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泽夫

　　一

　　七里坪，隶属于湖北省黄安县的一个普通小镇，即使是在湖北省的地图上，也只是一块弹丸之地。然而，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七里坪是个大放光彩的名字，它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诞生地，是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重建地，是全国仅次于井冈山的第二大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曾被命名为“列宁市”，长胜街仍保持着苏维埃时期军政机关的原貌。

　　1937年9月，稻子熟了，菊花黄了，漫山遍野层林尽染，“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声又在大街小巷响起，曾经的革命圣地七里坪再次激情燃烧。一支支红军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唱着雄壮的歌曲，扛着鲜红的旗帜，陆续踏进这方圣土，接受整编和洗礼。

　　军部设在一个祠堂里。

　　高敬亭又一次来到门口张望，那神情，似在期待久别的亲人。

　　常海在后面说：“政委，何书记已带一个班的骑兵去迎接了，你还是进屋吧，当心受凉。”

　　高敬亭长舒一口气：“三年了，早也盼，晚也盼，总算盼到中央来人了。要是能飞起来，我早就飞到延安了。”

　　几匹马从街口由远及近。

　　“来了，来了。”高敬亭快步迎上去，马队到了跟前，跳下马的却是刘刚夫。

　　“怎么是你？”高敬亭收住了笑容。

　　“不欢迎吗？高司令，我们又见面了。”刘刚夫伸出手，见高敬亭没有相握的意思，改为作揖，“恭喜高司令！”

　　“司令？”高敬亭不解，“什么司令？喜从何来？”

　　“卫长官已呈请蒋委员长，委任你为抗日联军挺进军司令，少将军衔，你所属各部均有任命，我这次专程来送委任状和关防的。这难道不是大喜吗？”

　　“哈哈！”高敬亭笑道，“谢谢你们卫长官和蒋委员长的美意，不过我高某身为共产党员，何去何从唯听我党差遣，不劳烦你们了。”

　　刘刚夫诧异：“你……贵部的番号、职务均由南京方面决定，我们可是有协议的。”

　　高敬亭笑嘻嘻地说：“那时候不是在大别山吗？现在不同了，我党中央马上就要派干部来了，至于番号、军衔由两党中央协商吧，你要说就到延安去说吧。”

　　“你……”刘刚夫被呛得不知说什么好。

　　“常海，快请刘代表，哦，刘将军到屋里上座。”

　　“刘将军，请。”常海作出请的手势。

　　刘刚夫没想到出师不利，气呼呼地边走边说：“我要上报卫长官，上报南京方面……”

　　二

　　1937年10月15日，在厚厚的日历里，这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一天，谁也不会在意。而在史玉清的记忆里，这是个隆重而永恒的日子，这一天，高敬亭和她喜结良缘。

　　一座破庙，众僧不见踪影，庙顶被炮弹掀去一角。常海和万海峰喜气洋洋地打扫卫生，庙门前洒了水，门口和窗户上的大红喜字放着红光。

　　没有鞭炮，没有鲜花，没有乐队。

　　新房是庙宇的偏殿，早先或许是柴房，十几个平方，从禅房搬来一张木床，将两人的被子和日常用品摆放一块，就算是嫁妆。两只旧枕头，一大一小，相依在床头。

　　两只红烛光亮闪闪，亮出满屋子的喜庆。

　　新郎依然穿着红军的制服，袖肘处打了一块醒目的补丁。新娘穿着与当地村姑一般的粗布衣服，红扑扑的脸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整个人如清水芙蓉，亭亭玉立。

　　林维先首先跨进来，大呼：“哎呀，大政委啊！结婚可是人生大事，你也太寒酸了吧！”

　　紧随进门的杨克志、曹玉福、詹化雨、汪少川、梁从学，嘻嘻哈哈地起哄：

　　“这像什么新房，地主家的长工结婚也比这强。”

　　“除了人是新的，都是旧的。”

　　“好歹也添几件家当啊。”

　　“添什么家当。”高敬亭接过话头，“我们共产党人四海为家，难道要背着家当打天下？”

　　林维先说：“政委，我丑话说在前頭，我可是无产者，一无所有，没钱给你随礼，就带着一张嘴、一个肚皮来了。”

　　高敬亭用手背弹了一下林维先的肚子：“谁不知道我们红军都是穷光蛋。穷也好，无牵无挂，专心打天下。”

　　林维先一屁股坐到床上，并不结实的木床在他的重压下“咯吱咯吱”发出抗议：“大政委，你现在可不是穷光蛋了，你比老财还富呢，富得滴油啊！”

　　“啊？”

