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兵

　　“寒冷令人感到空虚，我们各怀心事。”这是冷火的短篇《人生导师》的中段，叙述者与老友李未在酒后蓦然走在城市暗夜的街头，忽然生出的惆怅。尽管此前和之后，叙述者拉拉杂杂，饶舌且有意粗鄙地回顾了他们潦草的大学记忆和目前无所事事的境况，似乎要把不正形的调侃人生进行到底。但这儿的“心事”和“空虚”还是清晰指向了意义的缺位，它们很好地呼应了小说的题目，而且包含着自我教育的命题，因此，笔者倒以为这个看起来散漫，有时戏谑得近乎失范的小说其实内蕴了颇为严肃的思考，它像一则反鸡汤的鸡汤，指陈了一个清楚而通常人们不愿面对的事实，我们所谓的成长其实是一个不断向现实妥协并被我们曾拒绝的社会规则与潜规则规训的过程。就像福柯谈到的，“成长从来都不仅仅意味着个体生物学意义上的成熟，它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规范对于个体意识的塑造”。正是通过这种塑造，社会主导话语内化为个体的意识原则，由此，一种特定的文化主体得以生成。

　　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所有出场的人都是互为导师的。一开始，叙述者“我”接到旧友李未电话时，正准备公务员的考试，而“我”选择考公务员的原因是受到了另一位已经小有成就的大学同学的刺激，促使“我”必须思考后青春时代人生之路的问题。而李未打来电话是因为他从大学交往至今的女友要与他分手，就像李未的名字所暗示的，与叙述者相比，他还是一个未真正完成青春期、有待被生活规训的客体。在他们喝酒时，一幕幕的大学记忆席卷而来，那些扮酷斗勇，儿女情长的故事令叙事者唏嘘，也令李未不甘心。李未想不明白，当时共患难的女友为何在衣食无忧之后选择与他分手。其实，他和女友之间在告别校园后已经完成了一个身份的颠倒，上学时女友拜服于他的英雄气，工作了，女友用分手提醒李未现实的坚硬。而叙述者则谈及了大学时让他敬佩的一个学兄，言谈不羁，不拘小节，指点江山的气概令叙述者神往，但是“我”非常明白，那种气概只与大学象牙塔的岁月相符，“我”已经臣服于现实生活的逻辑，所以，在这顿回忆的酒桌上，叙述者也充当了李未的导师。

　　接下来，小说安排了那个偷自行车的小伙马利达出场。李未和“我”将小偷抓了现行并暴打了一顿，然后煞有介事地教育他：“困难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它的出现是为了启发你的人生，等着你去战胜，等着你自我蜕变，然后步入辉煌。”这是小说里最鸡汤的一段话，当“我”和李未还沉浸在这句话中并以为也自我说服时，马利达道出的偷车真相又反过来给“我们”狠狠上了一课，也再一次洞穿了“我们”敷衍生活的态度下那些苟且和矫情的虚妄。小说的结尾当然是隐喻性的，“东正音像店”的招牌霓虹灯闪烁，最亮的一个“正”字的光芒“像一轮破晓的红日照在我们脸上”，如初生之阳的青年在“正”字的映衬下，他们面临巨大的疑问，未来还像允诺的一样，注定是他们的吗？

　　很多的研究者都发现了在当下的青年创作，尤其是80后作家那里，一个突出的形象是“失败者”。所谓的佛系和丧文化都是其重要的表征，这些“失败者”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进退失据，“既不能适应资本掌控的市场逻辑，又无法抗拒这种强大逻辑对自我身份的征用;既不愿沉陷在被操纵的机械性的快适伦理之中，又找不到锚定自己情感的真正归属。他们有的犬儒，有的沉默，有的找寻，有的离去，来路依稀而前途未卜”。对《人生导师》的理解也应该结合这个整体的背景，冷火在这个小说中避开了同辈作家的叙事定势，他没有直接塑造失败的形象，而是通过两个蹉跎在各自境遇的青年，寻求导师希望完成自我教育的小故事来提出自己的疑问。然而最终让青年人“长大成人”的意义到底来自哪里，换言之，我们真正的人生导师在哪里呢？上述互为导师的错综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伴随着伤痛和不舍，理想最终呈与年龄相反比的关系，我们交出记忆、扮酷、兄弟情谊、纯真的爱和守护，换取世俗的安稳、功成名就，甚至一点苟活的空间。

　　最后值得去说的是小说的叙事外壳，作家有意散漫支离，仿佛在蓄意制造“不负责任”的敘述后果，但正像詹姆斯·伍德提醒过的，这种“不可靠的不可靠叙事者”其实具有深刻的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个小说里，叙述者在任何细节的漫漶以及对前途未必的茫然也有同样的效果，那些做作的粗鄙和戏谑因此具备了一种蓄积的势能，它们愈虚张声势，愈将显现李未们心灵的那种焦灼无定和急待赋义的迫切，然而这又是多么悖论的意义啊！

　　责任编辑 乔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