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晓琳

　　你快回来吧。今天中午我过去看你妈，正说着话呢，她突然就晕倒了，你大伯、伯娘帮忙给送到县医院的，现在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梅姨在电话那头很着急，话说得也有点语无伦次。她刚刚醒来，脑子里还很迷糊，母亲突然病危的消息着实让她有点不知所措。

　　她赶紧向梅姨要了银行账号，从手机上转了两万元的住院费过去。后又拨通大毛、二毛的电话，简单地告知了母亲病危的消息。电话那头竟出奇地一致，年底了，不好请假，你是长姐，家里又没有什么拖累，你先回去看看形势，我争取赶回来。话说得干脆利落，但没有一点现实意义。

　　她胡乱地收拾了下行李，开车回沿城。这条路四年前才通的高速，车程从十个小时缩减到了四个小时，家却依然陌生到只能用导航去连接。她记得第一次走这条路是在十四岁，中考刚刚结束，母亲将她托付给一个远房亲戚，搭车去省城找大姑。你是个大姑娘了，总该去见见世面，在省城有你大姑呢，让她领着你好好玩。走的头一晚，母亲如是说，父亲在一旁马着个脸，不停地咳嗽，地上丢了一堆的烟头。她从来都不是个贪玩的孩子，对城市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向往，而“大姑”，只是早年的邻居，与父亲同姓，并不亲近。但在母亲的安排下，不容拒绝，她稀里糊涂地就坐上了车。车里除了那位她该叫叔叔的亲戚，还有他的两个同事，都是三十出头的样子，看上去精神又时髦，一路上聊的也都是单位里的事，说起此行去参加的会议，都洋溢着笑容，抱着不同的期待，听上去既新鲜又有趣。她小心地靠在椅背上，手用力地抓住凳子的边沿，努力克服颠簸带来的不适。闭上眼睛，假装睡着，耳朵却舍不得放过一个字眼，她能感觉到内心变得蓬勃，想象中的未来有一部分逐渐立体、饱满起来。

　　到了大姑家，当天就被领到了一家米粉店。大妹，你以后上午在外面帮忙端粉、收拾桌子，下午就在这里面负责洗碗、洗菜。大姑妆容夸张而粗糙，说话时声音像打雷。她坐了一整天车，肠胃里翻江倒海，早吐得晕头转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喏，外面煮粉的你得叫琴婆婆，晚上，你就跟她睡这楼上。大姑朝外嘟了嘟红艳艳的嘴唇，又指了指头顶上用木板隔出的阁楼。

　　她依然一头雾水，手足无措，她下意识地在心里搜索着她所知道的关于大姑的一切，到省城近十年了，精明、勤劳，开了七八家米粉店，日进斗金，为人仗义，这些大都是从邻居们嘴里听来的。尤其在春节期间，在省城打工的人们都陆续回家，关于大姑的传闻因为有了当事人的参与，真实而富有情感，大姑简直被视为沿城女性的杰出代表。

　　慢慢就适应了，有什么需要的你都可以跟琴婆婆说、跟我说，我隔三岔五都会来的。大姑拍了拍她的肩，雇主与帮工的关系就这么简洁、直接地建立起来。昏暗的灯光下，洗碗池里的泡沫泛着油污，带着残汤剩水的碗筷一摞一摞地占据了整个台面，空气中弥漫着洗洁精和泔水的气味。她在来的车上似乎已经看到的未来瞬间坍塌。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是恨母亲的，母亲怎么能欺骗她呀？如果母亲当初与她商量或者坦诚相告，哪怕是假装一下民主，也可以给她一点自欺欺人的安慰呀。琴婆婆就笑她傻，还跟你商量，你妈这是把你给卖了，我干活再苦再累还能拿到工钱，你呢，工钱都贴你两个弟弟身上了，一个子也别想看到。她脸皮薄，眼泪根本挡不住，背过身去，哗哗直流。哎哟，别哭，没人疼你，琴婆婆疼。转眼间，她手上便多了一个茶叶蛋又或是几颗奶糖。她心里还是难受，一个人站在洗碗池前时，就会忍不住想起母亲当初编织的谎言，“去省城见见世面”，“玩玩”。母亲的话说得那么突然，没有一点根基，她竟然就信了。细想来，也不怪母亲的欺骗，只怪自己没有警觉，母亲让她辍学去打工挣钱的想法不是没有流露过。姑娘家读书真的有用？街头那冯家姑娘，读书都读成死脑筋了，没吃上公家饭不说，买菜做饭、缝补浆洗没一样会做。姑娘家会读书的也是有的，都考到北京、上海去了，一家人省吃俭用地供着，可一点没有用，嫁了人，就是别家的了。母亲说的时候，有一言没一言的，跟手上正缝补的换季裤子、袜子一样，不怎么当紧，随时可以拿起也即刻可以放下。因此，她一点没放在心上。

　　过第一个服务站时，她把车停了下来。地面是湿的，天空里笼着层雨雾，她忍不住裹紧了衣服，快步走到餐厅。一早起来，颗粒未进，预计到家的时间得到下午四点去了，她给自己点了碗牛肉面。餐厅里再没有其他食客，落地窗外也看不见一个人影，冷冷清清的。她莫名地有些伤感，仿佛此刻这世上只有她一个人在饥肠辘辘地赶路，只有她的母亲生死未卜，只有她的母亲对自己的女儿不曾用心爱过。她对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提不起食欲。喝了两口熱汤，心里还是堵得慌，肠胃一点不想工作。手机响起，是梅姨。

　　出发了？

　　嗯，下午能到。

　　医生说你妈是脑出血，现在还未完全脱离危险。你妈的手机有密码，打不开，你有你舅的电话吗？总该跟那边说一下的。梅姨说着，长叹了口气。她还未来得及回答，只听得梅姨又继续说道，你应该没有，要不，你回来时顺道去通知一下，娘家人总该来看看的。

　　关于母亲的娘家，她幼时知之甚少，仅有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于父亲酒后的痛诉。

　　那两个龟儿子是读书的料吗？一个比一个笨，你还给什么学费呀。还有，你偷偷汇过去的医药费，那些钱，是我的，是我累死累活挣来的！我他妈一身的病，都没敢进过医院。父亲瞪着血红的眼睛嘶吼着。母亲羞红了脸，把大门掩上，坐在堂屋的角落里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父亲本分老实，平素话少得可怜，也正因为如此，才常常会遭到邻里的笑话，说他娶了个无底洞，种多少庄稼、扛多少货物也填不满。酒，让出卖劳力的父亲偶尔得以痛快地发泄一回。

　　没办法呀，我下面还有两个兄弟呢，那个时候一个要去镇里念初中，一个要去县里念高中。彩礼一分没敢多要，够他两兄弟的花费就成。母亲曾坐在院子里跟梅姨聊天时低声说起，很是羞惭的样子。梅姨也是外县人，比母亲略微年长，嫁给个姓王的屠夫，脾气暴，日子难免有高低，两人似娘家姐妹，时常凑到一起说点体己的话。唉，你我都得想开点，谁家的媳妇不是这样，你在婆家吃的苦娘家看不到，你在娘家吃的苦婆家也没人理解。唉，凑合着过吧。梅姨总会以类似的话来结束她们的聊天。那个时候，大抵已临近傍晚，各家各户的炊烟已经升起，心里的委屈和无奈只能暂时放下。而她依在母亲身边，心情忽然就会很低落，仿佛是因为她的存在给母亲造成了困扰。

