题。

　　梅站长让几位经验丰富的同事跟老黄去了省城：“你们就在种子库等消息，这边考察一结束，我就想办法让他们给那边打电话放种，你们赶紧装车，免得夜长梦多。”梅站长带着我和镇上的农业技术员，对制种基地周边道路进行了清理，把沿途那些堆在地头上的玉米秸、破烂塑料袋、化肥袋、扔得到处都是的农药瓶子用拖拉机拉走，“别让人家给咱挑出毛病。”梅站长说。

　　梅站长预定了镇上最好的一家饭店、最干净的一个房间。那天喝的什么酒我没注意，我刚参加工作，还没学会喝酒。梅站长喝了多少杯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她跑去厕所，吐了好几次。

　　那场酒从中午一直喝到傍晚。

　　田野上缭绕着一层薄雾。梅站长推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在前头走，我紧跟着她。身后传来汽车鸣笛声，沙石路被那车灯照亮；轿车从我们身后驶过来，里面坐着那位刚在酒桌上劝我喝酒的领导；轿车与梅站长擦肩而过，泥浆飞溅而起，像盛开的花朵撒向她，她摔倒了……当这条沙石路被时代抛弃，变成一条长满野草的荒径，这个傍晚曾经以稻草人的面目三番五次出现在我的工作经历中。即使此刻，我脑海中的“稻草人”精气全无，只有自行车的链条牢牢套住了那位领导的名字，它还是令我心有余悸。当然，我觉得我显然还不够啰嗦，我并没有写出关于种子的意义，也没有写出右派出身的梅站长对育种工作深入骨髓的爱。她在前半生中对命运逆来顺受，对苦难有着巨大的消化力；后半生则以饱满的热情，拼尽全力完成自以为肩负的工作使命，以此获得永生的精神慰藉。在我眼里，她那样的存在，就是为了守住人类某种古老的理想、价值和底线。

　　“小米，你还年轻，咋能让你一个小姑娘跟他喝酒，你以后不能喝酒，谁让喝也别喝……”

　　梅站长絮絮叨叨跟我说了一路。

　　夜空中星光璀璨，映现着最纯洁、最优美的人间真情。梅站长身上那种青草与泥土的气息，我一直不曾忘记。

　　雪下了一夜

　　梦里，我朝西南方向一直走，两条腿硬邦邦的，低头一看，哪里是腿，分明是前后摇摆的两支机械臂，摇啊摇的，累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想坐到路边休息，那双机械臂愣是停不下来。前面有一个水湾，我知道那是花盆河，我同学高小珍就住在河西下回村。高小珍复读了两年也没能考上大学，后来去外地打工，被机器割掉一只胳膊，成了残疾人。我还记得师生联谊会上她总是微笑的样子，那笑容既灿烂又苍老。下回村再往西，就是摩诃峰。我要去摩诃峰做什么？没等我想明白，一群羊从河滩下面前呼后拥蹿上来，头羊很强壮，两只粗硬的羊角交叉弯曲，像《风起洛阳》中春秋道使用的十字花刀，直直地冲我杀来，吓得我尖叫一声“救命”，一下醒了过来。

　　电视机开着。黄轩饰演的高炳烛在屏幕上辗转腾挪，爱恨交织。“我们一直是种种罪行的见证人。我们头上已经滚过了许许多多的风暴。”迷迷糊糊在沙发上摸索遥控器，脑子里闪过这样一句话，就像一个孤独的、老之将至的人在自言自语。“砰，砰砰”，有人敲门。这么晚了，谁呀？掀开猫眼，楼道里黑乎乎的，“谁呀？”“是我，送奶的。”是朱大姐，我赶紧开门。“外头下雪了，路不好走，来晚了，我怕放门口弄脏，不如直接给你送进来。”朱大姐顶着一头雪花，手里拿着一瓶羊奶。我让她进屋喝口水暖和暖和，她说不了，还有一份奶要送。放下奶瓶，我到前面院子里打开灯一看，果然下雪了，细小的雪花在光晕里翻飞，天空中灰蒙蒙的。

　　朱大姐是附近段家村人。段家村紧邻市区，土地全部被征用，她家的房子、院子、羊圈、庄稼地，都没有了。她到另一个村租了一点地方，盖了几间羊圈，一家人就与羊暂时挤住在一起。朱大姐在一个物业公司做临时工，下班回到家，先是忙着挤奶，装瓶，骑电动三轮车给订户送奶；然后再回去喂羊，做饭吃饭，上床睡觉。日复一日地忙碌。为帮她节省时间，我跟她说好，把奶瓶从栅栏门里塞进来放地上就成，我自会拿进屋——我一个城里人，还能拥有一所庭院，心中的感受不是庆幸而是挫折——农村里，像朱大姐那样不得不放弃院落和畜栏的人，不在少数，我忧心的是，他们的六畜和农具该置于何处。

