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亦聪

　　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中，学者散文曾两度兴盛：第一次是在1940年代，以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的作品为代表;第二次是在1990年代，以张中行、金克木、杨绛等人的作品为代表。从功能层面看，学者散文或许是作为对散文写作中泛滥的抒情风格的一种疏解力量而出现的——这种空洞的抒情风格是将现代散文引向歧途的罪魁;但从概念层面看，学者散文的义界实甚模糊——“学者”二字，究竟指的是写作者的学者身份，抑或是散文风格的学理化呢？关于学者散文的写作特点，论者大都强调其知性与感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交融，可是当人们持此观点之时，似乎也有意忽略了一个潜在的矛盾：感性是有可能会损伤知性的，明晰的思想表述与强烈的艺术个性之间，未必全无冲突。如果说一切创作中都必然存在妥协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应该这样去理解学者散文，即，在这种散文类型中，感性必须服从于知性，艺术性必须为思想性让路。理想的学者散文应是规范的论文、专著之外的另一种形式更为自由的学术写作，而非堆砌知识的小品或学理化的抒情散文。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近年的学者散文作品中，葛兆光的《且借纸遁》与胡文辉的《洛城论学集》格外值得重视。

　　葛兆光先生以史学家的身份名世，尤其在思想史研究方面颇多著述。《且借纸遁》是他的一本“读书日记选”，说是日记，当然形式上更近于札记，书中选录了作者从1994年至2011年这十七年间的读书札记逾百则，所涉书籍品类繁多，但大抵以思想史方面的著作为主。读书记在中国不是新鲜物事，如鲁迅曾屡屡提及的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就是例子。再早些，像顾炎武的学术名著《日知录》，其中有部分内容也可算作典型的读书记。民国时期，周作人著有《书房一角》与《药堂语录》两本小集子，堪称现代文学史中的读书记之范本。从文体层面看，读书记不同于现在常见的书评，它不追求对所涉书籍的整体评述，而更倾向于从个人的旨趣出发，摘寻一鳞半爪，或加以引申阐发，或索性照书直录。写作者在读书的过程中有所见、有所得、有所思，就只说这个所见、所得、所思，决不强行连缀、牵引以造成某种整体性。因此，读书记的写作看似简陋无文，其实倒是一种自由度和发挥空间极大的文体，且更能体现出作者的思想个性与知识视野。只不过，相应地，这种文体也会对读者提出较高的要求。比如《且借纸遁》里面有一篇较长的札记是关于《胡适日记全编》的，开篇就说：“我总觉得，胡适对冯友兰的批评其实有道理，并不一定只是所谓‘瑜亮情结，像有些人说的是‘嫉妒，也不一定是三十年代以来争论引起的‘意气，为了究竟谁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第一人而生闲气。”这句话包含的信息量不可谓不丰富，但究竟胡适对冯友兰提出过怎样的批评呢？除了作者在文中摘录出来的部分外，还有很多略去的内容，这就需要读者对相关的掌故有一定的了解，非如此不能读出这则札记的潜在意蕴。

　　向来学者散文之大弊在于写作者下笔之际因循瞻顾，出于“散文主体性”的考虑而不得不在干燥、密集的学术、思想信息之间不断制造文学的润滑，这种处理方法往往得不偿失。读书记自身的文体特征则使之很好地规避了此一弊端。另外，以论文、专著为主体的现代学术写作在建立某种规范性的同时，也对学者的表达构成了相当的限制，譬如在观点、材料的选择上，论文写作以“纲举目张”为要求，因此，有所取用的同时必然有所舍弃。但是，舍弃的东西未必就是无用或无意义的;再比如，学术写作常常需要一套相应的学术话语或概念体系，可是，长期地沉浸在一套学术话语之中，“话语”就很可能会演变为“话术”，话术又会进一步架空内容，使得写作本身变成一种空洞的概念游戏。作为一本学者气息十足的“读书日记”，《且借纸遁》的写作意图不难揣度，在该书的“小引”中，作者自述云：“《老子》四十七章曾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但那是太高明而超越的人，所以，世俗的我也会偶尔从象牙塔中，想着拿个板凳垫脚，找个窗户出气，往外望上一望。于是，浏览的杂书成了眺望的窗戶，本该坐冷板凳的人，也像《封神榜》上说的‘土遁或‘水遁一样，借了这些印刷的纸张，溜出去长长地透一口气。”在我看来，《且借纸遁》的意义，不仅在于让作者“找个窗户出气”，更在于提供了一种灵活、直接且高密度的学术写作方式。

