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晚上，建筑物又回来了。银装素裹，冉冉升起，填充着天际线的留白。它们是闪耀着的钢铁怪兽，一层一层地摆着合金材料的桌子和装了脚轮的椅子，每一个充斥着泡沫的隔断间，穿窜着嗡嗡作响的电流和谈话。
发现这些大楼回来的时候，我正在一个瑜伽教室。很突然的觉察到它们，它们都还在。那时已经是傍晚，我可以通过瑜珈室的窗户看到它们，在远处闪闪发光。火烧的味道消失了——没有了熔化的塑料、没有了熔化的玻璃、没有了烧焦的钢铁。我们上过瑜珈课的少数几个人不断吟诵，为了和平，然后为真实的自我——反复唱诵着昆达里尼瑜珈里的梵音，萨特南，萨特南，萨特南。我们双腿交叉坐着，闭着双眼。
然后，我的思绪就不再在那儿了。到了那件事情发生的几周前，当时不是晚上，而是中午。我当时在广场——大楼之间的巨大广场。夏天很热，却看不到真实的太阳，太阳总是很难在那里找到它的位置。这个街区几乎都是在十九世纪末建成，看上去像一张旧的，沾着污渍的彩色照片，隐于深褐色之中。而在那些装饰繁琐的旧办公楼的中间，在那个看上去仍然应是穿着背心和戴着黑色圆顶硬呢帽的男人居住的地方，矗立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玻璃面板和灯光，傲慢而高大，对未来充满乐观。这些塔楼体现了七十年代的风格，设计者们太过专注于当时，而不知道之后这些建筑会以多么丑陋的面貌呈现出来，建成后很快就会过时。我中午在广场上，在大楼的巨大阴影下，一切都和以前一样。我坐在广场深处的水泥台阶上，在等伊内兹与我见面吃午饭，到处都是人，或者吃热狗，或者看报纸。鸽子飞来飞去的寻觅食物的残屑。附近有一个男孩，也许是一个大学生，也许是某一位高管的儿子。他头发蓬乱，穿了一件超大的牛津布衬衫，领带松开了，领口解开了。因为是夏天，有很多实习生在华尔街找工作。还有学生做临时工，比如令人沮丧的复印工作。
但这个头发蓬乱、衣着昂贵的男孩，他不是愿意呆在复印机房里干这件糟糕工作的人。不过，他现在已经在为上班前整理服装，他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支雪茄，放进嘴里，点燃。然后，用拇指和食指从嘴里取出雪茄，嘴唇苍白而细腻，他厌恶地噘起嘴。他在那儿试着抽烟的样子，显得很可笑，我眯起眼睛咧着嘴笑了——这个男孩，长着一张孩子的脸，希望自己是一个抽着雪茄的男人。我想，就是这种混蛋，终有一天伊内兹要为他打工，从现在开始的十个夏天，他将成为一名新经理，而她将是他的助手。我能闻到空气的味道——这味道是多么真实啊。我可闻出它仍然像市中心的那种气味：废气，烤糖坚果，和热混凝土，是的，哪怕最微小的雪茄烟的踪迹。
我突然哭了起来。我意识到现在不是中午，而是晚上。不是仲夏，而是快到秋天了。当然，这些建筑也不见了，两天前就已经不见了。他们成了废墟——玻璃，金属，尸体。在它们的位置上升起了浓烟，仍有燃烧的火和葬礼的火堆，广场上到处都是灰烬，它们无处不在。它们甚至飘过了河，穿过几英里，落到我们身上。但是这些建筑，就在九月中旬还在我面前。我闭上眼睛，感觉眼泪连绵不断地从脸上流下来，一行接着一行。我抬起放在膝盖上的手擦了擦脸，然后姿势复原。我感觉到瑜伽老师的脚步声走近了，然后又听见她走了过去。我很高兴她走了，让我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并不是有意成为一个复印员，但已不经意间成为了一名复印员。这是我唯一能坚持做的事情，也是我的雇主唯一能忍受让我做的事情。在史蒂文斯兄弟投资公司开始工作几周后（一号塔楼，第四十七层），他们意识到我发送错误的电话信息，缓慢地打字，和“不友好的态度”之后，我被调到复印室。沿着长长的走廊，在第二个转角左转，第三个转角右转，穿过双开式弹簧门（不是玻璃门），经过自动售货机，在第二个转角再左转，不经过下一个弹簧门——左转，路过一只熊，经过摆着Kitty猫的斜对角到女洗手间（但不容易看到，因为一排新的小隔间拔地而起），它就在这儿——复印室。我没有成为行政助理所需的能力，因为我不愿被勉强穿上办公室的得体着装（不透明的袜子被排除在办公室的着装规定之外），复印室似乎是最好的放置我的地方。
