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纸

　　

一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拧开灯的一霎那，冰冷的光线勾勒出屋子里分明的棱角。一种寂静从四面八方流淌开来，冲刷着窗帘，瑟瑟发抖。很多细节被无限放大，正如此刻的手机铃响，尖锐得让我手发烫。

　　是堂姐夫的声音，像在一个硕大的、空洞的木桶里发出的声响。堂姐夫说：“你伯走了，就是刚刚……”我的头脑一个激灵，我快速地将“刚刚”两个字放在一千四百六十公里的道路上量了量，傍晚蔓延着的、空旷的远程尽是凄凉。

　　我没法回去。我听出了堂姐夫重重尾音里浸泡的失望。我放下手机，异乡的寂寞像大海，幽暗，浩渺，一眼望不到尽头。海岸线上从此多了一个女子。女子七十有八，脸色苍白，身子佝偻。她所有的话语都将会被以前的那个男人反弹回来，改变词汇，改变口气，改变腔调，自己向自己诉说。

　　海岸线上的伯母，她生下并且带大，还亲手将她们一一送嫁出去的五个女儿，似乎一伸出手就能拉得住，但一伸出手，却又不是随时都能握住手。伯母在马路边的那幢低矮得随时要趴下的房子，早就没有了儿女们齐整的笑声。伯父去世前，房子压得两位老人的声音越来越低平，两位老人的对话越来越少。

　　以前对骂多，最近几年，不知是双方都没力气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只有动作。动作是干农活的动作，却不是干同一种农活。有时，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家里；有时，一个在池塘里，一个在菜园里；有时，一个拣韭菜，一个绑大蒜。连睡觉都不是一起的，一个十点半上床，另一个十一点上床……一个比一個晚，像拗气似的。

　　现在，伯父走了。这年清明的傍晚起，未来两天，村里的上空会响起一串串唢呐声。下一年的清明，伯父的坟头是否会响起一串鞭炮声？那要看他的五个女儿的心意安排了。

　　从此，那幢小屋里只有伯母一人，当然，还有少不了的鸡、鸭、鹅。一人活着，总是要说话的，除非是哑巴。其实哑巴也是会“说话”的，只是自己说给自己听，别人听不见，或听不清，或听不明白。何况，伯母不是哑巴，她嘴唇厚实，嗓门尖细，语速飞快。从此，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村里邻居或外村过路人就看见伯母将门打开了。最先从屋里走出来的不是伯母，而是鸡、鸭、鹅。它们几乎是冲出来的，它们的身子左右摇摆，双翅展开，一副要飞翔的样子。它们一边冲出来，一边直嚷嚷着，脖子伸得长长，好像要集体离家出走。

　　只有伯母的脚步不慌不忙。她走出屋外，在离房子不到四五米的地方站稳脚跟。那些鸡、鸭、鹅围了上来，啄着伯母的布鞋。伯母也不避让，也不踢脚，她的目光在它们头顶扫来扫去，嘴里念念有词。她将一组组数字在嘴里像阅兵一样走过后，再将怀里的竹匾放低到大腿位置，微微侧翻，一把一把地抓出米糠来，放在脚下的石钵里。鸡、鸭、鹅们一瞬间将石钵围得水泄不通，它们你踩着我、我踩着你，有的还飞到另一个的背上……伯母张开一只手臂“嘘——嘘”着，它们丝毫不理会，我行我素。伯母四处张望，颤颤巍巍小跑到墙根抽出柴火中的一根枝条，冲鸡、鸭、鹅们走去。然而，她的枝条却没落下，只在它们的头顶挥舞。她仍“嘘——嘘”着……路人看了，笑得咯咯叫：“刘春秀，养那么多鸡鸭鹅做什么哦，不嫌乱不嫌吵吗？”我的伯母刘春秀扭过头，脸上的皮肤一耸一耸：“逢年过节，女儿女婿外甥外甥女来，总得杀点东西吃吧。何况，家里没点东西吵，反倒睡不着……”

　　我伯母刘春秀任由那些米糠在石钵里飞溅，她不再制止鸡鸭鹅们争抢吵闹，她轻笑着。有位邻居来，说一句：“借你锄头用用。”说完，他将锄头放在肩上，侧了一下头，扫了那群鸡鸭鹅一眼，再将目光放在伯母身上，咧嘴一笑，说：“以前没吃的时候，子女们也是这般抢呢。”伯母将笑掺浓了一些，走进了屋。

