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玉贵

　　我跟严婧闹翻后，情绪一时间低落到了极点。我觉得城里待不下去了。于是，我请了年休假。我要选择偏僻山区的乡村过上一阵子——其实，那个时候，城市带给我的麻烦正是我的困惑所在——最好能住到一户朴实忠厚的农民家里，就像那些领导干部下乡或艺术家去体验生活似的。

　　说穿了，我就是想找一个世外桃源。

　　到达那个村子，不，是爬上一个平缓的山岗，站在坡上时，我才看到山谷里那个幽静安详的村落。狭窄的山路由我的脚下延伸到那里。我喘息着，空气无比清新，阵阵微风更是清凉舒适，里面还有来自山野淡淡的花草香气。村子大约三十几户人家，房屋低矮而破旧，黑压压连成一片。四面环山，一条黑亮的似光带般闪烁的小溪穿村而过。对面的山背坡地上还有几幢房屋，掩映在高大葱郁的树木之间。有一群鸟儿正从村子的上空向那里飞去。在倾斜的坡地上，一块块梯状的地里种着玉米，靠近村庄的地方种着一片土豆。往上的山林里，有一群灰白的山羊在悠闲地吃草嬉戏。

　　我掏出手绢擦着汗，心里便决定就在这个村子里住下来。

　　沿着山路，下了坡，走到村口时，一个背着竹篓的老人与我迎面相遇。他头戴着一顶洗得泛白、快汗湿了一半的帽子，黝黑的脸庞苍老多皱，眯眼打量我，问我来村子里找什么人——后来我才知道，来到这里的陌生人，一般都是亲戚友人，要不就是在山野走迷路的。我对老人说，我想在这里住几天，不知道哪家合适。

　　“为啥子住啊？”他问，一双混沌的眼睛这会儿变得亮了。我笑着说，就是想在村子里休息几天。“你是读书人？”他又问，声音轻了。我猜想，可能是我戴着眼镜的模样给老人造成了这种影响。我点点头。“在城里是坐机关的吧？”他又问，声音挺亲切了。我又点点头。老人伸手在我肩膀上一拍：“那跟我走吧，住我家去，我家就合适。”

　　老人的家，就是山背坡地上的一幢大房屋。门口一大片平地上跑着鸡鸭和狗，靠房屋墙壁旁边搭成架子的竹竿上晒着许多衣物，屋檐下挂着一刀刀黑绛色的腌腊肉，还有成串的红干辣椒和金黄色的玉米什么的，地面上到处是那些牲畜的屎尿遗迹，上面还沾着不少枯黄的落叶杂屑。

　　老人站在门口，大嗓门把老伴叫出来，一个双鬓斑白、肤色更加黝黑的妇人从后院里跑到门前。他对妇人说，这个年轻人（他指了身边的我一下）是从城里来的，还是个大学生，要在咱家住上几天——他自己说的。妇人赶紧把湿漉漉的双手在脏兮兮的围裙上擦了擦，跑出来要帮我提旅行包，我没让，就跟着老人走进屋里。

　　穿过阴暗的堂屋，后面是一个大院子，里面同样脏乱得很，各种农具几乎到处都是，靠墙壁的，躺地上的，还有那些坏了的锄呀镰呀木叉呀都扔在旮旯里。厨房跟院子连着，后面种着一株粗壮茂盛的大橘树，上面结着许多快要成熟的金黄橘子，树下还有一口盖着的水井。靠院墙拐角是一间独立的屋子，老人对我说，就住在这里吧。小屋不大，十平米左右，除了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只小板凳，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老人告诉我，这间屋子原是孩子的外婆住的，老人家走后就一直空着（不知道那个“走”的意思是死了，还是去别的地方了）。

　　“你不是想清静吗，住这里最清静。”老人说着走出去，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要是这里住不习惯，那回头就住到里屋来，家里空房子是有的。”

　　老人所谓里屋，也就是正屋这边一共三间房，左边一间住着老人夫妻俩，右边是儿子儿媳的，空着的（外出打工去了），紧挨着的一间小屋是孙女的，也是空着的（去乡中学读书，住校）。老人的意思是，我要是不习惯住在院子那里，是可以住进他儿子儿媳的房间里。我问老人，孙女读几年级了？老人说，初中就要毕业了。老人扳着指头算了一下，又说孙女毕了业要跟同学去县城里玩几天，她以后可没多少功夫去玩了。我当时也没听懂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开始两天还有些不适应，但一周下来，感觉不错，跟老人夫妻俩吃喝在一起，虽说饭菜差了点油水，但口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是纯绿色的有机产品。床上的被褥床单几乎都是崭新的，而且重新晒过，睡着闻得到阳光和花草的香气，特别是夜晚的那个静啊，像是睡在了真空世界里。老人下地干活或上山采药，老伴就在家里忙着，我则每天跑到村子里转悠，沿着那条清澈的溪水一直走进茂密葱郁的林子里。没几天，我跟大多数村民也都面熟了，见面问声好或点个头，他们待我亲切得很，在路上遇见也可以随便聊上几句咸淡话儿，有时候我也会转到农民家里坐下来喝口茶，聊聊天，吃点瓜子或南瓜饼什么的。他们都竭力想了解我的身世，或者说，想了解我为何偏偏不好好待在大城市而跑到他们这个穷乡僻壤来活受罪，我总是笑笑，反着他们说，这里空气好，景色美，吃的又都是纯绿色食品，城里能比吗？他们也就笑了，不再打听了，可能也是猜出我不愿说出实情来。