　　“你有老婆了，有老婆就是财富啊！”

　　众人大笑。

　　詹化雨也要坐到床上，被林维先制止：“不能再坐了，再坐床就要散板了，新郎新娘就得在地上入洞房了。”

　　史玉清一手端一只茶杯，站在门口，她低着头，听到这句玩笑话，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新娘子来了，新娘子好漂亮。”

　　“嫂子，我正好口渴。”

　　“结婚三天无大小，嫂子，喂给我喝吧。”

　　史玉清羞涩地往高敬亭身上靠，茶水洒到了地上。

　　高敬亭为史玉清解围：“房间太小，我们到外边吃酒去，我请客。”

　　庙的大殿便是作战指挥部，临时充当了他们结婚的宫殿。四只脸盆大的盘子摆在饭桌上，一盆红烧野兔，一盆清蒸鱼，一盆白菜豆腐，一盆西红柿蛋汤。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确实寒酸，可那时是战争年代，四大盘菜对成天钻山沟，以野菜为主食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香味在空中飘散，引发肚皮“咕咕”作响。

　　史玉清挨着高敬亭坐在上席。

　　汪少川抓起筷子就要开吃，林维先按下他的手：“等等，今天是政委和嫂子大喜的日子，让他俩讲几句话。”

　　高敬亭说：“野兔是我上山打的，鱼是常海他们下河捉的，白菜、西红柿是玉清自己种的，今天这场合没有政委没有上下级之分，大家都是从枪林弹雨里钻过来的生死兄弟，敞开吃，来，吃！”

　　“不行不行，”林维先站起来说，“虽说是打仗年月，但礼数还得有，天地还是要拜的。”

　　“是啊是啊，结婚怎能不拜天地。”大家附和着。

　　高敬亭和史玉清被拉到屋子中央，林维先充当临时司儀：“一拜天地——”

　　俩人向天地鞠躬。

　　“二拜高堂——”

　　高敬亭的眼里溢着光亮，他说：“我和玉清父母都已不在人世，亲人也差不多被杀绝了。”

　　屋子里安静下来，高敬亭的话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是啊，革命者谁没有一本血泪史啊！

　　还是高敬亭打破了沉静：“我们是党的人，毛主席就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给毛主席拜吧。”

　　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正微笑地望着他们并不认识但早已闻名的共和国未来的将军们。高敬亭拉着史玉清向画像深深鞠躬。

　　“夫妻对拜——”

　　战友们散光了，高敬亭和史玉清进了“洞房”，却久久不能入睡。

　　“玉清”，高敬亭搂着年轻的爱妻，轻轻说，“委屈你了。”

　　“我自愿嫁你，什么委屈不委屈。”史玉清把头埋在高敬亭结实的胸脯里。

　　“你跟着我可要吃苦头，享不到福了。”

　　“能和你在一起就是天大的福。”

　　“干革命都是把头别在腰带上，随时有牺牲……”

　　史玉清捂住了高敬亭的嘴，把下半句捂住了，她温柔地说：“不许说牺牲，谁也不能牺牲。你不是常说，革命胜利就像东方日出，黑暗是挡不住的……”

　　高敬亭把爱妻搂得更紧了。

　　月亮从树梢上刚探出头，看到人间这恩爱的一幕，羞涩地扯来一片云，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三

　　武汉珞珈山街原为俄租界，一律西式红砖建筑，古朴中含着凝重。红砖外墙，红瓦坡顶，带有西班牙风格，由德国石格司建筑事务所设计，黄国怡和洋行大班杜百里所建，主要供各大洋行高级职员居住，属武汉著名的“富人区”。

　　其中的12号，便是领导长江流域7省革命斗争的总指挥部——中共中央长江局。

　　1938年2月，高敬亭接到长江局关于新四军整编的会议通知，舟车劳顿，住进了其中的一间居所。

　　都市的夜是喧嚣的。

　　大武汉的夜是不眠的，灯红酒绿，莺歌燕舞，华灯怒发。

　　软软的席梦思，照得见人的马赛克，闻所未闻的抽水马桶……在山沟里钻来钻去的高敬亭哪见过这些，浑身上下不自在。到了晚上，那一躺下就凹陷的西式床，让他根本无法入睡。唉，哪有大别山上的软软的稻草床舒服啊！他索性拽下被子，铺到地板上，和衣而睡。

　　外面走廊上传来窃窃私语。

　　“高敬亭来了？”

　　“来了，就住在这里。”

　　“听说他是赫赫有名的山大王。”

　　“可别乱说，他是红二十八军政委，蒋介石重兵‘围剿他三年，连他一根毛也没伤着。”

