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筝灏

　　我从这个家搬了出去，但不知道去哪里。在找到去处之前，我只能沿着小区右手边的路走，左手边被一排红白栅栏围了起来，而小区大门的正前方是一片居民自建房，有统一改造的外立面和屋顶。我沿着唯一能走的马路——其实只是在绕着这片自建房的铁围栏——往前走。一只狗在围栏内跟着我的脚步，一边走一边摇尾巴。在它黝黑的眼睛里，我走到路的尽头，往前转过弯是另一条路的起点，自建房抵达了边界。狗似乎知道这一点，贴着围栏，尾巴耷拉着。直到回头也无法再看见它时，耳边才传来一声犬吠。

　　杰米是我在上海唯一的朋友。我把出走的事情告诉了他。其实并不想告诉他，而是找不到其他用来开场的话题。

　　“我要离开上海了。”

　　“这么突然！”

　　“是的。”

　　“发生什么了吗？”

　　“没发生什么，”我说，“或者早就发生了，只是现在才面对。”

　　“太突然了。”他说。

　　“是啊。觉得应该跟你道个别，我在上海唯一的朋友。”

　　“你现在在哪儿？”

　　“在路上走着。”

　　“去哪儿？走去机场吗？”

　　“不是，”我说，“瞎走，拿着行李就出来了。”

　　“这么晚了，你先找个地方待着。”

　　我以为他让我找个地方是打算来找我，毕竟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遗憾，也许会是我们这一生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面。实际上，我和他仅仅见过一面而已。过了很久，直到我从住的小区走到一个没有过记忆的地方，他才发来简讯，问我找到去处了没。我说没有。他说他被困住了。我问他被困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他说银川。哪个银川？我问他。还能是哪个银川？他回答。

　　我打开手机地图，上面对“银川”的搜索结果只有银川市这个地方，与我所在地的坐标有近两千公里的距离。即使开车马不停蹄地走最快路线，也要花掉几乎一天一夜的时间。

　　“太远了！”我说，“我现在根本到不了那里。”

　　“你来干吗？”

　　“救你啊。”

　　他估计笑得不行，在银川笑得无法思考，或者被再次困住。总之我们失联了好一会儿。这会儿我想了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想。说服自己他确实被困住了，否则最后一面不会不来。這样想后，心情便舒畅多了。和朋友道了别，相当于和这座城市有了正式的分别，离开时就不会显得太狼狈。与此同时，我还面临另一个选择：直接打车去机场比较好，还是漫无目的地继续往前走。

　　也许还有第三个选项。在挖掘出它的可能性之前，我打开了行李箱。离开前往里面塞了很多东西，看到什么就装什么，想到什么就带上什么。

　　有一瓶散装的种子。春天时买的，买来后就忘了，一直放在门口的柜子上。瓶子旁有一支自拍杆，是来上海之前买的。我带着它去过扬州的西湖，拍过西安的银杏，和内蒙古的群山合过影。但在上海，却一次也没从箱子里拿出来过。杯子，围巾，快过期的洗发水，女人用的发绳，一只封口袋里装着几张购物小票，还有几件衣服……眼下，这些东西都毫无用处，对我快耗光的体力来说不过是累赘罢了。

　　我给杰米发消息，说知道去哪儿了。

　　“去哪儿？”

　　他的回复非常缓慢。

　　“汉堡店。”我回复道。

　　为了找到汉堡店，我打开手机地图，把“汉堡”两个字输进去。上面显示我离最近的卖汉堡的地方还有一公里。等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店是暗的，路灯透过玻璃门照着店内的桌椅，橘色阴影透着萧条的荒无人烟的气息。

　　我不得不重新找一家。

　　其实吃别的也可以，路对面就有一家沙县小吃。进去后，我会是唯一的顾客。但我实在不想进去，一是这家店里没有客人，估计东西不好吃所以生意不好；二是每次吃沙县小吃，点的都是馄饨汤和炒米粉。我已经受够这种日子了，我不是为了吃这两样东西才跑到上海来的。况且，我不想对杰米撒谎。等到了汉堡店，我要拍一张吃汉堡的照片给他。