　　在父亲面前提起娘家时，母亲很小心，总以“那边”来代替。“要过年了，我得去那边看看。”“那边，有两个病人呢，总应该去看看的。”母亲的声音似有似无，父亲没有喝酒，板着张脸，沉默以对。当作是默许，也不敢奢望更合情理的要求，母亲独自一人回了塔县。她和大毛、二毛如履薄冰，噤若寒蝉，对父亲怀着复杂的情绪，既同情他被邻里嘲笑的遭遇，又觉得他不近人情——从来没有领着他们仨陪母亲体面地回过一次娘家。他们对“那边”的好奇、猜测不曾有过一次验证的機会。几日之后，母亲空着手回来，风尘仆仆，满脸愁容，“那边”的情形似乎比预想的还要严峻。那边，都还好吗？在母亲一个人守在灶膛边发呆时，她凑过去悄悄地问。在她越来越强的性别意识里，觉得在家里，没有谁比她更应该去理解母亲的担忧和牵挂。母亲半眯着眼睛，灶膛里的火映在脸上，暖暖的，带着一种迷离和虚幻。你想啥呢？母亲把她拥在怀里，抚了抚她的头，声音温柔极了。母亲从未对她说起过“那边”的具体情况，她只跟梅姨说，两人坐在午后和煦的阳光里，缝补着衣服上掉的纽扣，拆袖子上的线头。昨儿回来的？嗯。都还好吧？唉，一个瘫，一个哮喘，哪里有好的时候。唉，我娘家那边也差不多，嫁得远都顾不上了。她没敢往跟前凑，隐约听到只言片语，借着平素的积累，努力去猜测母亲此行的境遇。

　　有一阵子，她对“那边”充满了嫉妒和不满，她从未见过母亲从“那边”带回来一针一线，他们三姐弟没有得到过“那边”的一个果子一块糖，家里任何重要时刻“那边”也没有人出现过，但母亲却不惜忍受父亲的责骂，一次次偷偷地将家里的积蓄寄往“那边”。她觉得是“那边”分走了母亲该给予她的疼爱，也是“那边”在她十四岁那年粉碎了她求学的梦想。成年后，“那边”更似一口深井，她不再好奇地想去探望。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女儿，她恨不得拿命来疼，她感谢老天爷的恩赐，给她机会去补偿她心里藏着的那个一直在被吸血剐肉的姑娘。丈夫陆强常常笑话她是个女儿奴，上辈子指定欠女儿的太多。她从不解释，对于自己在粉店做帮工的那十年只字不提。她从粉店出来后，去参加自学考试，考了幼儿教师资格证，后来又跟大姑借钱开了家幼儿园。当然，谋生的途径有很多，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内心已患顽疾，幼儿园才是治疗她的良药。陆强那会儿大专毕业好几年，在一家没什么前途的小企业里拿着刚刚够养活自己的薪水，他住他姐家，时常帮着送小外甥女来上学，跟她便渐渐熟悉起来：哎，黄老师，这小姑娘调皮得很，你帮我收拾收拾她……这小祖宗昨儿晚上过了十二点还亢奋，缠着我讲了十遍龟兔赛跑，黄老师，拜托，中午的时候罚她扫地，千万别让她睡午觉……这个小妖精可就只听你黄老师的话，在家调皮的时候，你的名字可是唯一能镇住她的法宝……陆强个头不高，五官还算顺眼，说起话来没心没肺的样儿像个孩子。他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在婚姻的市场里也都没有一点竞争力，很轻易地就被房子、户口、公职逼到角落，是现实让他们做出了走到一起的决定。她以前总以为陆强的没心没肺是唯一打动她的地方，充满了童真，让人不设防，相处起来很舒服，可婚后才知那是不成熟、不懂事的表现。因为有姐姐常年无私的照顾，陆强就跟他四岁的侄女似的，自我，任性。那会儿幼儿园才刚刚起步，借款、房租、老师工资、孩子的安全问题，时时都压在她头顶，陆强从不会关心过问。她只是接替他姐姐的人选，继续给他提供生活上的一切需求，还得忍受他在工作上失意、委屈时的无理取闹。她架不住这样的折腾，本想一拍两散的，却发现已有孕在身。她舍不得肚里的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儿，更舍不得。她对女儿视如珍宝，生活上疼爱有加，陆强也是恨不能将女儿时时捧在手心里，但在教育问题上，她和陆强的战争才真正打响。女儿从进了幼儿园，她就在课余不知疲倦地将女儿送到各个艺术培训机构，恨不得女儿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十八般武艺样样在行。她在家里专门腾了间房装修成了舞蹈室，还买了钢琴、古筝和吉他。她从前没有的她都加倍地给女儿，无论她经济上怎么拮据，每月都要定额地往银行给女儿存教育金，为女儿将来念大学做准备。陆强见不得女儿被她逼得眼泪汪汪地关掉动画片坐在琴凳上弹琴的场面，明里跟她吵闹，暗里也充当女儿的保护伞。周末只要是他在家陪女儿练琴，那绝对都练到游乐场、动物园去了。她讨厌他的不求上进，讨厌他拖女儿的后腿；他也讨厌她的专制强势，讨厌她的勤奋励志。吵，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不可挽回。他们达成协议，和平相处，互不干涉，女儿考上大学后，立马分道扬镳。

　　她最后一次去见母亲时，她刚刚完成了两件人生大事，送女儿进了大学，跟陆强办了离婚。从法院出来，她一点也不想回到那空荡荡的屋里，恰逢是中秋，就起念回了老家。老屋像个被打翻的抽屉，母亲正从中挑拣着宝贝，抬头看到她，很是意外。她忽记起在电话里母亲说起过移民搬迁的事来。不是说要搬家吗？我回来搭把手。她庆幸找到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她放下行李，坐到母亲的对面。对呀，要修水库，这方圆十里都会被淹，镇里已经通知大家收拾东西，新房的钥匙都发到手里了。我和你梅姨选的门对门，几十年了，这一搬才觉得东西真是多。母亲摇了摇头，眉眼里有着淡淡的愁。从窗外探进来的阳光令那些老旧的家具、物什在时光中留下的残缺、衰败无处躲藏，母亲也像其中的一件，没有了光泽，那曾经算得上好看的面容已经塌陷、模糊。不紧要的都丢了吧。她虽应着，对任何一个物件的去留却都拿不定主意。大毛那装着弹珠的铁皮盒子、二毛最钟爱的连环画、父亲最喜欢的酒盅、她攒了一周零花钱买下的小圆镜、母亲积下的一大堆五颜六色的毛线头……每一样都已经失去了使用的价值，每一样又都意义非凡。不要了，什么也留不下。母亲下定决心，将地上的物件一股脑儿地搂起来丢进了蛇皮袋里。

