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寻访记

　　绍兴出现在一处山地，没有江南水乡的迹象。没有水，只有房子是我在绍兴看见过的：大格局、大气派——大户人家的遗产。想象力抵达的是曾经市声鼎沸的繁盛。然而现在，一切都凋敝了，院子、房子、果木、花树，甚至进出院子的石板路，别提人了。鲁迅死了，活着时也不在这个院子，虽说这个院子是他祖居——故居的翻版。有人指着后山一条雪白的土路说，那里才是鲁迅的家。顺着小路看上去，真看见了房子、果木和炊烟。

　　一片坡地，一块枫林，雪白的土路蜿蜒而上，穿过枫林，照应着先前的雪白，消失在只看得见房背的山坳。我猜想那枫林，就是周作人迷恋的乐园了。有人告诉我，鲁迅病重的时候，就是被人从那条小路背下山的。“可是，已经晚了。”这是我记得的唯一一句原话。

　　为了寻找鲁迅的踪迹，我从古旧雅致得与山地不相称的大院退出，穿过一条挂满枯草的石巷。在石巷里，我第一次看见水。但早已不是液态了，是一些沾满草屑、泥土和粪便的冰渣。走出石巷，穿过几块霜冻的菜地，爬上长着几棵核桃树的山梁，便正式走上了雪白的小路。路边有两只卷毛狗，一只过于苍老，一只过于幼稚，没有噩梦中狗的凶猛——痛打落水狗。我想就是鲁迅见了这样的狗也会心生怜悯。

　　我在雪白的土路上寻找鲁迅的脚印，猛然想起鲁迅是叫人背下山的，他的脚压根就没有接触到地。抬眼望去，这路多么像晚风中的小夜曲。

　　鲁迅下山后再也没有上山。鲁迅既然不在这条雪白的土路的尽头，我就是到他的村子又能找到什么？

　　离众记

　　在众人里。

　　众人没有形象，没有模样，没有性别。不涉及入众的路径和场景，就像不涉及自己出生的记忆一样。

　　众人在一辆车上（一辆中型车）。封闭的车，没有巴士的样子。众人没有脸、没有性别、没有名字。我挤在里面，有脸、有性别、有名。我看不见他们，但众人看得见我。众人没有眼睛、没有性别、没有名字。谁在驾车？谁在卖票收钱？谁在油箱里充当汽油——燃烧？一切都是模糊的，像在泄漏了石油的海面，或者像一个从理性延伸的黑匣子。

　　离众的第一步：我下了车，与车并行，一路小跑。众人在车里，无脸、无性别、无名。隔着茶色玻璃窗，我看不见众人，但众人看得见我。

　　离众的不止我一人，还有一位女子。女子跑在我前面，有脸有眼，有性征有名字——应该吧。我只能看见她的背影。

　　车人赛跑，车不快人不累，一种和谐运行。道路保持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寂寥与冷清。季节暧昧，路边的植物没有颜色、没有气味。众人在车里无声无息。

　　离众的第二步：车汇入了车流，我被抛出道路，与车隔离。在城郊接合部，有加油站、洗车场、巨型广告牌和标语。车流滚滚，我紧跟着车混入了车流，我拼命追赶也望尘莫及。我尖叫、跌倒。我看见我搭乘的车开进了加油站，尾部像裙边扫过水泥地。

　　我冲进加油站呼喊，加油站已没有一辆车。我搜寻，站内空无一人。我看见了加油站的脸、加油站的眼睛、加油站的脖子和大腿，以及小腿和脚踝。它们阴暗，长出荒草。那个和我一同与汽车赛跑的女子站在荒草丛，背影袅娜，无脸无眼，长发纷乱而茂盛。

　　从加油站出来，我接受了我的离众。城市就在不远处的古木后面，时间渐渐明朗，光线也渐渐明朗。

　　我站在十字路口等公交车，看见晨练的人跑过。他们有脸有眼有口，但失魂落魄。有公交站牌，却不见公交车。我抬腕看了看表，六点一刻。我开始步行，我想到了步行对于健康的好处。

　　拾金记

　　与其说是一次筆会，不如说是一次旅行。有些冒险——天黑了，还在山路上跋涉。没有一张脸是清晰和熟悉的。月光倒是很好，蓝幽幽的，是山里的夜空蓝染的。

　　不知是否与昨夜的月光有关。昨夜一个人在街上溜达，不经意抬头看见了月亮，多半边下弦月，还真蓝。离月亮很近的屋檐上，看上去也是蓝色。我想，从月亮上画许多线段下来，连接到每个城市、每个人，该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我们在山路上跋涉，从山涧到半坡，目的很明确——捡金子。月光下，真看见废弃的金槽子、金洞子，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涪江上游谷地看见的一样。采金场废弃了，金子挖走了，月光下破败的土地没有一点温度。