　　为了找到没有打烊的能吃汉堡的地方，我又走了三公里路。行李箱的轮子发出异响，估计坏了。店里有人霸占了三个座位，侧躺着，只能看见脸和靠背之间的阴影，有半截腿伸到了过道里。另外有一个人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看起来很急躁。可能是店员，我猜。经常有这样的店，店员除了走来走去外啥也不干，走路就是他的工作。喊他的时候，他回头看你一眼，转过头接着走。他觉得自己很忙，并且认为别人也这样想。我喊了一声店员，根本没有回应，连个眼神都没有。然后有个穿着工服的人走了过来。之所以看得出是工服，是因为衣服上印着汉堡店的招牌。而那个在过道上走来走去的人在有人从厕所出来后，迫不及待跑了进去。

　　“我想买一个汉堡。”

　　“没有汉堡了。”店员说，“有套餐。”

　　“套餐里有汉堡吗？”

　　“有。”

　　“我想买一个汉堡。”

　　“不是跟你说了没汉堡了吗？”

　　“但我不想要套餐。”

　　“只能这么卖。”

　　我大概气糊涂了，不然不会买一份套餐。套餐里除了汉堡，还有少得可怜的几根薯条——比小拇指还小，两块鸡块，一杯喝不出气泡的可乐。那个店员大概是看在我老实买了份套餐的分上，中途过来赶人的时候，顺道送了我两包番茄酱。

　　我吃掉了汉堡。那个霸占座位但被赶走的人从门外进来，问我托盘上剩的东西还要不要。我摇摇头，他就快速地把它们装进了自己的袋子里。如果没看错的话，袋子是用衣服做的，衣袖像被剪掉半截的兔子耳朵。

　　我忘记拍照给杰米看了，在要离开的时候。

　　“我做了一件好事。”我给他发消息说。

　　“什么？”这次他回得很快。

　　“救了一个流浪汉。”我激动地说。这是我来上海以后做的最有用的一件事了。

　　“不是去汉堡店吗？”

　　“对。在汉堡店里，我把吃的给了他。否则他可能饿死在半路上。”

　　“那你吃什么？”

　　“我吃了一个汉堡。”

　　怎么有这么无聊的人呢？他估计会这么想。我推着行李箱重新上路。滚轮的异响越来越大。走到对面居民楼的路边时，有一扇窗户亮了。我急忙停下来，以为开窗户的人是想要骂我，结果他站在窗户边上抽烟。

　　我没抽过烟，即使最烦躁的时候，也不会想用香烟平复心情，只想蹲马桶。我的女友也是。我们还有一个共通点——都不用酗酒来处理情绪。不过她擅长冷战，这是我最痛恨的事情。我的父母也擅长冷战，从小我就生活在冰窖里。长大后，他们就指责我和别的孩子不一样。我说别的小孩又不在冰窖里长大，何况我在里面埋了二十年，脑子肯定不一样，都冻坏了。他们听不懂，只能更生气，一生气就冷战。我的女友有时候也听不懂我说话，这是最悲伤的事。但我依然爱她，为了一点小事爱她，比如她帮我补了一件衬衫的扣子，又或者抱着我时让我感到温暖。所以在她和我冷战的时候，我也愿意待在冰窖里。直到我发现她和别人说话，不止一次两次，说得十分开心，说的都是从不在我耳边说的话，有情话，也有别的话。她不承认，而我也没有办法继续在冰窖里待着，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

　　我等着那扇窗户重新暗下来。

　　这期间，杰米发来消息，说他正在看星星。

　　“你不是被困住了吗？”

　　“对啊，”他说，“所以只能看星星。”