　　她怔了怔，想着母亲的话也有发泄的成分，父亲在她上初中那年都已经种不了庄稼、扛不起货物了，她去大姑那里时，在酒精的作用下，父亲已经病入膏肓，没撑上半年就走了。大毛、二毛念完大学后都留在了省城，他们三姐弟没有一个陪在母亲身边。丢就丢吧，反正留下也不讨人喜欢。她在说那些压箱底的物件，也在说自己，她幼时总一厢情愿地觉得，她身体里流着母亲的血液，也终将长成跟母亲容貌相近的女人，理应成为最能理解、同情母亲的人。她渴望站到母亲的对面，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去回馈母亲，可母亲偏偏亲手将她变成了自己的同类，她们都没能做成一枚种子，没能在日月光影里开出自己的花、结出自己的果，而是成了提供肥料的土壤。母亲滋养着她塔县的亲人，她肩负着大毛、二毛的学业，但这后果不应该让她承受，她心里的这个结一直没有解开。可母亲神情漠然，仿佛什么也没听见，转身进了里屋拿出一个大纸箱。她心里很多急欲脱口而出的话，忽然就不想说了，机械地接过母亲审阅后留下的物件，整整齐齐地放进纸箱里。那个下午异常漫长，那些老旧的东西带着昔日的记忆席卷而来，她初中时的课本、作业，她抄录的名人名言，立志要成为一名老师的愿望，坚定而满怀激情……她无力挣脱，一次次陷入绝望。所有抽屉、柜子里的东西都逐一筛选进了纸箱，属于她的青春和理想沾满了灰尘，残破不堪，被揉成一团扔进了蛇皮袋里。

　　就这样吧，明儿找个车就搬过去了。母亲伸了伸腰，如释重负。一家五口共同生活过的最后的凭证，只剩下码得整整齐齐的六个大纸箱。

　　你先歇歇，我去煮两碗面来。母亲边说边朝厨房走去。都累了，别煮了，去外边吃吧。她提议。母亲顿了顿，竟意外地没有反驳。她们换上干净的衣服，去了街头的羊肉粉店。两碗粉，一碗杂碎。末了，她又扯着嗓子要了瓶江小白。她观察着母亲的表情，惊讶、慌乱、责备，都有吧，她隐隐有些得意。这粉煮得不错，汤熬煮得也行，就是肉片稍微薄了些，香菜切得太碎。她吃了两口，兀自说着。母亲环顾四周，皱着眉剜了她两眼。你忘了我曾在粉店待了近十年，这是职业习惯了。她假装有些抱歉。把酒倒上，刚好满满的一杯，她端起来喝了一口，有些夸张地咂了一下嘴巴，我爸的基因真够强大，真的，越来越觉得这舒筋活血的酒才是劳动人民的最爱啊。她拿酒杯的样子跟父亲如出一辙，说话的语气也简直一模一样。她恨不能把自己最糟糕、最狼狈的样子全都抖出来，她想时刻提醒母亲，她身上所有的不堪在她十四岁那年就已经注定了。母亲专注地吃着米粉，像当初对着酒后痛诉的父亲一样，低着头，保持沉默。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母亲，拿起酒杯仰脖喝了个精光。那一晚，最应该也是最有可能她和母亲能促膝长谈、打开心结。然而，没有。直到搬完家，她离开沿城，母亲都没有对她说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塔县很快出现在高速路边的指示牌上，她下了高速，把车停在路边。一直以来她那些不曾见过面的亲人们都藏在一个个信封里，信封上的地址她早已刻骨铭心、倒背入流。她郑重地在导航里输入清坝镇刘村，语音提示距离县城二十多公里，她握紧方向盘，长长地吐了口气，年逾不惑的她终于要走进母亲心里最隐秘的地方了。车子驶进刘村，路开始变窄，两侧立着的楼房是气派的，不远处的田地却已荒芜。她寻思着要不要下车打听一下，她记得她两个舅舅的名字，刘军、刘伟。车子慢慢地滑行，好不容易遇到有行人时，她停了下来，从车窗探出头去：姐，麻烦问一下刘军家住在哪里？刘军？对方若有所思。他还有个弟弟叫刘伟，六十多岁了。她补充道。哦，他们啊，你朝前走，看到有个大坝子就停车，朝下走，他们家是木房子，好找得很。对方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诧，继而又露出不可思议的笑容来。果然，她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仅有的两间木房子，房子略微有些倾斜，大门上的春联撕掉了半截，红火的颜色也被风雨舔得寡白。你找谁？黑漆漆的堂屋里走出个人影。我是沿城的。她向前走了几步。沿城？你是大姐的姑娘？那人有些迟疑，清瘦的脸，五官像鼓出来了一般，身上的羽绒服脏兮兮的，袖口上有一处脱线，露出两片羽毛来。她点了点头，四下里看了看，猪圈塌了一半，菜地里看不到一点绿色。坐吧，我是……哎，你得叫二舅。她应声坐了下来，仔细看了看眼前这个依然很陌生的男子，头发花白，脸型和额头跟母亲很像，嘴巴稍微阔了些，眼里像有一朵浮云，遮住了阳光。

　　你来，有什么事吗？二舅有些紧张，手刚放进衣袋里又拿了出来。

　　大舅呢？家里还有谁？她突然一点不着急，想着从前母亲每次来时都是坐在这院里，无论说出什么话都是欢快、喜悦的样子。

　　只有我一个，都走了。你外公外婆走了二十多年，你大舅是前年走的，你有两个表哥，成了家，在外打工呢，两个舅娘跟着照看孙子去了，我就是一个废人，啥也做不了，就留在家里了。唉，这些年来，牛事不发马事发，家里没有一点起色。二舅叹了口气，微微笑了一下，仿佛在自我解嘲，又仿佛在解释着这么多年为何从来没去沿城看过母亲。

　　她心里竟隐隐有些得意，因为母亲明显不如她成功，她的血汗可是换来了两个大学生，大毛和二毛都进了国企，坐在敞亮舒适的办公室里，体面得很。而母亲那么执着地带着屈辱的付出却没有取得一点实效，这或许就是在父亲去世后，母亲依然迟迟不愿带他们回刘村的原因吧。

　　我妈今天中午进了医院，都下病危通知书了。她说。啊！二舅的脸抽搐了一下，短暂的惊讶后脸上写满了无可奈何。她继续说，是脑溢血，现在还处于昏迷狀态，能不能活到明天都很难说。二舅伸了伸脖子，要说的话好像卡在了喉咙里。去看看她吧！她低声说道。近于央求。

　　两人坐上车，她有些恍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独自来到刘村。二舅坐在后排，稀释了些许尴尬，后视镜里，彼此视线交织，又在瞬间离散。陌生使得沉默成了最好的选择，亲情早已丢失了该有的温热的模样。

　　到达医院时，天色已晚，下车后，她想了想，塞了两百元钱给二舅，我妈若是醒来，你给她买点好吃的吧。二舅怔了怔，还是接了。医院里特殊的气味令她不自觉地紧张起来。“重症监护室”，几个大红字像死神在人间的标注，让人胆战心惊，母亲病危的消息不再只是消息，一伸手仿佛就能抓住死亡的翅膀。梅姨坐在长凳上，一脸憔悴，见到她，如同抓到了救命稻草。医生说出血量不大，如果明天一早苏醒了，就基本脱离危险了，如果还是昏迷，就得考虑转院动手术了。没事，她会好的，你是她的救星，今天多亏有你在。她搂了下梅姨，梅姨的身子瘦小得可怕，两年多未见，头发都白了一大半。她想，躺在里边的母亲大约也是如此，一把瘦骨还填不满她一只臂弯。