　　“还有人说他是土皇帝呢，党政军一肩挑，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说一不二。”

　　“嘘——轻点声，别让他听见。”

　　听到“山大王”“土皇帝”的头衔，高敬亭觉得这些戏言好笑，同时心里滋生出几分得意，看来自己的知名度不小啊。

　　高敬亭的心里有海潮在澎湃。在大别山的三年，他像和母亲离散的孤儿，时时刻刻盼望着党中央的声音，他在脑海里千万次想象着毛主席的形象，想象着中央驻地的环境，多次梦见党中央派人来了……长江局，虽然不是延安不是党中央，毕竟是中央派出的，在他心中等同于党等同于毛主席。

　　长江局领导悉数到会：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

　　主席台居中的是戴个黑框眼镜的白面书生，穿一件少见的皮夹克，镜片遮挡，加之相距较远，高敬亭看不见他的目光，只看到他的面色严峻而凝重。会议主持人周恩来介绍，他叫王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长江局书记。

　　王明忽然用浓重的六安口音叫道：“高敬亭来了吗？”

　　军人的本能使得高敬亭应声起立，“到！”

　　“你就是高敬亭？”王明似笑非笑，“名气不小啊，你这个‘土皇帝‘山大王该换换脑子了。”

　　“土皇帝”？“山大王”？这些称谓高敬亭听起来特别刺耳。昨晚听到工作人员私下议论，他觉得不足为奇，但是现在出自一位以领导自由的党的高级干部之口，他一时难以接受。脸涨得通红，但碍于场面，不好发作，旁边的同志好心地轻踢他的脚，他才气呼呼地坐下，眼瞪得像铜铃。

　　单纯、耿直的高敬亭哪里知道，王明已把他和张国焘联系在一起，划入了“同一个山头”。而王明又和张国焘是政治上的死敌，这两位中共早期具有重要分量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差得一塌糊涂，彼此有过两次正面死磕，且都以王明胜出张国焘败下阵来告终。

　　王明仍在喋喋不休地发表长篇大论，时而列宁、斯大林，时而布尔什维克，满嘴洋文，高敬亭听得似懂非懂。

　　王明以无可置疑的口气说：“要服从蒋委员长的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要让出全部根据地，在大别山地区不能留一兵一卒……”

　　高敬亭忍无可忍了，他愤然站起，气冲霄汉：“依你的意思，是让我把地盘、人马都交给国民党？”

　　王明像受到当头一棒，目瞪口呆。

　　会场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高敬亭身上，人们用各种眼神打量着这位从大别山闯出来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将，钦佩、担忧、幽怨……在长江局机关及所辖各地，谁人不知王明是党的领袖，曾经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把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

　　“大别山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我们红二十八军用鲜血换来的，难道要拱手相让？再说，大别山地形险要，扼守鄂豫皖三省咽喉，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放肆！”王明猛拍一下桌子，桌上的茶杯烟缸跳舞似的蹦起来，他的手掌震得剧痛。

　　王明怒气冲天：“你……你还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中央领袖，反对统一战线，你……你要自食其果的。”话没说完，拂袖而去。

　　不怕神不怕鬼的高敬亭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他颜面扫尽，一向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王明怎会忘记这个“闷心亏”。

　　这又为一年多之后高敬亭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对自己闯下的弥天大祸，高敬亭浑然不知。

　　四

　　大别山的五月，風和日丽，春意盎然。田野、山坡、沟壑百花吐蕊，绿叶摇曳。而怒放的杜鹃花像一群彩蝶漫山遍野翩翩起舞，俨然成了这个季节的主角。多情的春风又把它的馨香在大地上尽情传送。

　　山路上，一身戎装的高敬亭毕恭毕敬地跟在一位身着长袍马褂的老人身后，不像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司令，而像一个礼貌的学生、忠诚的卫兵。

　　老人叫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8岁应黄西州府试，考取秀才;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1914年在东京学习法律，结识亡命天涯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险恶环境下，毅然参加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他两次被捕入狱，出狱后又投身革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接受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代表湖北组织参加了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的中共“一大”，他是湖北省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党的派遣到苏联学习，刻苦而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取得优异成绩。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根据地，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等。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培养了大批党的骨干。

　　在遵义会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中国革命两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和正义的一方，捍卫真理。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他作为中央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领导人之一，大力协助周恩来同志领导党在国统区工作。抗战初期在武汉，他利用自身的合法身份和社会影响力，抵制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宣传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人民战争思想。

