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少宾

　　“你把大方向搞错了，再往前跑，就到水泥厂了。”永浩套着老头衫，穿着大短裤，趿拉着拖鞋，一边走一边指着两边说：“喏，石桥，长河，前头就是长江了，这都没变，想起来了吧？”正午的石桥像一只灰色的老猫，病恹恹的，看上去就像快要死了。石桥下的长河绿中泛黄，像一大块变质的绿豆糕。咕噜，咕噜，气泡翻起来，味道翻起来。石墩周围，淤积着一大堆醒目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白色的塑料袋，一次性饭盒，妇女用过的卫生巾，猪大肠一样肿胀的避孕套……岸边的大叶杨齐扎扎的，哗哗哗，绿荫掩映处，琉璃闪烁，若隐若现一座座黛色的屋檐。这是哪里啊？我一脸茫然，似曾相识，又没有更具体的印象。永浩收住脚步，诧异地叫了起来：“啊！不会吧？你怎么连扫帚沟老街也不记得啦……”永浩的震惊和困惑溢于言表，嘴角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扫帚沟老街！我一拍脑袋，羞愧于自己的健忘——我在这里读了几年高中，如今，二十几年过去，我不仅找不到从前的道路，甚至连扫帚沟老街也不认识了——记忆里的扫帚沟老街像一个“丁”字，十几家低矮的商铺沿路排开，错落分布。商铺后面，长河奔流不息，注入毗邻而过的白浪滔天的长江。商铺从南到北依次为日杂店、摩托修理铺、理发店、钟表店、韩家铺子（旁边是全镇唯一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照相馆（旁边是藕山中学）、美发店、旧书店（兼出租影碟）、录像厅、裁缝店、屠宰场……录像厅门楣低矮，门口悬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当天的节目：《古惑仔》《纵横四海》《赌神》《黄飞鸿》，最下面是一成不变的两个字：“加映”……录像厅外面的大铁门几乎没有关过，一年四季，门楼上永远披着两片脏兮兮的布帘子，幽蓝色的灯光鬼鬼祟祟地射出来，像恐怖片里谁也不敢轻易涉足的凶宅。录像厅和裁缝店之间有一条逼仄的巷道，只容一人侧身通过，巷道尽头垒着一间简易的厕所。厕所不到一人高，蹲坑上面搭着几根木板，晃悠悠的木板下面，河水日夜在唱歌。上厕所每次都要排队，每次排队都能撞到一两个熟人，撞到了也不搭话，红着脸，彼此心照不宣。

　　常年坐守录像厅放映录像带的，是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乡下妇女，浑圆的胳膊，满月一样汗津津的脸，晃着两根乌黑发亮的粗辫子。嘶嘶。嘶嘶。影像出来了，她昂着一张半明半昧的脸，一言不发，出神地盯着头顶上的亮瓦。亮瓦上的一小片苍穹从枯枝败叶间漏出来，像一口倒悬的深井。粗重的喘息，短暂的窒息般的沉默，空氣仿佛凝固了。片刻之后，乌泱泱的人群慢慢骚动起来，热烘烘的气体在暗地里聚拢，膨胀，似乎即将爆炸。“加映！加映！加映！”海浪一样的呐喊声突然掀了起来，录像厅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她漠然地坐着，双手交叉，搁在一条墨绿色的粗布短裙上，仿佛一根烂树桩。