　　有时候，我也会扛起锄头跟着老人一块儿下地干活，开始他的老伴就阻止，不让我跟着去，老人说，他闲着没事，干干活儿对他身体也好。其实也不是什么重活儿，就是锄锄草或帮着收拾一下成熟了的玉米，累了，就坐在地头上喝着老人带来的一只大陶罐里的浓酽的茶水。老人抽着旱烟袋，那烟味儿很呛人。太阳升过前方高大的山岗，坡地上光线强烈而炫目。老人告诉我，他今年六十七了，跟老伴同龄，养过三个孩子，其中两个都夭折了，活下来的是最小的儿子，今年也四十七了，如今跟儿媳一起在广东那里打工。儿子儿媳几乎没念过什么书（其实读完了小学），孙女也十六岁了，很快就要初中毕业，在这个家庭里算是最高学历了。女孩子念完初中就不需要再读书了。

　　“为什么就不读书了？”我问，心想，这是要让女孩帮她爸妈去城里打工？

　　老人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嫁人啊，这事可耽误不得！”

　　“什么——嫁人？！”我惊得头皮发麻。

　　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拆过的信递给我，我从里面抽出仅有的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满了难看的字迹，而且大多是错別字。我看了两遍，结合上下文，连蒙带猜基本弄明白了信里面的意思。这是老人的儿子写来的，他现在跟媳妇在广东那个叫东莞的地方一切都好，就是工地上活太重，忙得很，请不了假，所以希望给女儿定亲的事就交由爷爷奶奶代办了，还说那个男方的情况他们已经了解了一些，他们没意见，这就相当于授权给爷爷奶奶来做主定亲的事了。

　　我把信还给老人，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天，堂屋那边响起了啼鸟般的叽叽喳喳声，这是我住到这里以来第一次觉得宁静被打破。我趿着鞋，穿过后院走过去，看到一个穿着花红衬衣的女孩正在给老夫妻俩讲她从城里买回来的各种好吃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摆在大桌子上，装在各种颜色的塑料袋里。老人就埋怨不该花钱买东西，老伴问她这钱从哪来的，小姑娘大方地摆着手说，我攒的压岁钱啊。我靠在过道上，其实是在小姑娘的背后。她这时好像感觉到了什么，猛地回过头来，看到了我，好像吓得一颤，立即警觉地问：“这是……从哪儿来的？”老人哈哈笑起来，把我的来历简单说了一下，姑娘眼光始终关注着我，仿佛不这样我就会马上遁形。说实话，第一眼正面看到这个小姑娘的真容时，我着实吃惊不小，清秀白净的瓜子脸，一双大眼睛黑珍珠般光泽明亮，鼻梁挺拔，微微噘起的嘴唇玲珑小巧，身材苗条，看得出，她的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哦，这个小姑娘太漂亮、太好看了，我甚至当场就疑惑起来，这么贫困潦倒的家庭里怎么会生养出这么一个天仙般的女孩？

　　在我往后院走回去时，我听见她悄声说：“他不会是有什么毛病吧？”她奶奶喝道：“别瞎说，妮子！人家读过大学的，在城里还有工作呢。”她又问：“他住在咱家交不交钱啊？”这回是她爷爷发话了：“你个小丫头，那不是你操心的事。”

　　妮子很快就跟我熟悉起来，刚开始见面的那种敌意和戒备也烟消云散。她开始叫我哥哥，但被她爷爷听见了，立即要她改口叫我叔叔，奶奶也责怪她不能没大没小，乱了辈分规矩。其实，我倒是希望她叫我哥哥。

　　她跑到我房间里，把小板凳拿到门口那里坐着，阳光也正好照在那个地方，这样堂屋那边有什么情况她能看得到，爷爷奶奶要是叫她，她也随时能走开。其实，这个小姑娘的心思让我心生敬意。她问了我很多事情；比如我工作的那个城市好玩吗？高楼多车也多吗？比如我在什么地方读大学的，大学里好玩吗，大学里都是有学问的人吗，我有学问吗，学问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她还说她的老师就是个中专生，但好像什么都懂，那是不是就是学问了？我开始也是正儿八经地回答她，后来觉得做不到了，因为有些问题我自己也不甚了了，于是只好插科打浑地给糊弄过去。比如说我有没有学问，我说有啊，而且是大学问呢。她惊奇地望着我，那是多大的学问啊？我说，上懂天文下知地理啊，你要是想了解某项专门的知识，那我就要像你们老师那样，要备课呢，要一条一条地对你们讲呢。我觉得开心死了。后来，她问得细致了，比如我谈女朋友了吧，是在大学里谈的，还是上班后谈的？大学里是不是都时兴谈恋爱？我的女朋友漂亮不漂亮？那会儿，我的心里一阵阵地隐隐犯痛，我想到了严婧，想到自己之所以跑到这个穷乡僻壤，不就是因为闹翻了的严婧所带来的伤害吗？我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但也照实说了自己的恋爱经历：大学里谈的，女朋友是同届非同系的同学，人挺漂亮的——那时我专注地看着她，“当然了，她没有你这么漂亮啊！”——我说的是实话。但很快我就注意到这话引起了她脸色一片绯红，她垂下头，不让我看她了。我接着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年我们就该谈婚论嫁了。”

