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祥

　　喜马拉雅山下的拖拉机

　　在我的心里，喜马拉雅山下的事物，已经只是属于记忆。自从西藏回来，我没有想到过要再去西藏。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敢动这个念头。我进西藏出西藏都是走的青藏线，都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如果我选择其他的进藏方式，就会完全失去进藏的意义。一种选择，是我对西藏那段生活，对西藏这个词语产生的理念。

　　这个事实让我感到世事的苍茫。

　　對于西藏，我还会冒出这样的想法：如果我现在有能力到达那个曾经站过岗放过哨的哨卡，我的出入决不会有当年那样自由。我敢断言，那些威武的军人也不会相信我是个老兵。我要想进入当年的边防，也需要一个特殊的边境通行证。但我知道，让我手持边境通行证到达我当年的哨所我会受不了。所以，我现在不敢轻易地想我要去西藏。

　　当然，对于西藏，还有许多记忆的碎片。有时候，一些回忆让我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比如说，那辆雪山下的手扶拖拉机。那是一架起动不了的机器，它停在雪山脚下。雪山是那样的高大，高耸入蓝天。和雪山相比，拖拉机就像一粒沙子。它停在我们的球场边上，日晒雨淋，风吹雪打。它有机体，有驾驶坐，有把握方向的手柄。一切都有，但自我到了那个喜马拉雅山下的哨所，它就没有动过。因此，部队的战士谁也不会提到它。很奇怪，我却毫无理由地牢牢记住了它。在我们的营房前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家，没有炊烟，没有行人……可能就是如此，我才轻而易举地记住了这部手扶拖拉机。

　　那时候我应该还很年轻，充满着许多幻想。而一部报废了的拖拉机会引起我的注意，谁也不可能相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是不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部报废了的拖拉机，停留在雪域高原就是一个点缀，一个象征。点缀什么，象征什么，我同样至今说不清楚。

　　我站岗的时候，喜欢在这部拖拉机的周围游走。穿着棉衣棉裤，还穿着毛大衣。更多的时候是夜晚，月明星稀。霜花挂在枪刺上，形成一种意境。记忆中，手扶拖拉机的轮子还是新的，但已经瘪了气了，瘫痪在沙子里。后来，我只差没有和老兵去了解这部拖拉机的历史，我怕老兵说我们云南人没有见过世面，怕他们笑话我对一部报废拖拉机的关注……

　　时间已经无情地过去了多年。

　　现在，我回忆西藏的生活，拖拉机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物体。多少年来，它都静静地躺在雪山下，没有人想到它，没有人去过问它，也没有人去破坏它。

　　退伍了，我脱下了军装，摘下了心爱的领章和帽徽。我走了，和进西藏一样，坐上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默默地离开。我走了以后，这部拖拉机还留在西藏。在卡车上，我远远地回望这部手扶拖拉机，直到雪山挡住了我的视线。与喜马拉雅山相比，它真的只是一粒沙。

　　我敢肯定，这部手扶拖拉机至今都还躺在我们的哨所前，像躺在天国一样。

　　在西藏唱歌和写作

　　生活在西藏的日子，我无法回避默默飞翔的乌鸦。我觉得它们是最孤独，最能让我感动的。我常常看到它们沉重的翅膀和模糊不清的眼神。可能是我的错觉，我自己看天空中飞翔的乌鸦是模糊的，所以，便认定它们的视线不太清晰。还有偶尔发出的鸣叫，划过茫茫的沙漠。在这种鸣叫中，我感觉到了从来没有体味过的空灵。

　　还有鱼群。关于西藏的鱼群，我永远不可能熟悉它们在水中浮动的姿态。我曾经望穿西藏所有的清澈的湖泊，却从没有看到鱼的游动。然而，那些鱼群却是客观地存在着。在西藏，望着静静的水，蓝蓝的水，想象着鱼群的寂寞。西藏的鱼群善于隐藏自己。不让人看见游动的姿态的鱼群，造就它们的神秘之处。

　　说到我西藏的生活，我为什么要提乌鸦和鱼群？因为，我比乌鸦和鱼群喜欢表达，我不会使用辽阔的寂寞和孤独。

　　在西藏，我曾经试图用一首歌来战胜自己。我自己的歌，我在沙漠里自己唱出来的歌，曾经随着高原的风飘过。首先，我在站岗的时候躲在一条堑壕里唱歌。堑壕是我们自己修的，沿着哨所的后山攀援到小山包上。在那条凸凹不平的堑壕里，我背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枪上的刺刀伸展着耀眼的光芒，但我可以没有敌情观念。