　　我不合群地走在前面，时不时窜到路边去看挖废的金槽子，怎么看都觉得是史前遗迹而非人类所为。我听见有人在后面喊，意欲制止我的冒险。可是，看几处史前遗迹算什么冒险？我不相信会有人从金槽子爬出来，两只眼睛喷出火焰，或者伸出一双手来将我捉去。

　　走到岩方前头（老家的一个地名），我们便要下河。意念中捡金子的地方到了。月光下一畦畦麦子，墨绿色的麦子，从路下一直到江边。（现实中）这片麦田1987年到1990年破碎不堪，特别是1988年冬天，每一块麦地都开了金槽子，装上了电动机和水泵。麦地变成了矿区，官员、警察、老板、妓女、学生……纷纷涌来。我在一口槽子里上过一个夜班，分得六块三毛钱。我还扫过撒在田埂上的沙土、背过堆在玉米地里的荒沙去河边淘金。1989年夏，精神濒临崩溃的我从教书的学校回到老家，以消耗体力而自救。

　　下河时我看见了河岸线，整条河岸线，一两公里，从龙嘴子一直逶迤到锅坨漩，面目全非。我尽量去找小时候记得的痕迹：鱼嘴、山羊盖、挑水路、灰光石（我曾经在上面数过星星）……全没了，唯一还在的是河流的弧度，一展弓的弧度，只因河水内切，弧度加大了许多。

　　到了河边，所有人都开始动手，像是三十年前在学农基地，都握了铁铲，在沙滩上猛铲，将河沙扬起来，再埋头寻找。

　　没有金子，每个人都在撇嘴。我没铁铲，我拿我的两只手当铁铲，深深地铲进沙石里，撇开。没有金子，针头大的金子也没有。

　　有人踩进河水，捡到了金子，把金子举起来喊：“葵花米，南瓜米，花生米，核桃米，辣子米……卵米子！”卵米子的书面语是睾丸，还真像，不过因为在月光下，也许天亮了看就不像了。

　　我挽起裤腿踩进河水，很快也捡到了金子。我没举起便揣进了裤袋，手摸着，一颗颗硌手，是金子的分量与质地。想必也都是些“米”，但没有卵米那么“巨大”的。

　　往身上揣金子的时候，不可避免也揣进了沙子，眨眼裤袋变得很沉。

　　哪里有白捡的金子？赵总已经在岸上喊了：“出来出来，通通给我出来，把包包抖翻过！”于是，河里的人一窝蜂上了岸。有人出来慢了，脑壳上立即挨了赵总的石头，一股血飙出来。

　　我走到赵总身边，白了他一眼，他还在朝河里的人扔石头。我加快步子，随后小跑起来。“瑞平娃，你跑啥子跑？难道我还要翻你包包？不就一把把金子！”我停下来，但没马上转身。我听见了赵总的喘息，知道他就在我后面。赵总的长相还是五年前的样子，隙牙裂腔，特别是奸笑起来，一副滑稽相又带恶相。2002年，准确地说是2001年冬天到2002年夏天，我在他手下打工。他是个被剩余价值和多变的性情控制的诗人——典型的“复合型人才”。

　　“转过身来，给我看看你捡了好多金子！”赵总在我后面说。

　　“我一点都没捡到，不信你搜包包。”我转过身来，没看他。不想看也不敢看。

　　“我咋会搜你的包包？你只要给我看看。”赵总说着走拢来。我闻到了他身上的广告味儿。

　　“真一点都没捡到，捡到的话我肯定掏出来给你看了。”我两只手揣在裤袋里，死死按住金子。金子似乎多了许多，沉得厉害，快要坠垮我的裤子。

　　因为要搜查别人的腰包，赵总放了我一马。我跑进路边的小树林，好好摸了摸裤袋里的金子，捏了捏。我想把它们转移走，一时又找不到地方。我晓得赵总放我一马是暂时的，等他腾出手来是会清算的。

