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楠

　　这个我可以骂的人就是阿莲。她是我中学同学，我初二的时候她上高一。她出自县城的商家，我来自乡野。我住校，她走读。她是校花，身边常簇拥着追求者，我是个不引人注意的丑小鸭，上天又恩赐她一个好嗓子和音乐天赋，她和高她一级的音乐王子方同学常在一起，学校音乐室是他们的天堂，王子弹钢琴，她歌唱。不管是王子写的新歌，还是已传唱流行的歌曲，她拿到歌谱就能唱，她不但识简谱，小蝌蚪般的五线谱也不在话下。学校不管举办什么文娱活动，都少不了他俩。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只是点头之交，认识而已。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闺蜜，是大跃进的浪潮把我们席卷到安庆以后的事。

　　1958年，我初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再也享受不到助学金，带着失学的伤痛，来到安庆一家小五金厂打工。阿莲的音乐王子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她受不了王子对她日渐的疏淡，无意继续学业，也被卷入跃进大军，进了安庆一家很具规模的农机厂。那时拥有高中学历的人不多，她被安排在技术科学习机械制图。我们的工厂恰巧都在同一条路上，相距不到两百米。我忘了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相遇的。我只记得我们很快就从各自的集体宿舍搬到我们合租的一间房子。这间租屋离我们俩的工厂都很近。上班就三二分钟，是那种砖木结构的老式房屋，前后三进，我们住的那间是头进天井西边的厢房。房主曹妈妈热情善良，就像我们自家的老人。那是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时代，工作时间很长，班前会，班后会，晚上还要加班，几乎没有星期天。我们若能在某个星期天同时不加班，那就是我们欢乐的节日，就觉得幸福死了。我们可以睡到自然醒，相伴着到菜市买点菜回来自己做饭吃。那时的菜非常便宜，两角钱就能买到一斤活蹦乱跳的河虾。我们只舍得买几两，和白菜梗同炒，美味极了。有时我们只有一个人休假，也去买点菜，做好自己舍不得吃，要留到晚上两人共享。她有个好歌喉，一空下来就唱歌，她有一本《世界名歌200首》，那上面有很多好听的老歌，像《喀秋莎》、《青春的小鸟》、《天上人间》、《四季歌》、《嘎达梅林》、《黄水谣》，很多很多。她唱也要我唱，我虽然欠缺音乐悟性，但在她的带动下，也喜欢有事无事哼哼。这间小屋记录了我们青春的苦涩和快乐！可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不到半年就结束了，他们的新厂房在东门落成了，离我们的租屋很远，我们恋恋不舍地回到各自工厂的集体宿舍。但我们的友情并不因分离而变淡，而是更加亲密了。

　　没过多久，她带来个长得很帅的男孩子，把我从宿舍拉出来，附耳问我，怎么样，漂亮吧？我点点头表示肯定。比那个人，还要好看吧？她说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共同的校友音乐王子。我虎了她一眼说，你就知道漂亮！她嘻嘻一笑，我就喜欢漂亮！不到两个月，他们就结婚了。拥有一个英俊夫君，总是赏心悦目，令人羡慕的事。可太漂亮的男人，走到那里，都会吸引着爱美的女人。当他们生了两个儿女以后，工作的繁忙，家事的劳累，阿莲已从那活泼、浑身充满阳光的青春少女，变成了满脸倦容的女人，她的夫君却更加玉树临风。她从来不怀疑他对她的爱。突然有一天，她男人出事了，那个年代，对于生活作风处理是非常严厉的。