你认识我。你过去曾经在大厅里碰到过我，点头微笑，你好，你甚至知道收发室职员和复印室里工作的男孩的名字。當你在街上看到我们时，影子刚开始蒙照在科特兰特街或维克特街，你低着头，走得有点快，有点害怕，尤其是在没有其他人的大街上。然后你就发现了我们其中的一个——来自于工作中，来自于史蒂文斯兄弟投资的复印室或邮件室，你会轻松地点头微笑。因为，没错，你认识我。你知道我，就站在那个房间里，纸张不断的从分拣机里飞出来，落到一摞摞的文件堆里，电动订书机有节奏地咔哒咔哒响着。持续不断的嘈杂声，巨大的嘈杂声，巨大的拖拽声，等轮到你的时候，你会走到窗前拿起你的一叠文件（你穿着西装，我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你对我传达指令的时候必须抬高声音大叫，我想要它们连续地螺旋式地绑定在一起——还有，对不起——你能在今天下午四点前完成它吗？你恳求地笑，恳求地歪着你的头，恳求我在今天下午之前完成这件事，即使这意味着把你的订单放在其他订单的前面，这样，这个晚上你就可以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回到你在帕西帕尼的家里，或者哈里森或黑麦的家。你给我讨好的笑容，看我是否能帮助你。希望我不要对你的订单做出，在你那些我不喜欢的同事们面前所做过的事情——打乱了页码数，丢失被引用的图表，坚持订单没有在这儿，只有当他们流露出真实的恐慌和歇斯底里之后，才说，噢，它在这儿。对不起，不，我不会这样对你，你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被解雇，为什么我还是一天又一天地进来，向保安展示我的身份证，穿过金属探测器，在电梯加速上升时挤进去，把我套着壳的门禁卡放在双层玻璃门前，直到它们发出蜂鸣的声音，门开。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全球固定收入管理的行政总经理，米里亚姆·博彻，穿着邋遢的西装，脚瘸，说话有障碍，经常受到冷落，不忍心解雇任何人。最后，你被解雇了，我也被解雇了。
瑜伽课后，我便能睡着了。伊内兹没有。当我周五早上醒来时，她正盯着窗外，看着那永远也无法消散的灰色。从我们起居室的窗户，在林立的楼房上方，我们可以看到世贸中心的顶部，我们与高楼之间的距离已经缩小到一个可以掌控的范围。巨大的银色长方形，总是很沉重的。在它们里面，我不断地被提醒自己的渺小。还记得那些建筑横跨的街区，那些占地面积如此宽敞、设计迂回，迷路经常发生的办公楼吗？我讨厌那些建筑，就像讨厌一个丧偶的酒鬼叔叔搬来家里住一样。你怎么能摆脱他们？你怎么能证明他们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在很多方面都很幸运。在我被解雇后，我找到了一份在市中心复印的工作。更少的钱，但是更少的痛苦，我不再恐惧我的工作日。
当我醒来时，伊内兹坐在安乐椅上，那是个笨重的老家伙。她盯着塔楼所在的地方，望着升起的烟，黄色的空气。我们都凝视着那一片虚空之地。
“你要去吗？”伊内兹问道。“今天去上班吗？”
“我必须得去，”我向她解释道，“你知道，现在那里已经疯了。对不起，亲爱的。”
她把枕头抱在胸前双膝蜷伏，穿着一件旧的T恤衫和牛仔裤。伊内兹，她郁郁寡欢的面庞，双眼下面一片青紫，看起来像一个深陷痛苦的小女孩，她的头发卷曲着，总是让人觉得她比实际年龄年轻，更可爱。她并未受到史蒂文斯兄弟事情的牵连，我曾经在复印室里为她复印《Riot Grrls》杂志只是个开始。我被解雇后，她还一直在那里，这只引起了我们之间的一点点不快。毕竟，她连行政助理都能瞒住，从史蒂文斯兄弟办公室时期开始，就秘密地为威廉斯堡一半的艺术家负责市场营销。事情发生的那一天，她还没有开始一天的工作，但我不知道，直到双子塔倒塌后的中午才知道，那时她在赶往第14街和市中心复印店的路上。
这儿已经疯了：
失踪
维托利奥（维克）杰那瑞索
