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均

　　一

　　前些时候，一直各种瞎忙。收到三姐从乡下捎来的斑箬和麻秆，这才想起，又是一年端午，该给三姐去个电话了。两人自然各种寒暄。她的生产，我的工作，都没得话说，毕竟城里乡下的，牛头不对马嘴。两人的交集，在嘘寒问暖。我关注她的老毛病，她提醒我不要熬夜。

　　箬叶，是细叶带斑的那种，麻秆也是新割的，有一人来高。三姐家屋后檐口下，斑箬和麻秆各有一小片。多年前，我在三姐家见过，印象很深。聊到彼此健康话题的时候，我们似乎都在回避另一个亲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端午的斑箬和麻秆，与那个亲人有关。

　　淘洗干净的箬叶，现出醒目的泪斑。麻秆不太好处理，得用指甲掐下糙皮，再细致剖析成一条条的细长麻筋。端午了，我用它们包三色糯米肉粽。箬叶包一层，麻筋缠三道，得小心缠，毛手毛脚，箬叶和麻都会割手的。

　　乡下送来的斑箬和麻筋，我用它们包米粽。特别的斑箬和麻秆，特别的三色米粽。这是我和三姐彼此心照不宣的约定。

　　端午年年，年年斑箬年年麻，年年三样口感，白味的有糯香，腊肉馅的酥松，紫砂糖的咬一口满嘴流甜。

　　我的三姐夫已去世多年。

　　一直以为三姐夫的离世，与他家新造房屋有关。正如我将母亲的病痛，迁罪于那间漏风的耳房一样。村庄里的男人，大多常年在外奔走，有手艺的卖手艺，没手艺的卖力气。去城里餐馆打工，并非构成三姐夫染病的直接理由。

　　在此之前，他曾夸下海口，要把老屋换成新楼。对于三姐夫的起誓，三姐不置可否：当初嫁过来，也就想着养个半儿半女。住新房子，想都不敢想的奢侈！要真能变现，也算汪家涂脂抹粉撞大运了，只是谁有那出息？

　　三姐的嘲讽和质疑，并没有阻止三姐夫造房的决心。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最终落了彩。为此，欠下一屁股的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谁摆的摊子，谁去敛。三姐再次明确两人的分工。

　　为还债，三姐夫去了本地的风景区宾馆做厨师。等到把两个娃都送上大学时，却出意外了。一辆货车失控撞进了三姐夫的工作间，捣毁了一堵墙，掀翻了滚烫的油锅。这次事故，让三姐夫赖以养家糊口的一只手致残报废，工作也丢了。

　　方寸忽然之间就乱了。三姐夫除了诅咒自己那只手外，就是醉酒。还能咋样？田地三姐一人种就够的，家里一下空出个大活人来，连三姐夫自己也看不顺眼。修房欠下的钱，似乎是个穿了底的破锅。三姐夫总觉得，自己就是那砸锅的罪魁。

　　三姐夫决定去成都闯闯。找了很多家宾馆，都不能接受他的残手。手艺手艺，先有手再有艺。少了一只手，算咋回事？有一个小老板最终决定收留他，并不是看上他的手艺，是看上他的诚实和善良，动了恻隐心，开出六百块的月薪。当然，这是三姐夫自己讲的。我们一大家人谁都没去过那家传说中的餐馆，或许他说的是实情，因为每逢年底，三姐夫的确往家里带回过一些现钱来。

　　这又能怪谁？自作自受。当初，喊他不要起楼不要起楼，就是不听，一个人闷倒整，现在好了，拖个半条命，还在外头卖，造孽哩。三姐不依不饶。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乡村最普世、最浅显的价值观。三姐夫没有这么说，但我们都看到了。

　　二

　　从一开始，我们便锚定某个并不确定的乡村命题。比如起楼，似乎别无选择。我们也并非对搭建新居的艰辛缺少预期，是对现状实在不满。明知有些东西充满变数，就算那变数是肥皂泡，也要去戳一下，在没有听到水泡炸破之前，都想试一试。我们一辈子似乎都在跟自己较劲。

