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今

　　如果把一切罪恶都归结为制度，那么，我们就无需再进行道德层面和心灵层面的建设。同样，如果我们对制度中的毒瘤视而不见，依赖道德的清洁和人性的善，那么，病毒将扩散和侵蚀整个社会机体，后果不堪设想。东西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显然是想在两种框架之下寻求一种合理的出路。

　　农民工进城通常会包装成励志故事，灰姑娘遇王子，屌丝成功逆袭等等，最不济也是经过一番磨砺，主角大徹大悟，回到家乡，或带着先进技术和理念与乡亲共同致富，或铩羽而归满身疼痛回乡慢慢舔伤口。《篡改的命》也篡改了以往的模式。大概跟作者曾经从事剧本写作有关，故事动荡曲折，结尾出人意料，娴熟地使用了戏剧中的悬念和冲突手法。当然，光这几招还不够狠，他还要掺杂一些野路子，温暖的人文情怀与黑色幽默、反讽、魔幻搅和在一起，尖刻的批判与宽容、救赎、正能量混搭。有时候一场光明正大的战争也要用暗箭、绊马绳、铁蒺藜。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门利器：干净有力的语言，流畅的叙述，把读者牢牢地黏住，使人物与读者有一种感情勾连。故事所展示的一切，既是真实的存在也有一种潜在的可能，包括评论家和作者自己认为荒诞的那些部分，它们既浑然天成、合乎常理，又让人匪夷所思，不敢苟同。

　　他留下了许多探索的空间。为了重点突出人物与命运的关系，作者在结构上其实很用心，但他把这些都隐藏起来，让人看不出他在技巧上所花的功夫。前几章定好基调，结局就这样随着情节走，走到尽头，一片荒凉。尽管中途有无数次分岔，汪长尺最终不得不选择了通往悬崖的路。一开始汪长尺几乎是纯洁无瑕的，他就是一根试毒的银针，在社会大洪流中检测了一遍，通身黢黑，无法还原。这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为了不让这悲情故事过于恐怖，作者采用幽默的语气、调侃的手法，加入了喜剧的成分。这种带泪的说笑反而加重了这种悲剧，面对绝望，唯有一死。

　　一

　　成功的小说人物都是一个自在的生命。汪长尺这个人太强悍，他会自己从书页里走了出来，完成他的意愿。他的行为和选择、一举一动都折磨着读者。他就像你的兄弟和朋友，让你操心，想给他找份好工作，帮他讨薪、治病、申冤，给他鼓励、打气，告诉他就做个平凡的人也很好，不要再干傻事了，别把儿子送给仇人了，投胎也千万不要再投到城里。但他不听，一定要一条道走到黑。他那么善良，那么优秀，如果不是命运差池，他应该是令亲人朋友骄傲的人，他甚至应该是谷里村里程碑式的人物。尽管最后他作出那样惨烈的选择，虽然不能赢得人的尊敬，但仍然还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他不应该那样死，但是又必须那样死，谁都拦不住。小说里的这个人物自己一步步发展成这个样子，没有人能控制得了。与汪长尺一样不让人省心的还有一个人，汪槐，汪长尺的父亲。这个人像我的某个长辈，对城市生活有一种病态的迷恋。社会资源分配的指挥棒，改造着农民的价值观，进城当工人当干部可以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当汪槐的招工指标被人顶替后，他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儿子汪长尺身上。他是很爱惜自己羽毛的人，在村里算得上说话有分量的人，但是他把所有的神经细胞都聚集于儿子进城这件事上，以命相搏，摔成残疾，最后意志坍塌，甘为乞丐。他的性格里有一种坚硬的东西，这种品质让他的每一次妥协都变得困难。这对父子让人不消停，他们折磨着人的神经，跟你谈条件，每次跌落深渊之前，好像都在说，不要管我，我走投无路了，我只能这样！

