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母亲的父亲的亲哥哥，我该怎么称呼他？
我的姐姐嘲笑了我，她说，那是另一条支脉了，轮不着你去追忆。
那么他可有子嗣？母亲说，都没了，当年周家后人只有一个遗腹子，是我的弟弟。
母亲的弟弟我喊舅舅。这个舅舅我见过一次，英俊威风，但其实就是一个农民，而且是半个精神病。于是连农民也不是了。他独居在一间稻草房里，睡在稻草上，没有电，锅里是冷粥，到处都是塞得满满的稻草，做饭用稻草。我的母亲哭了，握住弟弟的手。我的舅舅穿着深蓝色发白的中山装看着我，他的四方脸和大眼睛可真精神，他懂我是他的姐姐的女儿，于是对我说，好孩子。
那一年我二十八岁，我可不是什么好孩子。但是我也哭了。我去成都郊区那个小镇子的集市上给他买被子褥子和干活用的白线手套，抱去丘陵上他的稻草屋里。也许是稻草屋吧，反正是低矮的泥屋，我还记得我们道别后，我和母亲下小丘陵，回头，看见舅舅站在水塘边，他养的一群鸭子和他一起，成为最后一幅画面。后来这个泥屋拆迁，给他两套小楼房。但是那时候他已经死了。舅舅的葬礼母亲和我们都没有去。母亲蹲在遥远的西北边陲烧纸，她当然又哭了。她已经很老了，七十三岁，每天坐骨神经疼，脚踝疼，眼睛昏花，头发花白，嘴角下垂。
但其实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个可怜的人。她只要去某退伍老中医那里扎上一个疗程的针，再去按摩室另一个退伍老中医那里按摩一个小时，保准就是一个精神矍铄面色红润眼睛机灵的小老太。她在他们社区是一个小小的名人，因为她的一个女儿是学者，另一个女儿是作家，第三个女儿则是画家。我们的母亲周身笼罩着神秘的光，在小区进进出出，买菜，散步，取快递，等姐姐的车开过来，打乒乓球，跳广场舞……人们投向她的好奇的目光，加持着她的能量。我们都希望她活到一百岁。
母亲的家族里最老的人，是母亲的舅母，也是母亲的姑姑，也就是说，母亲的舅舅娶了母亲的姑姑。我们喊她舅婆。这位舅婆是一位种子研究专家，八十年代获得政府奖励的一套楼房，她在五十年代初与周家划清界限。她的三个女儿全部去了美国，女儿们的后代也全都不回来了。但这并不影响她高寿，她和她唯一的儿子一辈子生活在成都，活到一百零一岁。舅婆去世，母亲和我们也都没有回去。我的母亲照例又在西北边陲的深夜里蹲在地上烧纸，她当然又哭了，她想起了什么？
或者没有人成天想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只有我喜欢想，显得那样天马行空无所事事空穴来风，充满着精神病的虚妄感和喜感。这是我在我姐姐眼睛和心里的样子吧？所以她会棒喝我，打断我，她明明白白地在嘲笑我，轮不着我去牵挂一个并不是直系的亲戚。
我嘟嘟囔囔想，怎么不是直系呢？他可是我的亲外公的哥哥啊。我姐姐的意思是，我只该追忆我的外公或者我的爷爷，然后是我的父亲，到此为止。就连舅舅似乎都不用追忆的。我的舅舅该轮着我的表哥追忆。
我的表哥是成都的一位公务员，他从父亲和母亲那里继承来一套又一套的双流回迁房，然后卖出，在青羊区购进大平层，他们全家带着他的母亲过着出有车食有鱼的富足生活。我有时候很想从重庆坐两个小时的动车去成都找他，散步在送仙桥青羊宫和草堂，我想聽见他说出些什么。家族历史漏下来的信息，他当然拥有得比我们多。但是我看见他在照片里头发梳得光溜溜，才四十多岁就已经彻底发福，志得意满的微笑，眼睛里闪闪烁烁，我又听母亲说到他是常打麻将的，那是社交成功的重要方式，我便一次也没有从重庆出发去成都。
当年周家只剩下一个男丁，是遗腹子。这个遗腹子一生都活在半个精神病状态里，他有一个儿子，也就是说周家被上天保佑，香火传下来了。我觉得有些沮丧，传下来了又怎么样呢？那个圆胖的善于社交住在大平层里的公务员表哥。
二
我的母亲很好奇，又很生气，我在重庆买房安居，并不是在成都。我回答若是住在成都岂不是要和胖脸表哥一家有交集？我的母亲愣怔一下，叹口气，摇摇头，眼睛里溢出失望，我们一家人似乎都具有表演天赋，每一个表情每一个举动都精准到位，以充分显现自己的态度。
我也许该愧疚和自责。如果是在成都置办一个小家，母亲就可以常常回去探亲了。但是母亲想了想告诉我，她第一是老了跑不动了，第二是亲戚之间走动起来意思也并不大。所以我在重庆而不是在成都安家，是不需要被道德谴责的，我瞬间被大赦了。母亲七十岁之前又回了一次成都，她说以后不会再回去了。为什么呢？我问她。她说那一个月里我的表哥没有给她家里的钥匙，她出门很不方便。