　　为确保董必武的绝对安全，高敬亭将董必武安排在司令部住宿。

　　司令部设在东港冲韦家大院，屋外树木葱郁，鸟语花香，屋内窗明几净，纤尘不染。

　　董必武从内心欣赏眼前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新四军悍将。一年前，他在武汉办事处接待越过重围死里逃生的特使姜术堂，与他长谈，从下午到半夜，了解了红二十八军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绝境中高举红旗绝地反击，对高敬亭坚强的党性和卓越的指挥才能赞叹不已。两个月前，在长江局会议上，又看到高敬亭面对王明的强权无所畏惧，所坚持的对敌立场与毛主席的思想相吻合时，虽然碍于场面他不能公开支持高敬亭，但他内心是举双手赞成的。

　　董必武此行，是奉中央指示并检查指导四支队工作。

　　在受到王明的死亡威胁后，张国焘铁了心脱离延安背叛中共。4月4日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国共两党商定每年清明节双方各派代表前往陕西中部县（现黄陵县）的黄帝陵扫墓，以向世人暗示团结御侮的决心。

　　当时，蒋鼎文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共同主持祭祀活动。礼毕，张国焘不顾警卫和秘书的阻拦，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飞快逃离。

　　张国焘到达武汉后，拒绝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的一再劝导，对党中央仁至义尽的挽留置若罔闻。执迷不悟，意志不决，党中央提出三条出路供他选择：一是回党工作，二是请长假休息，三是自动脱党。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第三条路。他面谒蒋介石的第一句话“义弟在外，糊涂多年”，随后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和《敬告国人书》，正式宣布脱离共产党。

　　1938年4月22日《新华时报》上正式公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就以这种戏剧化的叛逃方式，背叛了他参与起草的誓言。”董必武用文明棍捣着地面，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愤慨，“他投靠到曾生死搏斗了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是他一生最大的败笔，他丢失了党籍，也丢失了人格。中央及全党党员鄙视他，国民党也只把他当作一条看家狗，因为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历朝历代叛徒都是可耻的。”

　　高敬亭的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他胸脯剧烈起伏，想不到他曾经崇拜的偶像、敬仰的领袖居然是不折不扣的叛徒。

　　董必武继续说：“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开展血腥的肃反，杀害了大批红军高级将领。长征途中，他自恃兵强马壮，企图另立中央。这次公然叛变，暴露了他的庐山真面目。”

　　高敬亭猛地站起：“董老，我坚决拥护维护中央的决定。在鄂豫皖苏区，他是中央派来的，代表着中央，我迷信他，服从他，执行他的错误命令，伤害了一些同志，现在追悔莫及啊！我要在抗日战场上同日本鬼子刺刀见红，弥补过错。”

　　董必武示意他坐下，推心置腹地说：“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他是他，你是你。毛主席和党中央有过结论，把张国焘罪行同红四方面军干部分割开来。在鄂豫皖，他是中央代表又是最高决策者，你是执行者，张国焘欠的血债不能由你还，不能由边区的党员干部还。即便有错误，也与张国焘有本质区别。”

　　高敬亭顿觉如释重负，心里感到无限温暖：“请董老明天在四支队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决定。”

　　“好。”董必武答应。

　　高敬亭汇报了四支队组建以来的工作后，又汇报今后的战略构想，他走到地图前：

　　“董老，我军已拟定作战计划，向东挺进，沿津浦路一线合肥、巢湖相机歼灭敌军，九团先头部队已到达巢湖银屏山盛家桥，八团正从河南确山方向向合肥东乡和梁园、青龙运动。手枪团和司令部直属的部队在舒城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董必武搁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凑到地图前，目光随着高敬亭手中小棒子移动。

　　高敬亭在舒城划着圈：“董老您看，这是我部所处位置，四面群山怀抱，东抵皖中平原，西连大别山脉，南临安庆，北望合肥，横接安庆至合肥的公路枢纽，如果我们在这里驻一支部队，哪怕一个团、一个营，等于在敌人的肚子上安上了一颗钉子，不仅可以有效牵制敌人，也为今后重返大别山留条后路。”

　　董必武摸摸八字胡：“你们做得很好！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已在皖南的岩寺集中，正在接受第三战区全权代表上官云相的‘点验，进行两个月的军政训练。敬亭啊，新四军是我党领导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我们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无原则地妥协、让步，不能任凭摆布，要保持独立自主，八路军、新四军是我党的武装力量啊！”

　　高敬亭诚恳地说：“我就把自己一百多斤交给党了，我听党指挥！”