　　我抬起头，实际上连哪颗是启明星都分辨不出来。

　　再往前走，有一座亭子，在一个开放式公园的小坡上。四周很安静。亭盖遮住头顶的星星，于是我只能走出亭子屏蔽的范围。

　　“我也在看星星。”我对杰米说。

　　“哪颗星星？”

　　“水星吧。”我说。

　　“哪一颗是水星？”

　　“不知道，”我说，“好像是最亮的那颗。”

　　“很多星星都很亮。”他说。

　　“是啊。”我应和道。

　　“抬起头就不难过了。”

　　“我不难过。”我争辩道。

　　“我们在同一片星空之下。”

　　“你还挺乐观的嘛。”

　　“谁说不是呢。”

　　“脱困了吗？”我问。

　　“有时候，被困住不是壞事。”

　　我觉得他根本不在银川，也没有看什么星星，说不定是在喝酒。但我无力戳破。有时真相一点都不重要，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所见的，都已经是过去式。

　　我们的对话似乎到此为止。

　　夜深了。夜的深度也可以通过路况来测量。很久才有车驶过，像一颗缓步落入异时空的光点。直到有人打来电话，才把我从那个世界拉了出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

　　“你不想回来？”她冷哼一声。

　　“不回去了。”我说。

　　“那你的东西怎么办？”

　　“不知道，都丢了吧。”

　　“可以寄给你。”她说，“你安顿下来后给我地址。”

　　“没必要寄了。”

　　“你一定要这么说话吗？”

　　“怎么说话？”

　　“好像我对不起你了一样。”

　　“我没这么说。”

　　“都是这么过日子的，”她像是恳求似的说道，“你不能睁只眼闭只眼吗？”

　　“不能。”

　　“根本没有一心一意的人，只有你会这么天真。”

　　“我不是吗？”我愤怒地说，“我来到上海，难道不能说明一切吗？”

　　她沉默了一会。

　　她说：“你来上海，不是因为你想干点什么事出来吗？”

　　我说：“随便你怎么说。”

　　“现在好了，随我怎么说。”

　　“还能怎么办？”我声音微弱地说，“如果你能试试，一心一意地爱一个人呢？”

　　“不会的，”她淡淡地说，“我只会爱我自己。”

　　“那你打电话来干什么？”

　　“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变得遥远起来，我以为是信号不好。我走到坡下把自己的行李箱扶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坡上跌落下去的。就像我们的关系一样，损坏的轮子也已到了难以修复的地步。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故意狠心地说。

　　“你可以回来，明早再走。”

　　“不必了。”我挂断电话。我想着也许她会再打过来，但没有。

　　后来，我找了一个避风的位置，可是身体越来越冷，我只好半推半提着行李箱往回走——当时买汉堡，特意找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店。回去的时候，那个赶人的店员趴在收银台上小憩。我叫醒了他。

　　“我想买一个汉堡。”

　　“十三块。”

　　“不是不能买一个汉堡吗？”

　　“现在可以了。”他说。

　　我拿着汉堡，坐到门边的位置。一直坐着。外面的行人由少变多，由多变少，再由少变多。想到终有一天我也要汇入人群中，悲伤又涌了出来。汉堡在慢慢变硬，不久就会变得像石头那般坚硬，或许也会是像一颗星球那么坚硬。

　　之前的那个流浪汉走了进来。我问他，你饿吗？他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很拘谨地看着我，像有什么话说。我以为他不好意思再开口，就主动把汉堡塞给了他。

　　店员走了过来。那个赶他出门还卖了套餐给我的店员。

　　“他和我一起的。”我说。

　　店员诧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把托盘收走。

　　他在我身边坐下来，吃完了汉堡。

　　“谢谢你。”

　　“不用谢。”我说。

　　“我很久没这么坐着吃东西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忘记阻止他。我站起身，身上有一部分很僵硬。

　　“你要走了吗？”他问。

　　“对。”我说。

　　“回家吗？”

　　“应该是。”

　　“你家在哪儿？”