姑姑和外甥亲，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她当年把弟弟的儿子从成都接到遥远的西北边陲，供他读高中和师范，又找关系毕业分配回成都工作，但多年后究竟是两家人。
至少不欠你舅舅的了。我的母亲咧嘴一笑，显得很悲情。如果一个人是可怜的人，那么全世界都欠他的。这个道理有道理吗？我觉得有，不然我不会现在就潸然泪下了。
但是你为什么非要在重庆安个家呢？我的母亲眼睛里满是不解。我第一不在重庆工作，第二在重庆没有亲人朋友，而我偏偏要拿出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五十万块，在重庆最中心，大礼堂那个位置，买下一套老破小屋，又花去十万的装修费。我的母亲当然认为六十万块放在银行吃利息是多么稳妥并利好的事情。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痛惜，因我像个浪荡子一样做出无厘头的决定。
母亲提出要和我一起去一次重庆，她说少年时代去过一次，带着弟弟，光脚走路到成都，然后坐绿皮火车。重庆有个远房亲戚，夫妻俩出过一笔钱接济母亲和舅舅，在钢铁厂工作，常常要出差，穿着灰色的中山装，提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包，说是解放前起义部队后来转业的，于是有了和我们的外公不同的命运。
我的母亲一定又羡慕了。她先是羡慕她家所在小丘陵上的军工厂，她说军工厂的女人黑黑的，头发烫得卷卷的，说话斯文，待人没有分别心。后来她羡慕嫁给了军人的女同学，我的母亲书读得很好，一直读到初中毕业，第一名的成绩却不能上高中。母亲说，我的出身不好，只能在原籍乡下务农，军工厂一个军官太太介绍自己的弟弟给她，也是在部队的，贵州人，见了面彼此喜欢，部队却不批准他们结婚。他们是有过短暂的相爱的。母亲说，那个部队的男子对她说过一句话——时代不会永远这样的，让她耐心等一等。母亲没有等，也可以说母亲没有信。
母亲还羡慕嫁到西北边陲的女同学，所嫁之人是公家的人，有手艺有工资，旱涝保收，而且那里牛羊肉麦子土豆吃都吃不完。也就是说，母亲的一生，丰沛的羡慕力推动着她，仰脸找寻阳光，当她发现重庆钢铁厂、双流军工厂的部队男子，她都没有资格接近，那可真是铜墙铁壁，于是她最后一条道路就是也往大西北去，到那里嫁人，那里有很多黑五类的后代不会嫌弃她，牛羊肉麦子土豆一辈子尽情地吃。显然，她的命运如此安置了她，也因此，有了我们姐妹仨的出世，我们的眼睛和心灵生来就含着悲情，但又渴慕阳光，就好像我们绝不能仅仅是自己，我们的灵魂里有暗物质，一定是它怂恿我跑去重庆认真地安一个家。
钢铁厂的夫妇去世多年，重庆于母亲是空城了，我们在那个早春的傍晚站在朝天门码头上看江水，身后是漫山的红梅花。那一刻我很想对母亲说，妈妈，外公的哥哥我们应该喊他什么？他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没有问。母亲曾说，不要问，早就翻篇了，重要的是过好现在的生活。
但是这么多年母亲的只言片语，到了我这里已成浩瀚河流，这就是小说家的天分吧，又像福尔摩斯，以第六感摸摸索索复原出空气中的一个人物。
母亲的外公是当年成都下面一座叫仁寿的县城里的木匠。现在的仁寿归属乐山。
母亲的曾外公是一名会雕花的老木匠。
母亲的外公是母亲的曾外公的徒弟。也就是说，这个徒弟娶了师傅的女儿。
母亲的外婆生了好几个孩子，最大的是个男孩，考取了四川最好的公立大学，大学毕业后进省里的教育署工作，后来在四川师范大学，是教数学的。正是他，后来娶了母亲的父亲的妹妹。
我的母亲告诉我，她的外公有句口头禅：“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的母亲的外婆最小的女儿，就是我的外婆。她初中毕业进了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我的外公只在人群里看了一眼，就爱上了我的外婆。
外婆是外公的二太太。外公是一位国民党军官，管理粮仓的，大约就是这样的。他姓周，名寿堂。