　　进了屋，伯母就是彻彻底底她一个活物了。她的嘴又活了起来，她嘀咕着：“勺子在哪里啦？水缸里没水啦……”她坐在灶前，一手抓着一把柴火，一手在灶边的窟窿里摸：“打火机呢？打火机呢？明明昨天晚上还用了呢，打火机呢？”她一边嘀咕着，喉咙里向鼻腔推着“吭吭”声。柴火燃着了，她的“吭吭”声仍不止，只是间歇久一些。在间歇时，她不停地说着话：“有点湿呢，没晒燥；（个）埋人（个）落雨天；哎哟锅都没有洗呢……”伯母在厨房忙忙碌碌，她的嘴巴似乎总没停过。

　　伯父去世后，我的五个堂姐堂妹，加上五个堂姐夫、堂妹夫，他们会在我意料之中的时间（比如逢年过节的时间）排队似的打我手机。这个时候是他们唯一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聚在伯母低矮狭小的屋子里，携子带女的，将屋子中央一张圆桌挤得满满当当。不同的堂姐、堂妹，不同的堂姐夫、堂妹夫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妈现在没人跟她说话了，她总是一个人嘀嘀咕咕，我们都听不懂她在说啥。”我说：“麻烦你把手机给你妈，我跟她说几句话。”对方大多说，她在厨房里忙着呢，哪有时间跟你说话，我们叫她上桌，她总是说，你们先吃，我再添几个菜……我说，你妈说的话怎么听不懂呢？你们不是都听懂了吗？

　　接下来，他们开始讨论，要不要将伯母送到敬老院去。他们说，本着孝敬老人的好心好意，一致劝说她去敬老院生活。他们认为：那里集中了全乡几十上百同龄的共同语言者，只有在那里，伯母才不会寂寞。大家这么说时，不晓得伯母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厨房，她悄悄地靠在剥蚀的木板屏风背后，偷偷地抹着眼泪。女儿女婿们你一言我一语劝慰她，放心吧，妈，我们会去看你的。我们会时不时地去跟你说话。他们的母亲刘春秀展开瘦小的手掌，在整张脸上抹了一把，小声地说：“我宁肯对着屋前的那条马路说话。”说完，她站起身子，走出屋外，蹲在马路旁，一片一片地翻拣着晒在路边的菜叶，她一边翻拣一边说：“我跟这些菜叶说话比跟你们说话有意思呢，它们晓得我给它们喂了多少肥。我有这么多菜叶，等晒干了，我拿到街上去卖，卖不掉，我想送给谁就送给谁……”

　　“送什么给谁呢？你在跟谁说话呢？”村里的陈雪华挑着两筐蚕豆，走到我伯母刘春秀面前停住了。刘春秀直起身，拍了一下衣服，说：“给你听呢，也只有你会注意我说话。”陈雪华说：“不要这么说，是你听我说呢。我们在一起，是你说得多还是我说得多？肯定是我说得多，我说十句你才说一句。”伯母说：“也只有你会来我家听我说话，老头在的时候也是你来得多。”陈雪华说：“谁让你天天晚上烧着火，暖暖和和的，不去你家说话，去哪家说话呢。”伯母说：“今晚还来啊，我烧着火等你。”陈雪华说：“你家坐着一圆桌客人呢。”伯母说：“他们家也各有各的事，吃到四五点钟丢掉碗筷就都回去啦。”陈雪华说：“那六点钟到你家给你洗碗吧。”伯母说：“来喝几口酒。”陈雪华说：“这几十年我们一直只聊天，你见过我什么时候喝过酒？”伯母说：“晚上提蚕豆来我家吧，我帮你剥……”

　　平时我跟伯母联系，大多通过陈雪华。如果我主动与伯母通电话，那只能算是“偶尔”——一两个月一次的“偶尔”。而其间伯母主动打我电话，都是陈雪华拨打的。陈雪华每次用伯母手机拨通我手机后都是一句话：“没人跟你伯母讲话，她每天只能在家对着她自己的膝盖讲话。”接着，陈雪华又说：“我晓得，你伯母想你。”说完，将手机递给伯母，逼着伯母跟我说话。而每每这时，我们彼此都没什么话讲。本来有几句话要跟她讲的，我晓得陈雪华在伯母家，便觉得没什么话可讲。伯母也不讲，我们沉默了三四秒钟，伯母才说：“鸡鸭鹅都养大了……”陈雪华抢过手机，冲我喊：“你伯母问你今年清明回不回来？”接着，陈雪华又喊了一句：“你是她的半个儿子，回不回来你自己看着办……”

