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夏天的一个午后，朋友顾维云敲开我家上锈的小院铁门，在此之前我已不晓得睡了多长时间，直到外面敲门声如雷鸣般响起方惊醒。对故乡的春、秋、冬均有较深的印象，但唯独对夏天记忆比较浅，可能就是嗜睡的缘故，导致了我错觉夏天太短，短到来不及仔细体会就过去了。可是当二〇二三年夏天重回故乡的时候，烈日当空，蝉鸣如泣，热风浩荡，原来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夏天才是一个漫长的季节。
住在城郊的一个街巷里。看别人写的文章，笔下的街巷总是热热闹闹，邻里之间你来我往，互送茶饭，欢声笑语，一片祥和，对比之下，我住的街巷寂静得怕人，如果是夜里如此寂静倒也罢了，偏偏是亮得令人睁不开眼的白昼，也不见几个人影，他们都去哪里了？家人们都忙什么去了？为什么午后醒来，总是我一个人面对空空的院落？
顾维云穿着白色的衬衣，旧了，但洗得干净，白衬衣立挺着，有些正式，他问我是不是忘记了今天的大事了，我迷迷糊糊地说：“我们还有什么大事？”他提示说：“郯城师专啊，颁奖礼。”我想起来了，我们一起参加了我们县组织的一个文学写作比赛，他获得了一个二等奖，我获得了一个纪念奖，他是叫我来与他一起去领奖的。套上了衣服，但四处怎么也找不到鞋子，只好非常不好意思地穿着拖鞋和顾维云去领奖去了。
到了师专，拐弯抹角走了一大段路，怎么也找不到颁奖活动举办的场所，直到经过一座红砖垒造的教学楼时，有人打开窗户喊：“是来领奖的吗？就差你俩啦，赶紧地吧。”拿到了获奖证书，我很想给王红写一封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但想了想还是算了，这封信并没有写，事实上那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封永远也不会写出的信。
我和顾维云是职高农经班的同学，住一个宿舍，我们从家里背着煎饼、咸菜去学校求学，毕业后可能会被分配到农管站或者种子公司之类的地方工作，试想一下，那是一份多么理想的工作，如果可以在农管站或种子公司上班（最好是坐办公室），业余时间写点诗，那简直是神仙一样的生活。王红是我们的班主任兼政治课老师，那会儿我们交的政治作业，除了正常的作業内容外，还会在后面的纸张上额外写一首诗，她用红笔圈改批阅，并没有说我们不务正业，反而鼓励我们办起了油印的班报。上职高的第一年，别的什么也没学到，光顾着刻钢版、搞油印去了。
职高所在之地，是一片莲花盛开的地方，这儿开满莲花的湖泊，不是几十亩几百亩，而是几千亩，用现在的眼光去看，怎么拔高，那也不过是一个具有观光附加价值的特色农业基地，而在当时一群少年心目中，却是一片浩渺、庞大、神秘而浪漫的场所，他们的个头也不过与耸立的莲花一般高，走在莲花湖内部的田埂路上，更是渺小得不可见，他们把自己因为学习成绩差而只能被职高录取的原因，总结为这是命运的青睐，得以在三年的时间里与莲花相伴。他们还把周敦颐的《爱莲说》、王昌龄的《采莲曲》倒背如流，痴想自己可以在莲香的浸润下，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我们的王红老师，是一位多么聪慧的女子，她自己也偷偷地写诗，也在我们提交的作业上，“发表”她写的诗歌，当然，为了避免我们这些半大小子胡思乱想，她说等到周末的时候，她会去临沂城里，找她还在上大学的男朋友，帮我们润色一下诗歌，她这么装作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我们就懂了。
我作出辍学决定的时候，只跟顾维云一个人说过，那时候一个学生离开学校，并不需要提交什么申请，事后学校也不会去追踪学生的去向，只要知道这个学生不是因为安全问题消失了就好。顾维云满面愁云地说：“我们分别了，以后也没有人陪我一起写诗一起去湖边散步了。”我说：“你记得要找我，写了好诗记得多抄写一份，到时候拿给我看。”顾维云答应了，的确他很多次到我家找我。后来他毕业分配到了县种子公司开的门市部，我们见面的机会又多了些，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友情总是淡淡的，不像我后来交的那些狐朋狗友，在一起胡吃海喝，闯祸作乱，反倒积攒了更长久的友谊。
在宿舍收拾好东西，推着我破旧的自行车，向校门口走的时候，经过了王红老师的宿舍，她的窗户亮着灯，她那会儿，该是在批改作业，或者写诗，或者给她的男朋友写信。她是刚毕业的新老师，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应是处在同样充满幻想与迷茫的年纪，不知道她后来的命运如何，是怎样被岁月的手一点点推送到她该去或者不该去的地方。我和顾维云，和王红，和那些个早已记不起名字的同学，都是湖面上初生的还没有扎好根的荷叶，遇到大风水波荡漾，碰一下就分开了。
也许我应该去和王红老师告个别，但这个问题并没有使我踌躇太久，大约只是走神了一两分钟，就毅然决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正是盛夏，荷花疯长，旧自行车的声响淹没在花香鸟鸣中，黄昏之后，月色澄明，我向十多公里外的县城骑去。