　　董必武由衷地欣赏眼前这个从战火中成长起来的新四军高级指挥员，目光片刻也没离开他：“敬亭同志，毛主席对你寄以希望啊，他在延安多次提到你。”

　　毛主席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毛主席就像在自己身边，那么贴心，那么温暖，关心自己关心四支队。半天他只说出一句钢铁般的誓言：

　　“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誓死听党指挥！”

　　五

　　安庆是长江沿岸重要的港口，扼皖赣鄂三省交界处交通枢纽和军事战略要地，曾是安徽省国民政府省会，素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洲”之誉。安庆居于南京和武汉之间，南京失守后，武汉成了战时首都，而如今攻占武汉，则要占领安庆。日军企图以安庆为跳板，利用安庆机场等设施达到占领武汉，从而摧毁全国抗战的指挥地位和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信念和意志的目的。日军大本营集中优势兵力，从水陆两路向安庆发动猛烈进攻，于1938年6月12日攻陷安庆。实际上安庆已是一座空城，早在10月省政府外迁至六安，机关、军警外撤，学校停办或疏散，殷实人家和商户携带细软逃离城区。

　　次日，桐城落于敌手。

　　“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动宣传机器，不可一世，甚嚣尘上。

　　安庆陷落，为日军打开了一扇西进的门户。日军侵略者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于是日军集中12个师团共35万大军并配有舰艇120艘，飞机500余架，分五路，悍然发动对武汉的凶猛进攻。

　　武汉岌岌可危。

　　国民政府明知武汉像南京一样无法守住，已经做好了放弃的准备，但为了欺骗国人，争取撤退的时间和国际助力，明里仍做出誓死抗战的样子，制定了“保卫大武汉，不战于武汉”的指导思想。战役在武汉周围的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境内展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命令新四军四支队正面阻击西进日寇：“配合国民党军打正规战。”

　　高敬亭心中清楚，刚组建不久的四支队以落后的装备阻挡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无异于以卵击石。以敌人之刀，清除异己正是蒋介石向来惯用的伎俩，决不能上当。9月，他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新四军军部关于“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军主力正面作战”的命令，他说：

　　“我们要坚决实施中共中央会议精神，坚持‘扬我之长，避敌锋芒的游击战方针，不与敌人硬碰硬，变正面阻击为侧面游击的战术。‘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蒋家河口战斗之后，我军又陆续取得了范家岗伏击战的胜利，但毕竟规模不大。大家看……”高敬亭指着一个简易沙盘，“这是安庆，这是桐城，这条公路叫合安公路，这块高地叫棋盘岭，离桐城仅10公里。合安公路横穿而过，弯弯曲曲，首尾不能相见，路两边山地高出公路20米，形成天然关隘，棋盘岭西侧是一片树林，便于隐藏部队。据侦查员报告，敌军运输繁忙，每天都有上百辆军车通过，是敌人为配合进攻武汉的重要物资。经司令部研究并报总部同意，我军决定在棋盘岭伏击敌人运输线。”

　　听到要打大仗，各团指挥员摩拳擦掌。

　　“是该狠狠让小日本长长记性了。”

　　“司令员，把任务交给我们团吧。”

　　“司令员，交给我们！”

　　……

　　高敬亭和林维先欣慰地微笑，多好的战友啊！在凶悍的敌人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精气神。林维先提高嗓门：“这次作战任务，由七团完成。”七团团长杨克志，团政委曹玉福高兴地你捶我一拳，我击你一掌。

　　“硬仗、恶仗以后有的打”，高敬亭扫视着全场，大家顿时安静下来，他继续说：“敌人在这条运输线上没有遭过打击，骄横自大，警戒有所忽视。这次战斗的关键是伪装，暴露与否，是胜败的关键，打敌人个措手不及。还有，日军并不知道我军的兵力，必须猛打猛冲，不让敌人喘气，在敌援兵到来之前迅速结束战斗。七团担任主场，特务营在范家岗和竹安渡各派出一个排担任警戒。”

　　当天深夜，趁着夜色，参战部队无声地进入指定位置埋伏。

　　上午九点，公路上出现一长溜汽車，车厢被遮盖得严严实实，扬起的灰尘遮住了太阳，蔽盖了蓝天，天与地窒息了。

　　靠前指挥的是团政治部主任胡继亭，他下达命令：“部队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火。”军队临近棋盘岭时，突然停了下来，最前面的车上跳下两个日本军官，肥得像皮球的那个是松下少佐，跟在后面的是铃木中尉。

　　松下举起望远镜，只见漫山遍野松涛阵阵，似乎藏着千军万马，不禁打个寒颤。

　　铃木谦卑地问：“长官，发现情况了？”