　　这是？

　　是我二舅。她拉过二舅，跟梅姨解释道。

　　哎，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梅姨的眼睛紧贴在二舅身上，像是母亲早年在她心里已藏了另一个二舅，恨不得拿出来比较一番。二舅有些不自在，搓着手朝监护室门看了看。再等等，要隔三个小时才能进去看一回，她要是知道连你都赶来了，说不定病一下子就好了。梅姨对着二舅夸张地笑了一下，仿佛这样才会令说出的话变得可信。对了，钱都充进去了，这是收费单，你可得收好，等你两个兄弟回来，得跟他们把账算清楚。梅姨从包里掏出一叠住院的清单递给她，接着又将中午时母亲怎么发病、怎么送到医院的过程细细地说了一回。她点头应着，催促着梅姨回去休息。

　　二舅心事重重，在狭长的走廊里踱着方步。在她看来，他仍然很陌生，很多年前，她想象过，两个舅舅一个安静一个活泼，一个勤劳一个聪明。安静勤劳的那个会帮母亲干活，活泼聪明的那个会帮母亲出头，他们虽是弟弟，却像两个保护神一样守护着母亲。那个时候的母亲应该是最快乐的，调皮、俊俏，笑声像挂在风里的铃铛，发出脆响。眼前的这位被称作二舅的男人早已没有了少年的模样，委顿、呆滞，她曾经的想象正在逐渐清零。医生从里面出来，她迎上前去。

　　醒了吗？

　　没有，但也没有更糟糕，先观察吧，一个小时后，你们可以进去一个人看看。口罩挡住了医生大半张脸，但声音听上去很年轻。

　　没有更糟糕。她觉得这应该是个好消息，不自觉地放松了一下。

　　二舅吸了吸鼻子，还没醒啊。

　　医生早已走远，二舅的话是说给自己听的，没有一点实质意义。空气还是凝重，四周再没有别人，她和二舅各自坐在一条凳上，隔着一条狭长的过道，也隔着几十年不见的时光，千方百计找来的话都无法去填补。他们默契地起身在过道里来回走动，擦肩时没有停留，也没有对视。二舅袖口脱线的地方，有几片羽毛因为不断摩擦终于挣脱了束缚，像飘逸的舞者腾空而起。二舅，你在这守着，我去买点吃的回来。她打破无休止的沉默，来到医院外面的水果店。那些水灵灵的苹果、梨，色彩缤纷的芒果、火龙果把她一下子拉回到热闹、真实的生活。她挑了一串香蕉，又到隔壁的饺子店端了两盒水饺，想想又买了几瓶矿泉水，拎在手里沉甸甸的。她和母亲仍然隔着生死的那道迷障，但活在人间这头，食物总是充满了慈悲，能给予人心最踏实的抚慰。

　　她把大的一盒水饺递给二舅，四十个。她自己是小盒的，二十个。趁热吃。她又分了两小碟辣椒蘸水。空气中消毒水的气味逐渐后退，韭菜馅的味道迎面而来，热腾腾的，一下子唤醒了胃里的虚空。二舅拿起筷子，一口一个地吃起来。她才吃了两三个，二舅那盒已快见底。她又拨了好几个过去。二舅头也没抬，很快吃完。等她的也吃完后，二舅收拾了一下，把垃圾丢了。她又把瓶盖拧开，递了瓶矿泉水给二舅。我记得你的名字，你妈说过，黄娣，是不？我肯定不会记错。二舅打了个饱嗝过后，似乎觉得应该说点啥。这个话题不错。

　　你可记错了，我叫黄笛，大毛叫黄健，二毛叫黄康。她带着捉弄的意味对着二舅说。她的名字本就是个笑话，那些年，这样的笑话在乡间四处流传，一个“娣”字，隐秘而又公开着求子的愿望。大毛二毛相继出生，她上了学，所有的老师在知道她名字后都满怀好奇地问过她，你有弟弟了吗？有的，我有两个弟弟。哦，不错，不错。老师们拖着长长的尾音，眼神意味深长，令她越发清晰地知道了这个“娣”字的意义。她因此对这个字深恶痛绝，觉得时刻像顶着张招揽生意的广告牌。十八岁那年，她从家里偷了户口本，改了名字，叫黄笛。

　　二舅一头雾水，刚刚建立起的自信被丢到了角落。你妈说你很能干，你爸走后家里可全靠你。二舅试图弥补刚刚的失误，脸上的笑容变得自然、亲近了些。

　　这样的话母亲可从来没有当面跟她说过，一句也没有。

　　我妈啊，她才能干，她顾着两个家呢，只差没把回刘村的那条路给跑断了。她想着母亲和她的刘村，话说得不那么中听。

　　二舅的脸色沉了沉，你妈心善，放不下娘家，她出嫁的时候，我刚进初中，你大舅上高中。你外公本是个木匠，可有一回给人装楼板时不小心摔了下来，瘫在了床上。你外婆有哮喘，累不得，常年都抱着药罐。二舅有些无可奈何，像个被债主捉住的无赖，欠下的债还是全认了吧。

　　我们家其实日子也不好过，我爸没什么能耐，农闲的时候靠去县城给运输公司搬货物挣钱，每一分都是血汗钱。一家五口，要攒点钱太难了。她边说着，边喝了一大口水，呛得眼泪直流。

　　你爸也是傻，给他做媒的伯娘都没说明白我们家的情况，他就敢娶了。他都没仔细想过，是什么人家会舍得把姑娘嫁得那么远。真的，我们家就是个无底洞，十里八村都没人敢上门提亲。你爸傻，是个好人。二舅搓着手，有些难为情。

　　她倒忍不住笑了，这说的果真是他的父亲，大伯有一年过年时还曾奚落过他，说他三棒子打不出个闷屁来，一辈子都在给别人尽孝。这话里虽带着羞辱的成分，话外却有点恨铁不成钢和心疼的意思。母亲顿了顿筷子，红着眼圈给大伯和父亲又斟了回酒，父亲苦着个脸一饮而尽，什么话也没说。那晚，父亲醉得一塌糊涂，大半夜都还在折腾。可能基于伯娘只生了两个女儿，那样的话大伯再也没有说过，平素待她的母亲倒尊重得很。她心里的堡垒开始松动，血缘真是神秘，两人即便还很陌生，依然能很快找到基因里共同的东西。父亲意外地给她和二舅架起了桥梁，他们对一个已经逝去的亲人有着相同的认识，这便让聊天变得有趣和亲近起来。

　　真的，我们家倒霉，你爸也就跟着倒霉。我和你大舅也想好好学习，光宗耀祖，让你妈在黄家有点脸面。可谁想，我读书完全不行，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了。你大舅还不错，念高中时本能勉强考个大学的，可你猜他又弄出个什么幺蛾子？哈哈，你肯定猜不到，他呀，平时话都难得冒一句，谁都想不到他会去耍朋友，还把人家姑娘肚子搞大，最后被学校给开除了。二舅聊起来彻底放松，眼里的那片浮云似已飘走。哈哈，没办法呀，你外公外婆还守着药罐，我也只能做点家务，然后在附近打点零工。你大舅被那姑娘家逼着结婚，彩礼、酒席还得是你妈来管。娶了你妈这样的媳妇，你爸可是倒霉透了。二舅像在讲别人家的事情一样，笑得有点放肆，也有点心酸。