我的外公有一个哥哥，少年时代被挑选出来，川东子弟赴法国留学，那是清末时候。到了法国他们勤工俭学，等待着回国报效祖国。我的母親说，是和邓小平一批去法国的。
我的外公的大哥从法国回来，祖国已是军阀混战，清政府倒台，他追随四川军阀大邑人刘湘，成为刘湘的副官。
也从此，我的外公的家族成为仁寿有名的乡绅，有一座桥就是周家募集资金造的。
外婆嫁给外公很幸福，大太太善良淳朴，视她为女儿。我的母亲就是大太太帮着外婆一起带大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的外公死去。我的外婆生下遗腹子，过了几年，三十一岁病死。
她死的前一晚，邻居的女人对七岁的我的母亲说：“梦见一顶红轿子从你家出去，你留意些，大约你妈妈要走了。”
我的外婆在老照片里温柔沉静，细眉细眼，她后来下放到双流某山村做一名小学教师。母亲说，她很爱干净，有很多美丽的旗袍。
外婆让母亲烧一锅热水。她洗了个澡，盘好头发，在院子黄昏的光里小坐了一会儿。当夜死去。
七岁的母亲，拖着三岁的弟弟，从此就相当于孤儿了。母亲寒暑假步行，从双流去成都市大舅和姑姑家，帮着做家务，走的时候接过一些钞票。母亲就这样带着幼小的弟弟在身边，也把初中读完了。
出身不好，不能上高中，母亲远赴大西北，嫁给了一位木匠。
不是我虚荣，我对重庆深深的感情，就像是亲眼看见外公的大哥，从朝天门码头登船，顺江而下去往上海，再从上海去往法国。
刘湘创办了重庆大学，他是著名的抗日英雄，所以我的外公的大哥一定也是好样的。
母亲当年去新疆，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路费是舅舅问军工厂借的，他得用扛化肥出苦力慢慢偿还。
我的外公的大哥会叫什么名字？我的母亲的姑姑是叫周鸿儒的。他们家的名字为什么都要起得这么大？有一年我在网上搜索川东子弟赴法国留学老照片，那里面会有一个人正是他吧？留着长长的辫子，一脸稚气。我该喊他什么？母亲喊他大伯，那么我应该喊他大外公。
大外公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下半身瘫痪，退伍回到仁寿老家，于解放前去世。
三
我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是世界上最坏的孩子。所以当我的舅舅在我二十八岁那年看见我，冷不丁把三个字递给我，“好孩子”，我却无法接过来。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是一个好孩子，阳光明媚，干脆轻巧地登上双流的一座小丘陵。我也希望我的舅舅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大脑清晰，该种桂花种桂花，该去军工厂打工就抽出农闲时间带上行李出发，如果姐姐从遥远的大西北回来了，就在桂花树下置办家宴，和阔别半生的姐姐谈笑风生，他会和我聊起很多往事，找出老照片，我们喝老鹰茶摆龙门阵，炉灶里的火红红的，腊肉香肠烫烫地出锅，我们守着炉灶就吃起来。我还想跟着我的舅舅走在田埂上，去看望世上遗留的亲人。
命运拒绝给我这些画面，如果给了我，我会自认人生圆满。原来我这么在意自己能够是一个真正的好孩子，而不是后来的于颠沛流离中努力显现自己的好。很多年了，我很羡慕那些天赋里就是好孩子命运里也是好孩子的人。
母亲当年在一个春节带我回成都，我们躺在绿皮火车的硬卧上，窗外是冰天雪地的西北大戈壁，母亲说，你不要怕，我有时间就把很多事写下来，这些都是你的素材，你总不会没有写的东西（你总不至于活不下去）。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却忘了她曾经也说过：“不要说，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
母亲先是在深秋带我拜访了布尔津的几户老人家，他们有印尼华侨，有苏联侨民，有山东盲流。我努力记住他们说出的一字一句，我不能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来，这些老人们很忌讳言谈被记载，仿佛那是真凭实据。