　　那天夜里，雪一直下，我做了一夜的梦。我梦见摩诃峰浮图精舍里走出来的小和尚，口念“摩诃”，红光满面，我跟随他下山。一面峭壁刻着八个大字：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什么意思？我跟小和尚继续往前走。经过下回村时，遇见高小珍，她吃了一惊：“山高路远，你来此作甚？”“是他带我来的。”回头一看，小和尚不见了，摩诃峰也像一扇门，徐徐关闭。

　　诗歌的起源

　　时间是一块钟表，它被放置在深夜的窗口，处于停滞状态。窗外生长着一片槐树林，树林中段一处被洪水冲刷而成的深沟边沿，茅草如瀑，荆棘丛生，斑鸠咕咕咕咕深沉的叫声，就是从那儿传来的。自从春天里一只受伤的斑鸠，落到她眼前的窗台上死去，一直到霜降过后，斑鸠繁殖期结束，所有咕咕咕咕的叫声消失，她没能写完一首诗。

　　一连几夜，她面色憔悴，双眉紧锁。她在深刻地、不遗余力地寻求一种力。

　　我已习惯于吞咽这样的强度：

　　泪水压缩为盐，盐磨砺着骨头

　　冷峻的星光照耀着那窗口。天就要亮了。

　　突然袭来的困倦、求而不得的烦恼、健忘和衰老，让她更加难以拿起笔写下哪怕短短一行。这情绪不会被理解或抚慰。自始至终，她一个人醒着，走着，思考着；在夜与昼之间、在山与水之间，每一句、每一行都被反复挤压、揉搓、打碎重塑并以初始心淬火，使其变得更加尖锐——诗歌所必须的一切，正是与成熟、圆滑毫不相干的一切。

　　“作为记忆的人质/整整一生/我与房间里的肖像生活在一起”，她“房间里的肖像”是茨维塔耶娃，是曼德尔施塔姆，是帕斯捷尔纳克，是布罗茨基。

　　暗夜里滋渥、发酵的梦凝聚着、旋转着，抛掉轻浮的华词丽句，抛掉她自己的名字——寒烟，多么轻的名字——只留下骨头，迎风而立。

　　“每个人从生活中走来，就像刚刚出世一样。”

　　这，即是诗歌的起源。

　　穿过玉米地

　　突然接到通知，新任部长将亲临“高产创建”实打验收观摩现场。一下忙碌起来。办公室全员出动，驱车赶往冯家村。节气已过了寒露，按理说玉米早该收割，村主任十天前就一遍遍打电话催促：“你们不来验收，不倒出地来我们咋种麦？别人家地里都见麦苗了……”验收小组由省里的专家组成，全省需要验收的地块多，一时忙不过来，我们也不好像村主任那样一遍遍给人家打电话。这下好了，东风吹来，冯家村被选中。当然，选择冯家村也可能是省厅的意见，毕竟这个村子村容村貌齐整，村民经济生活和精神状态都还好，而且，早在二十世纪对美国学者社会调查开放点，迎来送往过诸如芝加哥大学艾恺、加州大学托马斯·戈尔德、哈佛大学雷斯特·罗斯，以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等一拨又一拨的教授和官员。冯家村的接待经验和协调能力毋庸置疑。

　　湛蓝天空下，五百亩尚未收割的玉米孤零零站在平原上。村主任带着一帮人正在地头上忙活。高高的展板竖起来了，大红横幅迎风招展。联合收割机、推土机、拖拉机、农用三轮车、地磅、小秤、编织袋、扫帚、筛子、簸箕，风风火火的男人，戴着围巾的女人……每一项惠农政策的实施，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需要紧紧跟上，从种到收，关键环节必须亲力亲为，播期播量、肥水用量、耕作模式等一应事务，项目承担者也必须按照要求一丝不苟地配合。对很多农户来说，传统的耕作模式或许更加得心应手，何时耕种、何时收获，时间安排完全由自己说了算，他们才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因此，很多涉农项目，其实并不好安排。好在有财政资金作为经济补偿，诸如高产创建、粮丰工程、一喷三防、对比实验等项目，全市十六个镇办、八百四十八个行政村、一百三十多万亩可耕地，好歹能找到合适的地块落实下去。