二

　　我堂弟李亚南也这么问我：“你今年清明回不回去？”李亚南问我时，他在福建泉州。我反问他：“你回不回去？你母亲希望不希望你回去？”电话那头的李亚南不说话。我拨通了堂弟李亚南的母亲、也就是我婶婶权水英的手机。电话那头的权水英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

　　我把该问的话忘记问了，我问的是：“怎么回事？”婶婶急切地说：“兰兰不见了！兰兰不见了！我找遍了整个村子，都不见兰兰。我刚从学校回来，老师说学校放学快一个钟头了，她能不回去吗？学校总共才三个学生，我一个一个地数着他们走出校门能有错吗？”

　　婶婶的诉说浸着哭泣。我忙劝她：“不要急，想想看，她是不是跟去同学家玩了？想想另外两个学生是哪个村的？”婶婶马上说：“难道去了张家村？我见她几次跟那个女仔一起放学回来……”我忙说：“一定是，不要慌。你的腿曾经摔过，不利索，慢慢走去隔壁张家村找找……”婶婶说：“你先莫跟亚南说，他如果知道他女儿兰兰找不到一定会骂死我。”我说我不会告诉亚南的，你慢慢找。婶婶说：“就怕她去池塘边玩水……我挂电话了啊，我去张家村找找……”

　　放下电话，我才想起要问婶婶的话。我一定要问，我在等待时间再问。我等到了天黑，等到了晚上八点钟。我实在忍不住，又打了婶婶的手机。但我第一句话问的是：“兰兰找到了吗？”婶婶的声音清脆了不少，是紧张之后的松弛：“我叫了亚娇帮我找，张家村没有。她是跟她江家村的同学走了呢。你说气不气人？她说村里没有第二个同学，她非要跟她同学在家一起做作业……江家村那么远，如果不是叫她姑姑亚娇开电单车去找，天亮都找不到。找不到，我也不想活，活不了……”我松了一口气，也想让婶婶多歇一会儿，便不问她话。婶婶完全放松了口气，说：“亚娇家里也正在下種谷，忙得要死。她自己的小孩都顾不上，先来帮我找……”我说：“这是她应该做的。”我又顿了两秒钟，接着问：“亚南跟你说了他今年清明回不回家吗？”婶婶在电话那头说：“亚南？清明回不回来？他回不回来呢？他回不回来我不晓得……我要跟兰兰做饭了，她刚进门还没有放下书包……这死女仔，就晓得野跑，看她爸回来我不告诉他给她一顿好打……哦，你不要告诉亚南，我要做饭了……”

　　我给李亚南打电话说：“你妈也不知道你清明回不回家。”我接着问：“你没有跟你妈说你清明回不回家？”李亚南叹了一口气，说：“我不好主动开口。我妈与我女儿两人在家，守着这么一幢大房子。虽说现在生活好了，但还是很辛勤。我回去又能怎么样呢？”李亚南又说：“我爸去世五六年了，她还舍不得丢掉村里分的田。又要送小孩上学，接小孩放学。我听兰兰跟我说，她奶奶经常在喂猪的时候，动不动就用勺子敲打猪的脑壳，每敲一下，竟然都叫着邻居“李秋根”的名字。后来，我再三盘问我妈原因，原来，住在我家后门的李秋根经常半夜翻墙进我家庭院偷柴火，我妈每次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我听了，说：“你在泉州开鞋厂，也算是个小老板，有钱在村里花五六十万盖一幢三层的小洋房，就没钱花几千块钱在围墙上装铁丝网？”李亚南又叹一口气，说：“那样很扎眼，不好看。”我说：“那你建了一幢全村最贵、最漂亮的小洋房就不扎眼？”李亚南叹了口气说：“现在房子好了，到我家来玩的人却少了，连伯母都很少去了……”我说：“不过，话要说回来，你即使一年半载不回去，你妈好歹还有你女儿兰兰做伴，可以跟她说说话呢。”李亚南说：“我女儿兰兰倒是想跟她奶奶多说几句话呢，但她奶奶很少跟她说话。除了问她洗脸了没有？吃饱了没有？冷不冷？热不热？其他话很少说呢。”我说：“你妈跟伯母、跟我妈一样，都是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村妇女，你还奢求你母亲辅导你女儿做作业、读课文呀。”李亚南说：“所以，我女儿成绩班上倒数第一，现在读小学三年级了，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讲。她整天听她奶奶嘴里说个不停，都是土得掉渣的村里人说的土话。我女儿兰兰说，奶奶在晒衣服时，跟衣服说话，每晾一件衣服说一通；烧火做菜时，冲着灶台说话，每捅进一根柴火说一通；坐在沙发上，不开电视，只盯着自己的两条腿，一边捶打一边说着话……有时，在被窝里把兰兰紧紧搂在怀里，不停地说着话。我女儿刚开始时，以为奶奶是在说梦话，当她看见她奶奶是睁着眼说话呢，兰兰就有点怕了……”李亚南想了想，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跟我妈说，清明我要回去，一定要回去。我要跟我妈商量，把兰兰接到泉州来，接她到泉州来生活学习，不然，让她把我女儿带成了……”