二
顾维云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其实是有的，有也只是一厢情愿地有，人家并没有明确地答应做我的女朋友。我问顾维云同样的问题，他皱紧眉头，没有回答我，只是把一本雷米和顾城写的《英儿》交给了我，让我看，那本《英儿》已经被翻得卷了页。
我在有着生锈院门的小院房间里读《英儿》，夏日的一场暴雨过后，雨滴穿过屋顶漏雨点落到水泥地面上，发出响亮的声响，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关心远方的事情，比如新西兰激流岛，还有一切撞进我眼帘的陌生地名，我想顾城为什么要去激流岛呢，那是多么遥远的地方，还想顾城为什么要举起斧头，他们明明可以有安宁、幸福、诗意的生活……也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了生活有某种巨大的不安定性，越是平稳、安静的生活表面之下，越有可能酝酿着风暴，那种不安定性，让人夜不能寐，心神被搅动，一刻也不能安宁。
我在城西的街道边上开了一家录像厅，顾维云过个十天半个月左右的样子，会拿着几份报纸或者杂志给我，那些装着印刷品的信封上，写着他所在的种子公司的收信地址，我凝视着那个地址，说种子公司是个多么奇怪的公司名字啊，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自己像种子一样寄出去呢？顾维云来的时候，经常是清晨上班前，我打开录像厅的门，把门口打扫干净，在吴宇森《喋血双雄》《纵横四海》的台词旁白还有音乐伴奏下，与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
我读完《英儿》后把那本书拿给女朋友看，她在一个卖钢铁产品的门市部工作，说是门市部，其实就是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平房，硕大的场地上，摆满了三角钢、盘螺钢、钢管、钢板等等钢制品，她清秀的脸庞和这个钢铁门市部格格不入，我总觉得她不会在这里待太久，因为我开录像厅只有晚上才有活儿干，白天的时间里，我整天整天地待在她的门市部，不说话，只是待着，饿了的时候买了两份饭，一人一份默默地吃着。《英儿》那本书在我送给她的第二天她又还给了我，说看不懂。顾维云知道我把《英儿》借给了别人看很生气，说：“要是丢了怎么办？”
实在在钢铁市场门市部待够了，我在县城的每一个巷子里晃荡，白天的县城，像是罩在一个白色的蒸笼里，隐约地散发着一团团的蒸汽，可是正午的阳光打在巷道的墙上，又显得特别干燥。我用手指划着墙上的砖头，数着一块又一块砖头的数字，数忘了就重头再来，指肚处的肌肉留下了许多记忆，又湿又滑的砖头，长着青青的苔藓，还有粗糙的砖头，不小心就会划破指肚处的皮肤。保持着一个水平的手臂、手掌和手指，间隔一会儿就会掠过一扇门，手指会拨动门环，发出一声响，这一声响不足以让门内人惊醒并感觉到有人要敲门进来，顶多恍惚觉得风大吹晃动了一下门环而已。
顾维云再次来找我，把一本印刷粗糙的杂志递给我，其中的一页发表了他的一首诗，有他的名字和通讯地址，他说最近收到了很多人的信，我说他的诗写得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我和顾维云一直没有一起出游过，包括在巷子里闲逛，去图书馆阅览室读报，到台球厅打球，以及在路边摊吃饭等等，这些我与其他朋友常一起做的事情，和他都没有关系，他偶尔来，我们只是谈谈诗，对了，他的样子是微微胖的，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儿，可他也很少笑，他更擅长很严肃地说一件事，我想我与他的这种散淡关系的形成，大约与我们在湖边的职高一起求学过有关，那座偏僻的学校，让所有的人看上去都有一种清冷的感觉，那几千亩湖水中栽种的莲花，每年盛开并结出莲蓬果，那些花瓣用手摸上去触感是凉凉的，而莲蓬果的滋味则永远离不开淡淡的苦涩。
三
顾维云从上海写来了信，他终于离开了种子公司，离开了那份安逸的工作，他说在上海的一家工地打工，搬砖，砌墙，运水泥，打磨地面。他为什么要去上海呢？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然想到此前“顾城为什么要去新西兰”这个问题，难道是因为他们都姓顾吗？总而言之，能离开家的人，就像一柄被生拔出湖面的莲花一样，多少都会带有凄绝的艳丽感与前途未卜的悲伤感，同时又让人着迷。
每个你认识的人，都会以很特别的方式在你的言行习惯中留下痕迹，由于顾维云习惯在信里把“你”写成“妳”，后来我也习惯了这么写，但这明明是女性的第二人称代词，而不是我最初所认为的仅仅是“你”的繁体字写法。意识到这点后，我在手写信中纠正了许久，但有时候还是会不自觉地把“你”写成“妳”，也许这是对远去朋友的一种纪念吧。