　　松下把望远镜递给铃木：“中尉，你看看这里的地形，两边是山林，公路成了洼地，我要是新四军一定在此设伏。”

　　铃木看了看四周：“长官，我军长驱直入，从未受到打击。”

　　“呦西”，松下得意地说，“那是因为大日本皇军所向无敌，新四军的，高敬亭的害怕了。你看清了，那儿、还有那儿，开炮！”

　　轰、轰……掷弹筒在山头上爆炸，惊飞了满山的白鹭，随后又是死一样寂静。

　　“开路开路！”松下放心了，钻进了驾驶室。

　　车队像一条蟒蛇，在山路上蠕动。

　　“我的乖乖，一眼望不到边，怕有一百多辆吧。”作战参谋数着汽车，心里痒痒地请示：“打不打？”

　　胡继亭掏出手枪，将弹压上膛，镇静地说：“把敌人放进来包饺子。”

　　敌人的开路车不间断地向两边的山峦漫无目的地扫射，与其说是火力侦察，不如说是壮胆或“秀肌肉”。车队行进，一步步走进包围圈。

　　松下丝毫没有察觉到面临的危险，他一边欣赏这山川的秀丽风光，一边哼起了《樱花之歌》。看他神情，哪里像是在异国你死我活的战场，倒像是在东京欢度浪漫的樱花节。

　　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仿佛天降神兵，猛烈的手榴弹向两边的山头倾泄。在中共领导的军队里，装备极其简陋，手榴弹算是重武器了。

　　车队像一条处处挨打的蛇，断成多截，首尾不能相顾。

　　无数只装满汽油的玻璃瓶与手榴弹组成“联合舰队”，爆炸之后燃起熊熊大火。

　　突如其来的打击，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乱成一团。侥幸生存的紧滚慢爬，四处躲藏。松下从车上慌忙跳下，晕头转向。他绕到一块岩石下，挥着东洋刀，气急败坏：“射击，射击！”

　　只看见日军的手榴弹汽油瓶从天而降，只聽见爆炸声此起彼伏，却不见对手的人影，更不知道袭击他们的是哪支部队，有多少人马，日军只能胡乱地开枪、开炮。

　　二十分钟后，胡继亭发出命令：“撤！”

　　“撤？”参谋长不解，“你看，日军正全面败退，如果我们冲下去，可以缴获大量战利品啊，只要十分钟……”

　　胡继亭打断他的话：“不行，日军有无线电呼叫，我琢磨他们的援军已在半道上，等他们包抄过来，想撤都来不及了。”

　　“车上那么多物资都是我们奇缺的，多少带点回去吧？”

　　“执行命令！”胡继亭果断地说，带头跳出掩体，钻入深深的密林。

　　又是三颗红色信号弹，枪声停了，爆炸声止了，林涛也好像静止了，大地归于寂静。

　　敌人6辆装甲运兵车载步兵、炮兵100余人，500余人的骑兵大队，分别从公路北部和东部实行包抄。我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场横七竖八地躺着百余具尸体，炸毁敌车50余辆，物资无数。

　　松下少佐无颜面对，剖腹自尽。

　　我军付出仅一伤一亡的轻微代价，创造了新四军抗战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保卫大武汉的战斗异常残酷，敌人的补给一天也不能中断。两天后，敌人的辎重部队又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合安公路上。坐在指挥车上的是松下中尉，上次战败，主管铃木自尽，指挥部没有追究他的责任，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铃木比他上司松下更加自负，他自诩熟悉中国文化，通读“孙子兵法”，对上司松下的下场不屑一顾。他拒绝了幕僚绕道而行的建议，一意孤行原路前进。他认为，新四军决不会在同一地点两次设伏，为保密，他选择夜间出发。

　　坐在装甲车驾驶室，铃木借助微弱的光线擦拭指挥刀。这把刀来历不凡，是攻陷南京后，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天亲手所赠。随着车子的晃动，松下摇头晃脑，为自己的指挥自鸣得意：新四军不是在棋盘岭打过伏击吗？我偏走棋盘岭;新四军不是善于夜战吗？我偏夜间行军。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车子猛然停了下来，铃木往前一栽，差点碰破鼻子，他大骂司机：“八格牙路。”

　　“棋、棋……盘岭”，司机哆哆嗦嗦地指着前方，“太君，棋……盘岭。”

　　棋盘岭之战后，日军患了“恐盘症”。“棋盘岭”“四支队”“高敬亭”这些名字使骄横的日军产生了死亡的恐惧。毕竟，瞬间之内，百余名天皇陛下的骄子成了焦煳的尸体。

　　“八格”，铃木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狂叫：“前进，前进！”