　　“水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两个字。

　　“聽起来很美。”他说。

　　我拿起行李箱走了出去。

　　外面的天很亮了，才发现已经到了中午。还以为只过了两三个时辰而已。新的夜晚又开始等待着我。走了一段路后，我回过头，让他别再跟着我。他拿着衣服做的袋子，袋子底部破了个洞。从洞口露出一根螺丝刀的头。他拿出几样工具，蹲到地上把行李箱抬起来。

　　“我做过修理工。”

　　我看到他的黑色头顶像一片海。

　　“当你学会修理某一样东西后，其他的就不再能难倒你。”

　　这时如果有人路过，还以为他跪在地上给我擦鞋。

　　“别修了。”我说。

　　“能修的。”

　　我有点蒙，不知道他跪着修轮子和我要去水星哪件事听起来更荒唐一些。

　　也许还有更荒唐的事，并且已经发生。一年前，我认识了一个人，很快地我决定为了这个人来上海。现在这个人告诉我她只爱她自己。当时，我是抱着全身心投入的爱而来的。但除了爱，也想过做别的事，比如做个摄影博主什么的，和镜头前这些和我一样企图拥有这座城市的人，一起看看自己有多可笑；拍点美食视频也可以，食物会让心情好一些。可是我渐渐发现，除了好好爱一个人以外，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好像与生俱来地，我只有爱人这点本事。如今连这点值得一提的天赋都失去了。不过也没有白来，起码把积蓄都花光了。否则留着又有什么用呢，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何况如果不来的话，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我只会像一个傻子，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

　　闭上眼睛。

　　睁开。

　　闭上眼睛。

　　再睁开。

　　我看到修理工少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头发，像一块黄土地暴露在森林里。没有比这更让人担忧的了，头发会掉光吧？那时候，他自己会发现。当然，头发也可能重新长出来，像草一样长出来，或者长成一棵树。现在，先不告诉他。

　　可我不能什么都不说吧。于是问他在哪里当修理工。

　　他说他现在不做修理工了，但偶尔会帮人修点东西，家电什么的，或坏掉的插头。他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捡垃圾。

　　“我想了很久，才想到做这件事。”他说。

　　他的样子十分灿烂，灿烂得刺眼。之前也许从没有过机会跟别人说起这件事。毕竟很少有人像我这么愚蠢，愿意听一个不相干的人讲话，讲的还是怎么捡垃圾的事。一般人会觉得他脑子不好。我松了口气，听他讲话就当作是给他钱了，总不能让他白白出了力气。

　　说到最后，他兴奋地问我想不想去看他捡的垃圾。

　　在哪儿看？我问。我家啊，他说。

　　原来他家是一个垃圾场。既然最荒唐的事我都做了，那么到垃圾场去看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也去不了水星，那么去哪里都是一样的。兴许到了垃圾场后，我就哪儿都不想去了，以后的日子就学如何捡垃圾。我跟在他身后，行李箱没了异响。我忽然觉得日子有了盼头。以前我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现在知道了。

　　他一边走，一边捡垃圾。什么垃圾都拿起来看一看，摸一摸。我捡了一本挂历，时间是好几年前的，很脏。他捡了一颗透明的玻璃弹珠。我还做不到像他那样肆无忌惮地翻垃圾桶，于是手里一直拿着那本挂历，感觉整个人都脏了。但想到有一天，到了水星，我也会过上这种捡星球垃圾的生活，心里顿时就不难受了。

　　经过汉堡店时，那个面熟的店员在门口抽烟。

　　他一直看着我，好像在说才一个晚上，我就沦落到这个地步。我想说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你只能选择卖套餐还是卖一个汉堡，这辈子都在过道里走来走去。

　　我们没有乘电梯，而是从楼梯间徒步而上。他说他从不坐电梯，爬最高的楼也用走的。我说你这是幽闭恐惧症。他突然剧烈地咳了起来，唾沫星子像各种星体飞溅在宇宙中，身处的空间忽然扭曲了。在肆意浮动的尘埃中，我仿佛在穿越虫洞。在剧烈的震荡中，我即将抵达水星，眼前明明灭灭。