　　男人劳改去了，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儿，还要上班，起早歇晚不说，那背后被人指脊梁骨的感受更让她痛苦。我心痛她，只要有一点空就去看她，帮她抱抱孩子，干点小活。有次晚饭后去看她，未进门，就听到她屋里孩子在大哭小叫，煤烟从门里滚滚而出。我用手帕捂住嘴，走进她那间临街的小屋。面前景象让我心酸，大孩子在地上爬，满脸是尘土泪痕，哭喊着饿，犹似戏台上的小花脸；小的女儿在床上手舞足蹬地哭。她在点炉子，脸上沾着煤灰。我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为她的不幸和委屈而难过。我牵起大毛，用帕子擦去他脸上的灰土和泪痕，对他说，我们和妹妹玩去。我从床上把小毛抱起来，晃了晃，她就不哭了。我对阿莲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该和那个花花公子离婚，你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她使劲地扇炉子，没吱声。这样的话，我对她讲过很多次。她回答说，他们的婚姻是有爱情基础的，他只是一时糊涂，经不起诱惑，她相信他是爱她的。他现在落难了，她不能落井下石，她要加倍地去关心他，他才不至于气馁沉沦。我觉得她说得对，没再说了。可当我看到她生活的这副惨象，禁不住又说了。我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糖果，哄着两个孩子。八点多钟，她的饭菜熟了，她先盛一小竹筒饭给儿子大毛，放到桌上，对他说，自己学着吃。大毛看着饭筒就哭起来。我慌忙拍抚着他说，快吃饭。他却越哭越凶。这时她才说话，这孩子一点不懂事，就想吃好的，我就那么点工资，也不能只顾我们自己，他爸在那种地方日子更苦，不能不给他买点营养品送去，哪能天天有好菜给他吃啊！不饿肚子，就是好日子。我这才拉过大毛面前的饭筒，上面就几节咸豇豆。难怪他不吃。我的气又来了，拉着脸骂她，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孩子，他刚刚两岁，不吃蔬菜和肉怎么长身体呀！你也不能这么苦下去，还有小的要喝奶呢。她从我手里接过女儿，坐到桌边，小毛的头就钻进她衣服里，捧起奶就使劲地吮起来。我的心不由一阵紧缩，泪水就下来了，情不自禁地说，你这日子何时是个头啊！她用衣袖揩了下脸上泪水，小声地说，只要他好好地改造，三两年就可回来。她说，上周日我去看他了，他变多了，晓得心痛我了，向我道歉说对不起，他知道错了！她抬起头对我嫣然一笑，知道错不就好了。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是吧？我还能说什么。点了下头，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她说不用，我能坚持下来。她果真坚强地支撑下来了。早上，风雨无阻地推着两个幼儿到几里路远的厂办子弟学校上班，把孩子放在托儿所，晚上又推回来。我隔三差五地从食堂买个菜，带去给两个孩子吃，因为我也不宽裕。她这样含辛茹苦，只期待她的爱人早些回来。当那人回来的时候，已是“文革”中期，她欣喜满怀地迎接着他。为了不让他人知道他这段不光彩经历，她煞费苦心地在他回来的那天，搬了家。她要他忘记他经历中这段不愉快的记忆，给儿女营造快乐成长的环境。可那人本性难改，没过多久，在她上班的时候，又与邻家的女孩子勾搭上了，不是女孩到他家来唱歌，就是他上邻家去拉琴。又犯事了。

　　这次的事把她的心伤透了。我没劝她，她就决然地与他离婚了。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我劝她再找一个，她淡淡一笑说，姐，我拖着两个孩子，长得还过得去的人谁乐意要我？可我这人天生爱美，太丑的人我也不想要，就这么过吧。她很坚强，儿女在她自行车上一天天长大，大毛进了她们厂的子弟学校一年级，小的也在学前班。因为疾病原因，有段时间我没去她家，她带着儿女到医院看我，身后还跟着一个男的。那人比她年岁大不了多少，皮肤粗糙微黝，个头也不高，他牵着大毛的手，没说话，默默地微笑着，阿莲也没给我介绍他。我也就没问，倚着床头，也对他笑了笑，算是打招呼了。阿莲转过头对他说，你领两个孩子出去玩会吧，我和男姐说会话。那人很听话地带着大毛小毛到病房外去了。我向门口呶了下嘴，她连忙拉住我的手小声说，他是隔壁厂的技术员，没结过婚，同事介绍的，他对两个孩子很好。我也只图这一样。她长叹一声，我这条件，还能要求别的吗？我连连点头，那就好。他们结婚后，又生了一儿一女。这么多孩子，日子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在家庭生活中，她心里只装着四个孩子和她的男人，没有她自己。但她是个非常爱面子的人，除了我，从不在他人面前说她的境况。有一回，她对我说，她碰到我们母校的老校长，他离休后寓居在安庆。校长也很关心她的工作和生活，她都说很好。问她住在那里。她顺手一指，就在这条路上。没想到老校长提出要上她家看看。这是她没想到的，后悔不该说在这条路上，要回绝已晚了。她坚决不能让校长上她家，她怕校长看到她家困窘状况会伤心失望，更怕自己的面子丢失殆尽，只好采取拖的办法。她和校长边走边聊，走过了她的家门，还在往前走。校长走累了，问还有多远？她说，就在前头。他们继续往前走。校长又问，还有多远。她还说就在前头。走出她家几里远了，校长实在走不动了，她还说，就在前头。校长只好说，今天就不去了吧。她说完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故事让我好心酸，在我心里撞击了很久，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标题就是《就在前头》，发表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安徽文学》上。