　　她忽然什么也不想说了，二舅说什么她也不想应了，她不想就这么轻易地原谅了母亲，原谅了“那边”。她怎么能忘了她吃过的苦，她洗过的碗筷能绕地球一圈了，每个冬天她的手脚都会受冻疮的折磨，她和琴婆婆挤在阁楼里睡了十年，几乎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她活得连个乞丐都不如。大毛二毛念完大学后，她仍然每月坚持给母亲寄钱，母亲打来电话说不用寄了，说卖菜的钱就足够用了。母亲是真心在拒绝，但她固执地一个月也没有落下过。有一年回去过年，邻里都夸她孝顺、懂事，伯娘也挑着眉皮笑肉不笑地说，大妹就是傻，肉被吃了，骨头还送人熬汤呢。对，母亲只是把她当作赚钱的工具，当作改变大毛二毛命运的垫脚石。没关系，肉吃了，她还有骨头呢，来呀，继续啃吧。她每月寄的那根本不是钱，那是她提醒母亲自己被这个家践踏的证据，那就是她的血汗，是她无法挽回的青春。

　　二舅见她的笑容收住，疑心讲错了话，抓了抓头，陷入沉默。有护士出来：你们商量一下，只能一個人跟我进去看看。二舅的嘴停了下来，看了看她。

　　你去吧，你肯定也好几年没见过她了。她推了推二舅。

　　走廊里只剩下她一人，她开始下意识地思考她与母亲的关系，从得知母亲病危起，她真的没有掉过一滴泪。十四岁后，她就再没有像其他女儿一样对母亲有过信任和依赖，但也从未想过失去母亲。母亲爱过她吗？一定有过，只是在传统思想里，在现实面前，母亲的爱做了艰难的选择，很大程度上让她在做牺牲，她便觉得她和母亲对彼此的爱根本不够去承担母女间死别的伤痛，眼泪流不出来。

　　她听得走廊外有声响，是梅姨，大伯和伯娘也跟随其后。你二舅进去了？梅姨问。她点了点头。唉，你妈真是没福气，孩子们都出息了，自个儿却倒下了。

　　我听说你妈这病就算熬过来，不成植物人至少也会是半瘫。没意思，估计到头来还得是你来服侍，养儿子就只是个面子。伯娘一开口还是从前的味儿。大伯咳嗽了两声，伯娘回头翻了个白眼。大毛和二毛呢，什么时候到？大伯问。她犹豫着，不知道怎么回答才不至于招来责骂。

　　突然有医生从楼上快步赶下来，冲进监护室，随即二舅被叫了出来。

　　怎么回事？她急切地问。

　　我姐脱相了，都認不出了，我还以为我走错了呢，我正琢磨着，问护士这躺着的病人是不是叫刘梅花，护士突然说心跳减弱了，这不，医生一到，我就被叫出来了。二舅惊魂未定。

　　完了，你妈这关难过了。伯娘摇了摇头。梅姨双手合十，来回走着，老天爷呀，一定要保佑啊。大伯从口袋里掏出香烟，递了一支给二舅。气氛又紧张起来，大家的心都悬在了半空。要我说，现在可得做好两手准备……我也希望她能挺过来，但若是落气了，啥也没准备，她走得难看，也会让人笑话。伯娘永远在用最无情的话说最真实的事。梅姨没有反对，二舅正在口袋里翻找打火机，大伯压着嗓子朝她叮嘱道：赶紧叫大毛二毛回来。

　　是要准备后事吗？太突然了。此前医生还说没有更糟糕，怎么就心跳减弱了呢？她有些惊慌失措，拨通大毛二毛的电话催促着，那头还是惊人的一致：还没醒？正常的，这个病呀，我咨询过省里的专家，观察期是一周呢，我妈发病到现在最多十小时，你可不能被那些医生的话给吓倒。她成了居心叵测的撒谎者，百口莫辩。

　　这样吧，你在这里守着，随时电话联系，我去买点纸烛、火炮……梅姨，你去准备她穿的老衣、老鞋啥的。伯娘比任何时候都热心。梅姨又看了看她，有些犹豫。哦，对了，二舅也在这儿，墓地的事也该当面给说说，早点回去准备准备。伯娘撞一下大伯的手肘。

　　说什么说？大伯横了伯娘两眼。

　　你忘了，你兄弟走的时候是怎样说的，她又是怎样承诺的，不是都要强得很吗？不是说死了也不要葬在黄家的墓地吗？她亲兄弟在这儿，送她回娘家怎么了，总比做个孤魂野鬼强吧？

　　伯娘的话像凭空炸了个雷。她和二舅面面相觑，满脑子的问号，却又都不肯往下追问。

　　走吧，走吧，我俩先去准备。伯娘犟着脖子，还想冲大伯吼几句，被梅姨拉扯着走了。

　　大伯、二舅、她，剩下他们三个人，谁先开口都觉得困难。她捂着肚子，朝厕所跑去。脑子里还想着伯娘刚刚那句话，其实无论是父亲不想让母亲葬在祖坟地里，还是母亲不愿葬进黄家的坟地，似乎都不难理解。大不了随她去省城，买块墓地，将来他们姐弟仨想去看看也方便。这样一想，她如释重负。她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又回到那条狭长的过道。只剩下大伯一个人。二舅呢？她问。大伯环顾一下，有些蒙，刚还在呢，可能上厕所去了。哦。她心里惦记着母亲的情况，也没太在意。

　　稳定了，当然，也还没脱离危险，还需要再观察，看看能不能醒来。医生出来，额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她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下。

　　伯娘和梅姨很快将东西都买了回来，两三个大黑袋封得严严实实。在得知情况稳定后，梅姨又马不停蹄地回家抱了床被子来。你今儿开了半天车，回去好好休息，今晚我来守。你们都回去吧，今天我来守，明儿早上你们有空的话再来换我一下。她催促着。你二舅呢？得把你家的钥匙给他，他也好去休息呀。梅姨他们临走时，突然又想起二舅来。大伯看了看她，朝厕所里走去。没人，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大晚上的，人生地不熟，他能去哪儿？大伯很疑惑。她摆了摆手，你们回去吧，他多半到楼下抽烟去了。

　　一个小时后，二舅没有出现，两个小时后，也没有，到了第二天她醒来，还是没见着二舅。天已经露白，她赶紧到卫生间里洗漱收拾了一下，把被子叠好，连同那几个大黑袋一起放回车里。从地下车库出来，她到医院门口买了豆浆和油饼，边吃边想着二舅。他不可能迷路啊，是回家了吗？是因为母亲墓地的事而不辞而别？她摇了摇头，庆幸之前给过二舅两百元钱，起码回去的车费足够了。

