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坤

　　2014年一部萧红的传记电影再次将“黄金时代”这一词组推向了滚烫的祭坛，影片中全是“萧军朋友圈”的讲述，彻底将“左翼女作家”萧红重塑为“橱窗里的怨妇”张乃莹。历史从来就不是一扇透明的窗户，历史也充满着记录者的选择和“讲述”。作为更新一代的文学研究者，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文学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不透明的，诸如影片所谓的“黄金时代”，20世纪八十年代，无疑首当其冲。

　　我们最先对于“八十年代”的认识主要是来源于文学史教材上狂轰乱炸的考试重点——应接不暇的文学潮流，然后，逐渐地对一部分“讲述”形成“围观”态势，例如查建英编写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北岛、李陀编写的《七十年代》，马国川编写的《我与八十年代》等等。在这些研究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材料”里，不同的人们对其自身的“材料”又进行着阐释工作，建构出各种形象的活动模式。然而，诚如海登·怀特所言的那样，历史过程纵然有过多的事实，历史记载却永远处在“既太丰富又太稀少”的状态。非常有趣的是，这种两极辩证的提法恰合所谓“黄金时代”的语法：“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到目前为止，八十年代的丰富性占了上风，谈其“稀少”和“最坏时代”并不多见。作为八十年代的弄潮儿，刘再复对这个阶段的文学评价非常高，他的表述可能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中国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幸好有个八十年代文学出现，使得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大陆的文学不至于那么平庸。从文化上讲，我认为二十世纪最好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五四时期，第二个就是八十年代。”在后来者眼中，“幸好”两字显然是颇具况味的。在《黄金时代》影片上映后，网络上有“90后”青年发出了萧红的生命里“幸好”遇到了萧军和端木蕻良，甚至鲁迅这样的男人的感慨，于是才会出现一个被讲述和纪念的女人。那么，没有这些男人，萧红将如何自处？没有八十年代，文学将何去何从？

　　的确，八十年代的丰富性建立在文学思潮涌动的基础之上，几乎每隔一年就会大潮迭起，一篇小说、一篇理论文章、一期杂志专栏、一次会议，都可以成为一个重大历史转折。迅速地将文学创作塑造为“潮”，可能在短期内增强了文学的热效应，但若直接将某种经验判断移入文学史，作品的多义性必将受到限制。例如《钟山》所开设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里包含有赵本夫的小说《走出蓝水河》，一部具有鲜明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事实上已经被历史遗忘。回头看“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此类内部作品存在的差异也不在少数。问题还在于，重新解读的限度又是什么？参照系恐怕还是文学史。这又开始了将另外一种经验再次移情入文学史的可能。于是，八十年代的“当年话语”与“如今叙述”，在混杂的能指和多义的所指中，此起彼伏地不断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以上笔者引述对八十年代文学的讨论却几乎没有提及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而充斥着话语的驳杂和威严，这种分析的方式可能恰是这十年文学或者说是十年文学研究的反意义和意义所在，终究使其成为一个被重塑的文学的“黄金时代”。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其自身的历史反观的基础之上，当年的参与者背负有历史的负担，如今的读者也难免隔着历史的河流准备蹚着浑水。“反观”不自然之间就需要甩掉包袱，进而再建构一番美丽的风景，学术增长点和“黄金时代”也许本来就是划等号的。现在唯一要思考的可能不是重塑黄金时代的必要性，而是在水既然浑了的状态下，在已经遥远了的理想主义的“后新时期”，重新塑造一个“黄金时代”的可能性何在。更进一步讲，我们反复将“历史”作为论说八十年代文学的关键词，这本身就说明了那十年文学与历史的亲缘关系，那么在今天，又怎样让更年轻的人们相信“历史”与我有关，如此才能够相信文学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内在构造并不单纯纠葛于文学史的建构，其起源性应该包括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本身的建构历史，比如王德威就一直秉持着这样的研究观念：“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近年来，笔者在对”知青写作”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了作为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份的成规注定了小说文本内部自蕴出一套构造“黄金时代”的模式系统。“知青文学”这一概念的倡导者郭小东教授也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一点：“相信每一位“知青作家”，都力图深刻地去描状经历中的人们的历史，然而，悲凉的现状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对一个时代的批判，最后归结为对那样的时代的礼赞——尽管这种礼赞也展示若干苦难的过程。无疑它是集体潜意识的结晶，它存在而且隐形地服从于一种思潮。几乎所有的“知青文学”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宣泄着同一种主张，以不同的心境表演着同一类故事，以不同的情景演绎着同一种精神——青春无悔。”这一包含有感情色彩的论斷实际上点明，“知青写作”是一种“追忆文学”，“追忆”的后果造就了文学演绎“黄金时代”的“集体潜意识”。