　　雄心勃勃，伐树下山。还夸张地请来村里最有声望的工匠。裁树成段，刨了皮，凿出眼，穿上榫头。排场一拉开，细节便不可收拾。帮忙的亲邻，四下聚拢来。而后冗长无奇的等待，而后众人的齐声吆喝。一个蓄谋已久的念想，终于颤巍巍地树立。秋来了，也去了。熟悉的面孔和背影，似乎一个秋天都在糊里糊涂忙活。

　　仅仅满足于建造房舍是短视的。劳作本身，也许能自我说服。这便有了后来的举家乔迁——村庄里为数不多真实可见的结果之一。安静的水面，渐起波澜。小兴奋的加持，却未能转移基调。也许，我们只是对木屑的鲜腥有些腻味。地气也湿重。要命的是，还老走错房间。

　　更多的陌生和新鲜。

　　砌了灶头，扛回柴禾，升起炊烟。

　　镶好大床，等待谁送来大花被子。

　　就算一而再地搬新家，亦未达到翻天覆地似的临界。因为之后，依旧是算计柴米油盐，为生儿育女乐此不疲。

　　不过，总算踏实多了。接下来还有什么可以期许终老？便渐趋懒散，便无所事事。没有谁会花脑子冥思苦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日子一天挨一天，得掰着手指一根根数着过。有闲也不大会操那份心思。有先知的本事，能预测到明天的变数，还不是卖闲伤神。谁能一步跨过明天，踩上后天？那会踏空的！我的祖父教训着父亲，父亲以同样的口吻教训了我。家族的人每天沿袭那套不成文的程式，翻来覆去炒陈饭，他们集体的潜意识似乎都不会刻意为了陌生和变数耗去精力。瞎琢磨啥哩？家传的训条可以追溯到祖父的祖父这一代。祖父的祖父，我没有见过，只见过他在家谱里的名号。前面还排有一长串。那些名号并不见得多么重要，能在漫长庞大的家族血脉史里留下痕迹，也只是起个象征性的索引作用——我们一想起来，情不自禁肃然起敬。

　　他们的归宿，承传了家族的生死惯性，没有谁能例外。

　　四个方向弥漫的烟岚。黄昏的蝙蝠探头探脑。

　　我和三姐夫，在五月里擦肩而过。每一个五月，我总被某种不安暗示。

　　墙角的蜘蛛布下陷阱，先行一步，自投罗网，抵达死的终点。回头又看别的虫子从四个方向赶来。一前一后赴死——死亡边缘的风景，我如此被动，目不忍视也看了。蜘蛛和虫子们的津津有味，成就我的变态。还有更变态的——突发死亡奇想。想着有一天也像蜘蛛虫子一样，终将不免一死，躺在床上，看那些活着的亲人为我折腾，三番五次变花样，就莫名地疲惫。一疲惫就觉既然死不可避，那赴死的末路，实在没有啥好留恋的。生不知死的快乐与痛，死也不知生的痛处与乐。充斥于两个世界之间的缓冲路段，也许正好契合我们的妄念。它是一天的黑白交替，还是七七四十九天的轮回？有我们家到后山祖坟那么近，或者更远？还有那些花花绿绿的形式，更像某种旁观者的翻牌游戏，既不能放大快乐，也不能缓释痛楚。如此，还不如省去，直奔料想中的主题。站在风景之外，我躲过了善良小虫们最后挣脱噩运的初始，却倒在了特立独行者自我殉死的节点……墙角横七竖八的狼藉，触角伤痕累累，肢体血迹斑斑……

　　局外人的旁观，最终未能拯救我的叙述，就像我的叙述未能阻止亲人的离世一样。

　　在相当长的一段乡村履历中，亡人话题一直是我的禁区。这是母亲给我划定的边界，我不想被村里人骂成乌鸦嘴。死或者濒死，无异于一杆讳莫如深的招魂旌幡，插在很多人的身后，插在母亲的身后，插在我的身后。