　　有一年，李亚南在清明回了一趟家。他向我讲述说，那年回去，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他一进庭院，见庭院堆放着一堆泥土，不，准确地说，是一堆拌着水泥、石灰的沙浆。在阳光照射下，泛着灰白的光泽。紧接着，他走进厨房，母亲正在砌着什么，一只猫从地上跳到饭桌上，母亲骂了一句什么，手一挥，猫跳到了地上。母亲手中的东西也掉到了地上，李亚南捡起来，是一把刀，一把菜刀，一把涂满沙浆的菜刀。李亚南将刀还给母亲，母亲的双手沾满了沙浆。母亲接过菜刀，嘀咕了一句。李亚南突然不认识母亲，他本能地问了一句：“你在做什么？”李亚南的母亲没回话，往一块淡红的砖上抹沙浆，她手中的菜刀笨拙地游走在那块砖的棱角上，她的脚下还堆放着一堆砖，每块砖都面目模糊，蓬头垢面。李亚南大声叫道：“妈，你这是干什么呀？”李亚南的母亲把一块涂满沙浆的砖头往地上砌，嘴里嘀咕：“前两天刚砌好，不合适，推倒重来……”李亚南跳过那堆砖头，又问了一句：“兰兰去哪里了？”李亚南的母亲目光仍未离开砖头：“去玩了吧？”李亚南夺过母亲手中的菜刀：“妈，你这到底是干什么呀？”他母亲说：“妈烧不惯液化气炉，火太冲、太大，吓死人。还是用惯了土砖灶，还是烧柴火好……”李亚南踢了一块砖，说：“那也不该今天砌呀，你早跟我说呀。”

　　李亚南的母亲不接话，放下菜刀，出了门。随着两三声脚步的，是两三声呼喊：“兰兰！兰兰！”站在李亚南身后的，是他爱人赵小英。赵小英将包放了下来，她的包刚放在桌上，话却提到了嗓子上：“你说，妈這样，怎么跟她提？”李亚南说：“我也不晓得怎么提。”

　　第二天，李亚南拎了几包礼品去他舅家。李亚南的舅在菜园里锄菜，他的下巴支在锄头把上，眼睛望着远处，怔了两秒钟，说：“小孩是应该去城里接受好的教育，要放在父母身边带。”李亚南说：“请您去我家喝酒，顺便跟我妈说说。”

　　李亚南的舅一张嘴，他脚边的两三只鸡就“嘭嘭嘭”地跳开了。李亚南的舅说：“把一个小孩吊在身边，你也太累了。亚南体谅你年纪大，双腿行动又不方便，想把兰兰接到他们身边去，让小孩去城市里读书、学讲普通话，将来考清华、北大……”

　　李亚南的舅还要讲，被李亚南止住了，他撇嘴向舅示意：母亲没在听，她走了，出门去了。李亚南与他舅追出门，见他妈蹲在庭院晒衣架下“呜呜”哭。

　　李亚南的舅也蹲下来，对我婶说：“要哭，我应该哭得比你还伤心呢。我两个儿子，每个儿子都生了两个小孩，都让他们的父母带到两个地方了，一个地方在上海，一个地方在徐州，两年都没回来。一个女儿嫁出去，最近生了癌症……要哭我们一起哭，你去你老公坟前哭，我去我老太婆坟前哭。反正快到清明了，你喊得满山响都没人会觉得奇怪。”李亚南的舅这么一说，我婶反倒不哭了。李亚南忙去厨房灶边搬了两张短的矮凳来，一把放在他母亲腿边，一把放在舅舅腿边。李亚南的妻子赵小英走过来，说：“妈，如果你舍不得兰兰，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去泉州，你跟兰兰待在一起。你可以跟她睡在一起，接送她上学、放学。平时还可以跟我们做做饭、看看店……”