　　日久天长，宽阔的沙漠里，每一个角落都在我的视野里，我相信敌人不会像傻瓜一样出现在我的视野。所以，在站岗的时候，我有理由独自一个人唱歌，唱着属于我一个人的歌。在沙漠里一个人唱歌，声音是放得很大的。怕自己听不见。

　　唱歌的时候风往往很大，我的歌声轻而易举地被沙漠的风淹没。我唱的歌曲，是当年很流行的“样板戏”，京剧《沙家浜》里郭建光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红灯记》里李玉和的“提篮小卖拾煤渣”等等，那些铿锵的京剧片断让我感动，我至今都还能全部唱下来。

　　在沙漠里，我觉得自己嗓音非常好，但我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唱过歌。在沙漠里唱歌，我是自己的听众，毫无疑问，我对自己的歌非常满意。

　　当然，我得说明，这种唱歌的方式是对一种愿望的表达。我去当兵野心很大，一是要入党，二是要提干。那时候，出生在农村的年轻人到了部队提不了干，退伍后也是“哪里来回哪里去”，没有当时所说的“前途”。所以，我在沙漠深处唱出来的歌，代表着一种抱负。

　　这种用歌声表达愿望的情绪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在西藏，除了一个人寂寞地唱歌，还有孤独地写作。西藏写作，是我的一种幻想，我想通过它来改变我的命运。我对历史证明了的，命运往往抛弃写作者的幻想的事实，根本视而不见。我不知道命运捉弄了多少写作的痴迷者。

　　然而，今天回忆起来，那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一个人坐在沙地上，可以写不出一个字地坐着。也向前看，看到的是什么，是沙漠。沙漠上有一条模糊的车辙静静地躺着。更远处是什么，是雪山，一座叫“干城章嘉峰”的雪山。在西藏，一种特殊的写作姿态和方式，让我懂得了生命的疼痛。

　　虽然，我也认定热爱写作来自我自身的本能，除此之外，我就没有更好的解释了。哨所里每年都要出黑板报、墙报，需要战士投稿，我的投稿数量最多，近似出风头。但写其他的文学作品，就只能躲着写，不让战友们知道。让人知道我在写作，而又写不出来，我觉得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这只能说明我没有自信心。

　　在哨所里，我们每个班的战士都住在一间屋子里，在宿舍里写作是不切实际的事，于是，我就跑到宿舍外面去写，写了些什么，我现在大体记得的就是诗歌和小说。诗歌写了一些章节，但小说一篇也没有写完。我只是小学文化，基本功没有到家。在西藏，也没有多少书可看，没有人指点。

　　于是，在荒无人烟的哨所，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我就躲到沙地上铺开了信笺纸，涂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如果太阳不出来，外面风大，我会偷偷地跑到了碉堡里面，像做见不得人的事一样，记下我自以为是的文字。这就是我在西藏写作的整个过程。

　　这个过程多么简单，简单得像原始社会披着树叶、兽皮狩猎的野人。

　　但是，后来的结果显而易见，我什么也没有写出来，什么收获也没有。留下来的，就只是那些写作的过程。

　　我也不知道，回忆这些过程到底有什么意义。

　　拉萨河边

　　关于拉萨河的作品，我看了一些。多年来，只要是西藏的作品，只要是有拉萨这个字眼的书籍，我都爱看。西藏和拉萨，已经溶入我的血液里去了。但从我看过的关于拉萨河的作品来看，其中大多数都是虚构的。一些作者喜欢写拉萨河里有女孩子洗澡，一些作者喜欢写拉萨河里的羊皮筏……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拉萨河边住了三个多月，这些情景却从来没有看到过。我印象中的拉萨河是静静的，淡淡的，朴素的，没有一点修饰……

　　时间是七十年代中期，我曾从西藏边防部队到拉萨学习开装甲车。到了拉萨，去西藏军区军务科报了到，我们就住在了军区司令部的小院里。学习暂时还没有开始，我们就住在院子里等着。过了两天，我们才知道，当时，整个西藏军区只有四辆装甲车，而且是属于适应性试验。装甲班是新组建的单位，暂时由司令部车队管理。

　　司令部小院就在拉萨河边，里面都是首长和要害部门。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到处乱窜，怕出什么问题。后来老兵告诉我们，只要不违反纪律，院子周围可以大胆地走走，我们才试探着每个院子里都去看一看。走过整个司令部院子，才知道虽说是小院，但地盘比较大，部门也比较多。每个部门，又都分成一个个小院落。每个院落里都栽着些适应西藏生长的树木，其中以柳树最多。在小院的路边上，偶尔可以看到几棵云南松，长得有十多米高，但分枝不多，主干显得修长。松树下长着灌木和杂草，地上是沙子，有少许落叶。灌木杂草，长在沙子上面，也只有到了五月后才开始发芽。