　　咚里个锵……咚里个锵……

　　五月。某个午后。无可描述的某种蝉声，细若游丝，终在一场雨意的酝酿中兀自噤去。

　　三

　　印象中已与三姐夫很久没见过面，更谈不上说话的。此前，他在成都的餐馆一待就是好几年。最近一层的印象，驻留在多年前的五月。

　　一家人过了一个难得的“五一”团圆假。侄儿完婚，这是家族的大喜事，尤其憨实木讷的三姐夫，更是喜不胜言。三姐夫在成都做厨师，煮饭，炒菜，也管早餐“白案”。听三姐讲，三姐夫对他的那份临时工挺知足。他的确认为厨师不是打工，而是正式的“班”，每月六百块薪水就是他的底气，还包吃包住。唯一不好的，就是没多少空，油烟也大，呛得难受！好在加班有钱，多干一天多拿二十块。三姐夫说这些，其实是想向家里人解释，他不回家来自有理由，除非天大的事。

　　他就是那种想钱想疯、不顾家的男人。还天大的事，家里哪有天大的事？三姐似乎有些愤愤然了。

　　“五一”大假，三姐夫却破了例，赶着回来见即将过门的儿媳。也许这就是三姐夫语境中“天大的事”。不管如何，一家人很快沉浸在喜气里。侄儿小两口，从所在部队领回来大红结婚证书，穿了喜装，见亲友就抓烟散糖发红包讨喜。遇上这样的大喜，作为一家的男主人，自然应该挑头张罗的。许久没在家，一些简单的事，也生疏得插不上手。看着里里外外进进出出的亲友，三姐夫有些尴尬，竟想不起来他们的名分。请客送客，三姐一个人忙得快昏了头，就生无名气：一遇事就六神无主，当甩手掌柜，简直比外人不如！客人们却不计较，都是多久不见的亲人，便主动与三姐夫搭讪，聊些恭维的话题。此时的三姐夫，是家里最生分最闲的那一个，俨然早已把下半辈子的活路忙碌殆尽！

　　关于那场婚庆仪式，我并无特别深刻的印象。隐约记得，三姐夫最终没有喝完我们掺给他的祝福喜酒。他甚至没来得及跟前来道喜的亲戚朋友一一告别，就决定返回成都。

　　成都有妖精在等他？那几百块死钱就那么要命？三姐对三姐夫不满，并未冲淡家里的气氛。侄儿和侄儿媳享受着亲友们的祝福。三姐更是一个人忙得歇不上气。

　　谁也没有想着要去送三姐夫上车回城。那天下午，三姐夫最终还是一个人匆匆走了。

　　等一切重归平静，我们在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唯有三姐夫一人把那份笑容粲然地保持到了婚礼的最后。

　　我不知道为何在建造房屋的时候，最后的环节总要以掩上一道门结束？到底想把谁关在外头？

　　你这个娃异想天开，没门还叫房子，叫屋？这是个很愚蠢的问题。匠人们直摇头。

　　直到多年后，我才隐约触及了其中的什么。对于三姐夫固执地赶回成都，也许我们都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的微笑，现在看来，更像一副华丽的妆容。他的不辞而别，一如黄昏带过老屋的那门，扑通一下，摔给了我们一团重重的背影！

　　这是冥冥之中留下的暗示和预警，可惜被我们直接无视，也不可逆转……

　　四

　　我是很快就把侄儿婚礼的事情给忘却在脑后了的。侄儿小两口返回海南，侄女回到大学课堂。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听到三姐关于他们一家人的唠嗑。既为家长，又是个芝麻村官，忙完村上村下，又忙家里家外，三姐似乎也没空闲聊家常。

　　等三姐打来电话，已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大约是端午前不久，三姐突然来电话，说三姐夫刚到成都就病倒了。先是咳嗽，胡乱吃了些药，还是不行，没法上灶台，也打不了下手，就跟老板请了辞，从成都回来了。先是去镇上输液打针，也不见好转。转到县城。县城的医生做了检查，没说是啥病，只说准备钱，再转成都。三姐的话，省了许多细节，分别提到镇上、县上和成都的某家大医院，按我的理解，姐夫的病多半不轻。