在菲茨杰拉德公司工作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97层
如果有任何信息，请致电：917-555-3535
世贸中心1号楼106层失踪
这是我妹妹，莎妮卡·伦诺克斯。她在《世界之窗》工作。身高五尺三寸，体重一百三十五磅。你在这张照片上看不到，但她的左肩上有颗痣，现在她的头发比照片上更短。她的朋友叫她山尼。她是一个需要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如果你看到她，麻烦请跟着她。她可能有健忘症。请致电：718-553-2312（住宅）或917-555-6845（手机）
瓦纳瓦·辛格的重要资料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七日出生，三十八岁
五尺七寸，一百六到一百七十磅
脚踝上有蝴蝶纹身。没有打耳洞。戴着古色古香的金项链坠子，蓝绿色的斯沃琪手表，还有一个式样传统的婚戒。最后一次看到她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大约上午八点，从家里离开，坐轨道列车去往塔楼。
最后穿米色夹克，白色衬衫，长花裙。
如果有任何人关于她的任何信息，请致电尼扎姆·辛格：201-555-2211或917-555-9332。
你见过这个人吗？
哈维尔·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二十二岁。
请！！！打电话给我们！！！718-555-8385！
失踪
请帮忙
约瑟夫·津齐
环球经纪人
请拔打：718-555-2142
上帝和天使啊，请把我们爱的人送回家！
我把他们的照片扫描到苹果电脑上，这样他们就可以不沾墨粉的均匀复制——穿着深色西戴着墨镜的男人露齿而笑，女人穿着闪亮的无袖礼服出席派对。我把那女人和她妹妹的合影裁切，只显示失踪者的面容。这是她姐姐进来时问我能不能做的，她沙哑着声音，边告诉我她需要做什么，边把东西从肩包里取出来。噢，天啊，我把它放哪里了？胶带、皱巴巴的空白表格、笔记本，照片，都被拿出来放在台面上。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它在这儿，你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脸上，不会太模糊吧？
一整天，我都在扫描和复印。我每隔几个小时给伊内兹打电话。宝贝，你还好吗？你为什么不试着睡一会儿呢？她说有邻居来访，我很高兴有人和她在一起。复印机卡住了。在我们身后，人们排着队，等待着制作失踪的海报。他们冲进雨里，进入燃烧着塑料和橡胶的空气里，他们抱着海报贴到建筑物上，用手掌根试图将它们牢牢粘附在上面。警报声把空气冲破，让它们再次变成黄色，大雨洗冲着废墟，唯一令人欣慰的声音是来自于复印機里传来的熟悉的“嗒嗒，嗒嗒”声，和着“嗒嗒、嗒嗒”，纸张飞出来的声音。只有这些印着帮助失踪者的纸张飞来飞去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86层。“嗒嗒、嗒嗒、嗒嗒”一号塔楼被击中后马上打了电话和留了信息。“嗒嗒、嗒嗒、嗒嗒”，外号叫迪迪。
门猛地被推开，一股裹着橡胶味的风吹进了复印店，里面挤满了人——太多的人在柜台后面工作，太多的人在等待。一个男人站在门口，戴着金属框眼镜，穿着格子衬衫，他不知所措地眨着眼睛。这里免费复印？
如果你正在找人，我们可以给你做海报，不收任何费用。因为他看起来还在犹豫，我说，你可以进来。
他进来了，门在他后面合上了。
他从破旧的背包里拿出一张仍嵌在镜框里的小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深色的眼睛害羞地笑着，他眯着眼睛站在太阳里，身后是一片大海。他把相框翻转过来，开始在纸板的背面解开夹子。然后他转过身去，双手捂着脸，抽泣。