　　乡镇中学设施简陋，学生宿舍条件更差，十个人合住一间（最多的时候挤过十四人），最简单的上下铺。没有衣柜，没有凳子，脸盆、毛巾、茶缸、口杯等个人用品，只能堆在地上，挂在墙上，搭在蜘蛛网一样交错的绳子上……谁也不愿意睡上铺，无论是起夜还是起床，也无论你多么小心，整张床都会跟着你一起吱吱呀呀地晃荡。家长找班主任，班主任找校长，校长最后给出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抽签分床。凭什么啊？家长不愿意抽签，结伴堵住老校长，骂，老校长扶着鼻梁上的老花镜，视线从镜框上方射出来，陪笑说：“各位家长，骂完了吧？骂完了就听我一句话。大家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啊！学校目前就这个条件，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还请各位家长自己决定，走读，租房，都照的……”走读不切实际，早出晚归，既耽误学习，也不安全，最稳妥的办法是租房。老街周边的民宅于是成了中国最早的“学区房”——以单间的形式独立出租，小点的，五十块钱一个月，大点的，八十块钱一个月。我和李凤翔合租一间，二楼，十几个平方，两张生锈的钢丝床，一张旧桌子（用来放饭盒、茶缸、牙刷、牙膏等琐碎的物品），一个褪色的脸盆架，上下两层，中间嵌着一面饰着两只孔雀的圆镜子。不能洗澡，也不提供厨房和卫生间。自然也不收水电费，晚上用电不能超过十二点。电水壶、电磁炉之类的小电器，一律禁绝。那些燠热的夏夜，周遭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宛如一座没有尽头的深渊。逼仄的卧室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大蒸笼，我和凤翔沉陷在无边的暗夜里，汗流浃背，辗转反侧。

　　房主常年瘫在床上，瓦片一样的脸，瘪瘪的腮帮陷出两个深坑，眼睛大而无神，常年看不到一丝表情。服侍他的老伴满头白发，走路慢腾腾的，微微佝着腰，每一步都很小心。盛夏的黄昏，凉风习习，她无声无息地蜷在躺椅上，一袭黑衣，一把破蒲扇搭在脸上，像一只酣睡的猫，单薄的躯体仿佛失去了重量。只有一头白发醒目地亮在黄昏里，像一团旧年的棉花。负责收租的是老人的小儿子，膀大腰圆，乌黑的短须从两角翘起来，像一个“八”字。胳膊上文着一条龙，盘旋着，两条长长的龙须微微在颤动。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乡下小镇，我们都惊诧于这样的文身。每月五号或者六号，他总会出其不意地敲响我们的房门，鹰隼一样的眼睛机警地扫视着屋内，像半夜突击查房的派出所民警。他从来不数钱，捋顺了，折起来，揣进屁股口袋里，转身就走。“他胸口长毛，像个野人。看见没？”凤翔贴着我耳朵，轻声说，“我估计，他至少有两百斤……”

　　他经常凭空消失一段时间，又突然从天而降，从长河岸边爬上来，从老街尽头闪出来。我们租住了一年，他在家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一个月。老两口显然已经习惯了，处变不惊，仿佛他只是一个影子，悄无声息地投射在长河里，没有一丝波纹。又或者，暮年的他们是另一条长河，泥沙俱下的中流之后，只剩下澄澈与宁静。

　　青春年少，我们都不愿意受制于房东，对于水涨船高的房租，大多数人都不太上心。学校周边的独栋民房于是广受追捧，就连屠宰场后面一间巴掌大的小仓库也被改成了学生宿舍，对外出租，一学期只要两百块钱。这个价格比合租便宜，凤翔不顾我的一再挽留，夹着被褥，拎着一个蛇皮袋，欢天喜地地搬了进去。那间暗无天日的小仓库来自“癞痢头”的违章搭建，进门低头，出门弯腰，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接电。凤翔在其间住了一年多，一开始用煤油灯照明，后来改成蜡烛，眼睛渐渐眯成一条缝。高三上学期，凤翔看不清老师的板书，只好进了趟县城，配了副眼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乡下小镇，戴眼镜的学生寥若晨星，太扎眼了，鹤立鸡群。戴黑框眼镜的李凤翔仿佛变了一个人，眼镜，成了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

　　就在凤翔配眼镜之后的某天中午，他的寡母突然出现在校门口，穿着拖鞋，戴着草帽，拿着收据，堵住瘌痢頭，说：“你害我儿子成了四只眼，配眼镜的钱，你要摊一半！”瘌痢头莫名其妙地看着来人，好半天之后才明白过来：“你这是哪家的理？讹人啊！”寡母不依不饶，她抖着手里的收据，用力吐出一口痰，“我没见过钱哦？讹你这个瘌痢头，我呸！”围观的人都笑了。瘌痢头红了脸，脖子上的青筋蚯蚓一样饱胀，浑浊的眼球青蛙眼一样凸出来，好半天之后才骂出声：“我X，你哪里是讹啊，你是明着抢！别把你儿子教坏了……”