　　我决定去看看。因为，我马上有一次计划中的远行。我得在出发前，把家里的牵挂都搁置起来。

　　也许是肺炎。甚至比较严重，比如肺结核。去成都的路上，我对姐夫的病情做着这样的猜测。

　　多年前，我去乐山医院看望大姐夫的时候，也曾一路上做过类似的假设。对于亲人的病痛，尽量想得糟糕些，即使遇上再大的变数，也能从容应对。事实上，也只能是在心里揣摩，等见到大姐夫时，他已昏睡不醒——比我料想的严重得多！那年，我的大姐夫四十五岁。我放弃了路上准备好的一套说辞，没有往最坏里讲，倒是安慰大姐，大姐夫会好起来的。侄儿侄女还小，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初中，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这些都是顺理成章让他好起来的理由。

　　大姐夫的病最终没有好过来。这是我去成都看三姐夫之前十多年的事了。大姐家的两个孩子也已成年，侄女嫁了人，侄儿也进了单位。一家人似乎早忘了大姐夫的模样。

　　在经历三姐夫的死之前，我已对死亡几近麻木。

　　大姐夫之后，父亲也患脑溢血走了。那个冬天，父亲倒下就不再起来，他的病和大姐夫如出一辙，但我坚持认为父亲是老死的，而非遭遇不测。一个常年与农具打交道的老人，不到七十岁就已老态龙钟！

　　为了找回一个世俗的体面，我、大哥，还有三个姐姐，倾尽家里的所有。我们邀请来五代以内甚至从未谋面的血亲姻戚，大摆宴席。还请来一拨道士，做了五天的法事。甚至在父亲下葬前的那个傍晚，极尽铺张，把父亲名下的晚辈都请来为老人送行，大人小孩跪满了整整一个院坝！

　　村里的人都目睹了我们一家的排场和风光。

　　脑溢血，听医生说似乎是一种感受不到痛苦的病。

　　没了痛苦，父亲死得倒挺安宁，还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我的老屋，它早已成为我的乡村叙事里不可磨灭的背景。父亲的坟茔也颇为堂皇，令村里至今健在的老人羡慕至极——石雕的墓，就连墓檐也是五滴水的！

　　一阵比画和念叨之后，道士师傅在父亲的墓门上蘸了白灰，画上了一个醒目的圆圈。

　　五

　　必须要交代的是，我对死亡的冷漠，与我母亲有关。那是一个漫长的秋冬。

　　我还是个小孩子，从来不会去想象朝夕相处的亲人会得什么病，也不知道人一得病就会与死亡扯上瓜葛。我的全部印象仅是母亲在夜里一次又一次尖锐地呻吟！我吓得一声也不敢出，蒙头大睡，还是睡不着。那刺破暗夜的呻吟至今让我头皮发麻！

　　母亲似乎知道自己将死一般，兀自张罗，在老屋旁搭了两间耳房，垫上几块木板，一个人提前躺了上去。耳房极是简陋，楼板地板都没来得及铺，连门也只是拿几块粗糙木板挡上，就将就了。母亲去世之前的一个多月，似乎再也没有离开过那木板屋。尽管四面透寒，但它是母亲留给我们这个家族看得见摸得着的人格体面。

　　母亲还找来匠人，砍了一棵老树，给自己定制了棺材。匠人是我的堂姐夫，村庄里最好的手艺人，他的活深得母亲信任。在某个黄昏，母亲一个人围着老屋后的几块地转了几圈。而后，又去了不远的陌上，将墓地选在一个向阳的风口。

　　母亲把所有的事情，都一一做了交代。父亲瞧着干急，心疼，又操心不上。母亲的兄弟姐妹，我的几个老舅老姨，轮着来看望她。家族的那些亲友，一个个心不在焉唠叨着来，又一个个心不在焉唠叨着回。我看不出那些轻描淡写的往来应酬，到底给了母亲多少慰藉。我能确认的是，母亲的死亡，仿佛那日日拉长的影子，从秋天拉到冬天，直到春天来临之前。