　　妮子就是这时从小板凳上站起身，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走开了。

　　第二天妮子没再来找我说话，爷爷说她跟村里几个姑娘上山去玩耍了。

　　就在这天，我注意到，老夫妻俩杀鸡宰鸭，在院子忙活开来。我从房间里搬出小板凳坐到他们身边。地上尽是鸡毛鸭毛，黄的灰的一片。我尚未开口问，老人倒是先开了口，他说，今天妮子的亲家就要来送彩礼了，晚上要在一起吃一顿饭，他们这还是头一次来，所以要办得体面些。我说，那我到时候就到村子里转悠去吧，要不随便到哪家弄口吃的。老夫妻俩都停下手里的活儿，惊异地望着我。“为啥呀？”老人问，“咱家可没把你当外人，你干吗要到人家吃去？”我说：“我跟人家又不熟，坐在一起不是……何况还是妮子定亲的大事呢。”老人激动地一摆手，梗着脖子说：“你就跟咱们坐在一条凳子上吃，你又是大学生，又是城里人，平日里请都请不到，你坐在桌上那才叫给咱妮子长了面子呢！”

　　天色在山谷里暗下来的时候，妮子才回家来，脸色阴沉，眼眶也有些红肿，好像哭过似的。身上和裤脚上还遗留着不少杂草屑儿。那一家人午饭过后就来了，是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三个人穿的几乎都是刚刚从箱子里拿出来的新衣服，因为上面折痕清晰可见，就像乡下人逢年过节出门时的那种装束打扮，特别是那个小伙子，穿了一套过于肥大的深色西装，系着一条红艳艳的领带，两只手全隐蔽在袖筒里，两条裤腿过长的部分也堆积在脚踝那里，单薄的身体看不出任何轮廓线条，或者说，因为这套过大的西装而显得空荡荡的。他的头发一看就是刚刚修剪过，脑门和额头理得光净净的，上面还抹了亮晶晶的发油，看上去显得很精神的样子。在他们进门不久，因为老人招呼了我才过去跟他们见了一面，老人介绍我是从城里来这里“散散心”才住下的，后面就特别强调我是个大学生，而且在城里有好工作，是来休年假的。我几乎没说话，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老人还告诉我，还有一位大好人齐嫂（其实是媒婆）今天不巧生病了，要不然也是要一块儿来的。我看到了所谓彩礼都堆在桌子上，绸缎、衣服什么的有好几层，最上面是用红纸包裹的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红包，压在那些绸缎上面。我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后来，我就又回院子里的房间继续看书了。其实，这个下午我都有些心烦意乱，甚至精神恍惚，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说实话，不是老人非要留我跟他们一块儿吃晚饭，我早就溜之大吉了。我把书扔到床边，躺在床上，脑子里一会兒想到严婧，一会儿又想到妮子，由妮子又想到这会儿就坐在前面堂屋里的那个瘦弱而单薄的小伙子……

　　我给严婧发了一条短信：我想你。

　　这顿定亲饭吃得我浑身不自在，或者说，尴尬死了。

　　我跟妮子的爷爷奶奶坐在上席（叔叔嘛，也算长辈呢），左右两边分别坐着那个小伙子和妮子，对面才是男方的父母。两家人其实都拘谨得很，互相不住地劝吃劝喝，那情形甚至有点让人搞不清这究竟是在谁家谁请谁吃饭呢，然后说着各自村子里的事，差不多都是家长里短之类，但就是不说关系两个孩子的婚姻大事如何操办，最后还是男方的父亲说了（那会儿酒劲上脸了，他说话有点大舌头了）——家里正在盖的两层楼房明年开春就可以上梁了，如果一切顺利，明年下半年就可以选个黄道吉日办大事了。妮子的爷爷奶奶就说好好好，满脸喜悦，仿佛他们等的就是这个，奶奶的眼眶里当场就盈出了泪水，她抹了一把泪脸，把双手放到桌下搓着，嘴唇抽搐着说不出话来。然后又是一轮劝吃劝喝。每当桌上没有话题了，老人就会想起我来，先是也劝我吃喝，然后顺便问我一些城里的情况，好像故意冲淡一下僵局的气氛，其实我觉得他是替他的亲家人问的。我几乎就是一问一答，也没说上什么题外话儿，但我坐的位置使我可以清晰观察到妮子和她未来的丈夫在这顿饭的过程中的全部表现——妮子除了开始认真地看过对面几眼外，后来几乎就再也没有正眼瞧过他了，仿佛她再也不需要看到他了；而与此相反的是，那个小伙子可是几乎一刻也不愿把眼光从妮子的脸上身上挪开，他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神奇之物，而桌上的那些鸡呀鸭呀肉呀什么的，他根本就没了兴趣，以致末了，坐在他侧面的父亲也看不下去儿子的那副发痴样，不禁在他的肩膀上重重地打了一下提醒他，可他没过一会儿还是故技重演——他那是一眼就看上了妮子，喜欢妮子，爱妮子吗？我说不好，但觉得很厌恶，那目光里充满了让人不快的爱慕与贪婪。

