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东明

　　我的家在汨罗江边。

　　我老祖父曾是汨罗江边百十里山川有名的生意人，他的一生将什么生意都做尽了，茶行、斋坊、糟坊、屠凳坊、纱花行、南杂坊……用我老祖母的话说，只剩一个染铺子没开。

　　老祖父的商号叫“顺生”，如今村庄上的人还在讲，那时顺生里的一张白条子，能走到汉口、长沙提一船一船的纱花。由此可见，顺生里的生意之顺、信誉之高。

　　老祖父只有我祖父一个独生子，按道理讲，家大业大的老祖父应该让儿子读很多的书，然后送到五洲外国去留洋，然而，老祖父却只送他读了三年私塾，然后让他在茶行里学算盘、学制茶看茶。由此可见，茶在深谙生意之道的老祖父的心目中有着多么重的分量。

　　平江的四大传统产业——茶、麻、油、纸，茶叶排在第一位。悠长的岁月里，平江的红茶，沿着那一级一级用麻石铺就的古道，流出大山，再沿着汨罗江流进洞庭湖，流入长江，流向蔚蓝色的大海，流到遥远的欧洲……

　　当日本人的炸弹在武汉和长沙炸响之后，老祖父的“顺生”不复存在了，他到最后甚至倾家荡产。而我祖父的一身手艺还在。解放后，他被供销社招聘，长年守在山区的收购站收茶叶。在我十来岁时，祖父正守在离家十多里远的泥鳅湖大山里收购茶叶。那是一座明代留下来的古寺院——名曰“九方寺”，青砖的墙，青石的门窗，青石板铺就的天井，屋门口还有一棵苍老的柏树。那时，偌大的寺院里已经没有了佛像，也没有和尚，就我祖父一个人守在那里收购红茶。山民们将自家制作的紅茶用大布袋装着，一担一担挑到寺院里来，在木楼上堆成一座座小山。

　　祖父从他们的布袋里抓一把茶叶闻闻，看看，在一只大粗碗里泡上一碗，喝一口，然后便将茶叶三等九级的成色定下来了。经祖父的眼睛看过的茶，从来不会出差错。有过一回，一位山民挑了一担上好的茶叶来，祖父看看，闻闻，喝下一口之后，只给他定了个二等一级，山民不服，他将茶叶挑着多走四十里山路，直接送到县城的茶叶公司去了。而县里的茶叶公司，依然给他定的是二等一级，山民惊讶了，他说：“怎么在泥鳅湖给我定的是二等一级，到了你县城里，还不能给我一个公道？”

　　茶叶公司看茶的技术员笑着说：“在泥鳅湖看茶的人，可是我师傅的师傅呀！经他的眼睛看过了，你还跑到我这里来论什么长短呢？”

　　祖父凭着他这手绝活，看了一辈子的茶。他被供销社苦苦挽留着，在泥鳅湖九方寺那座古老的寺院，看茶看到七十八岁才回家。少时，我一到暑假便到九方寺去玩，夜夜枕着茶叶的香气入梦。在九方寺清清的长夜里，那是怎样一种茶香啊！她香得那么幽静，香得那么沉稳，香得那么温润如初……

　　九方寺的茶香，铭心刻骨般永恒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后来，不管我漂泊到了什么地方，不管心里有多么烦躁，只要一想起伴着祖父在九方寺的夜晚，想起茶叶那股绵长的清香，我的心便会变得宽敞、宁静。我就这样一生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〇〇三年，我回到家乡平江任县委副书记，分管意识形态线上的工作。当我将平江所有的大山都跑了一圈之后，我向县委提出：平江应该立即发展有机茶这个产业。因为汨罗江两岸的生态良好。

　　县委书记问我：有机茶是个什么东西？

　　我说：要把有机茶说清楚，恐怕要一天时间，因为它有一百多项指标。简单一点说，我们平江的茶，在旧社会的茶就是有机茶，因为那时没有工矿污染，没有农药化肥，没有汽车尾气……有机茶要在一级土壤、一级水源、一级空气的情况下才能生长出来……在欧洲，有机茶的身价相当于一般茶叶的十倍甚至几十倍。它像贵宾一样，要有专门的储运车，要由专店或专柜销售……