　　巨大的轰鸣声在山谷里回响。

　　噩运再次降临，还是上次那个地点，还是那种战法，当然还是那样的结果……

　　一块弹片击中了铃木的脑门，他迷恋地望着苍茫划破夜空的星光，说“高敬亭，你到底是人是神……”作为留给这个世界的遗言。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死不瞑目。

　　侵略者永远不了解高敬亭，永远不了解像高敬亭这样的中国人！

　　第四支队从1938年5月至10月，五个月时间内，与日军作战数十次，收复庐江、无为两座县城，部队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

　　六

　　滚滚春雷，在公元1939年肥东的天空碾过。二月春风似剪刀，裁出细细的柳叶。万物复苏，碧玉妆成，破冰的流水，吐芽的苞蕾，迎春花打出来绿色的小旗……这些春的使者，驱散了料峭，为江淮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高敬亭率四支队司令部进驻青龙厂。

　　相传元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出身卑微的朱元璋以一介布衣廓清天下。他的坐骑是一匹青骢马，不仅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还精通人性，数次舍身救主。攻打庐州城时，朱元璋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不料一支冷箭射来，只见青骢马四蹄腾空，为主人挡住了致命的箭镞。随军兽医使出浑身解数，无奈箭头被剧毒煮过，无力回天。青骢马含泪告别了主人。

　　朱元璋悲从中来，以将军礼遇厚葬此马。此地便叫青龙厂。

　　高敬亭率部进驻青龙厂后，司令部设在褚老圩开明绅士褚民安家中。

　　褚府建有五幢七架长牌柱青砖小瓦房，一百二十多间，坐东朝西，五路通，四周有围沟护卫，宽四丈，一丈余深。圩沟南北有坚固围墙、闸门、吊桥，圩沟四周栽有清一色橡树，树龄多在百年之上。根深叶茂，绿荫浓浓，只见树木，不见房屋。褚老圩确是易守难攻，清静幽雅之地。

　　高敬亭还没安顿下来，战地服务团团长程启文已在门口等候，他的身后是个文文静静的青年人。

　　战地服务团是一支抗日宣传队，程启文是军事干部。高敬亭认为，处在战争环境中，战地服务团又常远离部队单独活动，应该配备军事干部。一天夜行军，天刚亮，服务团通过淮南铁路线时，被日寇发现，而除了程启文和少数几个战士配有武器，其他成员手无寸铁，队伍开始慌乱起来。程启文临危不惧，大声喊：“不要慌，鬼子不知我们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大家跟着我突围，我保证把你们带到安全地方。”服务团百余号人顿时有了主心骨，跟在程启文后，有秩序地穿过铁路线。

　　战友久别重逢，两人喜出望外，紧紧握手。

　　程启文笑着介绍身后的白面书生：“司令员，这是服务团副团长汪道涵，是个秀才。”

　　“司令员。”汪道涵拘谨地敬了个还不太标准的军礼。

　　高敬亭上下打量，笑呵呵地说：“好啊，我知道你是年轻的老革命啊。”

　　汪道涵，1932年从南京中学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系，次年3月，不满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底遭围捕。1938年9月，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就开进了青龙厂，在团长程启文带领下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政权，点燃了抗日烽火。先后在青龙、白龙、埠里、造甲、双墩等地建立了乡级抗日民主政府。战地服务团深入到田间地头，通过歌唱、演话剧、演说、张贴标语等形式，发动妇女成立妇校会，做军鞋，交军粮。

　　正说着话，外面一阵嘈杂声，高敬亭正要问外面发生什么事，警卫排长吴常海进来：“报告司令员，褚老圩的老乡听说你来了，非要见你。”

　　高敬亭快步走到门外，只见门口聚集了一群人，扛锹握锄，一看便知多为当地群众。众人见了高敬亭，安静下来。

　　一位穿长衫的乡贤摘下礼帽，微微鞠躬：“敢问阁下就是高敬亭高司令吧？”

　　高敬亭拱了拱手：“在下便是，请问您是……”

　　“不才褚民安。”抱拳。

　　高敬亭再次笑道：“原来是房东啊，我军住在你府上，多有打扰，得罪了。”

　　褚民安说：“哪里哪里，贵军秋毫无犯，不愧为正义之师啊。”

　　高敬亭问：“褚先生指名要见我，不知有何见教？”

　　褚民安正要说，人群中闪出一个后生，推着平板寸的头发，裤脚和布褂上泥星点点，像是刚从地里上来。他不等褚民安说话，抢先开口：“我叫商家雄，我家里也住着新四军。司令员，你给评评理。”

