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过许多次宝贵的添加，汪曾祺当为一次重笔。

　　轻刷“汪曾祺”三字时，会有几个以“国”字开头的称号跳到界面，如：“中国最后一位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等等。

　　一个文人，能被后生仔细地镌刻在大国的考据里，成为词章和罗盘，你无论如何也不敢轻视，而汪先生在散文《我的祖父祖母》中写道：“我们家原是徽州人，迁居高邮，从我祖父往上數，才七代。”

　　这就是安徽的骄傲了！

　　而令我们更为骄傲的是：先生还与《安徽文学》有过亲热地一搭。

　　是1981年。

　　那年，汪老的散文《葡萄月令》出炉，盲投两次，均被退稿，《安徽文学》迅速将其刊发（第12期），接着就是被追捧、巷议，成为醒酒话题。真叫人心头一热。

　　先生的散文是口小锅。小火之上，味道自然是浓酽的。

　　——“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散文当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汪曾祺）

　　——制造技术形成的那种“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渐渐失去了可体验的审美特征。汪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这种“三大”的解构，帮助人们发现“凡人小事”的秀美。

　　——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和借助。汪老希望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引领人们转身于精神的净土。

　　——现代人的节奏越来越快，汪老以散文说：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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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些写文章的点子，哪一条没有燃点？能为几代人烧荒。

　　今日，我们在文海中讨来《葡萄月令》时，也掌灯邀来了苏北、金实秋、毕亮三位作家。他们或是汪老的弟子，或为汪迷，个个笔下有玉，从不同侧面为我们描述了这位“可爱的老头”，浅读一遍，便可知什么叫情分，什么叫发癔症。

　　关于汪曾祺，可以不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呢……

　　但可以说，后来，有些人，错过了就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