　　赵总搜查了所有人的腰包，连女人的乳罩也没放过。月光下我看见许多下坠的乳房。赵总把搜出的金子倒在地上的一个箩筐里。月光照进箩筐，很多的暗影，金子像生了铜绿的铜。

　　没有一个人过关，男人女人，包括路上说话的那个人。也没有一个人起来反抗，都认命，至少都表现出认命。其实，只要有一个人问一声，为啥河里的金子都是你赵某人的，每个人都会跳起来反抗，都会扇赵总的耳光；只要有人喊一声，拒绝搜查，反对搜查，他赵某人便未必敢搜查！可是没有人敢问，没有人敢喊。我也没有。我躲在小树林，只顾满足自己那一点点占有欲，一点点对金子的贪欲以及侥幸心理。

　　人群还在蠕动，影子在月光里显得冷寂，蓝调变成了灰调。只听见赵总一个人的声音，隐隐约约，像是从银幕上传来。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银幕与现实的距离，其实这样的距离在梦中，要比在现实里远得多，也要失真得多。

　　我被赵总叫出小树林的时候，感觉已经离不开那些贴身的金子了。我不明白，假如要这些金子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会成为哪一部分，假如用这些金子铸成我的器官，最好是哪一个器官。

　　“瑞平娃，現在搜查到你了！”赵某人露出了真面目。

　　“我真的是一点点都没有捡到，你搜也没用。”说话的时候，我两只手使劲地按住裤袋里的金子，恨不得把它们摁进肉去。

　　“我相信你一点点都没捡到，但例行公事，还是要搜查，懂吗？”赵某人奸笑说，颧骨和龅牙比平常突出来很多。颧骨红红的，像猴子屁股尖儿，龅牙上的葱花也还是菜地里的生绿。

　　我把衣裳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拿给他看，接着解了纽扣，露出肉。“还要亲自动手吗？”我问赵某人。

　　赵看着我，不回话也不动手。

　　现在，我摆脱了赵某人，也脱离了“旅行团”。为了裤袋里变得越来越沉的金子，我飞快地往前赶。月光虽说暗了下来，但还看得清路，看得清四周的房屋和树林，看得清远山和山下灰亮灰亮的河流——刚才捡金子的那条河。

　　当我翻过一道山垭快到山梁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片奇异的景象，比一幅奇异的画还要震撼人：一道桑叶状的山梁，有古堡，有枫林，有长城，有烽火台，有教堂尖尖的屋顶。看见那些古砖码成的墙垛子，我感动了。还有教堂的尖塔，它们在月光下的样子给了我觉悟——无以言语。

　　我慢下步来，认定这不再是今生今世，我也不再是今生的我，眼前的月光、枫林、长城、古堡也不是今世的月光、枫林、长城和古堡。

　　走过一条长满扁谷草和蒲公英的小路，我登上山梁。奇异的风景还在，只是因为角度的变换不再具有震撼力。这时，我的心思也不在风景上了，也不在裤袋里的金子上了，我开始考虑返回，我意识到了家（不管我们的旅行有多远，在旅途中获得什么，最后都得返回）。

　　可是，当我返回时路没了——水库里的水已经上升到一个出乎意料的高度，淹没了路。

　　狗咬记

　　在谁的家里，闰土家还是鲁迅家，还是隔壁林犬家？高高的门槛，大而黑的门枋。一些人在议论，有站有坐。灶孔的火苗窜到了灶台，锅里煮得翻江倒海。

　　我感觉到那么一点点陌生，想要出去。有事，具体有什么事又不知道。不像是红白事。甚至连谁谁谁过生日也够不到。像是《故乡》里搬家，或者谁家来了一位客。一只狗从天井过来，耷拉着耳朵和尾巴，悠闲如漫步。屋子真有天井：石板地，水井，草绳，青苔，灰里带蓝的光线，不晓得是井水还是雨水打湿的痕迹。

　　我退回屋。狗翻过门槛，走到我脚边。一些人在议论，有站有坐，没有注意到狗，或者是没有在意。狗开始在我的脚上嗅，耳朵和尾巴竖起来。我感觉天气在变冷。

　　“我这是脚，骨头在锅里。”我心里说，双腿开始发抖。就在这时，狗咬了我一口。我最先感觉到的是疼而不是害怕，但很快就是害怕了。不是害怕血，是害怕狂犬病。拉起裤脚看，没有明显的伤口，没有破皮出血什么的，仅仅有芝麻大一点紫，但疼还在，火烧火燎那种。有人催我去打狂犬疫苗，“一、二、三、四……”数数为我记时。“24小时之内打都有效。”我告诉数数的人。“也有药物失效的。”数数的人说。