　　东西这部小说人物不多，最突出的这两个人物，个性极强。其他次要人物虽然用笔不多，也都令人难忘。林家柏是一个看不见的恶魔，他是一个象征，是金钱社会的一个符号，他身上附着了商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一切恶毒品质，奸诈、狠毒、虚伪、薄情寡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小说结尾时他才出场，他也是这一场悲剧的主导者。如果说谷里村乡民混合着刁钻自私和仁慈善良，那么汪长尺的儿子林方生的势利和绝情是非常彻底的，林方生这个人物很关键，他的品质决定着这部小说的价值取向，他如果还有一丁点良知，汪长尺的一切努力都还有一点盼头。当他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寄生物之后，不敢面对真相，不敢承担后果，作为人的独立品质也就丧失了。林方生的怯懦和自私，是对汪槐和汪长尺两代人滚热的血泪一个冰冷的回应，是对他们疯子般行为的彻底否定。作者对社会对人性的悲愤和失望都体现在这个人物上。人性泯灭、价值观被摧毁。汪长尺的毁灭，其悲剧力量震撼人心，这也正是这部小说所体现出来的批判性，人如何化解在物质化社会中的道德困境。同时这种结构性贫困也体现了某些不完善的制度设计。

　　我们再整体地看看故事脉络。

　　汪槐、汪长尺父子在谷里村是乌鸦堆里的凤凰，黑猪窝里的麒麟，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就该折腾。他们内心骄傲、好高骛远，不甘心只做种地的农民。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打算在农村待下去，同村的张惠漂亮、能干，爱汪长尺，汪长尺却嫌她是个初中生。后来在城里发达了的张惠嘲笑汪长尺，当初看不起初中生，现在不得不娶个文盲吧。汪长尺高考志愿填的是北大和清华，再填服从分配。高出分数线二十分却落榜，父亲年轻时有过招工被人顶替的血的教训，他怀疑汪长尺名额也被人顶替了。“一班的牙大山比你低几十分都录取了，二班的张艳艳分数都没挂出来，也录取了。凭什么不录你？”他搬一把椅子到县教育局门口静坐，文明的上访方式根本不灵，想用跳楼的招术吓唬吓唬人，不小心摔成了重度残废。他认为汪长尺是天才，三岁能背唐诗，五岁能打算盘，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而汪长尺饿着肚子复读，在拥挤的教室后面添把椅子，同学都叫他“椅子先生”。由于一天只吃一餐饭，经常饿得晕倒。有一次偶然发现父母为他读书欠一身债。他决定成为同学黄葵的“环太平洋贸易公司”的职员，公司其实就他两个人，业务就是死乞白赖替人讨债、帮人坐牢。他的选择让人惋惜，他的悲惨的人生也从这里开始。村里有位一心想进城的漂亮姑娘小文看上了他，两人在城里生了儿子大志。然而，工伤、失业、饥饿一系列挫折，为了不让儿子大志重复父辈的命运，一家人又不愿再回到农村，妻子小文干起了三陪，那么骄傲自尊的父亲汪槐也不得不在县城当叫花子。汪长尺是一个把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他的困难是他有一个别人不敢想的目标，他本来可像黄葵用下三烂手段致富，讨薪时老板已经对他有交代了，但他不忍丢下工友。工伤失去了生殖能力，朋友点拨他可以索赔，他一开始也是不愿意的。后来他不得不默认父亲乞讨、母亲捡垃圾的事实。他一开始还劝小文改行，后来也认同了小文的“职业”。他不想重复父亲当年县教育局上访的那一套，他的讨薪和索赔要玩出新花样，结局却还是跟父亲一样惨败。尊严像彩色气球一样高悬在半空，漂亮而又虚幻，物质的重力使它一点一点地往下坠。城里的打拼不仅不能改变儿子大志的命运，常常连生计都成问题，他觉得靠体力已经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得靠智力，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把儿子送给有钱人家。他在孤儿院刷油漆的时候认识一位不能生育的副教授，副教授的父亲是官员，母亲是警察，但是她丈夫却是林家柏。林家柏是他一直寻找的仇人，他在城里所有的噩运都拜他所赐。他替这个林家柏坐过牢，林家柏还要杀他灭口，捅了两刀没捅死，拖欠他的工资，诬陷他杀人，他还在林家柏的工地摔成重伤，这位老板还贿赂司法致使他索赔不成功。现在，他要把孩子送到仇人家里。自己心里这个坎过不去，但是经过三遍自己与自己的辩驳，他成功地说服了自己，仇人之前对他的一切加害都事出有因，仇人的种种恶行都合情合理，三遍，仇人便变成了好人。从此他是一个影子父亲，十三年日夜在对面楼上守护，一切都按他期望的方向发展。可是，林家柏外面有了女人，他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这一切就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汪长尺觉得这会影响儿子的幸福，他跟林家柏摊牌了，要林家柏回到那个家庭，林家柏答应了，前提是汪长尺必须彻底消失。为了让汪长尺放心去死，林家柏给林方生（汪大志）存一千万，保证他一生无忧，另给汪长尺的父母二十万。