　　天空上的云朵又大又白洋溢着温暖。观摩现场捯饬得差不多了，同事们回城去做其他准备，我和乃珍留下来处理一些细节问题。我们与村主任商量，晚上是否需要派人看护这片玉米，以确保第二天实打验收前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村主任说：“我们村肯定没有小偷，就怕别的村见钱眼开。”冯家村在“北四区”大名鼎鼎几十年，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四邻八村觊觎者有之，故意捣乱者，也是有的。

　　傍晚时分起风了，田塍上刮起一阵尘土，玉米地里传来唰啦唰啦的声响。天边的火烧云由红变灰，很快暗淡下去。村主任招呼大家收工。

　　我和乃珍随他到村办招待所吃晚饭。我俩住的房间，他已经让人打扫过了。

　　冯家村招待所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座两层小楼，一楼是厨房和餐厅，二楼是客房。因为年代久远，平时少有人住，看上去有些破败。

　　饭后，我和乃珍打算再去玉米地那边转转，顺便散散步。

　　附近村庄里远远近近的灯火明灭无声。一畦一畦的麦田延伸到黑夜深处。飞马座明亮的四颗星在夜幕上闪烁。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平原上一片湿漉漉的清香。

　　穿过玉米地时，突然看到一个白乎乎的东西在路边悄无声息地挪动，乃珍吓得惊叫了一声，我急忙打开手机照过去，原来是一只刺猬。刺猬怕冷，它这是要赶去冬眠的地穴吧。

　　“谁在那里！”一道强光照过来，刺猬应声蜷缩作一团，变成一个蒺藜球。“是你俩呀，咋也到地里来了？”种粮大户冯永利拿着一把大手电筒，“主任已经安排我们值夜了，喏，东南西北都有人，放心吧。”

　　回到住处，乃珍很快睡着了。我倚着床头，在工作日志上写了几行字：

　　星光下我們只顾低头赶路

　　忘了田野上还有很多生灵

　　将我们视为衣食父母

　　常年下乡，我在庄稼地里见过田鼠、蛇、黄鼬，也见过穿山甲、狐狸、獾。日月流变，我发现它们与我们一样，生活得越来越恓惶——并非它们不能接受自然选择和演化论，它们只是长于自守，喜欢自由自在地活。可惜，自由自在地活，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种奢望。

　　那些心灵与心灵相处的最佳时刻

　　创作，就是活两次。那个普鲁斯特焦躁不安，摸索寻找，那么细腻集中地描述鲜花、壁毯和惶恐心情，也并没有别的含义。

　　这是从书上看来的一段话。这让我对记录发生在年轻时的一段往事跃跃欲试。当然，记录这件事也没有别的含义，只不过回头想来，那些夜晚确是心灵与心灵相处的最佳时刻，现在人们闭目塞听，即使恋人之间也难以敞开心扉，因此，那稚拙而绚丽的岁月就显得弥足珍贵。

　　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我们自己的年代里，每个人都是诗人。我兼任校报编辑，他来投稿，他的字可真漂亮。

　　他第一次约我看电影的夜晚如同黎明，雪的反光与星光交相辉映，时间晶莹剔透，唯一流火的是他的眼睛。“我们两个人的事，只是这世界的小小点缀”，我还记得《卡萨布兰卡》中这句台词。后来，看《伦敦上空的鹰》，他一路为我讲解战斗机的型号和性能、空军部队在大战中的重要性，他与我谈论最多的，都是国际大事，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战术问题。他还带我到济南看过一场足球赛，为我讲解什么叫越位，什么叫帽子戏法，什么叫落叶球、香蕉球……“看谁战胜对方！看谁战胜对方！”他唱起《意大利之夏》，拉着我的手在黄河大堤上奔跑。

　　那是我们自己的年代，因为自由，我看见了美；因为拥有智慧，我们重新获得童年。

　　然而很快，星光黯淡下去，时间之书被打翻在地，像泼在盐碱地上的水，只剩下白花花的汗渍，爬上时代的额头。

　　他陪我在黑暗的黄河大堤上彻夜长坐。河滩上的风肆无忌惮。他用外衣包住我。我坐在他腿上，一定压痛了他，可他沉默不语。他的沉默让我难过。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两只绵羊，