二十八岁的我停薪留职，离开西北边陲，前往北京。我不得不从零开始，活下去。要说之前的三年发生了什么不赦的事，以至于我必须离开本土前往旷大世界流浪，那自然是不齿的。多年后我的姐姐问我，如果能够回到从前你是否能做到规避不该的人和事？我想了想回答，不能够。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热爱文学是我的命定，我就命定了要在青年时代遇见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给我文学的启发和引领，但他不能给我光明的爱护和爱惜，所以结局就是在意料中我远走他乡。这是我的耻辱，但文学又是我的荣光。原来矛盾才是人生的常态。
母亲在很多年里害怕我非要写下什么，比如她的父亲，她的大伯。但是我所能写下的一字一句正是她赠予我的。
我的大外公生于上上世纪末，死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抗日的战火里他从前线下来双腿瘫痪，返回仁寿。四十年代末，我们的母亲出世，她没有见过这位光宗耀祖的大伯，她坐在一顶轿子里昏睡，她听见抱着她的外婆说，到了，到了，好孩子醒醒。
那时候她的外婆还活着，那是一位木匠的女儿、木匠的妻子。多年后我们的母亲也成为一名地道的木匠的妻子。
四
我的母亲去送仙桥算命。那里还卖旧书，市场太大了，我蹲下来买书，我竟然还有心思沉着选书，老子的《道德经》我爱不释手，仿佛活在好日子里的斯文闺秀。母亲忧心忡忡站进桥边一楼的一套旧房子，她的外甥也就是我的表哥说，这一家很灵，老太太算得太准把眼睛都算瞎了，儿子在监狱里。总之神婆太悲惨的人生恰恰是因为她把命算破了。
我的表哥那时候还没有发胖，他师范毕业自然就进了学校做老师，小平头，藏蓝色拉链夹克衫，理想是做一名小学校长。方才他在草堂时一直在给我们讲《三国演义》里的人物，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屋子很暗，焚着香，老太太站到窗边对着窗外唱山歌，某路神仙因歌声而随时腾云驾雾来现场指教。老太太掐指一算告诉我，你要走很难的十年路，这十年过去了命才能扳正，但是不用担心，总会走过去的，这是你的命，你必须要走的，过了就好了，后半生是极好的。
母亲眼闪泪花，喃喃自语：“为什么要这样？”老太太又对我说，你的身后有个小影子，你欠她的，慢慢还吧，还清了自然都好了。
母亲的脸色很难看，但是她什么也没有问，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我们后来去望江楼，茶花开得正好，红色的小花朵，母亲俯下身闻了闻。
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场景了。
过去了多少年多少月，有一天我信步走进重庆，来到大礼堂，熟门熟路，像我的前世就是这里的人。嘉陵江边一套小房子，是重庆水厂八十年代的家属院，一楼，住在里面的租客说厨房很容易反水，厕所的反水更可怕。这种可怕让房主愈发坚定哪怕低价也要出手，同时也吓走了一个又一个看房子的人。
房子正正方方，带一个小后院，加一个玻璃屋顶就是一间阳光房，卧室很大，客厅和厨房是一间，有面朝小街的窗户，墙皮脱落得严重。卫生间窗户朝向后院。如果不反水我还是觉得甚好。但是如果不反水也早就卖出去了，或者房东也就不卖了。我踱步出来，站到嘉陵江边这条小街上，樱花正在开，若有若无的长长一片粉红云雾，轻轨呼啸而过，回看这栋旧楼，它实在太舊了，灰黄色的楼身，楼梯的窗玻璃破损。买下它的话随时的反水也就意味着心里三百六十五天处于紧绷状态。那自然是不能买了。又不可能把厨房下水和马桶全部封死。
我已经决定放弃了，却看见隔壁人家的窗户外沿跳上来一只白猫，那里有一碗猫粮和一碗水，猫熟门熟路穿过铁栏杆站进来笃定地吃起来，它的肚子很大，是快要生产的流浪猫。
我心里想，这是一户好心人家。我又想，住在这样的积善之家旁边总是没错的。我对中介说，我要了。
五
我的母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用她的弟弟从军工厂预支的扛大包费买上火车票——成都到乌鲁木齐的绿皮火车，到了乌鲁木齐她继续往西北边陲进发，那一年她二十二岁。她的灵魂里仿佛有钢筋铁柱，她凭着两手两脚坚定有力地投奔她命定的人生，哪怕她全部的家当不过是一个纸箱装着的几件旧衣服，她从搭乘的大卡车驾驶室上跳下来，布尔津的十月中旬正在下一场巨大的风吹雪。如果她的来历也是她的资本，那么这个资本是一个巨大的负数。她拍一拍刘海上的白雪，眼睫毛上也是雪，我们的父亲向她走来，她从那一霎不再是孤儿。