　　我们五个人，住在紧靠拉萨河的一幢楼上，这是小院里为数不多的两层楼房。因为房子比较紧，五个人住在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屋子里。楼上住的人不多，听说那些房间装了部队的一些器材。只是在楼下，住了一个军官。军官在家的时候不多，可能是上班或出差去了。军官的妻子，好像是在拉萨的哪个单位上班，也不常在家里。我们看到军官家里有个孩子，是一个小姑娘帮忙带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小姑娘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是军官的妹妹，是到拉萨来帮忙嫂子带孩子的。小姑娘成天带着孩子在拉萨河边玩，和小孩子说笑，听口音，我们才知道她是四川人。

　　本来，军区小院沿拉萨河边是用围墙围起来的，但不知为什么，有一段围墙塌了，还没有修。我们就可以从院子里直接去拉萨河，而且只有五六十米的路。院子里有自来水，我们不喜欢用，洗脸洗衣服都去拉萨河。白天不训练或中午休息，基本上都是在拉萨河边度过。大多数时间，天气都很晴朗，白云悠悠，天空蓝得深邃而神秘，像看不到边的海。河岸上还是柳树，我一次次提到的柳树。老柳和新柳交织在一起，成为拉萨河边绿色的屏障。河的对面，是高高的山。每一道山脉都非常干净，草地和石头都像被风清洗过，只留下了山的灵魂。

　　我常常看着河岸的山峰发呆，看着一群乌鸦飞去，另一群乌鸦飞来。我知道，在山的一隅，是天葬的地方。天葬的地方，是冬小麦的尽头。西藏的冬小麦，产量居世界前列。不到西藏来，根本不敢相信在世界屋脊上，会有丰收的庄稼。过去，在我的心里，只记住了西藏草地上的牛羊啊。

　　坐在拉萨河边，听流水“哗啦啦”轻轻地响。河水清澈透亮，随处都可以见到河底，可以看到自由自在的鱼。河水很清凉，不管太阳有多热，手伸到水里，都凉得沁人心脾，感觉是另一个天地的物质的存在，给人留下记忆。从水边上岸，独坐在老柳树下。偶尔有人走过，大多数是当兵的。有时候，会有一群年轻的女兵，脱了外衣，穿上部队发的白衬衣，腰带扎在外面，头发随风飘散……这是军人在街上所不允许的，她们到拉萨河边来，用笑、用挥舞的手势和话语，释放满腔的女性气息……拉萨河，就是以这样的青春色彩，保存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怀念她的青春魅力。

　　有时候，那个在小院里帮助嫂嫂带孩子的四川姑娘，也到拉萨河边来浣衣和玩耍。偶尔也和她交谈，便知道小姑娘初中都还没有毕业，才十四岁。我曾经问过小姑娘，为什么不在内地读书，找个工作。小姑娘说，在家乡读书，很难继续升学，更难参加工作。她的哥哥曾许诺，等她把孩子带大一些，就帮她在拉萨找一份工作。

　　我们只在拉萨学习了三个月时间，就回到边防部队去了。直到今天，拉萨就再没有到过了。时过二十多年，拉萨河，那些从河边走过的女兵，那个带孩子的川妹子，都像是梦里的事物。

　　西藏部队八医院

　　我喜欢说到西藏日喀则这个地名，那个在蓝天下，有着像泥土一样颜色的城市。道路、土地、山脉等等，只要是我眼睛能触及到的事物，都可以用泥土的颜色来表达。我在日喀则这个城市里，一个人孤独地走到街上，逛为数不多的商店，看街道上行走的为数不多的显得破旧的汽车。还有更为广阔的广场，四面都栽着榆树，但这种广场没有围栏，阳光在地面上白晃晃的，没有一个人影……这样空旷的地方，你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派上用场。

　　很多時候，我总是穿着草绿色的军装走过日喀则军分区所在地。有时候，也去八医院。所谓的八医院，是西藏军区的部队医院，在日喀则郊外，其规模在日喀则算是比较大的。我想，现在可能还是如此。从日喀则市区到医院，大概有四五公里路。那时候，从市内到八医院没有公共汽车（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们去医院都是走路。如果穿小路，走小街小巷，便只有两三公里了。但这些小路，一般人不熟悉，而且都是泥土路，又是很深的藏民的村道，很容易迷路的，走的人不多。