　　正走在去屠宰的路上，

　　我会哭泣，你也会哭泣

　　在这浮世上。

　　多年后读到这首诗，我理解了他的沉默，也原谅了被我们自己荒废掉的青春。

　　一个低音变奏

　　时间静悄悄地流逝。暮色四合时分，蟋蟀纯净的歌声在海棠树下响起来。

　　拿了本书来到廊下。罗塞一张读书照真真好玩，眼睛很大，目光呆滞，痛苦又孤独的样子，脖子上还有一条像是要勒死他的黑领带。

　　一阵风吹过来，晾衣绳上一个塑料袋不停地旋转。紧接着，暴风和骤雨接踵而至。我赶紧躲进书房。

　　沏了一杯茶，坐到窗前看雨。窗棂上趴着一只蜜蜂，一动不动，它死了吗？可风刮不动它，雨水也没把它冲走。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眼间风停雨歇，水滴从廊檐上滴滴答答落下来，宛如一个低音变奏。窗棂上那只蜜蜂不见了。

　　一弯新月缓缓穿过云层，在庭院里洒下一地清辉。我把灯关掉，打开落地音响，巴赫的钢琴曲《音乐的奉献》在书房里流泻开来。我还记得购买这套音响时，店主对我的音乐普及，那是一位大学老师，长发及肩，有着浑厚的嗓音，他慷慨地赠送了一张巴赫的黑胶唱片给我，他说，在巴赫的音乐里，你必须保持理性。

　　后来读过一本小书《巴赫》，它进一步引发了我对巴赫和音乐的双重热爱，以至于为女儿选择钢琴练习曲时，我自作主张替她挑选了大量巴赫的作品：从一首德国民歌起步，到一系列小步舞曲、二步创意曲、三步创意曲，再到B大调序曲与赋格。那些年，我坐在她身后，听她一遍又一遍、烦不胜烦地练习，直到钢琴十级演奏考核结束，她自己松了口气，我也从此脱身。回头想来，那些日子肯定不是皎洁明月，倒像是绑在孩子身上的沙袋，让她的童年沉陷在忧郁的深渊里，错失了童真。

　　人生所谓的“经验”，往往是与失败、悔恨之类字眼连在一起的啊。

　　至此，在《音樂的奉献》里，我总算领悟到某种“理性”。包括我女儿在内，我想，我们之中的大多数，即使与巴赫一样努力，使出浑身解数，也终究不过是一个低音变奏，如泥土之下昆虫的叹息。

　　在醴泉寺

　　大年初一，疫情的阴影仍未散去，家人在外地不得回，屋子里冷冷清清。电视，手机，书，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熬。酉时，太阳即将与西边的摩诃峰握手言和，一个平淡的白昼将要过去，我决定去醴泉寺找明慧姐说说话。

　　再过两天就是“立春”，山坡上吹下来的风不再刺骨。山雀凌空飞舞，灰喜鹊的羽翅在风中振荡，它们身上自有一种欢乐向上的力量。

　　太阳落得很快，一转眼就掉到摩诃峰西边去了。等我驾车穿过黉塘岭隧道，它又一下冒出来，眼前豁然一亮。

　　左转，驶过南陈村，醴泉寺高高的山门映入眼帘，寺内大殿那红墙青瓦在薄暮中愈发庄严肃穆。

　　明慧姐住的寮房在寺院西南角，她退休不久就住到寺里来了。我还记得在我记录的一个梦里，醴泉汩汩上涌，明慧姐掬了一捧水放进我的行李箱——她与我的忘年交就像一件行李，一直被我带在身上。

　　明慧姐端了一杯水给我。昏暗的寮房里，她眼眸清澈，如水平静；而我焦虑不安，被疫情和种种人生琐碎困如囚徒。

　　寮房外传来老鸹的聒噪声。

　　寺墙外有一个荒废的果园，野生刺槐、毛桃树丛杂旺盛，老鸹成群结队在此搭巢安家，嘶嘎乱叫声不绝于耳。“院里诵经的时候，它们倒是安静。”明慧姐的意思似乎是，老鸹也通佛性。

　　我并不清楚是怎样的执念让明慧姐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寺院。这些年，除了冗长的经文，每日里简单的饭食使得她的身体看上去很是贫乏羸弱，可她心中幻想层出不穷，凡是所愿她都信以为真。

　　终于没能如来时所愿，与她倾心相谈。

　　天黑下来，经行时间到了。我端起那杯水喝掉，向明慧姐告辞。

　　一颗星亮闪闪挂在天幕上。那是长庚星吧？它随我走出醴泉寺，穿过黉塘岭隧道，来到广阔山野间。我看到山下村庄里，几盏红灯笼静静燃着，像春天里绽开的花朵。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