前面我一直在说一个理，那就是命运没办法改写。可是我也总在反驳我自己，命运难道不可以改写吗？比如母亲投奔的她的初中女同学后来的丧女之痛。
我只要想到这个名叫小茶的女孩，就是她仰躺在自家房顶面朝蓝天死去的苍白小脸庞和乌黑的两根麻花辫。她二十一岁自尽。腹中空空。之前有一个小小的胎儿。负心汉另娶他人。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一个小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似乎只有死路一条——女方原地自尽。母亲说，成都有一家很好的服装学校，你不要总想着死，我送你去。母亲那时已经是布尔津著名的裁缝。小茶是一位美丽的山矿宝石化验员，她请了病假每天在母亲的裁缝店里看服装书，做手工活。母亲说，出去读书，你就会忘记现在所有的事，这些事在将来什么也不是。她似乎信了，点点头。我的母亲也信了，她对自己的女同学说，一定要送小茶去成都，此地不宜久留。
有一天小茶走在大街上看见负心汉的自行车上载着美娇娘，美娇娘头上裹着红色的纱巾，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过了几天小茶带着安眠药去了屋顶，在那里死去。她的眼睛里留下人间的最后，也是人间的最纯净——布尔津湛蓝的长空，一行行大雁那样凄清地叫着，山峦回应，森林倾听，小茶也听了一会儿。然后她永远地走了。
又一个风吹雪的冬天到来的时候，小茶的坟头孤零零立在河南岸上。我的母亲像祥林嫂一样常对我们说，如果我们早一点儿动身去成都，小茶就会活得好好的。过几年就是服装设计师了。她不会是我这样的土裁缝，她爱美，会画画，她永远也不会回布尔津当土裁缝的，她就留在成都，成都的茶花多美啊，所以她的名字叫小茶。
所以呢？命运就是无法改写。小茶收拾好旅行包准备回祖居之地，却在大街上看见了注定她要死去的一幕。谁也无法把那一幕从小茶的眼睛里屏蔽。那么小茶就要死。
又过了几年，世事轮回，我的母亲怕我死去，一刻也不敢停留，我们在春节乘坐绿皮火车，顶风冒雪去往成都。
在成都过完春节我去往北京。三月的北京沙尘暴和彻骨的寒冷张开怀抱，抱我于怀中，最少我不会死去。而且我不能死。因为曾经我们都希望小茶不要死。小茶其实是可以不死的。命悬一线，她掉下去了。我爬上来了。
六
如果小茶当年回了成都，那么在她后面长长的一生里她不会愿意回布尔津。我当年离开乌鲁木齐，后面的岁月我再也不愿意回去，如果从地窝堡机场飞机悬梯上走下来，我的小腿会发抖，我会面如死灰。
但是我总得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成都，不是北京，不是广州，不是我供职的城市，它们无法收留我的灵魂，我不愿意把灵魂交给它们。那么是哪里呢？
有时候我会喃喃自语，我的外公的哥哥我应该喊他什么？我脑海会闪出画面——一位男子站在朝天门码头，他见证了重庆大学的建立，他出现在抗日战场上；他年少的面庞在法国巴黎的街头，他勤工俭学；学成归来，上海码头上走下来一位我血脉里的祖上。
所以我摸索来到了重庆。我住进老水厂的家属楼里。夜里做梦，梦见一位穿着旗袍的女子匆忙奔走在老重庆城里。这个女子穿着花纹美丽的旗袍，模样与我不一样，更加秀丽端庄。但是我知道她就是我。她所奔跑的重庆城正被轰炸，残垣断壁在梦中清晰。
既然那个奔跑的旗袍女子是老重庆人，同时她又是我，那么我就是老重庆人。我醒来，半坐着想，回到重庆原来果然是对的。
老屋彻底收拾好的那天，一前一后来了两只小幼猫，一只全身都是虱子，一只半身都是老鼠胶。我为它们清洁身子，买来猫粮猫砂。它们夜里钻进我的怀里睡得香甜，就像天然地按照命运的设定躺在我的柔软肚腹上。我的肚腹多年来空空荡荡，是我的致命伤，那里是一个空谷，传来令我惊悸的抽搐，多年来我在安静中感受着抑郁的吞噬力。而现在，重庆老屋里的我，两只寻我而来的小猫，那位老神婆说，总有一天你会把一切都偿还干净的。
责任编辑：胡汀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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