　　八点半的时候，护士出来叫她。她心里绷得很紧，穿上无菌服，踮着脚尖，小心地走到母亲床前。那是母亲吗？被子覆着薄薄的一层，一点不像成年人的躯体；全身都连着管子，双眼紧闭，脸呈死灰色，像一截被风化的木头。她俯下身去，在母亲耳边轻声唤道：妈，我是大妹。可她与母亲仿佛在两个世界，隔着无形的屏障，她用再大的声音都无法穿透，用再深情的呼唤都难以抵达。还算稳定，我遇到过发病后七天才醒过来的病人。护士小声道，水蓝的口罩上是一对善解人意的眼睛。嗯，我也信她会醒来。她伸手试了下母亲穿的纸尿裤，又仔细看了看放在床头柜上的用药清单。可是，也还得有个思想准备，像她这个年纪，醒来后，受损的神经很难恢复，就算不瘫痪，语言、行动都会受到影响。护士的眼睛低了下去，仿佛病情难以康复是她的错一样。氧气罐里冒着气泡，输液瓶里药水滴答。时间仿佛被施了咒语，看不到流动，只是在不停地下坠。

　　从监护室里出来，梅姨已经到了。回去休息吧。不了。她依然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牢牢抓住。刚我去问过医生，你还是让大毛二毛回来一趟，这就算醒过来了，也更得商量着护理呀，总不能让你一个人耗在这里，出钱又出力。梅姨有些心疼她。伯娘也来了，陆续有些旧时的邻居也赶来，一番寒暄，亲切又温暖，隐隐约约却又听得几句窃窃私语：她那两个儿子，考了大学，留在省城就不得了了，什么时候了还没见人影。伯娘背着身，压着嗓子跟邻居感慨，这年头，还是姑娘中用。养儿子，别说暗里不会心疼人，就连面子也图不上。伯娘本是想为自己生了两个女儿正言，但邻居们想到的是她十四岁就开始帮着养家。黄家这大姑娘真是不容易，他们由衷地说着，头点得跟鸡啄米一样。伯娘自讨没趣，撇了撇嘴，再不肯搭话。梅姨跺了跺脚：唉，你说你两个兄弟还在等啥，到现在都还没个准信。

　　迟迟不回来，她料定两兄弟都是为了钱的事，想所有的花费赖着由她出，彼此省得再落得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尷尬。她是能够想象的，母亲当初搬迁时就闹过不愉快。搬迁赔偿，母亲想要个一居室，余下的折成现金，平分给大毛和二毛。可两兄弟死活不同意，让母亲不要选房，全部要现金，好来平分。两个弟媳为此据理力争，房子将来谁也用不上，分给谁都容易起矛盾，不如现在就换成钱，一来省事些，二来正好可以应个急。那我住哪里？母亲在电话里跟她说起这些，不像是在为自己鸣不平，也不像是在抱怨两个儿子的无情，倒像是想让她对此有个回应，主动地、一如既往地对母亲敞开怀抱。母亲早习惯了由她来解决一切困难，两个兄弟也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身肩传宗接代的重任，她就应该懂事点，做出让步。那会儿她女儿正念高三呢，她与丈夫已协商好高考结束就离婚，为了不影响女儿的学习，彼此小心翼翼地营造着虚假的情意。她根本不具备接纳母亲的条件和心情。但这些她说不出口，她从来不知道、也不想去求得别人的理解和安慰。你住哪里？你有两个儿子呢，住哪家不行？随便你挑，你高兴就好。她都有了些幸灾乐祸的意思。她其实不想这样说，起码不要用这种语气，但事实是，这样说完后她心里真是痛快。母亲最后还是要了一居室，大毛二毛心里因此起了疙瘩，这两年春节都没有回来过。

　　她在医院里守着，每天都给大毛二毛打电话、发视频，他们都含糊其词：还没醒呢，回来能做点什么呢？都在医院里面对面、大眼瞪小眼？她说服不了他们，在尽孝这件事上，谁又能替代谁呢？母亲大约也有感知，心灰意冷，在第三天晚上，气息再度变得微弱，医生告知出血量突然增大，回天无力。伯娘当即决定赶紧拉回去，确保最后一口气落在家里。她也默许，于是母亲被粗暴地摘下氧气罩，拔掉输液管，像件货物一样被放到担架上，几个邻居抬起来，在夜色中一路小跑。上楼时，伯娘冲到前面，拿出绳索将母亲牢牢捆在担架上，回头得意地说道，走吧，这样就不用担心她掉下来了。仓促草率，狼狈不堪。她一直不能确定的悲伤终于袭上心头，喉咙里不由自主地发出呜咽，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你看，你妈心里清楚得很，这气都要熬着到家了才落下去。伯娘伸手探了一下母亲的鼻息，回头使劲点着头。守在一旁的王屠夫把刚刚回来时就已备好的火炮赶紧拿到楼下点燃。噼里啪啦，声音划过夜空，她心里的那点光亮瞬间跌落。趁这身子还未硬，得赶紧把她的衣服给换了。伯娘张罗着，梅姨在一旁帮手。大伯跟邻居要了个阴阳先生的电话号码，正拨通了电话请他过来。她还在哭，不能自已，她明明一点不想难过，但她控制不住，全身发抖，眼泪直流。

　　很快先生便来了，问了她母亲的生辰、忌辰和娘家的方位，掐指一算，定了次日早上九点出门，晚上九点火化。九九归一，九就是结束，就是重生。先生解释道。快通知大毛二毛，得连夜赶来了。梅姨在她耳边轻声催促着。她应着，赶紧打了电话，这回两兄弟爽快得很，一点没犹豫：好的，马上出发。还得跟殡仪馆联系，要订追悼厅、孝衣孝帕，订酒席、骨灰盒什么的，事多着呢。对对，得跟殡仪馆说好明天早上九点来啊。几位邻居又小声提醒道。

　　我也不懂规矩和行情，就麻烦梅姨了，咱不在人前也不在人后，您看着定吧，这卡的密码我发到您手机。她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掏出张银行卡来递给梅姨。伯娘转身看了看她，脸上有些难看，大伯在一旁使劲咳嗽了两声。坐在角落的王屠夫起身说道：大妹，卡你就先收着，你梅姨知道个啥，要我说她陪你跑一趟殡仪馆，你自个拿主意最好。对，对，你自个儿来定。梅姨赶紧道。大伯和伯娘没有吭声，她把银行卡放回了包里。

　　王屠夫送他们下楼，她开车掉头时，王屠夫在商店里买了几包烟塞进梅姨的包里。对了，明天的酒席你就按二十桌来订，说实话，你姐弟都不住在沿城，以后还不了人情，来的客人肯定不会多，追悼厅也不用大，记得最后要先按总价的八折来谈，至少也得要个九折。坐上车，梅姨跟她盘算，她应着。你刚递银行卡给我，你伯娘会觉得你对她见外了呢，唉，你妈在的时候两妯娌也不见得好。梅姨叹了口气，话只说了一半。她也懒得往下探，所谓的“不见得好”，她大抵能猜到。生下两位堂姐，伯娘似比母亲低了半头，两位堂姐早早就出去打工，嫁到了外地，婚后过得也不尽如人意，伯娘心里更是不平。唉，你妈病得太急太重了，你虽赶到了，可她一句半句也没留啊，都没能看你一眼。梅姨用手捂着嘴，声音有些颤抖。她想梅姨大约也是触景生情在为自己难过，嫁给王屠夫生下一儿一女，都在外成家，一年半载也难见上一面，母亲突然生病去世，对梅姨而言是一种警示和预习。