　　赵小英还想说什么，见我婶的眼泪又流下来了，不晓得哪句话说错了，便不敢再吱声了。李亚南的舅说：“这次我要站在你们妈的这一边，为她说几句话啊。你们说要她跟你们去泉州，首先要问她自己愿不愿意去。她这么大把年纪了，人生地不熟，大字又不识一个，普通话也不会说一句，去那里你们有工夫陪她聊天？她有比在老家自在？她一个人不被闷死？”我婶转着头，盯着那根瘦得干干枯枯的晒衣架，说：“去外面闷死，还不如在家里闷死……反正都是死……”

　　李亚南说：“妈，您不要说气话，我们也是没办法，要理解我们呀。人家二伯母不是跟他儿子亚民去了南京吗，人家有三年没回来呢。二伯母不也跟你一样，不认得半个字，不会说一句普通话？她还不是生活得好好的？”我婶眼泪都没擦，突然抬起头，冲李亚南喊：“你二伯母在南京生活得好不好，你们年轻人，你们做子女的哪个晓得？”

三

　　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李亚南打我电话，头一句是问：“我伯母你妈在南京生活得怎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的思维有点混乱，我只是反复地唠叨：“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呢……”最后，我回复李亚南一句：“前两天我去看她，她好像很不高兴呢。”

　　李亚南问：“你们不是住在一起呀？”实际上，母亲一年前就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又实际上，我半年前也搬出了好不容易才成的那个“家”，住在了单位的单身宿舍里。前妻头也没回，搬走了属于她的东西，不知所踪。这样的时刻，我做梦都没想到。再实际上，我们之前的一家四口人，现在已经分居四处。

　　我们三个人都为儿子让路，只有他住在了我们之前称之为“家”的地方。我与前妻从民政局走出来之前，儿子就料到了会是这种结局。他说，你们离了，我不想离开这个叫“家”的地方。我与前妻在人生与感情的问题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观点都不一致，唯独在对待儿子的观点上是一致的。夫妻离婚最棘手、也是最伤人的，就是房子。而我们尽管每天吵两三次架，但一提及房子，几乎是异口同声：让给儿子。

　　母亲邓爱华哭着对我说：“我晓得，你们过不到一块儿，有一半原因是我。我也说了一百次一千次送我回去……”我粗暴地打断她的话头：“你回去，你回去做什么？家里是有老公还是有儿女？你舍不得那间漏雨的破房子是吗？你想在里面闭眼睛是吗？”说到这里，我见母亲抿着嘴，皱着眉，闭着眼睛，再一次流出了泪。

　　我再一次伤了母亲的心。我曾无数次这样向独在异乡、孤独无助的母亲连施毒箭，母亲的心早已伤透了。母亲蹒跚地跌向阳台，望着对面灯火次第的楼房说：“跟我租间小房吧……”

　　放弃房子，让给儿子，过户、登记……不到两个小时就走完了程序、办完了手续。我们三人彼此都没说话。儿子就站在旁边，我却对街边的一棵树说：“明天我搬到单位去。”前妻就站在儿子旁边，她却对着一辆不断移动的公交车说：“我有新的生活，谁也别管我。”儿子站在我俩中间，但他没看我们，他低着头，狠狠地踩了一下烟头，轻轻地吐出一个字：“操！”

　　我来不及顾及属于我的东西，忙着去单位周边为母亲寻找房子。显然，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间房子都比母亲在村里的那间土坯房要好。母亲看都没看，直接将一个装着衣物的包丢在房子墙角一张破旧的沙发上。她盯着墙上一个过气的明星画，说：“都怪我。”我曾无数次听母亲说过这三个字。我在场时，她说；我不在场时，儿子与前妻曾告诉我，她也说。就在刚才来的路上，不到三十分钟，她说了不下十次。“都怪我”——街上每一毫米水泥、街旁每一棵树、街面每一个人、路上每一辆车都听到了母亲的歉意。但它们却毫无反应，依然我行我素，视母亲、视母亲的话为空气。只有我将这位“局外人”捡了回来，放在一间出租房里，并且把她的声音关起来。从此，这间三十六平米的出租房里，每一粒尘埃都飘着这三个字：“都怪我”！