　　晚饭结束时，我几乎没有跟他们打招呼就回到院子里的房间，关上门，没开灯，睁着眼，躺在床上。渐渐地，我听见堂屋那边的热闹消停了，他们走了。

　　我早已习惯了这里夜晚的那种无限空旷而深远的寂静，除了坡下村子时偶尔响起的阵阵狗吠，引发附近的狗儿跟着吠叫一阵，还有林中偶尔响起一声划破夜空的清脆的鸟鸣——我曾经想象过那一定是凶猛而美丽的鹰隼类大鸟，否则不会有那么清脆响亮的啼鸣——这种寂静，真的是在城里无法想象的。仿佛世界原本就是这样一个安静而深邃的世界。我一般都睡得挺早，这种寂静太有益于睡眠了，而且常常一夜无梦。然而今晚，我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内心居然像潮水般涌动起种种莫名的骚动。我披上单衣，从房间走出来，堂屋那边早已熄灯睡了。从院子这边看不到靠东头的妮子的房间是否还亮着灯，我想，她就是熄灯了此刻也未必睡得着吧——她在饭桌上的那种失魂落魄的神情其实告诉了我一切。

　　妮子回家后，院子里收拾得干净多了，此刻，空地上除了霜一般的月光，好像一尘不染似的洁净。我踱着，走到水井边那棵大橘树下，伸手摘下一只橘子，剥了皮，掰下一瓣塞进嘴里，一股强烈的生涩的酸水把我刺激得赶紧吐出来，我随手将那只橘子扔到院外的黑暗中去了。我又走到院子中央，抬起头，哦，天空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星星呀，晶亮无比，璀璨夺目，而且低垂得仿佛伸手就可以摘到。我久久地仰望着，直到脖颈有些酸痛了才垂下脑袋。我知道回到房间里还是睡不着，于是就那么久久地站立着，深深地呼吸着，清凉的空气里有一股沁人肺腑的淡香，像是来自那株橘树的，也像是来自远处的山谷。我闭上眼，可以清晰地听见秋虫在轻微地阵阵低唱，像是在院内，又像是在院外的原野上。

　　口袋里的手机这时震荡了几下，我拿出来一看，严婧终于回我短信了：我也想你。

　　我准备离开了，严婧的“我也想你”仿佛一下子唤醒了我的内心深处的孤独寂寞，点燃了我们那原本快要熄灭的希望之火，那淤积于胸的情感块垒也随之化为乌有。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收拾行李，并算计着应该付给老人多少钱。算了一下，我居然在这里住下九天了，吃住每天按一百元计就是九百，尽管老人从未对我提过钱的问题，我还是往一个信封里塞进一千元整。吃早饭时，老人阴着脸对我说，饭后他要跟我谈谈。他神情凝重，目光诚恳。这样，我原本想告辞的话就被堵了回去。

　　老人把我從家里领出来，沿着山道往屋后的坡地上走，显然，他要跟我谈的内容不想让其他人听见。风吹过来，竹林里发出飒飒声响。阳光刚刚照进淡雾弥漫的林子里，光线五彩纷呈又幻影绰绰。在林子旁边一块裸露的大青石上，老人停下来，看到我走近了，他才缓慢地坐下身子，冲我一招手，又在青石上拍了拍，示意我坐到他身边去。我照办了，说真的，直到此刻，我也猜不出老人究竟要跟我谈什么，或者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值得谈的。他从腰间先拔出旱烟袋，又掏出一只陈旧的铁皮烟盒，打开，从里面揪出一小撮油黄的烟丝，在手里团着，动作娴熟老练，然后往烟袋上一抹，那一小团烟丝就嵌入了小小的烟洞里。他把长长的旱烟袋衔上嘴巴，从铁皮烟盒里摸出打火机点上，闭上眼，吱吱地吸着，然后舒畅地吐出浓浓的烟雾。我一低头，让那股呛人的烟雾从头顶飘散过去。

　　老人愁容满面，眼光忧郁地望着远方，嘴角微微抖颤，仿佛在斟酌着话题该怎么说起。我有些忍不住了，催促道，大爷，您不想要跟我谈谈吗？您谈啊，大爷。

　　老人把嘴上的旱烟袋拿下，叹息一声，像是又被憋着了。

　　咱是不好意思开口啊！他终于开口。可是为这事，咱想了想，可能还只有你能帮咱呀！

　　老人吞吞吐吐，甚至欲言又止，我就一直耐心等待，坚决不插一句，就这样，老人最终总算把真正的意图说明白了：他是希望我去做妮子的思想工作，要她把那门亲事应诺下来。

　　他说，先前的妮子对这门亲事也没说什么，但现在变了，从昨天晚上起，也就是男方那一家人走后，妮子就公开反对了，口口声声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那个话说得绝啊……

　　老人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夸张地在我面前挥动了几下手，那相当于妮子当时说的那个话儿有多么多么疯狂而绝情。

　　老人认为我见多识广，又有学问，去说服妮子她会听的——他话里的意思甚至有因为我来了后妮子才有了这样的变化。我本想拒绝的，这压根儿就不是我愿意干的事，何况这门亲事我从内心也是反对的——这么漂亮的女孩，刚刚十六岁，花季少女，书也不念了，居然就要嫁人，而男方是那样一个不中看的，至少是让我厌恶的男孩子。我没有想到，老人说完后，居然冲我双手合十作揖道：

　　“拜托了，拜托了——算是妮子的爷爷奶奶求你了啊！”

　　说实话，我的人生还从来没有受人如此之重托！我当时根本就来不及表达其他，于是便说，那我就试试吧。

　　往坡下走时，老人夸我是个知书达理的人，说最初一眼就看出我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什么的，话里话外就是希望我尽心尽力把妮子这门亲事搞定；他最后心虚地说，咱可是把人家的彩礼都收下了，要是不成，咱怎么能腆着脸再把东西给人家退回去啊！