　　一颗石子抛向空中，它终究要落下来。故事一路下来，到了最后，已经不是现实的故事，而是一种可能的故事，小说不必要必须与现实完全对应。世俗地看，把孩子给仇人，甚至都不算什么委屈，这里头不排除有鸠占鹊巢恶毒的想法，如果林家柏不出轨，不离婚，一切皆大欢喜。这个不起眼的变化才是推动小说情节的铰链，如果把这个铰链抠下来，故事甚至都不好结尾了。你去想吧，那算个什么故事？都市頻道天天播放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情感故事、励志传说、坑蒙拐骗的把戏，讲的全是这些。读者不禁会产生疑问，就算林家柏完全不管他们母子，这位家庭背景很好，家道殷实的副教授妈妈完全能够让林方生过上很舒服的生活，甚至过上汪长尺两代人认为的那种上等人的生活。再说，小说一直在强调林家柏是个有钱人，通过法律判决分割财产，也应该有个几百上千万的数目。他有必要舍这个命吗？这已经不能全怪世道人心、怪社会了。小说情节反转固然精彩，但它缺乏依据，没有一个信念或动力方面的支撑，小说在这里出现一个结构上豁口，它突然断裂了。东西采用了荒诞的手法，他让它脱离现实，与现实并行，探索另一种可能。人的性格里天生有一种隐秘的冲动，有一种可能，既是复仇也是救赎！对应他最初的尊严和欲望，他应该有一个掷地有声的结局。他们一家在城里打拼吃尽苦头、遍体鳞伤，这笔账找谁去算？如果有一个方法，可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对他来说也是个好办法，但是，没有。他得把自己的性命搭上去，而对方并没有什么损失。他只不过通过复仇这个动作来解救自己。汪长尺不是基督徒，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灵魂救赎，但他需要一种解脱。儿子交出去以后，老婆一气之下跟他的工友兄弟刘建平私奔了，儿女双全，安安稳稳普普通通地过日子。他找不到生命的实际意义，也找不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这个人物，他的折腾本身就不同寻常，他是一个对生命有认知有觉悟的人，这是他跟谷里村其他人的区别。

　　二

　　汪长尺算是一个有知识的农民，他身上既有儒家文化自带的君子人格基因，也有现代人的法律常识，他懂得在游戏规则之内追求合理的人生享乐，但最终抵挡不住资本社会的物质狂魔。有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揪住汪长尺，把他往下拖。在这只手的操控下，无论汪长尺多么努力都是枉然。这只手就是尊严和欲望混合起来的一种东西：或许叫“出人头地”。它合乎这个社会的生存伦理。环境是外在压力，个人寻求成功人生是内在动力。社会的种种黑暗和不公正待遇没有给他任何解释和交代，理想在磨难中也没有得到升华。系统出现故障是制度有漏洞，小说毫不掩饰地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行揭露。在汪长尺整个不长的人生中，自高考落榜之后，就有一种由环境和自身合成的隐性病毒生成。他的虚弱道德观和价值观不足以形成抗体。考上大学被人冒名顶替，县教育局全体人员装聋作哑，公职人员的腐败和冷漠是汪家父子遭遇的第一记重击。为了医治维权时摔成重伤的父亲，变卖了家产，债务累累，一贫如洗，复读考大学变得不可能。资本家心狠手辣，买凶杀人，栽赃顶包，公安系统与黑恶势力暗通款曲，颠倒黑白，使他从一个自由劳动者变成了通缉犯，整个村庄都卷入恐惧。法官与房地产老板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司法黑暗，有冤无处申。维权过程受尽侮辱，劳动局体制上的软弱和工作人员的无能，把他逼回父亲的老路，以死相拼，终究还是斗不过钱多势大的人。物质主义对人狂风暴雨般的洗脑使他彻底改变方向，坠入深渊。