　　我们到医院里去，看病的时候少，当兵的人，一般都没有什么病。我们去医院，主要是找一起入伍的老乡，共叙家乡的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话题。离开家乡了，喜欢找到关于家乡的话语，寄托一份思念。有时候是晚上看电影，看一些早已经看过的片子，也成了相聚的缘由。在日喀则，当兵的人没有多少可以走动的地方，去医院快成一种时尚了。不过，喜欢去八医院真正的原因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八医院是一个特殊的地方，那里有许多的女兵，都生得十分漂亮。所以，到医院里去，看那些女兵、议论那些女兵，会给当兵的人带来一些乐趣，给我们单调的部队生活带来一些生气。

　　有时候去八医院是周末，大家都休息。但是，在八医院当兵的老乡却不一定休息。老乡姓张，是炊事员，星期天照样上班。八医院的炊事班上班不太严格，我们去找他也不影响他上班。我们到医院里，老是看到小张在灶门口烧火，军装外面套一件白大褂，手握一根铁棍，嘴角上叼一支香烟，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子蛮有意思。

　　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灶门口和小张聊天。我们都坐在几条长凳子上，在一个露天的角落，风和阳光都不回避。小张烧火的灶门外面有一条路，通往医生的住宿区。恰好是星期天，那些已经结婚的女医生都要回到丈夫的单位里去度周末。女医生们回家，一些是坐医院里的解放牌货车（都坐在货厢里），一些是骑自行车。因为工作上的关系，那些医生都和小张熟悉，她们坐在货厢里路过，还对着我们笑，打招呼。骑自行车的女医生过来，小张就停下手中的铁棍，喊着某某医生、某某医生。女医生们边作答边风风火火地蹬着自行车，好像很着急的样子。这种时候，小张往往会补上一句：啊，星期六，干部忙着找家属啊！医生们并不停下来，边骑边说：什么事都不懂的小兵，也会耍嘴皮子！一溜风走了，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这种时候，我看着那些自行车轮后面冒起一些轻轻的灰烟，觉得生活很有意思。从此，八医院给我也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更让我怀念的是，后来，我又有机会在八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的院。这次住院有些偶然。那天，我在医院里验了一次血，没想到结果让医生很吃惊。我的红细胞达到了二十三克，医生说，在内地，一般人血液里的红细胞都是十一克左右，而我身上的红细胞，超出了正常人的一半。医生马上要求我住院，我却一点异常反应也没有。后来才听人说，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红细胞一般都高，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也不想住院，我知道，作为一个当兵的人，住医院意味着什么。但朋友们都劝我，要听医生的话，我也就心虚了起来，便到连队请了假，住到了八医院里。

　　我们住在一个大病室里，一共有十二个病友。我记得很清楚，我睡的是这间病室的三十七床，医生护士、病友都不叫我的名字，都叫我三十七床。医生护士都是年轻的女子，我了解过，大多数是部队首长的女儿，她们当兵不久就会提干。我很羡慕她们，一想到她们提干不久就会嫁给一个并不太出色的部队干部，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滋味。

　　至于病房里的病友，他们都有一些不适的反映，头昏，胃疼，血压高等，只是我没有任何疼痛感，如果思想上没有压力，我觉得住院是很逍遥的事。但住在八医院里，我会觉得很伤感。当兵的人住院看病，总是对自己的进步有影响的。所以，在病室里，我很少说话，经常独自一个人到医院的院子里散步。八医院的院子范围很宽，四周都有围墙，都是白色的泥墙。围墙里面，种的有榆树，我在医院的时候，榆树叶片黄了，纷纷地落了下来，看着让人更觉得孤独。孤独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些诗句，便偷偷地记在纸上，只可惜现在很难记得起来这些句子了。也觉得有些奇怪，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发表什么诗歌，也不知道哪里有发表诗歌的地方，但还是在偷偷地记着那些诗句。

　　在病室里也看书，看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看浩然的《艳阳天》，看《红楼梦》。这些书都是我在日喀则书店自己买的。护士长好像看出来我有些不同别的病号，有意无意地和我说话，翻看我的书。有时候，我看到她的眼睛会闪烁出一线光亮，里面包含着一种温情。后来，我才听人说这个护士长在写小说。只不过，她写的小说，也从来没有发表过。并且，她怕人家笑话她，只是偷偷地写，写好后，用心地誊写出来，订成一本一本的小册子。我知道这件事后，很想和护士长说说读书，说说文学，说说我偷偷记下的诗句，但怎么也开不了口。想等找个机会，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不久就出院，回到了边防线，次年退伍回了云南……