　　仅就话语形态分析八十年代的写作，显然已经足够复杂。如果“人”和“五四”可作为文学觉醒和地位的象征，我们完全可以不从“后见之明”的文学史，而从文学作品当中的“人”出发，审视“知青”一代写作给我们提供的色彩，并由此在另外一个脉络上重新认识重塑“黄金时代”的问题。1980年代文学的“人”显然是不同于五四之“人”的，但是作为生理本质之”人”和历史记忆之“人”，其与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记录都有相似之处，考察其标识大致也可以分为外在关系与内在关系两种向度。

　　首先，从人的外在向度来看，文学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知青写作”中非常具有显著的意义。“五四”小说作为“黄金时代”的青春记录，有两个最为明显的特征：感伤的情调和个人的抒情。而“知青”一代具有强烈的表达自然的冲动，“自然”作为人的对应物几乎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推动力，而“人化自然”的基本构造很难说是否来源于“人定胜天”和“战天斗地”的文化血脉。八十年代初期的众多“知青小说”中的自然是“悲壮青春”的坟墓，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里，北大荒“知青”在开垦“鬼沼”的过程中，洒下了血泪留下了痛楚，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出现了如《绿夜》这样的作品，返城八年后的“知青”在重新面对草原时的复杂心态。八十年代中期，“知青写作”又直接成为“寻根文学”的史前史，是面对历史崩溃处的心灵历程和继续求索。首先，我们也许应该充分肯定这种写作，因为在面对自身精神困境时刻开始的诗人式自然寄托，无论怎样都是苍凉悲愤而感人至深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警惕，在这部分文学记录中，时刻充斥着的并非是“天问”后的达观：其一，“人化自然”并非自然宇宙之问，它还是指向了一代人青春磨损后的残破历史;其二，鉴于特殊的年代里的文化基因和生态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始终处于不和谐的状态，历史记录者的“物我两忘”就更加不可能存在。

　　其次，虽则不似面对自然时刻的写作“主体性”，但“知青写作”不可规避地面临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一旦面对这个必须表达的问题，就会发现曾经浸润在集体主义光辉下的一代人，竟然几近窒息进而失语的状态。“知青写作”中表现更为突出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而与他人关系的描述不可避免地都要打上自我表达的烙印。自我表达的是青春流逝、时代压迫，使得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无法沟通到完全变形，伤痕文学中的“伤痕”绝大多数文本都是对“血统论”的控诉。自我表达绝不能和自我审视划上等号，也有众多的“知青作家”开始走向自我反思，例如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等等，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强大历史洪流之中，自我内部关系的呈现是更为复杂而艰巨的工程。“知青”越来越蜕变为小说中的功能性角色，有些仅仅是不动声色地用“黄金时代”填空文本的缝隙，历史互动中“人”的位置多少让人遗憾。

　　对“知青写作”的检视仅仅是冰山一角，重返八十年代的核心词汇是“返”，那么学术研究是否可以不从“五四”或者“十七年”“文革”的视角来审视八十年代，以上的检视恰是建立在八十年代，甚至是新世纪意识之上的，是“80后”文青一代对“知青一代”小说虚构的历史崇敬和叹惋。八十年代真的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吗？小说真的能重塑“知青”的“黄金时代”吗？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建构“黄金时代”的紧迫可行吗？当历史真的毫不留情地翻开了另外的一页，当新的个体经验等待着从话语的权威当中喷薄而出，当文学思潮化为了地铁里的iPad指尖一触，“黄金时代”也许本来就最适合在电影散场化为霓虹灯后的匆忙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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