　　走回家时，我惊异地发现，老人像是变了一个人，性情暴躁，态度蛮横。从跨进堂屋的那一刻起，他就煞有介事地咋呼起来，声音之高，从未有过。老伴赶紧从厨房里跑过来，脸色都变了，显然是被他的声音吓到了。老人就站在堂屋，粗声大气地埋怨着老伴，说家里这也没买那也忘了添置，老伴呆立在过道那儿望着他，似乎根本搞不懂他这是怎么啦。老人板着脸顾自说着，然后一挥手，说今天就去镇上置办去，他要亲自督办。那一刻我知道，妮子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甚至可能还睡在床上，当然她一定清楚地听到了外面发生的一切。我看到，老人站在那里，用愤怒的眼光瞪视着仍站在过道那儿发愣的老伴，直到老伴好像明白了他的意思，解下围裙，匆匆去屋里换衣服了，他才转过身慢悠悠地出了家门。

　　我看出来了，他们如此匆忙外出，其实是为了方便我给妮子做思想工作吧。

　　大门掩上后，一切都消停了，我对自己说，该我出场了。

　　妮子瞪眼惊恐地望着我，好像我在瞬息之间变成了超人，变成了一个可以掌控一切、甚至无所不能、且令她无限景仰的“人生导师”。她突然从板凳上跳起来，扑进了我的怀里。

　　“你带我走吧，我就跟你走，你到哪里我都愿意，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我一切全听你的……”

　　我终于冷静下来。我赶紧推开她，想让她继续在板凳上坐下来，但她还是试图扑过来，我只得按住她的两条手臂，把她固定在那里，然后我退后一步。

　　“我怎么能带你走呢，妮子，你想想？你的路，只有靠你自己走！”

　　我看到，一串伤心之泪又从妮子的眼眶里簌簌而下。

　　我忽然觉得不能再这样说下去了，如果那样，事情可能还会出现更加不可预料的变数。我转身跑回房间去，把压在我的旅行包下的那装有一千元现金的信封抽出来，又走回院子里，我看到妮子站在那里，挥袖擦着眼泪，还是那副伤心欲绝的样子。我上前把信封交给她，对她说，这是我资助你继续读书的，你收下吧。

　　我完全没有想到，妮子不仅没有接，反倒一把将它打在地上，啪的一声——

　　“我不要，我不要——”

　　她哭著跑回她的房间去了。

　　我这才发现我把事情完全搞砸了。倘若老人回来后，了解到我是如此这般做妮子思想工作的，我将怎样解释，不，是如何解释得清楚？这岂不是背信弃义？更可怕的是，妮子现在的情绪显然动荡不安，谁也不敢保证这个女孩下一步会做出怎样疯狂的举动来。我必须走了，现在就走，事不宜迟！

　　临走之前，我还是又准备了一个装有一千元现金的信封，分别在两个信封上写上：“交给妮子，让她继续读书！”另一个是：“大爷大妈，谢谢您二老九天来的款待！”

　　晌午前，我就仓皇出逃了。

　　我跟严婧和好了。

　　我和严婧是在大学快毕业那年才交上朋友的，后来我们又来到同一座城市工作。我在区政府办当文秘，严婧在一家设计院里当技术员。直到那时，我们的关系才直线升温（或许是陌生的环境所致），直到开始谈婚论嫁。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争吵变得频繁起来。

　　我的父母都是县城里普通的退休工人，我上面还有一哥一姐，也是蓝领阶层，各自成了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熬到我大学毕业时我的父母才退了休（我其实一直仰仗着他们的资助），而退休金也只是勉强对付他们的晚年生活——万幸的是，他们的身体都还不错。严婧是从乡村里考出来的，还有一个仍在县城中学里读书的弟弟，她乡下的父母根本不可能资助我们什么。因此，在结婚这个问题上，我们达成的共识是：坚决依靠自己的经济能力来操办一切。可是在租房结婚，还是贷款购房结婚这个问题上，我们产生了分歧。

　　“你听我说，租房是最划算的。我算过账了，一年下来也就四万多点儿，而且是三室一厅，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的装修房。你算一算，我俩一年收入加在一起不过十二万多点儿，这样下来，每年还有可能存上三万吧。”

　　“还存上三万？”严婧瞪眼看着我，粗暴地打断道——在这个问题上她总是粗暴地打断我——不，她是一点也不想听我说下去！“我问你，三万，说得倒轻巧——那要存到猴年马月才可以达到三十万、八十万、一百万？我是说，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住房？还存上三万呢，我问你，我们还要不要孩子了？孩子出生后，你算没算过那还要有多少花费？”

　　“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也打断她，觉得自己的情绪正在变坏，而且越来越糟，“贷款购房，那我们就会变成房奴了，至少要贷上五十万吧，那要到猴年马月才还得上啊！”

　　“可那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房子！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受什么累，我都心甘情愿！”

　　严婧直视着我，面色苍白，呼吸急促——看得出，她又气愤又委屈。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坚决不同意租房结婚，如果那样的话，这个婚，我可以不结！”

　　——就是她的这句话，引起了我压抑已久的怒火。

　　“不结怎么啦，你想拿这个吓唬我？我告诉你，以我们现在这样的经济基础，这辈子不结婚我都无所谓，爱谁谁去！”

　　严婧的眼光终于射出绝望与仇恨的怒火。“你什么意思？是想分手吗？那好啊，现在就分手吧，我早就不想忍受这种日子了！”