　　现在回忆起往事，有些像天方夜谭。

　　在岗巴县城

　　在说这个女子的故事以前，先说我在西藏当兵的那个叫岗巴的小县城。

　　岗巴县城离边境线只有二十来里，我们每个月到边境上的雪山下巡逻一次。我在这个县里当兵的时候，孔繁森正好第一次进藏，当县委副书记，一起住在那个像土堡一样的小城里。

　　现在回忆起来，岗巴县城像一个最为原始的村庄。土房子，土路，最为清澈的小河与慢慢走过的藏民和牛羊……河岸没有树，只有淡薄的小草，颜色黄黄的，终年都不绿。看到眼里的，基本上都是沙漠和雪山的景象，让人觉得苍凉。

　　当时，我的心情也很灰暗。从农村里出来的当兵人，眼看没有提干部的希望，也没有参加工作的机会，感到前程一片茫然。所以，雪山、草地、沙漠，还有深邃的蓝天，西藏最为灿烂的阳光，等等的一切，都抹不去我心中的孤独。现在想来是最为简单的欲望，让我失去了对那些最为壮阔的景物的理解。所以，那个年月我在岗巴，不论走到哪里，都带着极大的盲目性。其实，我这种盲目地追求，现在也没有改变多少。

　　心情不好，我喜欢一个人走在縣城的泥土路上。整个县城都是泥土路，我没法不走。路的两边都是土坯房，土墙和泥土的房顶、泥土的窗户。我不止一次说过，我看到的其实是一座土城。所有的房子都矮矮的，房顶上摇晃着黑铁皮做的烟囱。走在路上，总是能闻到高原上的香气。那种香气随时都在小城里弥漫，那是城里人烧火做饭或取暖时散发出的味道。在西藏，烧火做饭离不开牛粪和一种气味最为显明的野草。牛粪和野草燃烧后散发出的混合味使整个县城产生神秘的气息，这种气息足以笼罩我的整个人生。

　　在小城最为浓郁的香气当中，我常常望着电线杆伸进沙漠。看着一直延伸到城外沙漠的整齐而缥缈的电线杆，让人增添许多想象和无奈。看到沙漠上电线杆越来越远，更加显得矮小，像跋涉的人，慢慢地远行，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光线之外。在路上，我很少碰到行人。我们驻扎的说是县城，但人不多，加上当兵的在内，总共只有几百人。住在县城里的老百姓也没有几个，居民大多数都是国家机关的干部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许多干部都带上了老婆和孩子）。一路上，除了营房以外，我只看得到两个低矮的商店、一家医院、非常简单的政府大门和办公室……还有一个邮电所，也非常小，有两间门面，一个小院子。邮电所只管收发地方上的信件，部队的信件由部队的邮车发送。电话通讯也是部队管理，地方的通讯与部队共用。所以，部队的两个通信兵，也住在县邮电所的这个院子里。

　　说起来，邮电所也不特别，三个工作人员，做着卖邮票、收发电报和报刊的普通工作，很难引起人的注意。所里的工作人员，除了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以外，还有一个年轻女子。我要说的是，这是在岗巴县城工作的唯一的汉族年轻女子。整个县城，就只有这么个年轻的汉族姑娘，很容易让小小的两间小房子出现一些是是非非。关于她的传说也很多，我也与她接触过，我还曾经以这个女子为题材，写下了一个小说。小说写得很浪漫，写的是“我”在这个高原县城里与这个姑娘的爱情故事，写得离奇古怪（可惜没有发出来）。

　　其实，小说是根据这个女子为原形虚构的，事实可不是那样。我当时听说过这个姑娘的一些传言，一是说她曾在日喀则地区邮电局工作，因为作风不好才“发配”到岗巴县里来了，二是她与县委机关的一个叫小李的男子谈恋爱，但一时好一时又闹翻。后来，我鬼使神差地去郵电所与两个通信兵玩耍的时候，她就正与男朋友闹矛盾。所以，她也常去两个通信兵的宿舍烤火聊天。两个通信兵对她避而远之，说话做事都很讲究分寸，怕惹是生非。当然，也免不了要在一起说话玩耍和做事。最经常做的事是打牌，四个人，刚好够数，离开谁也不行。