　　汪槐、汪长尺、汪大志三代人的命运都被篡改，三个人有两种篡改方式，父亲汪槐和汪长尺本人是被动地篡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不能掌控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地篡改，这种篡改反而留一些希望，早期低级病毒，容易还原，还有人性美好的东西。第三代人汪大志变成林方生，汪长尺亲手植入的原生性病毒升级，变成了恶性病毒，有主动篡改的功能。这个程序是汪长尺蓄谋已久，一手操控的，父辈和自己身上还保留下来的一些抗体被彻底清除。年轻警察林方生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快刀斩乱麻，彻底切断了他跟谷里村跟汪家的一切关系。第一代汪槐和第二代汪长尺的篡改是不甘心的，他们拼了身家性命也要找回他们应有的那部分，他们身上还存留了一些道德抗体，还能修复。或者说他们只不过是走岔了路，根本不能称之为篡改。而第三代人汪大志，他处心积虑抹掉原来的东西，他最怕的就是还原，他达到了真正篡改的目的。问题是，无论怎么改都是悲剧，汪大志这种看起来成功的篡改更让人绝望。有一个情节早已露出端倪，林方生寻找养父林家柏，精神恍惚，被车撞了，一直暗中保护他的汪长尺不顾一切救了他，而这个白眼狼竟反咬一口诬陷他。“林方生说，我没撒谎，我记起来了，是这位叔叔把我撞倒的，怪不得他来看我，原来是做贼心虚……汪长尺脑袋炸了，他想刚才诬陷我的是大志吗？他好像已经不是我的儿子。多少年啦，我一直盼着他变成他们，现在终于脱胎换骨，基因变异，从汪大志变成了林方生。”汪长尺最大的悲剧不是他自己的苦难和冤屈，而是他一手操纵的篡改游戏竟是这样的下场。如果他在天有灵，看到儿子找到了顶替他上大学的牙大山，破了浮尸案，揭开了自己的身世，最后却销毁所有的证据，他会怎么想？他自己最后投胎也投到林家是对这种结局的认可吗？

　　农民工在城里处处遭受歧视，身份上的落差加重了汪尺长的焦虑，但这个问题他不得不面对，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最后，看起来慢慢能够容忍、消化，实际上这个块垒埂在胸中，一天天长大，变成了毒瘤。他害怕儿子将来也受这样的委屈。汪长尺陪小文到医院咨询为什么孕期有晕倒的现象，“医生说怀孕初期有的孕妇会眩晕，但你一个农村妇女不应该这么娇气。汪长尺一听就火，说农村妇女就没资格眩晕吗？我还想让她弱不禁风、脸气惨白、整天喊腰酸背痛呢。医生的脸一沉，说你太敏感了，我只是说了一句实话。”医生的确只陈述了一个事实，农村妇女经常劳动，身体健壮，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但是“农村妇女”这个词戳到了汪长尺的痛处，才导致强烈反弹。第二次羞辱他的人竟然跟他一样也是农民工。小文在洗脚城工作，他每天晚上去接他，“他坐在宾馆一楼的大堂等她，等着等着就睡着了，保安把他踢醒，说喂，你不能在这里睡。汪长尺说沙发不是空着的吗？保安说你这副尊容会把住客吓跑的。汪长尺说你也像是农村里出来的，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保安还是把他赶到了人行楼道，并时时探头，怕他行为不轨。第三次感到强烈歧视时他把这个委屈连同眼泪默默地吞下肚里。他下身受伤维权索赔，劳动局的孟璇一直帮他周旋，虽然没有任何效果，农村人都重礼数，每次给孟璇带点小礼物，他认为孟璇是他进城后遇到的第一个好人。“孟璇回头看了一眼，没看见汪长尺，就把包里的粽子掏出来，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汪长尺的胸口像被谁戳了一刀，他从树后闪出朝垃圾桶奔来。孟璇听到了脚步声，回头看着，满脸尴尬。汪长尺捡起粽子，剥开一个粽子大口吃起来，吃着吃着就吃出了眼泪的味道。”这种事情多了，后来被人当贼一样防着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反应。汪长尺给林家柏岳父漆红木家具，林家柏的岳母陆珊珊请假全程监工，这位快退休的文职警察寸步不离农民工漆匠。“表面收拾杂物，其实暗中监视，生怕汪长尺碰伤家具或偷什么东西，他一看墙壁，陆珊珊说字画是假的，他一看古董，陆珊珊说古董也是假的，他扭头瞥了一眼储藏室，陆珊珊说酒就更假了。汪长尺一声不吭地刷着。”汪长尺的心态已经彻底变了，不管陆珊珊如何哭穷，他知道这是个富裕家庭，儿子大志要是能够进入这个家庭，那就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他终究还是认同了身份差别这个事实。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样的人最容易被自己毁灭。