　　就连收到简讯的提示音，都似乎带有某种含义。

　　杰米问：“现在怎么样了？”

　　我说：“没事了。”

　　杰米说：“挺好的。”

　　我不知道好在哪里。

　　我问：“你呢？”

　　他说：“刚到上海。”

　　我说：“挺好的。”

　　他说：“下次去厦门找你玩。”

　　我说：“好的。”

　　我没有告诉他我还在上海。

　　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告诉过我他真正的名字。刚来上海的时候，他请我吃了顿饭。我们聊了点文学、戏剧之类的东西。我说来上海前我基本都在做家教，偶尔写点东西，但不管写什么都没有意义。他说如果你想做编剧，就不能这么想。我说我觉得自己失去了表达的欲望。他说那么你就不适合做这行。我说我明白。然后我们到了外面，走到一条店铺很多人很少的街道上。中途穿过一个脚手架。他问我在这里走走还是找个地方坐坐，我说随便。想喝点酒吗？我说也行。后来他找了一家酒馆，说这里他以前经常来。

　　我坐在高脚凳上，实则内心局促不安，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他看起来轻松又自得，时不时地和老板寒暄，问一问其他客人近来怎么样。我也只好让自己看起来淡定一点，假装认真地在看调酒师调酒。他说这个调酒师就是老板，是个日本人，白天在自己的公司上班，晚上来这里调酒。我跟老板点点头，他说了句话，听起来没有外国人的口音，反而像个本地人在说话。也许是因为说得不够多才没有露出破绽。我除了点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装作喝酒。如今根本不记得那杯鸡尾酒什么味道，也想不起来名字，但我记得名字挺有意思的，否则我不会点它。而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么发生的。

　　我说你刚才请我吃饭，那么我请你喝酒，今晚谢谢你，也很感谢王哥介绍我们认识。他说王哥是个好哥哥，以前也关照过他，而他其实没帮上我什么忙。我说没关系，只是交个朋友。他说你可能得先熬个两三年，他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我说好的，谢谢。他说如果我写了什么东西，可以发给他，他可以发给别人看看，说不定有用。最后我们走到一个酒店的大堂外面，在那里分别。我叫车的定位就定在那里。他说上海地铁其实很方便，到哪儿都很快，他如今已经习惯了。我说你不必送我，车马上到了。话音刚落，车就到了。

　　我看到他把手放到凹槽里，门锁嘀了一声。打开后，露出一个毛坯房。他说他经常弄丢钥匙，打不开门，所以装了指纹锁。他忽然不咳嗽了，也许因为回到了他熟悉的地方。我也从另一个地方回到了现实中。

　　室内黑乎乎的，像个匣子。唯一的光线从窗外投射进来。不过天光不是特别亮，光线似乎都被水泥吸收了。我走到窗户边，才发现自己在这栋楼里很高的位置。即使没有恐高的毛病，手心依旧微微出汗。他点了两根蜡烛，然后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我想我看到了迄今为止我所看到过的最大的宝藏。

　　地面灰扑扑的，油布遮住了窗户，事物反而缓慢流淌起来，带着时间被一切蒙尘的气息。墙上贴着重叠着的推测不出原貌的电影海报，几只死掉的蚊虫落在破碎的镜面上，镜面反射着微弱的光，烛火的气味一直燃烧到墙角处，砖瓦上叠着琴键，颜料化在半颗灯泡里，一根麻绳串起了枯萎的树叶……这些东西用莫名的秩序纠缠着，前进着，无法撕碎也无法重组，好像天生就该这个样子。

　　像活了很久，又像死掉很久。

　　他指着墙边的一个瓦罐，说里面装着骨灰。

　　“誰的骨灰？”