　　殡仪馆在城郊的半山腰。下了车，抬头可见墓碑由下而上像砌成了金字塔，风扑面而来，她打了个寒战。停车场左边一排的追悼厅有几间都亮着灯，用菊花、松枝做成的门框架子高低大小各异，贴着丧对。门口的灯笼，白底黑字，上书“王府”“陈府”“李府”。

　　你瞧，冬天一到，这上面就热闹了。梅姨缩着肩，吸了吸鼻子，巴掌大的脸上布满了愁容。她们朝右边的办公区域走去。

　　什么时候死的？工作人员是个很娇艳的女子，看了看她俩，神情淡然地问。

　　今天凌晨。

　　男的女的，多大年纪？

　　女的，六十八岁。

　　夫家姓啥？

　　陈。

　　女子看了看她，在本子上写下一个“陈”字。仿佛所有的信息，只有这个是有意义的。我们请先生看了，定在明天早上九点出门，要拜托你们稍微提前点去。梅姨试图尽快把事情说个清楚。哦，九点，这可不能保证，我得先联系一下驾驶员。女子说着，不慌不忙地拿起手机，电话打过去，热络地聊了许久，终于说到正题。哦，行啊，那你看你的时间来吧。梅姨赶紧从包里掏出盒烟来放到女子跟前，拱了拱手，赔着笑脸。嗨，哥，定个闹钟嘛，明天早上八点半以前到那里，拉上来了，你想吃什么早餐，我给你备好。女子看了看梅姨，似乎点了下头。

　　哪天下葬？酒席订几天几桌？用大厅还是小厅？门口的丧对要不要鲜花？女子挂断电话继续问。小厅就够了，丧对不用太大，少放点鲜花。梅姨看了看一脸犹豫的她，答道。墓地、墓碑、骨灰盒呢，都还没订吧？这里边摆有样品，你们可挑选一下。女子领着她们往里走。一个内空两层的大厅，中间是墓地沙盘，左侧呈梯状竖立着黑压压的一排排缩小版的墓碑，右侧是通顶的木格柜，格子里摆着材质各异的骨灰盒。她忍不住捂了下胸口，感觉置身一个墓地密集的深渊，令人窒息。按照梅姨之前的建议，除了墓地，其他的她很快选定，总价上再讲了个九折，交了三成的定金。那行，地址呢？我们会在明天上午九点前赶到，墓碑上的内容你们也抓紧提供，对了，拿张名片吧，方便联系。女子指了指订单上的地址一栏，又递了张名片给她。

　　往回走时，她一直没说话。梅姨安慰道，让你受累了，这些本该是你两个兄弟来做的。家里的重担一直是她在挑，本来早习惯了，可经梅姨这么一说，她心里便有些不是滋味。账目要记下来，等你两个兄弟回来，得让他们来承担。梅姨有些不平，继续道。

　　账哪里能算清，大毛二毛读书的学费、生活费，还有结婚时凑的房子首付，当初无论哪一笔都无异于从她身上剐了一层皮，没人怜悯过，也没人感激过，仿佛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父亲像跟母亲赌气一般，早早就撒手人寰，母亲天未亮就挑着菜去城里卖，收入也很微薄。她在大姑粉店里工作的十年，像签了卖身契，工资一分也没见到过，都按月进了母亲的口袋，再分流到了大毛二毛手里。梅姨，你知道的，这不是钱的事，要记账早记了。她回头淡淡地应着。梅姨叹了口气，啥也没再说。下车时，梅姨从包里把剩下的几盒香烟塞到她包里，你先拿着，阴阳先生和殡仪馆里的师傅总要打点的，你王叔那儿还有几条蓝黄烟，我过会儿给你拿来，这两日来守灵帮忙的亲朋好友，你都要上烟的。她点了点头。

　　大毛、二毛凌晨四点到的。老家搬迁后他们还是第一次回来，下了高速后不停地打电话才总算找到了家。兄弟俩个头差不多，都穿着深色的羽绒服，脸暗沉沉的。企业里一个萝卜一个坑，真是不好请假。恰好手上的项目又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又是项目负责人，责任重大，领导也真是为难。他们躬身跟邻居们挨个儿地敬着香烟反复地解释，急欲挣脱悬在头顶上“不孝之子”的骂名。那是，工作也挺重要的。邻居们都是从远郊搬来的农民，对“项目负责人”肃然起敬，深表同情地点着头。走到她跟前时，兄弟俩抱歉中又带着些羞愧，脸上的表情极不自然。

　　姐，这几天辛苦了，到了年底，这假真是不好请，好容易批了两天假，提前来的话，都顾不上下葬了。二毛说着摇了摇头。

　　唉，活了半世人，还是身不由己。大毛猛吸了口烟，有些自嘲。姑娘要上学，小静得在家顾着，来不了。

　　对，对，我家也是，带孩子呢，来不了。他们替自己解释完后，又默契地为媳妇解释，听上去合乎情理，却又显得有些画蛇添足。不来和来不了，对她而言只是换了个委婉的表达，她一点不会在意。她仔细地看着他们的脸，两年多未见，看上去都有些沧桑，眼窝里浸着眼泪，那原本浓密乌黑的头发竟露出些雪白来，像一根根针一样，将她心里本有的怨气扎破，生出些怜悯來。

　　接下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上午八点四十分，殡仪馆的车到了楼下，两个年轻男子穿着泥土色的工作服，戴着白手套，拎一个大袋子上了楼。她各送上一盒香烟。阴阳先生穿着长袍，戴着花冠，闭着眼睛，在母亲床边念念有词地跳了一阵后停下来。所有人都屏气凝神地看着。阴阳先生郑重地朝母亲鞠了三个躬，回头吩咐大毛抬肩、二毛抬脚，将母亲的遗体装进已经拉开的大袋子里。大毛站床头，抬起母亲的肩，二毛站在床尾，抬起母亲的脚，他们小心地朝外移了两步。两个男子提着口袋罩了过去，再反手拎起来，拉上拉链，动作熟练。她还没反应过来，母亲的遗体就已如货物一般被装进了塑料袋里。众人跟着出了门，王屠夫在楼下放起了鞭炮，她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时间，刚好九点。

　　黄府的灯笼已经挂上，丧对的架子也已摆好，在靠近公墓侧的一个小厅，母亲在这去往天堂的驿站里等待着与亲人们告别。风呼呼地往里刮，梅姨帮她张罗着，撕孝帕、添茶水、加炭火。王屠夫买来一菜盆的包子，招呼着大伙吃早餐。她穿着白色的孝衣守灵，不时添几炷香，朝长明灯里加点灯油。