　　——这就是上次闹翻后，我跑到那个偏僻的山村里休假的原因。

　　我跟严婧的和好，其实是妥协的结果。我的妥协就是同意贷款买房，分期付款，三十年期限。眼看着奔三十了，结婚是正题。新房在城东一片商业区的外围，地势高，又靠近山林，空气好，是严婧考察了几个新房区域后才决定选下的。接下来也是她跑装修，跑装修市场，甚至连一个小铁钉也要比较好几家商场的价格。她原来身体并不好，瘦小羸弱，甚至有点弱不禁风，但为了这个未来的家，她好像一下子焕发出了惊人的精力，而且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她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懒得过问，后来干脆就完全独自操办。直到我们各自从原来的集体宿舍里搬出来，终于住进了新居，她才病倒了，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才恢复过来。当年底，我们就结婚了，或者说，终于花好月圆了——就像是经过了一场必须经历的大海里的惊涛骇浪，现在我们终于抵达了平静的港湾。

　　其实，我们只是回归了庸常的生活，说穿了就是过日子的凡尘俗世，也就是油盐柴米酱醋茶的日子。

　　这天我回到家里，发现严婧坐在摆好饭菜的小圆桌边发着愣，我进门后她好像没有任何反应——以往我加班赶材料或搞会务回来晚了，她会迎在门口，讥讽道：“少了你地球可能就不转的人回来啦！”她声调怪怪的，接着从我手上接过公文包，虽说脸色也不好看，但她眼里的爱意我是感受到的。也正是她眼里的那种爱意，让我觉得这个家的温馨与重要，以至于我下班后总是态度明确地拒绝同事们邀请参加的那些惯常的“娱乐活动”——我当然知道那些“娱乐活动”的具体内容，甚至知道那些活动已经给他们当中某些人带来的情爱故事。

　　我坐到桌边时，发现严婧仍没正眼看我，傻傻地望着凉了的饭菜，像是入禅了。我觉得气氛不对。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记得年初的一天，我回到家里也是这般情形，她后来才说出了原因。这天她在单位里看到报上一篇人物通讯，说是一个从西南山区出来的女孩，单枪匹马闯荡城市，从学理发美容开始创业打拼，然后自己开店经营，不仅在城市站稳了脚跟，而且在不到八年的时间里，就开办了三家美容连锁店，生意居然一片红火，而这个女孩当初创业的基金只有区区一千元。

　　她不无感慨地说：“想想看，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面对这样的一个乡下女孩，难道不应该感到惭愧和羞辱吗？我们实际上都做了些什么，事业吗，成就呢，扯淡吧！不，我们连自己在这个城市安身立命的场所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搞定，或者说，我们至今都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生定位！我们按部就班，得过且过，甚至麻木不仁，对，没错，就是这么回事！”

　　她坦率地承认，她被这个女孩的事迹深深刺激了。

　　“再这样平庸下去，我这辈子究竟干什么来了？”她涨红着脸说。

　　我那时就觉得，较之大学时代那个端庄而文静的严婧，如今作为我妻子的这个女人，不仅变得易于激动，甚至偏激而刻薄。她如今一旦发表滔滔不绝的演讲，我幾乎就保持着一声不吭，不，是我的任何辩解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现在，我捧起碗先吃了——我不可能猜透她头脑里此刻究竟在想些什么，天知道，她会想些什么呢？或者说，即便我猜透了她想的那些，我又能怎么样呢？现实不是依然需要我们耐着性子坚持下去，日子还要照常过下去，就像明日太阳照常会升起一样？我吃了两口，并且咽了下去，看到她依然没动，于是我就忍不住用筷子响亮地叩了两下她放在桌边的饭碗。“唉唉，夫人，该吃饭了！你该不是梦游了吧。”

　　她眼皮疲惫地眨巴了几下，从失神的状态醒过来，随后重重地叹息一声。

　　“老公，再这样下去可是不行的！”她语气异常坚决地说，并没有捧起饭碗，而是把目光转向我，那种目光让我瞬间觉得是她陌生了，还是我陌生了——冷漠、怀疑、彷徨。

　　“什么不行了？”我惊愕地望着她。

　　“是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她挥了一下手，声音就高亢起来，“这样的房贷压力，我觉得快透不过来气了。每月房贷扣去，剩下的钱，下一次馆子都够呛！你知道吗，最近的老同学聚会，我一直躲着，找理由回绝，知道原因吗——就是因为我请不起那样一顿像样儿的宴席！这叫什么日子啊？你看看我们科的王军，下海才几年，不仅买了别墅，现在又买了一辆二手宝马，他那个土里土气的老婆现在也不用上班了，做了全职太太，还穿金戴银呢！论学历水平，他那个大学也就是个三本而已。还有从我们院出去的……”

　　我打断她：“你今天究竟想说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她的那个“还有”可多了，我早就听腻了。

　　她说：“我想下海去。”

　　“你疯了，你不是说过我们不会做那样的选择吗？”

　　是的，我们曾经约定过谁也不能放弃如今的饭碗下海去，下海失败的例子太多了——眼下无非是收入低些，但是稳定的，甚至日子也是安逸的。

　　“不，我现在想了，就是说，迫不得已也行。反正这样的日子该结束了。我想过了，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啥时候才能熬出头啊！我们的孩子还养不养了？靠你我的那点儿死工资，好日子可能永远也等不来！”