　　打牌的玩法常是“拱猪”，是岗巴县城里当时最为流行的打牌方式。很多的时候，这个女子坐在我的上方，我在她的后面拿牌。我心情不好，不很留意这个女子。只是知道她是四川人，姓黄。我们叫她小黄。小黄个子矮小，留有两条短发辫，说话很轻很快。打牌的时候，也有机会与她说话，怎么也不敢问起她在日喀则的事。所以，不知道那些传言是虚是实。有时候，在她的后面拿牌，我的手会无意中碰到她的手背上，并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异样的感觉，也只是留在心里。这种心理感觉，我也如实地写进了小说。

　　我们打牌，邮电所里的那对夫妻从来不参加。如果连队放假，我从邮电所回去得比较晚，出门的时候，总是能感觉到那两口子在注意我。他们为什么会注意我，当时我也没有在意。没过多久，我就被下放到了远离岗巴的边防连队。从此不能在岗巴县城里了，而是到了一个更为艰苦的边防连队。这让我的心情更加灰暗，那段日子，我简直不知道是怎样过来的……

　　我后来才知道，我的这次“下放”，与岗巴邮电所里的那个汉族姑娘和那对夫妻有关。听说，那对夫妻怕我到邮电所的时间多了会与那个姑娘犯下错误，影响部队的名誉，所以到连队里反映了我的情况，后面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但事实是，我与这个邮电所基本上没有别的牵连，我的心情，谁也没有说，谁也不知道。所以，下放到连队以后，我也从来没有了解过那个女子的音信，不久就退伍回了云南。岁月流淌，这段日子却不时在脑子里出现，觉得很怀念。就为了怀念那段时光，我写了小说，写了散文。我知道，那个邮电所里的三个人，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我在写他们。

　　话说江孜

　　从西藏浪卡子县城到江孜，这条路，三十年前在那里当兵的时候，我走了四五次。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了，这条路大部分都还保持着原样。沙子、弹石，雪山、冰川和灰尘，都没有改变多年颠簸的记忆。这真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路难行，虽然只六十八公里，但走了三个小时。

　　路在高山间，除了蓝天白云、远山近水以外，没有树木，五月天了，匍匐的草还没有发芽。车过高原，想象着头上的蓝天，可还是当年的蓝天；想象轻轻飘过的白云，可还是当年的白云……路不长，却让我走过多年的记忆，进藏以来最为深情的怀旧，从这里开始。有风雨兼程的感觉。

　　一路走来，最大的变化，就是路边建好了一座电站。路边引水的大坝，让高峡出平湖，湛蓝的湖边，有高耸的水泥电杆，一直向远方延伸。快到江孜了，我看到水泥电杆上做窝的乌鸦。人行道上偶尔有树，是柳树。然后是一马平川，望得到天的尽头。再然后是平整的田野。我看到有藏民在田野里耕作，有人用牦牛耙地，有人用马匹拉犁。黑色的土壤翻犁开来，松散而肥沃……

　　对于江孜，我曾经书写过。我说过，三十年前，我随部队在这里进行军事演习。我们在江孜演习完以后，就要开到一个叫岗巴的边防县城里去。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比较伤感。江孜，多数时间是晴朗的天气，但我的心情有些灰色。于是，在很多时间里，我会一个人走进江孜的麦田。八月，正是西藏的冬小麦成熟的季节。我们营房旁边的地里，麦浪滚滚，看不到尽头。麦子还没有黄定，墨绿色的，有一种饱满的沉重，像雍容华贵的成熟女郎，也像是尊贵典雅的孕妇。走在麦田埂上，上面却没有多少草，不像内地的田埂，有一种软绵绵的细草铺在上面。也没有鸟在飞，没有牲畜，没有人。庄稼地里安静极了，我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行走……

　　我不知道，对于江孜，这样的书写有没有意义。因为，我知道，江孜的意义，远远大于一个人的抒情。

　　江孜古城，集历史名城和英雄之城于一身。她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由于地处萨迦、日喀则、亚东关口，是通往拉萨的必经之地，并且地沃物丰，所以很早就成为佛教徒、商贾游人汇集之处，在西藏享有盛名。江孜还堪称英雄之城，一百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西藏人民抗击英国侵略的战争。一九〇四年，英帝国主义侵略军六百人占领岗巴宗，同时从亚东向北入侵江孜，在宗山受到江孜军民的拼死抵抗。江孜人民在宗山上筑起炮台，用土炮、土枪、“古朵”、刀剑、梭镖和弓箭与入侵之敌展开了英勇的血战，战斗持续了八个月之久。最后所有勇士宁死不屈跳崖殉国，写下了光辉而悲壮的篇章。风靡一时的电影《红河谷》就取材于这段史实……是国务院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