　　说到这里，李亚南说：“亚民啊，他们老人都爱这么说。”李亚南说：“你现在习惯一个人住吗？”我说：“没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不习惯也要习惯。现在我住的地方，房子虽然不是很大，但我特地买了一张很大很柔软的床。因为我是个特别爱自由的人，哪怕在睡觉的时候，也喜欢东翻西滚。现在，再也不必担心开着床头灯看一会儿书就会招来枕边人的嘀咕了。”我特地向李亚南强调：真的很好，有这样一张能包容自由与快乐的床，摆在向阳的地方，每天早上，太阳暖暖地照在身上，那种感觉，让我想表达很多很多——但我不想对别人说，我不想说出来，我写出来，写在纸上，一个字一个字、一行又一行地写在纸上。最近，我的创作灵感很多，我的创作欲望很强，我的创作数量很多，我突然找到了与生活、与社会、与自己交流沟通的方式与渠道。总之，当我陷入寂寞，却不觉得孤独；当我面对单调，内心却开始丰富。

　　但奇怪的是，有时，当我独自面对一盏灯、一棵树时，会突然想说三个字，是的，也是那三個字：“都怪我。”我不知道这三个字该对谁说，谁会听。我突然在某个下班的晚上，想回原来的家里看看。我很想去看看我儿子。我多么想在敲开门的时候，不会只有他一人出现在我面前，而是会在他旁边，站着一个与他年纪相仿、身高相等的女孩。

　　大厅很乱，原来的电视机前的茶几上，群峰耸立，塑料袋、空饭盒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直了一下身子，在沙发上寻找遥控器。六七个背垫耷拉在我身子的两边，我拨弄，翻动……电视屏静默着，冷冷地看着我笑。我不确定儿子隐没于哪一间房。我一间房一间房地找。我先推开洗手间，我捂着鼻子，看见马桶惨白着脸；我推开母亲之前睡的房，光线依然很暗，床上薄薄的席梦思袒胸露怀；我敲主卧室的门，门应答了，自动开了。梳妆台还在，挂衣柜还在，床头那张结婚照的位置给斑驳的墙壁留下了一块纯白。我放轻脚步，在儿子以前住的房门前停住了。我不敢敲，我压低声，问：“儿子，在吗？”没有回应。我音量不大反小：“儿子，儿子，你在吗？”三四秒钟后，门那边“咔嚓”一声响，我连忙在门的这边转拧了一下门锁。门慢慢开了。

　　儿子打着赤脚，眼睛好像盯着他的脚丫。儿子说：“你也是来搬东西的吧？看看还有哪件东西忘记搬了，都拿走吧。”说完，他转过身，飘到窗前，望的是窗外。窗外的风景我很熟悉，一条江，江面狭小，逶迤蜿蜒。我没接话，退出房间，我将几个字吐了出来，那几个字在昏暗潮湿的走廊上怯怯地弥漫着：“我来看看，就是来看看，不行吗？”

　　儿子追了出来，他的话赶在他嘴前疾行：“你们把我扔在一堆遗弃的物品中，不闻不问。你们搬走了电冰箱、洗碗机，为什么不拆走燃气灶？你们把纱窗都卸了，为什么不把窗帘也扯掉？……”儿子将话语赶到阳台上，阳台空阔明亮。儿子仰望天空，长吸了一口气，说：“不过这样也好，总要学会一个人生活……”我小心地挤出一句：“你也该找个女朋友了……”说完，我走出了屋外。

　　李亚南说：“你别光讲你儿子了，你也不用担心他没女朋友，快去看看你妈吧。去问问她，她在城里住得习惯不习惯。我也想清明过后带我妈去泉州与我们过呢。我不晓得我妈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堂弟李亚南。我想，我要回答的不仅仅是他，还有他妈，也就是二伯母权水英，还有我大伯母刘春秀。最重要的，是我母亲邓爱华——我需要她的答复。

　　有两天没来看望母亲。我来到她租住的单元，跨过门槛，阴暗的楼梯下，一个弓形的身躯，瘦小的臀部微微拱起。我走近一看：“妈，你在做什么？”母亲直起腰，拿着一小块东西，在我眼前晃了一下，然后，径直往屋里走。我跟了上去，问：“妈，那是什么？”我跟上了母亲的话语，母亲盯着手上，说：“糕。”然后，她继续盯着手上，说：“清明，回去……”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