　　凤翔远远地站在人群外面，两颗大门牙露出来，紧紧地咬着下嘴唇。

　　凤翔非常刻苦，成绩也很好，但他复读了两年，都名落孙山，出乎老师和同学们的预料。那是个“一考定终生”的年代，高考，是农家子弟通向外部世界的独木桥。成功通过的幸运儿自然是少数。如今依然是少数。离开校园后，同学们各奔东西，像一滴水，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李凤翔的消失最为彻底，他直接蒸发了，和所有同学都没有联系。

　　许多年之后我才听说，李凤翔跟着寡母去了遥远的贵州。他在贵州的一个深山小学里当老师，那所山顶上的小学只有十几个孩子，校门口挂着一条羊肠式的盘山公路。我不能确信这个听来的消息——凤翔怎么就能舍得童年的故土，心无挂碍地扎根异乡呢？

　　瘌痢头原本在学校食堂里做勤杂工，但他头上的癞痢太脏了，味道又重，便被安排看大门。大概是嫌看大门太无聊了，他又自告奋勇地担负起夜间巡逻的重任。操场外围连着一片杨树林，杨树林的尽头，便是浩荡奔流的长江。夏天的黄昏，扫帚街上几个小痞子时常结伴翻过墙头，吹着口哨，明目张胆地接走一两个女生。瘌痢头不敢拦，于是向值班老师告状，值班老师束手无策，挠挠头，边笑边骂，你一个看大门的，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哦……哪个讲是闲事，这不是闲事哦……瘌痢头语无伦次地争辩，哪里辩得赢呢？根本没人理他。他兀自嘟嘟囔囔着，捶手顿足，气急败坏。

　　他在大门口拦过一次老校长。老校长一开始有些惊诧，回过神来，便递给他一根烟，笑着说：“那，小痞子是怎么进来的呢？你是门卫啊……”瘌痢头哑口无言，红着脸，香烟含在嘴上，火柴拿在手里，雷击一样僵在原地。

　　时间一长，“瘌痢头”终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会了安分守己。晚自习一结束，他便拎着一大串钥匙，哐当哐当，一个教室一个教室锁门。“锁门了哦。锁门了哦……”他一路轻声吆喝，一路摇晃着手电筒。他常年喝稀饭，蘸辣子，吃大馍。春夏之交的黄昏，他经常左手端着一只大海碗，右手捏着一个大馍，蹲在教学楼东侧的池塘边看鱼。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水里的那颗瘌痢头，一次次拢了来，又一次次散了去。他贴着碗边吸一口稀饭，喉结上下滚动，再咬一口大馍，饿死鬼一样包在嘴里嚼，腮帮两边吹鼓手一样鼓起来，嚅动着，像含着两只铅球。

　　学校食堂早晚供应稀饭，卖大馍、包子、花卷、油条。中午吃的是蒸饭，两脸盆素菜，一脸盆荤菜，蒸腾的热气里裹着肉香，从狭小的窗口里翻滚而来。负责打菜的师傅姓卫（一说姓魏），我们当面喊他卫师傅，背后都喊他老卫。老卫是正式工，个子高，浑圆的肚子像一只皮球，从皮带上面鼓出来。每次接过饭盒，老卫都要低头瞅我们一眼，然后熟练地掂着长勺子，勺尖上的一小团肉，于是又掉进脸盆里。会撒娇的女生经常探近窗口，嘟着嘴，嗲声嗲气地说：“卫师傅，哪里够吃嘛……”卫师傅乜着眼，勺子探进脸盆，熟练地拣出一两块肉，朝饭盒里轻轻一颠。老卫经常照顾的，总是那几个身量高挑的女生，日子久了，便有了许多流言。每个流言都有鼻子有眼的，仿佛当事人亲眼所见。懵懂的男生放肆地笑着，添油加醋，眼里几乎要喷出火来。

　　长期吃食堂，油水不够，家境条件好的学生开始偷偷下饭店。当年的扫帚沟老街只有一家没有名字的小饭店，与其说是饭店，倒不如说是早点铺子。私底下，我们就叫它“韩家铺子”。