　　大伯则将大毛二毛拉到厅外，跟赶来的亲朋好友问好。叫表叔、叫姑婆……大伯小声地提醒。两兄弟熟悉这样的礼节，得体地应对。

　　阴阳先生却在担心另一件事，晚间火化的时候，总得有她娘家人在吧，要不她会走得不安心啊。二舅不辞而别，再没有消息，她有些束手无策。梅姨听了又忍不住抹了一回眼泪：我和她前后嫁到这里，像亲姐妹，如果那边不来人的话，我就当她的娘家人。先生愣了愣，看着她俩没再说话。真的，我把她当亲姐姐看待，再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的了。梅姨说这话时，她仿佛又看到了从前母亲和梅姨相知相惜、亲密无间的画面。那时，两位远嫁的女子少不更事，对身边陌生的人事还有些戒备，对为人妻为人母两个新的身份充满了好奇和担忧，对娘家的牵挂也不敢挂在嘴边。在人群中谦卑、寡言、礼貌、节制，她们很默契地就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不约而同去靠近，去向对方索取和给予温暖。那些个慵懒的午后，坐在堂屋或门前的小竹椅上，两人面对面低语，相互慰藉。而她是潜在的第三者，不用刻意去听取，不经意间就知晓了女人在成年后可能遇到的种种烦恼。她很迷恋那个时候的母亲，一点不像个母亲，脱离了油盐柴米，也卸下了家长的威严，更像个多愁善感的年轻姑娘，眉梢上挂着忧郁，言语里含着无奈。时间已被遗忘，周遭的一切都自动隔离，母亲像陷入了自我的旋涡，但很快又被梅姨的三言两语擦亮了眼睛，荡漾出清澈的笑容来。她曾想象在她成年后的某一天，母亲也能这样跟她面对面，诉说或者倾听彼此的欣喜或悲伤、感动或困扰。可惜，这样的事还从来没有成为现实过。

　　晚餐结束时，大毛二毛特意从车里拿了两瓶好酒出来，让餐厅加了几个下酒菜，请了礼桌上收礼记账的老师、阴阳先生，又叫了大伯、王屠夫一起围坐了个包间。大厅里的人变得稀疏，礼桌上只剩下一架算盘。而她一个人守在灵前，长明灯里的灯油又添了几回，却再没有人来让她拿主意。到了晚上九点，还没有一点动静，她才得知火化的时间已推迟到了十点，据说是为了兴旺后人，从九九归一变成了十全十美。

　　九点五十的时候，先生来到灵前，念念有词，烧了几张纸钱后，命大毛和二毛抬灵去焚尸间，其他人都紧跟在后，气氛突然就变得肃穆起来。一路上大伙都低着头，不言不语。到了焚尸间，在窄小的过道里，大毛和二毛把母亲小心地放到火化炉的传送带上，母亲脸上的草纸被掀掉。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提醒道，亲人们再来看最后一眼。她心里一阵悲怆，看着躺在传送带上的母亲。对了，再检查一下，把她身上的首饰都取了。工作人员又提醒说。首饰？母亲没有，父亲当年哪有闲钱给她买，他们三姐弟有条件了，竟也没想过给她买。推进去吧。大毛看了看手表，果断地跟工作人员说，生怕错过了吉时。梅姨在她旁边，当母亲滑进火化炉那一瞬，只听得梅姨轻声道，姐姐，安心去吧。

　　再回到追悼厅，母亲已成了灰。她仍然守灵。大毛二毛叫上大伯跟先生去了隔壁的房间，房门被重重地关上。去世的是她母亲，但墓地或是葬礼再没有人来征求她的意见。她心里一片凄凉，才越发看清这些年她的心结到底为何，没有认同感的付出，血脉里的排外，以及周遭对此默契地一致认同。两个兄弟来了，你就回去休息一下，这两天太辛苦了。梅姨催促着她，她像个热心帮同事代班的人突然被告知结束了，回去吧，这不是你的岗位。她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女人嫁出去了，总归是另一家人，兄弟来了，就不必再劳心了。梅姨大约也察觉到她的不快，似有意开导她。大厅里的炭火烧得很旺，她起身掸了掸身上的灰：太闷了，我去外面转转。从礼桌旁经过时，梅姨突然说，对了，大妹，你之前在医院里付的治疗费和殡仪馆里付的定金，还有后面的一些开销我都帮你记着呢，想到你不方便跟他哥俩说，我刚可都说了，怕他俩记不全，我还一笔笔给他们写下来了。梅姨担心她为钱的事在意。她摇了摇头，心想给家里花的钱，唯独这笔不能算、不能记。

　　过了零点，亲友们都已散尽，大毛和二毛似乎有意回避，从隔壁的房间出来后就去了车里呼呼大睡。守灵的还是她一个人。

　　那么墓地的事呢，是怎么确定的？第二天还要不要办葬礼？她一无所知。长夜漫漫，还未到半夜已冷得刺骨。迷迷糊糊间，仿佛又看到了自己站在洗碗池前，无助、绝望，双腿如同灌铅，手泡在冰冷的油污里僵硬而机械地动作着，那么多碗，怎么永远也洗不完。

　　天还未大亮，葬礼开始举行，简单而又仓促。母亲还是葬进了祖坟地里。大伯说，她是功臣，为黄家生下了两个儿子，接了香火。伯娘的眼睛红红的，跟谁也不说话。葬礼结束，大毛二毛即刻返程，跟她道别时说假只请了两天，后面给母亲送七日的火就劳烦她了。他们谁也没提起母亲的医疗费和在殡仪馆里的花费，更没有谁提起那些礼金的处理。空气中还弥漫着硫磺的气味，香未燃尽，纸钱还未成灰，前来送别的亲友渐离去。她坐在母亲的墓地前，目光呆滞，看着大毛二毛的背影一动也不想动。梅姨坐在她旁边，从包里拿出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递给她。这是你妈住的那套房签的移民搬迁协议，户主是你的名字，大概明年就能拿去换房产证了。她呆住了。你妈大概早就猜到了今天，这个文件袋就放在衣柜里，我那天送她去医院时，想着给拿两件换洗衣服时看到的，我怕落到你兩兄弟手里，违了你妈的心意，就偷偷给你收着了。她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不敢伸手去接。拿着吧，这套房卖了，差不多就够你妈的治疗、丧葬费用了。梅姨把文件袋塞到她怀里，转身离开。

　　文件袋上贴着一张小纸条：给大妹。歪歪扭扭的几个大字，像极了她第一次写下“妈妈”时的那种笨拙和欣喜。她心里有种莫名的难过和慰藉，母亲把苦难给了她，把最后的信任也给了她。她面前的山上有无数的墓碑，简陋、粗糙的墓碑上被冠以夫姓的女人，大多曾经在这世上过着跟她母亲相同的生活，像草木，像土壤。从进入另一个家族开始，娘家就成了偶尔才走动的亲戚，而自己只能靠续下香火求得在婆家的立足之地。她从前一直不明白，为何母亲吃过的苦还得让她来吃一遍，现在，她仍然没有找到答案。一生那么长，仿佛这苦永远也吃不尽；一生又那么短，短到她吃过的苦都还没来得及向她最想去依赖的母亲诉说。她一直渴望能站在母亲对面，不做土壤，而是做一枚可以破土、开花、结果的种子……

　　被露水打湿的清晨透着股凉意，她理了理头发，起身往回走。

　　女儿打来电话：妈，我被学校推荐去加拿大做交换生了，要去一年，我们系只有五个，你同意我去不？

　　那么远啊。她在思索。

　　你是担心我去了找个洋女婿就不回来了吗？哈哈，放心吧，我指定不丢下你，就算结婚，我也要住在你的对面，让你看到我快乐幸福的样子，哈哈。女儿叽叽喳喳的，像只欢快的小鸟。

　　你呀，跑多远、跟谁住都是我的女儿，永远都是。

　　她的脸上漾出笑意来，脚步变得轻快，远处的天边已露出橘色，是冬日里少有的暖阳。

　　责任编辑：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