　　“我母亲的骨灰。”他说。

　　“另一个呢？”

　　“我的，”他说，“不过现在是空的。”

　　“真羡慕你，连埋在哪里都想好了，”我说，“我连待会去哪儿都没想好。”

　　“你不是要去水星吗？”

　　“你不会真的信吧？”

　　“为什么不信？”

　　“听不出来是玩笑吗？”

　　“为什么是玩笑？”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我感到烦躁，“如果我知道为什么，我就不会跟你来了。”

　　他躺到客厅的水泥地面上，闭上眼睛。我也躺了下来，但一点都不舒服。在我以为他睡着了的时候，他睁开了眼睛，“在我母亲死后，我就没和谁说过这么多话了。”

　　“我不该怪你。”我说。

　　“这没什么。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也经常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呢？”

　　“确诊了肺癌，没多久就死了。”

　　“天啊！”

　　“她一直等着住到这里。可惜没等到。”

　　“那实在太遗憾了。”

　　“不过，自从她知道自己治不好后，反而知道生活接下去该怎么办了。”

　　“是啊。”

　　“我以前也想过去别的地方看看，现在只能替她守着这里。”

　　“不做修理工了吗？”

　　“不做了。”

　　“总比捡垃圾好。”

　　“我以前也这样想，后来发现捡垃圾是一个永恒的工作。”

　　“永恒？”

　　“是啊。如果人类永恒存在的话。”

　　我以为他还会说点什么。结果他睡着了。

　　离开之前，我从垃圾房的地面上捡起了那颗玻璃弹珠，然后把自己的行李箱留在了里面。

　　到了楼下，发现月亮出来了，像一块不怎么成形的半圆豆腐。才下午三点多而已。不过，它是这时天空中除了太阳以外最亮的天体。而用肉眼几乎很难发现水星的存在——其实根本看不到。你可以说它是天空中的任意一颗星星，也可以都不是。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去最高的地方。他说最高的地方是上海中心大厦，开过去大概要一个半小时。我说没关系，谁让我住在上海那么远的地方。他说他住在金山，每晚回去要开两三个小时。我说我们差不多远，他非得说还是他更远一点。我想告诉他说再远都没有我去水星远吧，但又怕他觉得我脑子不正常，把我赶下去。其间他一直在说他接不到单的事，也不看导航。真怕他走错路，耽误了我去水星。

　　中途等红绿灯的时候，我问他能不能开快点。

　　“没办法，我也想快。”他的语气不是很好。

　　“尽量快一点吧。来不及了。”我说。

　　“什么事来不及？”

　　“约了客户。”我想了想说。

　　“你是做什么的？”

　　“卖望远镜的。”

　　“望远镜？”

　　“对。一种光学仪器。”为了让他开快点，我只好撒谎。

　　“我知道是什么，玩游戏的时候也要买这种装备。”

　　“不是你说的那种，是另一种很牛逼的天文望远镜。”我耐心地解释道，“如果你想看到水星上的陨石坑的话，就得用到的望远镜。”

　　“有这种望远镜吗？”

　　“有的。”

　　“很贵吧？”

　　“几十万吧。”

　　“这么贵，”他惊讶地回头看我一眼，“大买卖啊。”

　　“对啊。所以让你快点。”我急切地说。

　　“你卖一个能挣多少？”

　　“看提成。有时有二十分之一吧。”我也不知道多少，只好胡诌。

　　“那也很多了。抵得上我开一个月车了！”

　　“也没那么多。”我安慰他，“有时候两个月也卖不出去一台。”