　　韩家铺子总是热腾腾的，很有烟火气。每天早晨，铺子里都坐满了人，站着的，坐着的，蹲在门口喝稀饭的，说的说，笑的笑，仿佛聚拢了一条街的热闹。铺子常年卖稀饭、油条、糯米糍粑，偶尔也卖一种叫“油香”的面食。油香是少数民族的传统食品，热油煎炸，黄澄澄的，扁扁的圆形。馅以胡萝卜丝炒肉丁居多，孩子们很爱吃;也有韭菜烩豆腐的，微辣，偏咸，老人和妇女很喜欢。韩老板四十岁左右，爱笑，一口雪白干净的牙齿。他既是老板，也是大厨，会炸一种棒槌一样粗壮的大油条。吃早点的老主顾，十有八九是奔着大油条去的，大油条香脆而蓬松，像鸦片一样吃上了瘾。炸完油条之后，韩老板总是拎着一把大茶壶，在人群中间穿来穿去，热络地打着招呼……

　　许多年过去，韩老板的面容渐渐模糊，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腰间裹着花布围裙的“店小二”，脸上挂着笑，上半身微微前倾。

　　高二上学期，每天上午，王扶林导演的《红楼梦》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电视荧屏。有一次我迟到了，正急匆匆地跑往学校，突然，一种若有若无的旋律从韩家铺子里传了出来，那种悲凉与哀婉，荡悠悠的，如泣如诉，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寒暑易节，入秋了，皖江北岸的扫帚沟依旧炎热。老街上少有行人，一条黄褐色的大草狗卧在裁缝店门口，眯着眼睛，吊死鬼一样吐着舌头。铺子大门虚掩，举目空荡荡，悲凉的旋律来自左边的一间大包厢。我鬼使神差地探了进去，包厢里靠墙摆着一条长案，长案上驮着一台黑色的旧电视，韩老板靠在椅子上，昂着头，面前放着半杯茶。贾母、王熙凤、贾宝玉、林黛玉、平儿、袭人……一集终了，我已经痴了过去。那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世界完全在我的经验世界之外，它给予我的，何止是诱惑！

　　不知道时间到底过去了多久，韩老板猛然回头，见到我，先是一愣，接着又站起身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怎么不上课啊？去上课……”

　　我拔腿就跑。四目相对的瞬间，我惊诧于他脸上的泪痕，红肿的眼睛，像一个饱受欺凌而又不敢声张的小男生。

　　高二文理分科，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那天上午之后，我忽然不想念书了，以各种理由频繁逃课。通常是上午十点钟左右，第二节课下课，我便悄悄拎起书包，径直走向韩家铺子。大门形同虚设，瘌痢头从来没有为难过我。沸腾的老街此时已然冷却，顾客都散了，铺子大门虚掩，《枉凝眉》的旋律从门缝里泉水一样淌出来，宛如秋风拂过耳畔。韩老板知道我逃课，却不再提起，有一次，还主动给我泡了一杯茶，笑着说：“坐下来看啊。这些小家伙，演的是真好，一时哭，一时笑……”他的热情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在那间黑黢黢的包厢里，那个腰间裹着一条花布围裙的饭店老板成了我的同谋。播广告的间隙（长如一节枯燥的政治课），他习惯性地点一根烟（黄软盒，“渡江”牌），尔后抒发他的观后感。如今二十多年过去，我已经忘了他的长篇大论，但有一句话我印象极深：“按现在的话讲，贾宝玉就是个败家子，整天就知道鬼混，没一点正经……”

　　我很早就听说过《红楼梦》，但直到高二上学期期末，我才第一次看到这部奇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套装，上下册）。那时候，我已經逃课追完了电视剧，虽然期末考试红灯高挂，但我全心沉浸于那个别样的世界，对一路滑坡的学习成绩并不在乎。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西江月·无故寻愁觅恨》）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西江月·富贵不知乐业》）

　　二十多年间，我多次通读《红楼梦》。在我看来，《红楼梦》是一部救赎之书，“没一点正经”的贾宝玉，其实是慈悲的化身。如果说眼泪是林黛玉的命，那么，慈悲就是贾宝玉的魂，他经由一种众生平等的慈悲，在繁华与幻灭的迷途中实现自我救赎。