　　县委书记似乎将我的话听进去了，他说：那你就来推动这个有机茶的产业发展吧！

　　于是，在二〇〇四年的春天，我这个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副书记，又分管了一项特殊的工作——有机茶产业的推广。当年，在县农办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有机茶产业发展办。我召集汨罗江两岸生态环境良好的山区乡镇负责人开了一个会，专门部署有机茶的发展。

　　我们做的第一件工作便是号召汨罗江两岸所有乡镇，从黄金洞到连云山、福寿山，全面封山育林，实行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建对空气和水源有任何污染的工矿企业。

　　三年下来，汨罗江两岸的山变得青葱了，汨罗江水变得碧蓝了。一片片有机茶园也从这风清气爽的青山碧水间，悄无声息地生长起来了。

　　那时，跟我做秘书工作的叫谭启明，他是学林业的，平时在政研室写材料，我下乡调研时他便跟着我下去。他也被我对有机茶的这份热情感染了，甚至成了半个有机茶专家。他有一个弟弟叫谭斗高，高中毕业后，在加义镇学做酱皮干，后来在向家镇开了一个酱干作坊，赚了点钱，谭启明便鼓动他弟弟谭斗高去搞有机茶。谭启明还有一个妹夫叫吴桥清，是做皮鞋生意的，谭启明也鼓动他莫做皮鞋生意了，去搞有机茶。于是，皮鞋老板吴桥清和酱干作坊主谭斗高在谭启明的煽情鼓动下，正式合伙成立了一家名叫湖南白云高山茶业的公司，他们甚至将老父亲也带上，一道到福寿山山腰上的白寺村种茶去了。

　　白寺村是一个有着深厚茶文化底蕴的地方。

　　这里原来是有一座古寺的，名叫白云寺。史载，唐朝将领白祈（侍郎），为避安史之乱，躲进长年云遮雾绕的福寿山中的纯溪边，建白云寺修行，并开辟茶园数十亩，潜心研究茶道。因加工制作出来的茶叶显现白毫，又长期生长于高山云雾之中，遂取名“白云毛尖”。后人为纪念白祈，将纯溪改名为白水，将福寿山山腰这片村庄改名为白寺村，将他当年种茶的山头取名茶山。

　　一条用麻石铺就的茶马古道从白寺村穿过，经栗公坡、称公塘、猫公嘴、大岭背翻过福寿山，这里曾经是平江东乡腹地通往浏阳的必经之路，途中五里设一茶亭。一九八七年秋天，那时的福寿山还没有通公路，我曾邀文友冷旺华、邓成安、董妙林等一同，沿着这条古道花了两天时间，爬上了福寿山。那时古道旁那些残存的茶亭遗迹，还依稀可见。

　　谭斗高、吴桥清他们几人进驻白寺村，一边开垦茶园，一边收集当地山民采集的野茶，当年便制出了第一批有机茶。

　　二〇〇六年的春夏之交，正好中央美院著名老教授周令钊先生偕夫人陈若菊，以及陈若菊的两个弟弟、弟媳妇一同回到了阔别的故乡。周令钊是过去平江的首富、爽口托田周家的后人，他在长沙读书时，参加郭沫若领导的抗战演艺队，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解放后，在中央美院任教。他的手上，干过很多大事情。他是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是政协会徽的设计者、共青团团徽的设计者、元帅服的设计者，还是人民币一至五套的设计者之一。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就是周恩来总理点名要他画的……因此，后来人们称他为共和国的形象设计大师。

　　周令钊先生这次回来，我陪同他到福寿山上去写生。他告诉我：“我常对陈若菊的娘家人说，在中国湖南最漂亮，湖南平江最漂亮，平江福寿山最漂亮，他们都不相信。我这次就是特地带他们来看看，他们的姐姐嫁到一个多么漂亮的地方去了。”

　　陈若菊的弟弟、弟媳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们带了小型的摄像机，沿途在福寿山上拍摄风光，他们都说：“以前听姐夫说，福寿山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我们以为他是吹牛皮，这次来看过之后，才知道姐夫没有吹牛。”

　　我对周老说：“都只怪您带他们来得太晚了，他们的姐姐嫁给您五十多年才带他们来看平江的山水。”

　　周令钊一行来到白寺村写生，谭斗高送来了一包他们刚做出的新茶。泡了一杯喝下之后，周老说：“我喝遍了天下名茶，现在看来，还是福寿山上的茶最好喝。”