　　三

　　作家想要探索一种可能，表面看来是有励志、命案、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体制缺陷等要素，但这些要素只是处在最表面的一个层次。命运天生不齐，社会万象共生，人性里头总有一种隐秘的冲动，那是不为人的意志所转移的，人处在这个命运之网中，只有哈姆雷特式的选择，要么生存，要么毁灭。

　　病毒在感染期和潜伏期还可挽救，只要时时清理心理垃圾、拨乱反正，就回归到普通人正常的人生，但是他们的动机和性格决定了不会那么做。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反差是他们追梦的最初动机，到了城市后他们从来没有坐下来反省。没有技术，没有本钱，一无所有，却又要想过人上人的生活。他们不是没有过过好日子，贫贱夫妻的那种温馨和体贴他们也体验过，“为了给小文减负，他从一楼转移到三楼。小文一推开楼道的门，就能看见他。现在他随身带着包，包里装着保温盒，饭盒里装着小文白天炖好的鸡汤，小文一出现他就把饭盒打开，喂他吃，饭盒的隔层里备有酸萝卜。包里还有糖果饼干，小文想吃什么他就递什么。”老婆怀孕，他经常逗她开心，也学着城里人相信胎教，“汪长尺打了一个响指，说音乐。小文扭头找音乐。汪长尺忽然唱了起来，他唱的是一首流行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样多好，如果不把孩子的教育投资想像得那么夸张，汪长尺做建筑工人，小文做一个足疗师，也够他们三个人过了。他们并没有把这种生活定义为快乐，因为主流社会不认可，有钱人过的日子才叫幸福。社会主导着一种风尚，高质量的生活一定是用金钱堆起来的。做三陪女钱来得快，同村开洗浴中心的张惠是小文的榜样。小文没见过大世面，她太喜欢那种穿名牌、说话带卷舌音的派头。汪长尺所向往的上等人的生活与小文是一样的，儿子送到林家过的那种好生活就是他真正向往的生活。“他们给他买意大利服装、英国玩具，让他喝美国牛奶，吃法国面包和瑞士巧克力。三岁时，方知之就给他听英语单词，四岁时给他请钢琴教师。在方知之的调教下，五岁他就分清了前鼻音和后鼻音，六岁懂得弹巴赫的《小舞步曲》。七岁，他进了本市最著名的小学。”