　　我出了门，但还在天井里。石板地还有打湿的印迹。草绳还挂在井口的辘轳上。青苔在发蓝的光线里还是那么绿。我琢磨着疾控中心的位置，街道的名字，打针的次数和所需的费用。狗是有主人的，不像是野狗，便找得到报销费用的地方。忘了忘了，我已经看见狗的主人，一男一女，进了我刚才出来的门，在询问站着和坐着的人。忘了忘了，狗已经死在门槛边，长拖拖的，脑壳上有一条洞，流出的血已经结痂。狗毛都沾着血，成了痂。狗是我一气之下打死的，用的是武松打虎的架势，外加顺手抓来的火钳，狗头上那个洞正是我拿火钳戳的——火钳一直都烧在灶孔里。

　　我在去打还是不去打狂犬疫苗之间徘徊了好久。我已经隐约晓得这是一个梦了。“假如不是梦呢？”我问自己。如果是真被狗咬，却把它当成梦，不去打狂犬疫苗，会有什么后果？

　　据说狂犬病毒的潜伏期有20年的。假如我真是在梦里被狗咬了，现实里去打狂犬疫苗，又会有什么后果？

　　梦里的身体跟现实的身体会是同一个人吗？

　　泥窗记

　　老屋。我十三岁之前的睡房。靠东墙垛顶上那一排泥窗。保留着树皮的吱呀的后门。猪草的青汁浸在泥地的痕迹。一摇晃就扑落灰尘的蚊帐。从蚊帐上落下的竹叶、苍蝇、长脚蚊、蜘蛛。透过蚊帐隐约看见去安源的毛主席，他握着把油伞。但睡在蚊帐里的不再是那个青春期刚刚到来的孩子，而是现在的我，且不只我一人，还有妻。我指着那些泥窗告诉妻，它们就是我多次在文章里写到的泥窗。那一排泥窗让我与那个孩子重逢。七个还是九个？已经不记得，但一定是单数。从识数以来我差不多每天都要睡在蚊帐里数它们。从每个泥窗里透进的光并不一样。有的白有的红，有的绿。绿的是樱桃叶映衬的。在每个泥窗里看见的东西也不一样。有的是天空的湛蓝，有的是隔壁林犬家屋上的瓦，有的是从林犬家伸过来的白樱桃，有的是火鸟栖在枯枝上。我们把火鸟叫火拐子。我不知道它是否就是父亲时常说的铁连枷。“铁连枷落到茅坑里，周身都了就嘴壳子硬。”父亲总是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特别是形容大哥和二哥。我把泥窗指给妻的时候清楚地看见泥窗四周的木片和绷在木片上的蛛丝。它们不再是幻象或者假托，也不再是语言及其意义，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自从十三岁离家去县城读书之后，我便没有感觉过自己离泥窗是这样的近，打量泥窗的眼睛也不是三十年之后现在的我的眼睛，而是那个刚刚有过一次梦遗的少年的眼睛。

　　整栋房子里再没有别人，或者都在沉睡。外婆不像记忆中的外婆，大开着后门从还是黑暗的早晨抱了梢子柴进来，或者在灶房制造出咚咚的声音，或者在我床头的木柜里撮米面。在迷迷糊糊的睡梦里或者在无边的臆想里，我依然能感觉到那些米粒下锅前的焦灼。外婆一定是去了菜园子。像我记忆中的每一个夜晚那样，昨天夜里她同样睡得很晚。我们床前砍碎的猪草已经撮走，留下一块青痕。我没有问妻昨夜睡前外婆是否有讲故事。可以说，外婆的故事哺育了我童年的全部想象。那些想象不只来自故事里送灯台的赵巧、长尾巴的吃人婆、要啥长啥的夜明珠、几口喝干整条灌县河的逆龙，也来自外婆砍猪草的响声、猪草的气味、外婆偶尔打盹出现的寂寞。那些被撮去倒进铁锅的猪草包括苦麻菜、锯锯藤、水麻叶、狗儿望、车前子、蒲公英、鹅卵草、水葵花等，有时候也包括劐麻。我们是不敢碰劐麻的，碰到哪里，哪里就起连浆大泡，外婆总是徒手抓了劐麻砍，我一直都觉得神奇。梦里想起，我是很爱这些草本植物的，有时候它们还带着朝露，有时候也带着螺蛳和蝉蜕。它们的气味是各种各样的，苦味居多。现在想来，在这些草本植物的苦味和外婆的故事里睡去，感觉一定是相当美妙的——一种复杂的美妙。也只有现在想来，且借了梦境的烘托。