　　我说：“周老您只怕是回到家乡，就什么东西都是最好。”

　　周老说：“我确实在外面没有喝到过这么好喝的茶。以后，每年新茶出世，你都要给我寄一点。”

　　我说：“这个我一定做到。”

　　以后的十多年，每年一到新茶出世，我便记起要给远在北京的周令钊老先生，寄一包产自白寺村的高山云雾茶。

　　有一年，我到北京开会，给周令钊老先生带了一包茶，还给我的好友剧作家爱新觉罗·恒越也带了一包。爱新觉罗·恒越是咸丰皇帝的重孙，如果清王朝不倒台，他当皇帝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混得最差也能当个王爷。因此，我们平常都不叫他恒越，而是叫他王爷。在爱新觉罗·恒越的身上，也确实透着一股皇家子孙的做派。他是著名的剧作家，写得一手好书法（他的字据说在日本还能卖得高价钱），唱得一口好皮黄，更是嗜茶如命。

　　王爷喝过一杯我带给他的茶后，连连说：“真是好茶，我还从来没有喝過这么好的茶。”

　　我说：“周令钊先生也这么说，我还以为他是出于家乡情结。你王爷也这么说，这茶看来是真的好了。”

　　王爷说：“往后新茶出世时，你每年都要给我寄一点。”

　　于是，从此以后，每年新茶出世时，我除了给周令钊先生寄一份，还要给王爷也寄一份。

　　为了研究这茶到底好在哪里，周令钊先生的夫人陈若菊教授还翻看了十多本书。研究来研究去，三年后她对我说：“从浏阳的大围山到平江，有一条四十二公里长的断裂带，这是亿万年前地壳运动造成的，这条断裂带上挤压出来的碎石中，富含二十多种元素，因此，这白寺村的茶，不仅仅是因为生态环境好，更重要的是这种生长在碎石土壤中的茶，饱含硒、锌等多种元素，这些元素赋予了茶特别的口感和清香……”

　　如今陈若菊教授已经先周令钊先生而去，而她当年研究福寿山的茶叶所得出的这个结论，我是至今还记得。

　　然而，养在深闺的白云茶，并不被世人所识，现在每年加工出来的茶，还不到茶叶的一半。人们仅仅是采摘了清明前后的嫩芽，后面生长出来的叶子，便修剪在地里做了肥料。在这个信息已经高度发达的社会，我深信，不久的将来，定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养在深闺的好茶。

　　二〇一五年我到泥鳅湖山里的秋水村去蹲点扶贫时，发现半个世纪前远销欧洲的优质红茶，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

　　我问他们：“以前这山里最大的产业是红茶，远销欧洲，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红茶，怎么现在就不做了呢？”

　　人们告诉我：“自从二十多年前供销社改制之后，这销售渠道就断了。”

　　我又问：“原来那些茶蔸呢？”

　　山民们告诉我：那些茶蔸，都是生长在山坡上的旱土里，现在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山坡上那些旱土也就荒芜在那里多年无人问津了，年复一年，那些老树茶蔸便被疯长的柴草淹没了。

　　我对村里一位当年制过红茶的老人说：“你们能不能到柴草中去寻找到当年的老茶蔸，帮我制一点红茶。我是几回回做梦都梦见当年九方寺里的茶香。”

　　老人说：“我们去找找。”

　　后来，老人在山里的柴草中找到了一些百年老茶蔸，给我制出了二十四斤红茶。

　　我将这一袋红茶带到坪上书院，作为招待用茶。有一回，隔壁“自在平江”的廖总到书院来聊天，我泡了一壶红茶给他喝，他闻着这香味，望着这汤色，喝着这茶水，赞不绝口，硬要分走一半带到北京去招待朋友。廖总是北京金典房地产公司的常务副老总，前些年突然心血来潮跑到平江的山沟里开野奢酒店来了。

　　后来，我每年都要秋水村的老人到山里去寻找老茶蔸制一点红茶，第二年他给我制了六十多斤，去年制了一百多斤……我把这茶命名为“坪上老树红茶”。凡到过坪上书院喝过这茶的人，没有人不说好。

　　我深信，酒香不怕巷子深，泥鳅湖山里的红茶也好，白寺村的绿茶也好，汨罗江两岸所有的茶园也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赏识。

　　责任编辑：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