　　我们的车队进江孜了。整齐的街道，水泥房，石头房，停放在路边的马车，悠悠走过的藏民……下车来，我站在江孜街头，说实话，根本找不到当年江孜的一点踪影了。这时候，我同样想不出当年在江孜的半点故事来。当年在江孜的日子，全是平平淡淡的，像蓝天上的云和原野上的羊群一样，缓慢而抒情。没有故事，都是当兵人在一起，不打仗，和平年代，制造不出起伏来。对于我来说，江孜给我留下的，是最为平淡的人和事，更多的是青春期的心情和感慨。

　　站在江孜街头，这个群山环抱的江孜镇，感觉非常难于叙述她。关于历史与现实，关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不知道什么是轻，什么是重。现在，我行走在四千〇四十米的高度，面对四点五平方公里一万人口的小镇，内心透着无以名状的沉重感。随着同伴们走进一座寺院——白居寺。白居寺是江孜标志性建筑，有“十万佛塔”的美誉。據了解，白居寺是在西藏各教派分庭抗礼、势均力敌的时期建立的，所以它的特点就是各教派和平共存于一寺。我们走过每个教派在寺内拥有的六七个殿堂，还参观了白居寺旁蜚声国内外的白色佛塔。白塔的藏名叫贝考曲登，塔高约三十二米，共分九层，有七十七间佛殿、神龛和经堂，一百〇八个门。殿堂之内藏有大量佛像，据说多达十万尊。

　　在寺院内，抬起头来，还可以看到俯瞰全城的宗山，山上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抗英的炮台。山下，是西藏江孜宗山抗英遗址，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就座落在这里。纪念碑的三面分别用汉语、藏语、英语书写碑名。我们站在纪念碑前，这时候，夕阳洒着金辉，纪念碑高高耸立。我们回顾历史，瞻仰烈士，照相留念，然后，向日喀则出发。

　　这段路由我驾驶汽车，我用自己最为浅薄的深情踏过这片温情的土地。沿坝子中间的楚河而下，“清清河水泛金波”，就是韩红歌唱日喀则的那条河。河边生长最具象征意义的榆树、柳树。我为什么会喜欢韩红唱的《我的家乡在日喀则》，因为我知道那种色调和氛围，她唱出了我的感受和心情。江孜到日喀则的公路平坦宽阔，坝子两边的山很高，所有的山都没有树木。夕阳下，透过车窗，我看到淡淡的草，没有颜色的沙子和石头。牛和羊散在一些山凹里，小溪边。但你只能看到羊走路，看到牛抬头看着蓝天。

　　我走过麦田，又看到了当年住过的营房。我在营房里读了好几遍《红楼梦》《暴风骤雨》。我现在已无法回忆，那时候，我一个人走在麦田埂上想了些什么。记得当时我们部队有三个女兵，都是做通讯的。几千人只有三个女兵，所以，她们在我们男兵的面前，抬着头走路，像是高傲的公主，眼睛不会对着我们看一下。一些士兵，在三个女兵走过以后，相约在一起放开喉咙用一个声音喊着：高大年——高大年——随着这种喊声，四周的大山起了回声：高大年——高大年——男兵们知道，这种回声往往会引起三个女兵的回望。因为大家都知道，高大年是电影《决裂》中的一个人物，因为读书考试不及格，跑出了学校，学校的党委书记带着人去追，叫着高大年的名字，大山留下了回声。

　　高大年，这种回声装载着我们的无赖。

　　因此，到了现在，我对江孜还有一个最好的记忆，就是关于“高大年”的回声，和那三个女兵的回望……

　　高高的浪卡子

　　一九七六年，我从日喀则去拉萨，途中经过了浪卡子，并在这里住了一夜。当时，住的是兵站，住宿不收费，吃饭每人收半斤粮票一元钱。记得到兵站的时候并不算晚，但到拉萨去前面已经没有兵站，我们乘坐的部队客车只好第二天再出发。

　　当时，我二十来岁，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戴着让人心动的领章帽徽。入伍不久，我得承认自己踌躇满志。希望入团入党，然后提干，最坏也得留成志愿兵——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从农村出去的青年，想跳出“农门”的动机十分明显，也应该得到原谅。由于心里面想的东西不同，我当时在浪卡子，对周围的湖泊、雪域、藏房、羊群等等环境都理解不深，更没有心境去观察身边所有与“生存生计”无关的一切。