　　父亲终究没有出现，但他确实有从我的床头经过。他的脚步带动的风，他的尚未扣好钮扣的衣裳弄出的习习声，在我的肌肤上久久不散。父亲在厅房有过几次咳嗽，在前院又有过几次。从泥窗可以看见天已蒙蒙亮，且渐渐听见了雨声。“啥子鬼天，一大早就下雨。”外婆回来了，站在屋檐下抱怨天气。雨突然下大了，屋檐水淌在檐沟的声音很清晰。我似乎已经看见屋檐水在檐沟溅起的白沫，由落点向四周扩散，一个一个破灭。我又看见那个少年，比十三岁还要小，揉着睡眼跌跌撞撞从屋子里走出去，不敢睁眼看天光，光着身子站在阶沿上，握住小鸡鸡朝着雨里撒尿，远了近了近了远了，撒出的尿形成的泡沫盖过了屋檐水制造的白沫。前面隔着院坝是竹林，竹林背后是石墙，墙里是樱桃树。雨声不嘈杂，没掩盖住不远处河水的轰鸣。

　　失踪记

　　时间回溯到1970年代。不是沿一条河流逆流回溯，而是一幅老家村子画卷的徐徐展开，突出的是宽度和冬天的棕灰色。早已不存在的穿过菜园的小路从路口延伸到废弃的砖瓦窑，中间要经过李荷香妈妈家的柿子树和胡玉元家的篱栅。

　　我们年龄不详——我和妻，还有枣。我们回老家看外婆。我们是今天的我们——时间中的我们。外婆独居——我梦醒后想起独居的母亲——房子是母亲独居的房子，进门是厨房，再进门是厅房，再熟悉不过的泥灶，外面的泥巴已经剥落，露出谷草。还有从民国传下来的野梨木案板，案板上几个是从清代传下来的装盐装熟油辣子的瓷盅瓷杯。我熟悉瓷盅瓷杯上的仕女，她们的樱桃小口比熟油辣子还辣。她们的袖口和衣边宽大，现在想起应该是宋朝人。

　　外婆不在家，我们里里外外喊都不见人。灶孔里燃着火，中锅里煮着肉。火势已颓，但还没有熄。我用筷子戳了一下锅里的肉，只是半熟。

　　我看见一个东西把头伸在瓮子锅的灶门里，背露在外面。我一下子慌了——外婆？但不敢确认，不敢伸手去拉。

　　要真是外婆，我想一定死了。我大起胆子去拉，一次、两次，第三次才将长在脊背上的头拉出来——哪里是拉，简直是拔。我缓了口气——不是我外婆，也不是一个什么被缩小的人，是一个像小猫小狗的動物，已经死了。

　　走出外婆的房子，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她接了，我欣喜若狂。是外婆的声音：“我在七月书店，我迷路了。”我想到了阿尔茨海默症。七月书店？外婆什么时候去的绵阳？我刚从绵阳回来，路过七月书店，还看了一眼它的牌子，四个字是很普通的行书。在绵阳，我还遇到了大哥，他自己开的车，说是接个人。“是不是绵州酒店背后的七月书店？”我问外婆。“我不晓得，我啥子都不晓得，我就晓得个七月书店。”外婆说的四川话。为了证明外婆是在绵阳，我把川西北县城的书店又回忆了一番，最后确认只有绵阳有一家七月书店。

　　现在，我们集中在纪念碑，商量去绵阳接外婆的事。我首先想到的是大哥，他不就在绵阳接人？正好接外婆。我打通了大哥的电话——扫兴，他已经回来了，没有接到人。大哥听说外婆失踪并无动于衷。“那我只有赶班车去绵阳接了。”我在电话里说，说得悲悲戚戚，希望听见大哥说：“那我再跑一趟，你陪我去。”然而，大哥没这么说。大哥什么都没有说，挂了电话。

　　我决定去绵阳接外婆，妻子和枣没反对。聚在纪念碑的还有些什么人，我忘了。我希望能有一个人自告奋勇地说：“我陪你去。”

　　注射记

　　噩梦从在餐馆就餐开始。之前一直都很惬意、很自由，在类似成都锦里这样一个地方闲逛，在长安街一样宽敞的地方飙车。何永林开车，我坐车。汽车遇到了一棵语言中的古榕树，不是减速绕过，而是一个急刹停下来。我要下车，走另一条路，何永林不停。我想他是在找一个交通规则允许停车的地方。