　　我说：“我本来今晚就想告诉你的，今天主任找我谈了，下个月我就要当科长了，不，是副科长。”

　　她笑了，是那种含讥带讽的笑。“那又怎么样？你能涨多少工资？解决得了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吗？我对你直说吧，我今天去找了王军，他答应帮助我，我想跳槽到他那个私营公司里当设计师，一年收入是现在的十倍。”

　　“你下决心了？”我这样问，心里觉得有点乱了。我一点不想跟她再争执起来，也一点不想再做一次闹翻后的逃离。我已经意识到，她既然下了决心，我又能奈她何呢？何况，她这是为了改变我们共同的生活。

　　她肯定地点了头，“亲爱的，我们这个年龄段再不去拼一下，就没有机会了，等我们有一天完全被这个社会淘汰后，我们就什么也干不了了——到那个时候，我们连后悔药都买不起呢！”

　　我抬头望着天花，那上面光影斑驳。我其实是就此沉默了。

　　我能说什么呢？作为一个男人居然都不能担当起家庭振兴的重任，而让妻子下海去挣钱还贷，我觉得自己很羞耻。我过去不是也口口声声要发奋努力，改变命运，跟命运抗争——哦，我当年在那个偏僻的山村里不是对那个小姑娘这样谆谆教导过吗？可是我自己真的又做出什么呢？我不是一直都安于现状，随波逐流，甚至多少有点行尸走肉？我自己从来就没有胆识跳出体制，更遑论干出一番事业，而如今妻子严婧要这么干了，我又有什么资格来阻止她呢？

　　我曾经想过，不止一次地想过，在面对我当初的抉择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牺牲自己也在所不辞——譬如，从中学到大学，我的努力从来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因此，我的成绩才能一路高奏凯歌，说白了，那毕竟是我自己跟自己的较量——可是怎么一到了社会，我便萎缩了呢，就不再能调动自己了呢？在面对诸如复杂的机关人事、错综的关系网，甚至是各级领导的脸色和说话不同的语气时，我就会觉得茫然无措，甚至无所适从，有时候甚至还有些神经过敏——往往这种时候，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暗流汹涌的世界，我并没有胆量纵身其中，我害怕它会彻底吞噬了我。后来，又老觉得，那也未必就是暗流汹涌，那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横亘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磨盘，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推动！每每有心潮涌动的时候，我好像也只是情绪激动那么一阵子，很快就会冷静下来——我其实是很快就明白了我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卑微而渺小，多么微不足道，如此滚滚红尘，如此功名疆场，哪容得你的那点儿筋骨去翻腾蹦跃——低调些，甚至就是妥协，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这也是每每面对严婧要积极“入世”而慷慨陈词时，我之所以沉默寡言的原因所在。有人说，那是过早衰老了，又说是变得圆滑了，甚至说是麻木不仁了——这些，我心理上都是接受的，或者说，这些可能就是真实情况。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严婧真的为我们这个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房贷提前二十五年还清了，也就是只花了五年时间。这五年里，她早出晚归，还经常出差东西南北，有时候为了一个项目她要在外地待上两三个月。她变得更瘦更小了，但她自己好像并不觉得。我知道，她说的那个生活压力变成了精神动力，或者说，是支撑她奋斗的理想了。当房贷还清后，她立即决定怀孕生孩子。她说：“再不生，怕是这辈子就要耽误了。”当终于怀上后，她又决定休假孕育。那个时候，她其实已经储备了足够的“育儿基金”。第二年，一个活泼可爱的胖丫头降生了——说句题外话，这个胖丫头超过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是九斤一两——我开始还一度以为是双胞胎呢。至此，我们这个家终于变得完整了。当然，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也提高得很快，我们买了私家车（帕萨特），也经常约上亲朋好友去饭店里吃上一顿，而且是那种高档的酒店。换句话说，严婧再也不会因为需要给老同学们请客而烦恼了。

　　转眼，小宝贝丫丫已经三岁了。

　　开春的一天，严婧突然对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找个优美而僻静的地方度个假去，带着孩子，开着我们的私家车——她这么一说，倒使我恍然大悟——是啊，我跟严婧结婚都十年了，还从来没有跟她一块儿出来游玩过，况且还要带上我们的小宝贝。平日里的忙，或者说，为了挣钱还贷，为了将来美好的生活，我们几乎早就忘掉了休闲度假或外出旅游。晚饭的时候，严婧把她想去的地方一一说出来，我一时回答不上，但脑子里就是这个时候想起了十年前我曾经去过的那个小山村。我问严婧，想不想去那里一趟？

　　她看着我，眼光有点疑惑的样子。

　　“你是不是在那里有什么秘密？”她问。

　　我笑起来，“有什么秘密，你去一看不就全明白了。”

　　是啊，十年了，我还真的想去那里看一看，特别是看看那个漂亮的妮子如今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她后来嫁给了那个瘦小而单薄的男孩吗？她如今过得怎样？还有她的爷爷奶奶，过得也都好吗？

　　沿着铺了沥青的崭新公路，在导航的指引下，我把车开到了当年站过的那个坡地上。我下了车，眼前是一个几乎陌生了的村庄，除了熟悉的山川地势外，村落里的房屋、街道甚至连整个格局都完全变了样儿。村子里大多是新建的楼房，街道变得宽敞而整洁，在对面那个熟悉的坡地上，那幢老屋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新颖别致的二层农家土楼，楼顶上是一个大露台，摆放着几张圆桌和椅子，旁边撑开着巨大的彩色遮阳伞，面积上看，比过去的老宅扩充了一倍多。我指着对面坡地上的那幢楼，对抱着丫丫下车走过来的严婧说，那就是我十年前住过的地方，那家人就住在那里。