　　善良的读者希望这是一个屌丝成功逆袭的故事。小说前言给了一个暗示，主角汪长尺在别人的监视下准备跳河自杀。难道逆袭不成功？或者只是其中一个环节？看上去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怀着出人头地、衣锦还乡的志向，结果一头重重地栽下去，扎进湍急的江水，然后浮起一具肿胀的尸体，这算什么？作者避开了这个窠臼，要飞跃，要登高，需要起跳的距离和一个大的运动空间。他们跟其他进城的农民工不一样，他们要的是对他们自身的一种肯定，招工被顶替，高考过了线，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应有的生活轨迹被恶意篡改，而这一群扳道工竟然是制度和制度管理者，他们要讨个说法。如果仅仅为了物质，他们完全可以跟张五、二叔、刘白条一样守在谷里村。家里有兩头牛，一头猪，一条大黄狗，几亩薄地，并不是日子没法过。两代人对下一代都定了一个极高的目标，这在旁人看来近乎疯狂和不可理喻。几经折腾，尽管他们已经感觉这条路行不通了，仍然逆势而行，不改初衷。大志送回农村由爷爷奶奶带，这本是个好事，爷爷汪槐琢磨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小学部分我打算自己教大志，所有的课本我都搜齐了。初中，我们送他到乡里去读，按说乡里教不出什么人才，但可以搞双保险，就是他上课时我坐在教室后面跟着，白天老师教，晚上我教，一节课给他教两遍，每个问题让他倒背如流。”他采用这个方法要让大志考上县中，那时候，“恐怕考清华北大都不是问题。”还叮嘱刘双菊千万别说出去，这是他们家独创的成功学秘笈。他们都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完整的人看待，而是获取功名的机器，包括他们自己。无情的现实让他们炼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他们看出来在这个社会结构下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是教育，在板结的阶层划分中决不低头。

　　由于这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对他们的折磨，汪槐不得不做了自己最不愿做的事，汪长尺最后变成了自己反对的那种人。农民工在城里打拼本没有那么艰难，但他与别人相比，起点不同，寻找的目标不一样，内心坚守的东西有所区别，所以艰难。如果他一开始就放下做好人的标准，成功要来得容易得多。汪长尺来到城里，每一步都是深渊，就是因为他们死守着一样东西不放，那就是尊严。汪槐做乞丐，收入不少，刘双菊捡垃圾“一个月比农村辛苦一年还多”，汪长尺看着那些台灯皮鞋电饭煲电视机，觉得“都是别人用剩的，想想都恶心”。最后父亲汪槐妥协了。说：“不能光看钱，还得讲气节，爱羽毛，长尺这么孝顺，这么有尊严，你还怕饿到你穷到你吗？”尊严越看得重，生存越艰难，现实很残酷，但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在高不可攀的理想的催逼之下，孩子还没出生时，“小文算了一笔账，营养费、服装费、高价学费、医药费……越算越没有信心，她决定一个人去医院做人流。” 而汪长尺答应她会有一笔钱进账，碰巧那天，他出了工伤事故，他自己也搞不清是故意摔的还是不小心一脚踩虚。摔成了残疾，索赔失败，还几次三番被人脱裤子验证。羽毛弄脏了，尊严被碾得粉碎，最后支撑他的那点精神彻底垮掉了。丢下这个“包袱”，他反而一身轻松，妻子做三陪他也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调侃自己“真没想到还有人为我打工。”儿子的行为切换成林家柏式的冷漠，他反面高兴。他死后竟然投胎投到林家柏情人的肚子里。

　　汪家三代人的悲剧，有体制的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性本身的问题。林方生长大后当了警察，他着手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西江桥汪长尺的浮尸案。故事在这里又来了个大转弯，这个可以再写半本书的事件，作者让它闪电般地结束。林方生找到了还活着的汪长尺，那个本名叫牙大山的家伙，当年顶替汪长尺的名额上大学的人，在省城当了副局长，娶了漂亮老婆，女儿在读研究生（这一切本来是属于汪长尺的）。他又找到生父汪长尺的老家，也就是他自己的家，看到了爷爷奶奶，看到墙上镜框里嵌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他把所有的证据包括小时候的照片彻底销毁，汪家的奋斗故事终结，凤凰或麒麟回归到虚幻。人活着的意义被曲解，两代人留下的硬东西丢失了。汪长尺用生命换来的结果却一文不值。《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奋斗、励志都是健康人生形态，从来都是被鼓励的，但是汪家三代人都把这种追求发展到了病态的地步，一不留神，信念病变，转化为病毒。物欲膨胀的社会风气是病毒加速分裂的温床，制度不公让病毒变异升级，人性的弱点让病毒自我复制，到了汪大志（林方生）这一代，最后变成恶性病毒，由着它对生命程序进行篡改和自我篡改。如果社会环境和制度没有及时杀毒，如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加剧、司法腐败等，同时社会每个个体自身不能产生道德抗体，任由贪欲疯长，不加节制，那么，最终难逃系统瘫痪的悲剧结局。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