　　噩梦从在餐馆就餐开始。我们仨——何永林和我，外加一个忘了名字的熟人。他们仨——那个忘了名字的熟人，外加两位“省上领导”。“省上领导”是那位忘了名字的老是站在“省上领导”身后的以侍者身份出现的熟人喊的。就我的直觉，两位“省上领导”要么是管卫生方面的，要么是冒充的。

　　餐馆里没开灯，两位“省上领导”故意选了逆光的位置坐着，不让人看清脸。除了逆光，他们还戴了鸭舌帽，埋着头。

　　“侍者”将每个人面前酒杯里的酒满上，要我们一起敬“省上领导”一杯。何永林和另一个人立即响应，先干为敬，样子谦卑得很。我不敢喝酒，没去管啥省上领导市上领导，坐在那里稳起。“侍者”端杯，要我也端杯，说他愿意陪我一起敬。我没有理他，只顾打量“省上领导”，已经闻到了他们的龌龊。

　　“侍者”再一次劝我端杯，何永林也劝我端杯，只有“省上领导”屏住呼吸，若无其事。他们一直沉默着，前前后后没说一句话。

　　“侍者”将每个人面前的杯子又满上，这一次，他安排每个人单独敬两个“省上领导”。何永林很主动、很谦恭，站起来，双手捧杯，躬身说话，先干为敬。“省上领导”坐着，端杯，表示表示。

　　都敬了，我的酒满满的，还在杯中。我也想过，端起杯来，说句客套话，一口干了。但想了想，我坚持住了自己，没敬。

　　走出餐馆，我一下感觉到了自由与惬意。已是夜晚，华灯初上，夜风习习。我们穿过二环走进一个胡同。不经意的一次回头，我看见了“省上领导”，后面跟着一队穿制服的人。我慌了。我知道是我得罪了他们，他们是冲我来的。我在观察，没跑。

　　“嗨，你们等一等！”其中一位“省上领导”在我们后面喊。

　　我们不敢不等——他们身后有那么多穿制服的人。

　　“是我不对，是我没有敬你酒。”我对赶上来的“省上领导”说。

　　“你不能喝，不是你的错。”另一位“省上领导”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两天甲流感多，你们需要注射疫苗！”说完，他朝旁边的穿制服的人招了招手。

　　一个穿白色制服戴面罩的人朝我走过来，手里握着粗大的针管，不像是注射甲流疫苗。瞬间，我明白了。这之前，我已经看见穿制服的人当中有特警。

　　我拔腿就跑，但力不从心——也得跑，必须跑。穿制服的人追了上来。在逃亡的夜色里，我又瞥见了那棵语言中的榕树，由好几根半空的畸形的树干缠绕拥抱为一体。我听见了呵斥、命令和哭泣，听见了橡皮子弹划过榕树的声音。榕树叶子掉下来，呈现出蓝色。

　　就在我跑过榕树，以为摆脱了追赶的时候，发现前面的路被拦住了。路上站着很多人，有穿制服的、有穿便衣的，手里握着粗大的针管。看见我，都停止嚎叫，屏住呼吸一步步逼近我。开始没有队列，在逼近我的过程中魔术般地形成了雁阵。

　　我不敢想象被注射的情形——不是疼痛、不是后遗症，是情形——被注射。这时，何永林跟其他几个人也到了，他们帮我引开了阻截者的视线，我急中生智拐进了旁边的窄巷子。

　　成都的窄巷子——白夜酒吧——仿古的老宅子——诗歌，在夜里已不存在；存在已变成我必须跃过的障碍物或者掩体。我总是尽量多地选择拐弯，给后面追赶的人增加难度。我很清楚，唯有难度才可能自救。老宅院，破宅院，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地方。没有榕树，更不见有灌木丛，只有笔挺的香椿。夜深了，每一扇门都关著。我希望有一扇门打开，一双手把我揽进一个怀抱。

　　我钻进一个鸡笼，立即又钻出来。我停在一个丁字路口，不想再跑了。前面出来几位穿制服的人，后面的人也赶拢了。眨眼间，周围的门全都打开了，出来的全是穿制服的人。他们望着我不说话，让手里粗大的针管说话——你插翅难逃。

　　我知道我尚可从梦中醒来。醒来，便是一种逃脱——死亡也是一种醒来，逃脱人世间。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