　　她的四个孩子一天天在长大，一间房子实在住不下了，她天天为之烦恼，绞尽脑汁。有一天，天还没亮，我家的门就被她敲得山响，男姐男姐的呼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听出是她的声音，这么早来，肯定有急事。我一骨碌爬起来，披上外衣，奔去开门。她一把拉住我的手就说，男姐，你得帮我？我一边问她出了什么事，一边把她拉进屋，按她坐下。她说，房子的事。我知道她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十来平米小屋的困境，可我的房子也不宽敞，能帮得上她什么忙。就说，你要我怎么帮你。她说，她刚听说她厂里腾出了两间旧房子，就在厂边上，准备解决住房最困难职工。很多人都在争，她只要我到她们厂去一趟，就是帮她了。我没听懂她的意思，问她你这话怎么讲，要我去给你要房子？我又不认识你们领导。我去能要得到？她说，不是让你替我找领导，你只要去一趟，就说是去看我，别的你不用管，就是帮我了。我还是不明白，要她解释一下，怎么我去一趟就能帮到你。她对我苦涩地一笑，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如今的人很势利，我是想借你的大名呀！借我的名？她点点头，我们厂的书记很喜爱文学，多次在学习会上说到你，口气里充满对你的崇敬，有想结识你的意思。只要你到我厂去找我，别的事我自己来办。姐，我知道你的心性，你女儿让你找人帮忙换个工作，你都没有去求人。我知道，这太难为姐了。可我也是穷途末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毛长成大小伙子，小毛也是大姑娘了，这么多人挤在一起，真是……她的泪水就涌出来了。我慌忙答应说，我去。要我什么时候去？今天上午。好。她激动地抱住了我，姐，真是我的好姐姐。

　　既然答应了她，就得丢掉臭文人清高的德性。我快速地构思了一下，如何张开我这张薄弱的虎皮，去反串演好自己所鄙视的这一角色，达到帮助她的目的。我刚好出了本新书，本地的报纸正在连载。我想他们领导已在天天看连载了，就放了两本在提包里，还带上了几乎不用的名片，打着给阿莲送书的名义，去看她。从进他们厂门开始，逢人就打听阿莲的办公室在哪里，见人就递名片，说阿莲是我的同学好朋友，有人热情地表示要领我去她办公室，我说不用麻烦，自己能找到。实则我知道她们财务科在三楼，以前也来过。但我装着不知，见到办公室的门就敲，说我找阿莲。从一楼敲到三楼，几乎所有办公室的门都敲遍了。她的同事们看着我的名片，无不惊讶，在我的身后小声议论，啊，她就是那个女作家啊！阿莲的嘴真紧啊！那天学习会上书记向我们推荐她同学的小说，她也不吱声。瞒得还很紧呀！这就是我要的效果。我被她热情的同事们拥进了她的办公室，从包里拿出书说，刚出版的新书，我是给你送书来的。我要拿笔写上她的名字，她慌忙拦住说，别别，写送给我们工会阅览室吧，大家好轮流借着看。她的同事们围在边上，看我签名，七嘴八舌。有人说，市报一到，大家都抢着看你的连载，厂里就两份市报，今天看了明天就不一定能看到。有人说，我们书记最爱看你的书，那天还向我们推荐过呢。啊！我做出夸张的惊喜，说我包里还有一本，准备送别的朋友的，那就给你们书记吧！你们书记叫什么名字？他们争相写给我。我签好名，递给阿莲说，你代我送一下吧。说着起身告辞，我还要到别处去送书。

　　我的表演很成功，阿莲厂的书记第二天就来登门道谢，在与他的交谈中，我装着无意地说了阿莲住房的困境。没有向他提任何要求。除了感谢他喜欢我的书，什么话都没讲。他却在临别时对我说，他太官僚，连自家职工的困难都不了解，很对不起阿莲。我笑着说，这不能怪你，阿莲太爱面子，除了我，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的困难，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又送了两本自藏的旧作给他。他很感动地向我道谢。几天后，阿莲搬家了。我以此事为素材，创作了小说《反串》，发表在石家庄《女子文学》上。

　　阿莲是个好女人，好母亲，她自尊爱美，善良坚强，她和我的友情，胜过亲姊妹，无论我说她什么，怎么对她发脾气，怎么骂她，她都是笑嘻嘻的，从不计较，还说，她知道我是为她好。就是我要她戒烟，她未能戒掉，最后，她竟死在这吸烟上。前年，她查出肺癌，她的儿女都很孝顺，国内国外的子女都请假来照护她，众星捧月般送她到上海肿瘤医院住院，争着要为她花钱。钱哪能买到一个人的命呢？她还是走了，她走得早了一点，她比我还小两岁呢。她走后这半年间，我不时就要想起她，心里就会泛起思念的涟漪，回荡着淡淡的忧伤，这就是失去知己朋友的那种痛。她在我和她的亲人心中是不朽的！我希望她在天堂快乐！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