　　严婧说：“那个叫妮子的女孩应该还住在那里吧？”

　　我曾经对她说过妮子的事，说那是一个被传统婚姻束缚的女孩，好像是逃脱不了那种近乎是宿命般的命运。记得严婧当时撇着嘴角说，如果我不是考上大学，可能结局也差不多。

　　看来，严婧也一直记着她呢。

　　我把车停在了村部的小广场上，把女儿丫丫架在肩头，走在前面。我想在走到坡地上那幢楼之前能遇到村子里我熟悉的人。想当年，我几乎是这里的名人，我敢说几乎没有一个我不熟悉的。可是穿过村子，我遇见的居然好像一个也不熟悉了，更令我吃惊的是，我见到的从衣着穿戴上看，几乎都是城里来的人，或者说，就是城里人。严婧背着包，走在我身后，不住地说，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空气真好，好新鲜啊。丫丫也在我的头顶上兴奋地啊啊叫着，催促着我：驾，驾驾。

　　终于到了那幢楼前，我已汗水淋漓，气喘吁吁。原来，这里已是一家名叫“山野之春”的农家乐。走进去，高大的厅堂里古色古香，各种古旧的匾额、石雕和农具展品排列在亮堂的天井周围，往里走，才看到一个高高的木柜台，那里面晃动着一个女人的身影。我走近时，她正弯下身子在案上一台电脑前看着什么。我问了一声这里原来是不是妮子家的住地，那个女人惊怔地抬起头来，我当时就呆住了——这不就是当年那个妮子啊！只是整个人像是放大了一号，身高、身材包括脸盘儿，但依然是一个漂亮美丽的女人，而且看得出，早已蜕化了当年的稚气、生涩和胆怯，更像一个职业女性那样，显得干练而淡定。此刻，她瞪大眼睛看着我，脸色由白变红，嘴唇也张大了，又突然绷紧起来。

　　“你是——那个哥哥，不，是那个叔叔——十年前……”她吞吞吐吐道。

　　我点着头：“是我啊！”

　　我看到，妮子居然当即流下了眼泪，她好像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也来不及擦拭一下眼泪，从柜台里面跑出来，从我的肩头把我的丫丫抱下，直接抱进她的怀里，这时她看到了我身边一脸肃穆的严婧，也没说什么，而是腾出一只手拉住我的胳膊，冲大堂里大声叫道：老天，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的恩人来了，我的恩人来了！

　　我也吓坏了，完全不明白这“恩人”从何而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这顿晚餐，可以说，妮子是把她能够提供的好吃的一切都拿了出来。就在顶楼的大平台上，村支书、村主任、她的奶奶（爷爷前年去世了）、她的父母（如今农家乐的经营者），全都请到了，挤满了一大桌子，那个隆重的场面，简直相当于吃年饭的盛况。开宴之前，又放起礼花鞭炮，热闹非凡。妮子端着酒杯，站在大红灯笼下发表了讲话——说实话，不是她自己的叙说，我完全不敢相信，十年前我在这里的那一次“人生导师”的表演居然带给了她人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十年前，如果不是眼前这个人——（她伸直手臂指向我）——我就不可能有今天，是他鼓励我勇敢地退了婚，走出了大山。他当时希望我继续读书，最好是能考上大学，可是我知道我读书不行，那个大学梦实现不了。他说，我还可以通过城里的各种培训来提高自己，反正就是不能那么早地把自己嫁出去，一定要奋斗一下，要过一种有价值的人生。最为关键的是，他从我们村子里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了一千元钱，正是凭着这一千元，我跑进了城市，先学了美容，后来，我跟几个姐妹合伙开了理发美容院，再后来，我当上了美容连锁店的老板，再后来，也就是前年，我回乡创业了，把父母接回来开了农家乐，我自己在乡里创办了农副产品加工贸易公司，如今生意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将來也一定会更好！所以我说，这个人——（她又伸直手臂指向我）——他就是我的恩人！他在我的人生最关键的时刻改变了我！如果没有他，没有他那个时候的指点和教导，我就不可能有今天！”

　　“这些年里，我曾多次想找到他，他走的时候并没有给我留下联系地址，甚至连通讯的电话也没有告诉过我，我为此还恨过他，觉得他从骨子里也是嫌弃我们这些的乡下人，后来，我不这样想了，我觉得他做得对，他那样做，就是要逼着我一个人去打拼，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贪图依赖，要勇往直前。啊，今天看到他，不，是看到他们一家子又来到我这里，我真是太高兴了！哦，我想起来了，怪不得今天一早喜鹊就在树头喳喳叫个不停，原来是恩人临门啊——哦，我今天真是太幸福了！”

　　坐在我身边的严婧，这时蓦地拽了一下我的胳臂，悄声说：“哦，我突然想起来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决定下海那会儿，正是看了这个姑娘的事迹才真正动了心的，或者说，才下了决心的，现在看来，我这回是找到了动力源头了。”

　　我不无骄傲地说：“请记住，成就这一切的是我，就是说，我才是那真正的动力源头。”

　　但话一说完，我就脸红了。

　　责任编辑：吴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