　　岔开医院探望三姐夫一事，啰啰唆唆又谈及大姐夫、父亲和母亲的离世，我发现我的笔触，正陷于某种宿命。

　　之后，秋来了又去了。大姐和三姐家的两个侄儿，都来了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冬至了又走了，两家的侄女也打电话说她们梦到了她们的父亲。而后是春节，我们一大家人挨家挨户去上坟。上完大姐夫的，又去上三姐夫的。然后，一个人又吆喝着回了一趟老屋，去给侄儿侄女的外公、外婆，也就是我的父亲、母亲上坟。前呼后拥的一大队人马，穿得兴高采烈的，鞭炮放了几大柄，夸张的气氛真的像过大年。年一过，孩子们都走了。三姐照样忙着村上村下，家里家外。春天里我似乎去过一个电话，询问孩子们都给他们新逝的父亲烧过纸钱没有。三姐回话，烧了，清明烧的，坟也培了土，娃们忙，上完坟，培完土，一个个都走了……

　　然后是“五一”。然后是端午。很多个“五一”……很多个端午……

　　又是一年的“五一”。“五一”过后，我们恍惚看到了农历的端午，摇着蒲草吃着粽子的忧郁模样。

　　六

　　关于多年前在成都医院与三姐夫最后一面，我现在能回忆起的只是跟他闲聊的几个细节。

　　咋一下就病倒了？“五一”回来还好好的。我问道。

　　三姐夫说，他也纳闷。之前就没得过这样恼火的病，可能是餐馆的油烟熏的。

　　油烟能把病熏出来？尽管我自己也不相信，但还是顺了他的话。我尽量试着放松他的情绪。

　　三姐夫想笑，已无一点笑的力气。

　　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身体一贯很自信，但我还是小心地谈到了他的病情，比如会不会跟没及时看医生有关。

　　他似乎有些内疚。刚得病时也找了医生的，开了些止咳药感冒药。咳了一二十天，遭不住了。他坚持认为他的病一开始并不严重，没有必要到成都来烧钱。前些年起房子，借的钱还没还完，又得了这烧钱的病。那钱，本来是准备还房子债的。三姐夫依然惦记着他的房子。

　　从他的自责看得出来，房子和钱才是他的命根。

　　他反复央求我，希望我说服三姐，让他住几天就回家去，还叫我不要把他得病的事告诉他的两个娃。

　　这让我愈加地心冷。我不敢再往下交谈了，我担心我控制不了情绪，就匆匆告辞。我说我马上要去云南出一趟差，等我回来，再来看他。

　　我同三姐夫谈话的时候，三姐半句也插不上，只顾给三姐夫揩嘴角的痰，卫生纸很快堆满了纸篓。三姐夫咳得厉害，一咳气便接不上来。三姐就给他捶背，又不能下重手。三姐夫咳嗽的时候，脸青得像瓦屋落下霜层，整个人就是那霜打蔫的过季瓜秧。

　　倒是同室的几个病友不时安慰道，这是心血管病区，大家进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冠心病、肺心病啥的，症状呢？心紧，喘不过气，不过住上十天半月，差不多也好了。

　　听了病友的劝，三姐、三姐夫和我，就点头。

　　谁想得病遭罪？要运气不好遭了，就撑着呗，只要不是天塌。撑到最后，慢慢也会缓的。

　　在离开医院的时候，主治的医师告诉我，在检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仍然存在几种可能：也许是肺炎，甚至比较严重，比如肺结核；也有可能是别的啥毛病……

　　第二天，我去了云南。

　　第三天一早，我接到侄女的电话：小舅，我的爸爸说不出话来了……

　　之后，是大哥、大姐、二姐的电话。三姐夫去世了，他们问我回不回来送他上山。要是能赶得及回，几家人合着一道去，人多，显得我们娘家人有面子。要是回不来，也没关系，他们会将我的份子凑上，买一个大花圈，再搭一份厚礼。听他们的语气，更像赴一场盛大的约会……

　　七

　　从云南回来，匆匆赶去三姐家，是几天后的事。

　　端午，已经过去七日。

　　屋里只有三姐、她婆婆和她的大伯在。婆婆反复嘱托，记着给她儿子烧“头七”，多烧点，别舍不得那点纸钱。大伯本无正事可做的，偏又装出一肚子心事的样，似乎在梳理有无仪式给漏掉。