　　事情是这样的：褚老圩地处江淮分水岭的岭背，留不住水，十年九旱。大旱之年，人畜用水常发生困难。新四军驻扎后，抽出身强力壮且懂得技术的战士组成打井队，夜以继日开挖，挖到20多米仍不见水。有的百姓说风凉话了：“褚老圩能打井出水，除非秤砣漂在水面上。”有的百姓建議换个地方挖，战士们不气馁，挖到40余米时，终于挖到了泉眼上。清冽的泉水汩汩冒出。为了使水清纯，战士们先用粗砂碎石铺底，再用一拃厚的青砖从井底砌到井口。奇特的是，井水甘醇，饮后味蕾留有一丝甜意，而且，无论如何使用，水位始终如一。

　　但在为水井取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褚民安认为应该叫“红军井”，以商家雄为代表的群众则坚持取名“新四军井”。双方争论不休，且都有一帮“亲友团”支持，僵持不下。得知高敬亭来了，便让这位神话般的英雄做个仲裁。

　　“哦，是这样。”高敬亭饶有兴趣，“你们各自说说理由。”

　　商家雄扯着嗓门喊：“井是新四军挖的，叫‘新四军井名正言顺。你们说取名‘红军井，现在不是红军了，已改名了。”

　　褚民安上前一步：“还是叫‘红军井合适。新四军还不是当年的红军改编的？再说红军是共产党的部队，新四军隶属国民政府。”

　　“红军井！”

　　“新四军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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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亲友团”吵成一锅粥。

　　“乡亲们！”高敬亭两手往下按按，做出停止的手势，“大家不要争，更不要吵，红军和新四军都是共产党的军队，都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至于名字嘛，我看还是叫‘红军井吧，让我们任何时候都记住红军为普天下老百姓谋利益的光荣传统。将来我们赶跑了日本鬼子，推翻了反动派，坐了江山，这个传统也不能丢。”

　　“好，‘红军井，好！”褚民安带头鼓掌，随即掌声一片。

　　商家雄见高司令员定了调，不再反对，也笑逐颜开地拍手。

　　高敬亭环视左右，高声说道：“乡亲们，只要我们新四军能做到的，我们就全心全意为你们去做。挖井、收粮食、识字、打鬼子打土豪……你们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

　　“高司令，我家孩子多，劳力少，下秧缺人手，帮帮我吧。”一个中年人可怜巴巴地说。

　　“我家房子漏水，帮我修补修补吧。”

　　“我爷爷哮喘一到春天就犯，帮他治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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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像见到久别的亲人和救星，争先恐后将家里的困难倒出来。高敬亭吩咐程启文和汪涵道，要尽力加以落实和解决。

　　“我要报仇！”突然，一直沉默的商家雄爆出一句。

　　高敬亭向他走近，问：“小伙子，你有什么仇？”

　　商家雄的眼珠都要瞪出来了，他抓住高敬亭的手不放，“司令员，我外婆被张黑头杀了，我要当兵！我要报仇！”

　　商家雄所说的张黑头，真名张春堂，手下有近百条枪，人称“活阎王”。张春堂盘踞的张家圩距褚老圩30余华里，圩子固若金汤，地上有碉堡，地下有暗道，日夜有土匪严密把守。张黑头仗着有国民党军的撑腰，烧杀抢掠，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他时常到青龙一带挑衅，还肆无忌惮地叫嚣：褚老圩的男女老少都被新四军洗脑了，都是赤色分子，见到姓褚的，即使是三岁小孩也要杀掉，斩草除根。

　　商家雄的外婆家就住在张家圩。张黑头得知她女儿家住有新四军，让她捎信给女儿，不许接近新四军。外婆不从，张黑头就残忍地将她折磨致死……

　　褚民安愤愤地说：“这个张黑头表面上向国民党军示好，听说即将改编后，暗地里与日本人眉来眼去。他的小舅子在日军那里当翻译官，一次酒后失言，说日本人已答应让他姐夫当县长……”

　　“此贼不除，迟早是我军心腹大患。”高敬亭咬着牙握着拳头，“趁他还没做大，敲了他！”

　　高敬亭返回司令部，瞅着墙上的地图，图上标明，离青龙厂最近的是八团，在梁园、龙城、巢湖一带活动。

　　“命令八团抽调一个连，天黑出发，目标张家圩，零点发动进攻，打掉张黑头的狗头。我不要活的，省得麻烦。”

　　“是。”常海应了一声，却没有走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