我回来的时候，伊内兹正在看电视，穿着和早上一样的T恤和睡裤。灯光很暗。蓝色的电视灯光和微弱的电视声扫过她阴影笼罩的脸。她转向我，然后拉起从沙发上滑落到地上的毛毯，问道，外面还好吗？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我告诉她，每个人都在哭泣，都变得和善。
她没有回应，看着我，好像我用她听不懂的语言说了这些。
所以我试图套用一句老掉牙的台词，当我们离开纽约并思念它时，我只是一直希望，有认识的人撞到我，毫不客气地叫我滚开！
她重新开始看电视，屏幕上，再次显现着那一幕：一架飞机冲进了塔楼，一股浓烟绽放，大火又开始了。在屏幕上，烟正在吞噬建筑物，风把缠绕在柱子上的烟吹得飘飞。楼不见了。
伊内兹开始默默地哭泣。
她双手捂着脸，抽泣着。我把带来的一包中国食品放在咖啡桌上，坐在她旁边的塑料沙发上。我把她抱在怀里，瘦骨嶙峋，泪水和汗水湿漉漉的，法兰绒的衣服拂过我的手臂，毛毯在我们的大腿之间蜷曲。她伏在着我的胸脯和棉衬衣上颤抖着，停止了哭泣，捏起我衣服上的纽扣，像一个生病的小女孩。她说，我一直希望能体验这种糟糕的感觉，我一直希望这一切刚好发生在我身上。
我知道，我对她说，因为我想不出别的话。我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从窗外望过去。在那里，在褐砂石墙壁和布鲁克林的教堂上方，在曼哈顿一侧，它们在那儿——那两个长方形铁块就是那些建筑。
我想，这一定是某种视幻觉。这一定是探照灯反射带来的某种反常而未知的效果。
我站了起来。
我站在窗边，指尖触摸着冰冷的玻璃。如果我凝视得够久，这些建筑物就会倒塌。光芒消失，形状模糊。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闻到了木须鸡的味道，但是一种燃烧着的气味————塑料味、尸体味、静电——在食物气味的掩盖下混杂在一起。
我知道，伊内兹说，她转向我，我只是想一直看着外面，好像这能让自己明白这件事真的发生了，然后又结束了。
它们的几何图形切割着被染成黄色的天空。
它们在这。
她在我臂弯里睡着了，当我试图换下胳膊的时候她会发抖。所以我躺在那里，脖子疼，因为我动不了。我此时醒了——然后我们互换了位置。
我想知道我们是否还会做爱，或者仅仅只是像这样：互相拥抱，感激自己并不孤单。
世界变成这样只有四天而已，但是大部分时间，我感觉，那些事情在这之前好像从未发生，之后也将再也不会发生了——没有在公园灌木丛里跳出来给她惊喜，不会和游客开着玩笑，没有了笑声。去他妈的那些关于美国失去清白的言论。谁是无辜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丑陋。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这种感觉。一直以来，有人在分贝饭店喝着便宜的清酒，从在市政厅工作的朋友那里骗到票，趁着在联合广场等公共汽车的间隙，在附近的冰坑上戳洞。确切地说，那不是纯真，这更像是充分利用这里的一切而已。
我们是否想过，我们是如何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中豁免？有时，我们中的一些人，我们是否感激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是安全的？有时，我们中的一些人。现在的一切看起来都像过去一样美好，像圣诞夜的灯光一样闪耀。我穿着我的睡衣，妈妈戴着帽子，在凌晨一点等圣尼古拉斯大道的巴士，也知道它可能永远不会来。甚至在拜访了儿时的朋友后堵在了市中心，甚至挤在地铁里……
我希望碰到他们，叫我滚开！