　　与《且借纸遁》这样的读书记作品相比，胡文辉先生的《洛城论学集》中诸篇显然是另一种形态的学者散文。胡文辉本非长期工作在学院内部的专门学者，他是编辑，是藏书家、爱书人，工作之余，以钻研学问自遣，但也极少写那种严正的学术论文，其名著《现代学林点将录》，摹拟梁山好汉的座次对现代学人做了一个点将式处理，眼界之宽，行文之雅，见解之精当，都令人啧啧称叹。《洛城论学集》是胡文辉多年学术文章的一本合集，从作者的写作意图看，大概也是关乎学术者多，关乎文学者少。正如该书后记中所说的：“至于文章的体裁是否学术，在我看来倒无关紧要。有些题目适宜写作学院式的论文，有些题目则适宜写作评论、札记，甚至随笔，原不必求其一律。说到底，学术与否，并不取决于文体。”虽说学术与否不取决于文体，但作者究竟还是有着充分的文体意识和追求的，这从他已出版的几本书里都可以看出来。《洛城论学集》中所收录的文章，题材、风格不一，有感事而书的短论，有借材料说话的考据文章，也有从个人兴趣出发的学术札记，凡此种种，皆与学问相关，故以“论学”名之。

　　之所以仍将胡文辉的这些学术文章视作“散文”，当然不全是由于其文体形式或题材选择上的多元化。其实，学术也需见性情，惟以性情与学理难以兼得之故，不得不在学术写作的严密构架之下以散文、随笔的形式稍开一扇小窗，使得作者自身的思想锋芒和郁积之气能够透出来。若说《且借纸遁》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广袤的视野、密集的信息量以及对学术写作中“话术”和“套路”的鄙弃的话，那么，《洛城论学集》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在“考据癖”的面目之下能始终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他决非为考据而考据、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要借径学术来表达思想。以书中《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一文为例，作者开篇即坦陈自己对黄氏大历史观不认同，之所以不认同，一方面是在于黄仁宇在探讨历史问题的时候，重结果而轻情境，“以今律古”;另一方面是在于黄氏由此大历史观出发，每当探讨“近代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之时，总是“极力寻找历史行为及相关事件的合理性”。随后，他将黄仁宇的思想与卢梭相比：“黄仁宇跟卢梭的区别是，卢梭思想的实践必然以人民取消个人，以公共意志取消个人自由;而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倒是相反，是将某些个人等同于整体历史，将局部的个人取向等同于终极的历史意志。”因此，二者虽思路相反，最终的走向却是趋同：“卢梭思想的继承者以‘公共意志为当下的暴力辩护，黄仁宇则以‘历史意志为过去的暴力辩护。”这实在是一针见血的透彻之见，近人每言“历史虚无”，殊不知历史主义本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在对历史性、变动性的极端强调当中，一切稳固的、恒定的价值观念（哪怕是基本的人道底线）都有可能荡然无存。

　　葛、胡二位先生的这些学术随笔，或取札记形式，或取评论形式，大体上都能够让我们对“学者散文究竟还能怎么写”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并对学者散文在未来的可能性有所期许。可以说，学者散文之区别于论文者，除了文体层面的因素外，更在于：散文的写作无需为学术表达的稳健或严谨性做太多的妥协，而且，在很多时候，作者的“人间情怀”完全可以溢出文本之外——如果要问，既然二者都被定义为“学术写作”，何不径取论文而还要去读散文呢？这就是我的答案。

　　此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桐选之争与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秩序的建立”（项目批准号：17YJC75101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赵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