　　三姐自然是没心思搭理这些琐碎的。一个来月的折腾，已让她整个人崩溃了。见我来，话也多了：人送上山，孩子们都走了。烧钱的鬼病，加上办后事，扯了摊子，又欠了一屁股……

　　熟悉三姐的人，早已习惯了她的唠叨。我知道，她不是在向我哭穷，只是在寻求心理的抚慰。但是我爱莫能助，只能表达愧疚。那么重要的一个亲人，竟没赶上为其送葬，无论如何也不大说得过去。

　　哪个晓得他一病就病得没收拾！三姐倒劝起了我。别说家里人不晓得他会这样，医生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人呀，得服命。

　　我问，三姐夫咋就放弃医治，回家来了？

　　三姐说，在成都医院住了几天，花了两三万，病情不见好转，就吵着要回来。医院没有家里的房子住起安逸，又抽脊髓，又引痰，简直不要人活。好人也折腾不起。医生拗不过他，就同意了。

　　我纳闷了，慌着出院？难道真放不下他那房子？

　　三姐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三姐夫从成都回来后，叫他的大哥直接把他背到了新楼。新楼起来，他就去成都打工了，还没有住过一回。本打算留给孩子们成家住的，没想到，两个娃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都没有回来住。送三姐夫上楼的时候，很多人听到他一直在嗟叹，似乎对那楼没有派上大用场唏嘘不已。

　　三姐夫最终在他的新楼，度过那个迎候端午的无眠前夜。

　　我问三姐，那夜三姐夫是不是特别交代了啥？三姐说，她也等着他交代后话的，直到第二天早上人落气，似乎都没有等到。我提醒她再想想。三姐便不那么肯定了……那天傍晚，他似乎提到吃肉粽。

　　这不是好的兆头。来新楼里看望他的亲戚和邻居，私下里都在议论。他们似乎相信村庄里的某种迷信。就算没有啥说头，一个人病成那样，也是吃不下的，有气无力，进糖水估计都难，何况还是极难消化的肉粽。

　　三姐夫最终没能吃上肉粽。第二天是端午，村庄的人家，都在头天上午就开始包米粽。三姐不是没有时间包，是没有心情。三姐说，她现在想起来都还在后悔。

　　端午那天，三姐夫一个人饿着肚皮上了路。我们都听到了他最后的不甘：连吃个米粽，做个饱死鬼都不能……

　　没人能回答三姐夫的追问。三姐和我，都回答不了，尽管我们知道真相。

　　我们也无法弥补对三姐夫的愧疚。尽管，我和三姐到底还是将那迟到的米粽放到了他的坟前，并在此后的每个端午，让那斑箬麻筋米粽，扭结成为记忆里的某种强迫意绪。

　　多年前的那个午后。三姐家的屋檐口下，一场小雨刚刚清理出一片斑箬的痕，麻秆的筋。我的揪心，从叠箬绩麻开始。光滑窄逼的斑箬叶，裹不住米粽的棱角。多达三层的麻筋，扎得很紧，也很小心。也许是掐麻被麻毛扎的，也许是缠绕麻筋用力过猛，三姐的指尖似乎勒出了丝一样的血印。我和三姐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做好了一锅米粽。三色的米粽，三种味道。我们似乎都相信，三姐夫能闻到它的糯香，尝到它的酥脆和甜。

　　三姐夫的忌日，刚到“头七”。

　　新坟内外都过于潦草。自留山边，辟巴掌大一块地角，随便从溪沟里找来几块丑石，圈成墓地的大致轮廓，再覆上几撮箕鲜泥，便是三姐夫在另一个世界将就的新居。

　　与矗立在山脚的那座亲手建造的两层楼相比，三姐夫的新居，横看竖看都不大成样，倒是那楼的门，那坟的门，似乎同样夸张地豁着一张大嘴……

　　送三姐夫上路的人们，已在某个午后，表演完所有的程式。我们都听到了黄昏中重重的摔门……

　　没有谁会在意苔藓和杂草，刚过“头七”就已爬满坟头。

　　我和三姐唯一能做的是，将那三个味道的米粽，箬叶麻筋的米粽，趁热摆放到三姐夫的坟前。

　　某种情绪就此蒸腾和弥漫。

　　那个午后。箬叶的斑驳，麻筋的纤细。仿佛之后每一个端午，仿佛这个端午。

　　我的两眼止于芜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