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我和伊内兹会为谁先洗澡而谈判，在一旁胡乱放置的东西里面寻找干净的衣服，顶着湿漉漉的头发走到第四大道，手里拿着我们装满了咖啡的，有着划痕的塑料咖啡杯。在第四大道，大多数早晨我们一起去火车站搭乘N、R、F三种字头火车——即从不坐号、很少坐号和操蛋号，第七大道满是郊区来的马屁精。常青藤盟校的肥屁股们坐在褐砂石房子里，恢复了昔日的风采。他们穿的这样T恤衫露面，上面写着：布鲁克林，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在斜坡的那一边，大多数看起来像伊内兹和我一样的人，推着坐着白皮肤三胞胎的婴儿车，天黑后就离开了社区。但第四大道是我们的地盘——有用木板封住的建筑物和废弃的店面。我总是在它的荒芜中感觉到舒服。然后，伊内兹和我等着“从不坐号”和“很少坐号”列车。我们总是站着，当我们分享同一张报纸的时候，就用另一只手抓住杆子。她会在科特兰特街下车。互相吻别之后，我会接着去联合广场。为什么她早上睡眼惺忪的在科特兰街跟我吻别，这看起来是一件如此温馨的事情呢？
地铁现在绕过了那条路，那里没有了停靠，没有了车站。
突然我想起另一个笑话：一九九六年的大暴雪。地铁勉强运行，但仍有几条线路。市长已宣布全市歇业。伊内兹接到史蒂文斯兄弟的电话，希望她去工作。
他们希望在核暴炸后还能看到你，我说，哈哈。
我动了动手臂。她睡意朦胧中被激怒，把我推回到床角。
我想看看塔楼在不在，但从我躺着的地方找不到正确的角度，望向窗外。我不能动。
电话。我没一直没提到电话。大楼里一片死寂，然后，它们突然响起。不，不。我们还好。我们不在附近。是啊，我知道，在剧烈晃动。
各种声音仿佛乐队此起彼伏：西班牙语、克里约尔语、希伯来语。都在尽己所能地表达慰问。
伊内兹的母亲从波多黎各打来电话。我的家刚好在市郊住宅区，就在海茨，但她也打电话给所有亲戚和邻居。
然后，久违了的联系又重新开始——我几乎不认识的人的电子邮件和电话留言：
嗨，安尼，马维斯。我知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安尼，你好吗？我是托尼。听着，我现在住在纽黑文。你还好吧？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和我们呆在一起。
嘿，女孩。我只是想看看你是否没事。打电话告诉我你没事，好吗？我只想让你知道我在想你。
想着你，担心你。知道你在那里工作，就想知道你现在在哪里。请打电话，为你祈祷。为我们大家祈祷。这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吧？想念你，太伤心了，太震惊了，太恶心了，真他妈的。祈祷。我只是想聽你的声音。哭。爱你。请给我打电话。祈祷。
有线电视新闻网，电视屏幕上排列着死去的嫌疑犯的面孔。
总统的空洞申明：我们将使世界摆脱作恶者，我们将召集热爱自由的人民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穷追直追，不断追查，发现恐怖分子的巢穴揪出他们的头号嫌疑犯并公之于世。这场斗争，这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真是废话！伊内兹，你不能把它关掉吗？我对她叫道，我想和我哥哥在芝加哥谈谈。
我哥哥警告我：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这儿将是地狱。莱姆让我告诉你，你去别的地方说你是真正的多米尼加人，或者别的什么，他们不会在乎的。因为你去了其他国家，对他们来说你就是美国人。
坐在沙发上的伊内兹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视频中的画面：一部关于阿富汗的纪录片。一辆快速开动的汽车拍摄着喀布尔的废墟，呼啸而过。一名女子在体育馆里被行刑队射杀，陷没在自己的罩袍里。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宣传还是真实的？屏幕上有三个小女孩，当记者试图和她们交谈时，她们蜷缩在一个角落里。这三个小女孩，在一间铺着泥土的小屋里，头上罩着围巾。没有人说话，都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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