顾维云去上海的时候，天气正燥热得厉害，夜晚的录像厅没有空调，只有一台摇头扇在无力地摆动着头颅。女朋友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带她去县城的每个角落闲逛，去师专校内的小河，去北关再往北的田野，到新华书店顶楼天台上站着俯瞰全城，只要我想带她去的地方，她都不问缘由，都假小子似的愿意跟着去，但她从来没有一次答应做我的女朋友。
那天在北关再往北的那片田野深处，阳光让人无处可躲，在寻找任何一棵可以乘凉的小树时，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深井，我们在井边坐着闲聊天，一根又一根地嚼着翠嫩的草叶茎，我突发奇想说，如果你不答应做我女朋友，我就从这里跳下去，她说你可千万别，我说，我要跳，她说别，我说必须跳。话音未落整个人就到了井底，从井底抬头往上看，一片圆形的天空晴朗无比，她甜甜的表情中带着一种焦虑和担忧，她很生气地说如果你不爬上去我就自己走了，我说你走吧，她没有走。井底下有点凉，再不爬上去就凉到骨头缝里了，我悻悻地费了不少的劲才爬到井上面，她用手把我拉了上去（那是我们第一次拉手），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这是这辈子我第一次如此花费力气却徒劳无功，自这之后再遇到任何徒劳无功的事情我都觉得很正常了。
有时我想给王红写一封信，告诉她我和我女朋友之间的故事，我打算隐瞒真相、修改结局，告诉她在井底时女朋友答应了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前提是以后不能再做跳井这样的傻事。顾维云写信来告诉我，王红已经从职高调动到了我们县城的一中（命运的浮萍又被水波推动了一下），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知道这封信不必写了——我和她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一千米。我不会再在作业本上写自己的心事给她看了，自然也不会去县一中找她，直面那种永远也不会发生、一直处于想象当中的尴尬。我想像顾维云那样离开县城，去上海，去北京，去任何一个说中文的但却最遥远的地方。
四
顾维云从上海写信来，说他从打工工地的脚手架上掉了下来，摔断了腿，又接上了，至少需要休整半年才能康复。我特别为他担忧，也深为以前在县城时对他照顾不多而内疚。他一个人在上海举目无亲，现在又受了伤，如何能熬过漫长的养伤时间？我想去上海看他，但那时我的活动踪迹，还从未超过县城周边方圆五十公里，上海太远了，我不敢去。我说，不用工作了，你有时间，可以好好写诗了，如果在上海活不下去，也写不出诗，回县城，也许还能继续回种子公司上班。
顾维云收到我这封信之后，一直没有回信来，再次收到他的消息，是十多年后我在北京时，有一天我打开许久不登陆的博客后台，看到一条留言，留言的作者是一串英文、字符混杂的名字，留言内容短短不过几十字，但我还是迅速判断出来他是顾维云，我很想知道他在上海的腿伤痊愈了没有，之后又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回复了留言，问他是顾维云吗，如果是，请打我的手机号码。后来我十几次登陆博客后台管理界面，再也没有收到他的回复。我和他的联系终止在那个夏天。
顾维云也许不知道，在没收到他回信的日子，那个夏天的末尾，我也成了一名工地工人。录像厅因为观众太少而关门了，我爬上了高高的脚手架，用双腿把自己固定在脚手架的时候，我把解放出来的双手伸向了天空，想去捕风捉云，那是无比幼稚的动作，能换回来的评价最多是工头在地面上的怒吼：“不想活啦，想死也不要死在我的工地上。”有时我爬上高高耸立的吊车操控室，俯视着整个县城，街道上的绿树，还不足以成荫如盖，平房与楼房的房顶都光秃秃的，这让我非常失望，觉得城市如此单调枯燥，夏天如此漫长无趣。
二〇二三夏天我回到故乡后再次想起顾维云，事实上每次回乡都会想到他，但却从未想过主动地去寻找他，去哪儿找呢，问谁找呢，我们的青春在某个夏天开始，又在某个夏天结束，以后无论有多少个夏天，都是对以前的重复。我在这重复中挣扎，借助酒精的作用，在午夜的街头呼号两声，然后又沉沉地睡去，夏天的闷热仿佛凝固了一切，它与硕大的冰柜作用其实是一样的，高温不会让一切的保鲜期都变短，不会让一切都缓慢地腐蚀、变烂，当夏天具体作为一个季节写进大脑记忆里的时候，它即是永恒。
这年夏天，在饭局的酒桌上，我见到了一位三十五年没见过面的童年朋友，我拥抱了他，我们的眼泪都湿了对方的肩膀。他就在这个县城工作、居住，有很多次联系和见面的机会，但两个人都没有行动，我们那晚说了很多的话，喝了很多的酒，互相加了微信，但在此之后，仍然疏于联系，这闷热而狭小的夏日之城，如同《权力的游戏》中寒冷的北境，它锁住了时间、记忆、习惯，也锁住了一些人的一生。
顾维云，我还是不会问你現在在哪里，某天我们在县城街道上遇到，最好都已经眼花到互不相识。
责任编辑：胡汀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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