　　二十多年间，我也渐渐明白，我们长长的一生，本就是一个不断迷失又不断纠偏的过程，有几个人能迷途知返，在物欲横流中全身而退，校准自己的人生路呢？

　　我常想，如果我当年名落孙山，现在如何？最大的可能，是和乡亲们一样逃离牌楼，漂在别人的城市里，起早贪黑，聊以养家糊口吧？

　　寒门学子一旦名落孙山，出路是很有限的。安心务农的落榜生极少，因为喝了些墨水，又长期疏于农事，便不愿意和父辈们一样，“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沿袭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绝大多数落榜生不得不听从家长的安排，心不甘情不愿地拜师，郁郁寡欢地学艺。剃头，打篾，弹棉花，瓦匠，木匠，漆匠，石匠，铁匠……那是一个手艺人吃香的年代，学一门手艺，一直是落榜生及其家长的第一志愿。靠手艺吃饭的男同学不少，王剑超，王帅，许阳，章一龙，许卫国，齐家栋，李明，李天昊，江礼贤……我知道的至少有二十个人。个别同学已经大踏步富了起来，当老板，开公司，做包工头。也有人擦干眼泪，毅然外出务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简简单单的行李里，包裹着不甘、失落和迷惘。永浩，最是决然。

　　许多年之后，当永浩面对缓缓流淌的长河，慢悠悠地说起在外务工的那段青春岁月时，内心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五十岁的永浩已经大面积谢顶，前额上一道道纵深的皱纹——那段饱经风霜的岁月，到底还是打下了烙印。出门之前，永浩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出门之后，他就成了一只无头的苍蝇，在世界上飞来飞去——世界有多辽阔，他就有多无奈。他一直记得那种茫然和恐慌，像一个遭母亲遗弃的迷路的孩子，置身在一个孤独的星球上。

　　十几年间，永浩先后到过常州、张家港、无锡、宁波、温州、厦门、珠海、深圳、顺德、东莞，东莞是他背井离乡、四处飘零的最后一站。永浩在东莞的一家元件厂里做了两年多时间的拉长——“拉长”是一个令打工仔眼红的职位，也是无数打工仔仰望多年的天花板。他喜欢工厂所在的那座小镇，交通便捷，物价不高，一成不变的繁华背后，还有一种乡下过年赶大集式的热闹。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想在那里安家落户，但事到临头又退缩了，这是他们的厂，他们的镇，他拼尽全力，最终还是一棵浮萍，无法生根——他梦中的身体一直醒着，凝固的水泥，坚硬的钢筋，将他烙得生痛——他的根，已经扎在老街背后的那条长河里，那是他生命的源头，血脉里的路标，如影随形。那些疲劳至极、倒头就能入睡的夜晚他确实睡着了，然而每一次醒来，他都误以为自己回到了扫帚沟，于是心心念念的，便有一种卷起铺盖，立即回到扫帚沟的冲动。

　　犹豫了半年，挣扎了半年，最终，永浩还是放弃了拉长的职位和慢慢涨上来的高薪，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东莞。那个五月的黄昏，久雨初晴，老街上的青石板湿漉漉的，倒映着瓦蓝如洗的天空。当胡子拉碴的永浩轻快地跨过石桥，满面春风地走进老街时，街坊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咋回来了呢？不年不节的……”永浩一边散烟一边笑着回应：“早就想回来了！回来不走了，就蹲在家里……”街坊们一头雾水，不明所以地笑着。一个在外漂惯了的人，怎么就想蹲在家里呢？街坊们已经老了，习惯了老街的慢节奏，可永浩，年纪轻轻的，怎么可能耐得住性子，说不走就不走呢？说笑了！思前想后，大家很快就想到了另一层——这个永浩，不会是在外面犯了什么事吧？他很和气的，能犯什么事呢？估计也不是什么大事，要是犯了大事，跑还来不及呢……蔓延的猜测，让“永浩犯了事”渐渐成为定论。遇到永浩妈，街坊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聊着，云遮雾罩的，欲言又止。