　　他的脸色好看了一点。

　　我其实应该说自己是去旅游的，但也可能会惹他不高兴。他说他学生时代也想买望远镜，虽然不是我说的这种，是另一种，如果买了，说不定现在就不用干这行了。我说我也是。小时候还想过当宇航员呢，他说。很多人小时候都这样想过吧？我说。是啊，他说，小时候什么虚无缥缈的事情都敢想，现在他只想着怎么才能尽早把房贷还了。那也挺好的，我说。一点都不好，他说，但没办法，人还是要现实一点。我想说你就是因为现实了这一点，所以才在这里开车。当然开车没什么不好，就像当初我觉得有爱的话一切都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我不能这样跟他说，他可能会恼羞成怒骂我一通，让我从车上滚下去。然后我也就因此错过观测水星的最佳时间。网上有人说了，傍晚的时间正好，那时水星比太阳落山的位置靠左一点，朝西南方向看。

　　大概是因为我太过入神，司机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水星。

　　“水星在哪儿？”

　　“靠近太阳的位置。”

　　他往外看了一眼，摇下车窗吐了口痰。把我送到目的地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买了门票。

　　观光层在118层。我花了五十五秒抵达了高空。还有望远镜可以用，不过要收费，五分钟十块钱。我花了二十块钱，当作去水星的过路费。但天气不好，看到的要么是玻璃上的灰尘，要么是蒙蒙的雾，底下的建筑物或者黄浦江，也都在灰尘和雾里。也许我看到了水星，只不过它也在灰尘或者雾里。

　　使用望远镜的时候，有个小孩子一直在旁边站着。他问我在看什么。水星，我说，你知道什么是水星吗？他说他知道，是一个跟地球很相似的天體，但比地球小，不过只有地球能孕育生命。我问他，你还知道什么？他想了想，说，水星上也有平原和陨石坑，以及各种环形山，跟月球一样。你怎么知道跟月球一样？我说。他说他用望远镜看过月球上的环形山，很震撼，地球上也有，只不过被植物和雨水覆盖了，其实每个星球上都有，天体的起源和发展都是相似的。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他说他还知道月球上有一个南森环形山，是根据挪威的一个极地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的，还有一个祖冲之环形山。他特意停顿了一下，问我，你知道祖冲之是谁吗？我说我知道，他推算过圆周率。

　　“你也知道挺多的，你还知道什么呀？”小男孩问。

　　我说：“我知道你以后不大可能去当一个司机。”

　　他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想买一台望远镜。”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有人告诉我的。”

　　他问：“谁啊？”

　　我说：“一个司机。”

　　他说：“哪个司机？”

　　我说：“一个想买望远镜的司机。”

　　小男孩大概被我绕得有点蒙，站着发呆。我把玻璃弹珠送给了他，然后就离开了。电梯下行的时候，那个我追求过的女人打来电话，但信号不好，加上我的耳朵在断断续续地耳鸣，根本没听到她在说些什么。直到电梯停了，我才听见她问我要不要回去。

　　“不回去了。”我说。

　　“那我刚刚都白说了。”她显然很生气。

　　“信号不好。”我说。

　　“别找借口了，”她说，“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我原谅你了。”

　　“那你回来。”

　　“回不去了。”我说。

　　“为什么回不去了，我知道你还爱我。”

　　“但爱不能解决所有事。爱也不是唯一的事。”我说。

　　“你别绕了。你就是不肯原谅我。”

　　“我找到了除了爱以外的事。”

　　“什么事？写你那一堆破玩意儿吗？”她冷冷地说。

　　“别这样。”

　　“那你说是什么事情，比爱我还重要吗？”

　　“去水星。”我说。

　　“什么？”

　　“去水星。”我大声地说。

　　“你就是不想回来而已。”她嘲讽道。

　　我一点都不生气。

　　“你就是不肯原谅我而已。”

　　“除了爱和原谅，没有别的事情了吗？你知道水星吗？”

　　“什么水星？”

　　“太阳系里的一颗行星。”

　　“然后呢？”

　　“那你知道如何到水星上面定居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我告诉你，”我激动地说，“到水星定居的方式，就是在那里拥有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环形山。”

　　之后她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把电话挂了。

　　我抬起头，往太阳落山的位置看。

　　那儿即将有一颗水星出现。

　　责任编辑：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