　　所以，现在回忆浪卡子，并想对浪卡子进行抒写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苍白。只记得，当时的浪卡子兵站不大，几排铁皮盖成的矮房子，房间的门都面对着羊卓雍湖。坐在门口，可以看绿色的湖水和浪花，水边的鸟，牧人的羊群和狗。近处的山，没有雪，没有树木，覆盖在地上的草，没有颜色，这种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想：它们用什么表达自己的生命。

　　浪卡子为县城所在地，但人烟十分稀少，基本上看不到有行人走过。公路就在兵站旁边，路上偶尔跑过一辆货车或吉普车，大多为部队的军车。汽车走过，会卷起许多的烟尘。住在兵站里，没有熟人，也没有什么事做，喜欢看着过往的车辆发呆。那时候，很不关心现在人们热心的人文地理，说实话，从未在意过秀美的羊卓雍湖，更不会去关注浪卡子的海拔。我当兵的部队驻在岗巴，海拔五千三百米，浪卡子海拔四千五百米，不会产生“高原反应”。

　　不管怎么说，浪卡子属于交通要道，后来的日子里，我的生活一直与浪卡子产生一些联系。我去拉萨学开装甲车的时候，坐一辆解放牌货车，经过了浪卡子。从拉萨到江孜打演习，开着装甲车，走过了浪卡子。还吃过浪卡子湖里的鱼。驻扎在江孜的时候，经常吃到一种鲜嫩的鱼，听说就是从浪卡子湖里打来的。一九七八年，从部队退伍回乡，我们乘坐的汽车又经过了浪卡子……这样一来，浪卡子在我的心目中，便不只是一个词，一个湖。慢慢地，在这个高海拔县城里，一些简单、细小的经历，永远都难以从心里抹去……只是很遗憾记忆有些模糊不清了。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在西藏、在浪卡子的思维和行为，都有些天真可爱，又有些可笑和愚蠢。

　　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三十年后又到了浪卡子。

　　由于自己觉得从前对浪卡子太不了解了，故地重游，汽车到达浪卡子山口的时候，一眼望着羊卓雍湖，不敢眨眼睛……天气很好，天空很蓝，湖水如带，湖面湛蓝，这个朦胧中的神圣之湖，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天地间，远方是雪，近处是浅黄的山峰，湖水如练，湖水如练啊——难怪被称为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站在海拔五千米的浪卡子山口，与拉着藏獒的藏民照相留影，与牵着牦牛的藏族孩子照相……高原圣洁的风吹来，思绪如潮涌，历史的，现实的，都涌上心来。一言难尽。

　　上车往浪卡子县城出发。三十年了，过去的泥土路不见了，柏油公路沿湖而修，坐在车里，可以听得到浪花扑打沙滩的声音，可以看到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海鸟，从容地凫水。藏房修在公路边上，修在沙漠深处，羊群，牦牛，从草原上走过，无声无息。偶尔掠过一辆越野车，拉着观光的游人，或探险、想冒险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自助到西藏旅游的人，都喜欢选择我心里难以抹去的浪卡子。也许，三十年过去，我才需要用心去感觉浪卡子的美。只不过，到了浪卡子，我却感觉不出浪卡子今天与过去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过去没有深入地理解过浪卡子。今天也同样，我只属于浪卡子的一个过客，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我更难于感觉到自己生命之中哪里是重，哪里是轻。坐在车里，与朋友们讨论关于浪卡子，关于羊卓雍。后来，也查过浪卡子的一些资料。喜欢打开网页输进“浪卡子”这个词，然后，很容易看到旅行者从浪卡子拍摄回来的照片，很容易知道浪卡子是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县。我还知道，过去，浪卡子是拉萨至日喀则的必经之路，也是拉萨至印度加尔格达的交通要道，现在，拉萨至亚东、岗巴的公路依然从县城里经过……

　　仅此而己。对于浪卡子，我从来都不敢高谈阔论，只是因为我们考察团人多、那个四川人开的餐馆一时做不出中午饭的时候，我约马霁鸿先生与我一起逛了逛小小的浪卡子县城，谈谈我心目中的浪卡子。我们走上了一条丁字形的小街，没有树，土坯房，水泥房，商店，牦牛拴在了人行道上，四月天了，阳光十分灿烂，风很冷，行人十分稀少……由于高原缺氧，我们走得很慢，我们穿得很厚，不时喘着粗气。这个时候，我感慨很多，三十年，既是转眼一瞬间，又是世事变幻莫测。浪卡子，对于我来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旧地重游，它让我觉得时间太遥远了，生命是那样的短暂。因此，不敢轻易谈三十年来对于这块土地的认识……更多的时候，我只是沉默。

　　责任编辑：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