　　那时候扫帚沟老街还没有多少外来户，街坊之间毫不设防，犄角旮旯里的事情，大家心里都一清二楚。可这一次，性质变了，永浩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成了一颗冒犯的石子，把老街的平静击碎了。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直到次年正月，赋闲已久的永浩忽然在街角盘下一栋楼房，楼上辟出三间大卧室，住人，楼下的大厅将近两百个平方，开店。当琳琅满目的商品慢慢塞满空旷的大厅，门楼上又挂出“永浩百货超市”——扫帚沟老街上的第一块商业匾额时，街坊们终于相信，在外漂了十几年的永浩，这回真是死心塌地蹲在家里，枕着长河、守着老街了。

　　如今又是十几年过去，永浩再没有离开扫帚沟。老街格局尚存，只是青石板东一块，西一块，松的松，凹的凹;房子老了，也矮了，檐下挂着罗盘似的蛛网。瓦楞里的构树瘦骨伶仃，像营养不良的留守儿童，普遍不到一米高。老街寂然。熟悉的面孔不知去向。高中门前的照相馆消失了（我还留有毕业时穿警服的一张小像。水渍漫漶的青春时光）。韩老板的早点铺子（偶然的一次迟到，影响了我的人生）、钟表店（那个姓许的老师傅，喜欢唱《苏三起解》：“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录像厅（“加映！加映！加映！”）、裁缝店（白白净净的胡裁缝，女生一样修长的指甲）、旧书店（我淘过一本泛黄的《雪国》，扉页上“枞阳县××文化站”的椭圆形公章依稀可辨）、修理铺（精瘦的老板像一根竹竿）、屠宰场（刺鼻的尿骚味）……消失了。当年对外出租的“学区房”大面积坍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串起了东一块西一片杂草丛生的菜园子。我的高中消失了，残存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变成了一家私人投资的养老院。教学楼东侧的池塘还在（病退之后的瘌痢头不知所踪），绿波不兴，池塘四周，稀疏地种植着十几株大叶杨，四五棵香樟。岸边的两株垂柳已经倒伏，枝叶枯黄，阴翳里浮着三四只绿头青蛙。清脆的蝉声从长河边传来，不疾不徐，像午后的一场太阳雨。

　　浓荫里，凉风起，四个老人在养老院门口支着一张桌子，心无旁骛地打扑克。围观的七八个老人有说有笑，抽烟，咳嗽，吐痰。就在我转身欲走的当口，忽然发现月牙门里，乌桕树下，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光着膀子，形销骨立，体重估计只有七十斤。细细的脖子支着一张干瘪的脸，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像被斧子剔过了，只剩下一层皮，包着几根嶙峋的骨头，看上去就是一张面具。最醒目的是眉毛，翻卷着，柳叶一样翘起来，像风中的一小片雪——人，怎么能老到这个样子呢？！“就这样，坐在时间里/他的一生/穿过他的身体/呼啸着远去。”（温远辉《枯禅》）我忽然有些悲伤，想起父亲最后的日子，昼夜颠倒，茶饭不思，仿佛急于离开人世（愿父亲在天堂里安息）……“走吧！他脑子坏掉了，不晓得热，也不晓得冷，腊月里打赤脚，连鞋子都不晓得穿。”永浩扯了扯我的胳膊，黯然道，“你以为人还有什么名堂啊？一点名堂都没有哦……”永浩突如其来的感伤让我有些疑惑，他原本是个很乐观的人。就在这时，老人忽然咳了几声，抬头看了看我，又咳了起来，像是专门咳给我听。我有些不适。老人兀自笑了，牙床空洞。他的笑，使整张脸变成了一张痛苦的面具。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我大吃一惊，脑海里突然浮出一个模糊的人——这个被岁月无情修改过的人，他至多只有七十岁啊！他是那么爱笑，一口雪白干净的牙齿。拎着一口大茶壶，微微倾着上半身，腰间裹着一条花布围裙……但眼前这张脸，实在是太陌生了，简直有些瘆人——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仿佛撞见一具僵尸。

　　他还认得我吗？我不能确定。

　　我逃一样离开扫帚沟。老街寂然。永浩站在空荡荡的街口，目送我远去，五十岁的脸上挂着六十岁的笑容。人进中年，我知道，离别是生命的常态。大地是我们最后的怀抱。温暖的怀抱。

　　长河东流，逝水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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