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雄文

　　一

　　老屋前合抱粗的苦楝树下，我与两个小弟手里的爆竹炸响，此伏彼起，惊起檐前一双偎依缠绵的鸟雀。它们似乎极不情愿地飞了起来，叽叽喳喳，半空里盘旋一圈，又迅疾掠过青瓦屋顶，一前一后落到屋后那棵松树枝头。松树没有苦楝粗大，腊月间却依旧苍翠欲滴，亭亭如盖。声声脆响的爆竹，也炸开了一个孩童时代梦幻般的欢快新年。

　　爆竹是外地国营煤矿里工作的父亲带回的千响浏阳鞭炮，稀世珍宝一般搁在老旧的樟木碗柜顶上好些天。大年临近取下来时，大红炫目的衣裳，细圆饱满的引信，弥散些许过年才有的淡淡硝烟味道，将手舞足蹈的我们乐成了一朵朵夏日地头迎风而动的南瓜花。

　　父亲留下大年三十和初一祭祀祖先和灶子公公用的三挂，将剩下一小挂小心翼翼打开包衣，拆散开来，一个一个拨弄，一丝不苟地匀成四小堆，准备发给身边仰脸守候已久楼梯磴一般的我们四兄妹，像如日中天的帝王给皇子公主分封膏腴的万里江山，或者退隐前的亿万富翁给儿女平摊沉甸甸的万贯家财。

　　妹妹年紀最小，兴奋点更多的是身上的花格子新衣，母亲请村里手艺颇高的土裁缝月芝师傅缝制的；胆儿也远没我们肥壮，掩着两个嫩耳朵还不敢轻易上前点火。不多久，她从父亲手中领到的一份又藏在家中某个角落的爆竹便被七哄八骗，最终落入三个浅浅坏笑的哥哥手里。

　　响爆竹是村里过年的老传统，宁可少吃两口平日里难得一尝的猪肉也不能或缺。家家户户也早在公社的供销社置办简单年货时备足了爆竹。买的多是乡里土作坊制作的粗劣五百响，不是浏阳鞭炮的长扁形包装，而是卷成圆圆的藕煤状。响声也不大，时常有突然间沉默下去的哑炮，须得麻着胆子上前重新点火，像墙头广播里一段山泉般跳跃流动的音乐蓦地卡住，主人喜气的脸上便悄然蒙上些许不快。

　　邻家外号“坛子”的小伙伴这时到我家串门，常是涎着脸羡慕不已，目光在我们兄弟手中高高扬起的爆竹上头舔来舔去，眼里又伸出千万只手，恨不能将爆竹一个不剩地装进他的兜里。他陪着小心屁颠颠地跟在我们身后，像大将岳飞的马后王横，不再以他家有一棵枝繁叶茂插入半空的杨梅树而傲慢地挺胸叠肚。他家的杨梅树确乎方圆十里独一无二，端午节里有红得发紫酸甜宜口的杨梅吃，时常引得我们兄弟的口水挂成了山间飞漱的瀑布。他也不敢像往日一样，拿我不大雅的外号“大脑壳”取笑，说“大脑壳，扁担戳”了。

　　父亲带回的鞭子炮虽好，却远不够我们兄弟三个白天黑夜忙得屁股不挨凳地挥霍，桌上海碗里一年仅有的鸡腿香味从报纸糊的窗户缝里飘荡过来也诱惑不住。我们只好降尊纡贵退而求其次，到燃放过爆竹的人家堂屋里捡没响的哑炮。满地红红的碎炮屑里，几乎一寸一寸用手摸索着，像是成年后常见的垃圾堆里佝偻腰背虔诚淘金的拾荒者。小弟或者我捡到一个还有半截引信的哑炮，必定惊喜好一阵，向兄弟炫耀过后，吹掉尘灰，小心地藏进衣兜。衣兜里还有两三粒没来得及送进嘴里的瓜子或者花生，也顾不得了。

　　纸屑里更多的是燃完引信没能实现自我价值炸裂开的落寞哑炮，像《红楼梦》里多出的那块没能补天的石头，或许正自怨自艾自悲自叹。我们依旧欢呼雀跃如获至宝，一一捡了起来。

　　回到苦楝树下的晒谷坪里，找一处空闲平坦的所在，我将多少不一的哑炮折断成v型，露出里面细密的黑硝，v型尖端相对，围成一小圈，小心捏着一根点燃的香或者火柴梗往里一伸，哑炮瞬间嗤嗤作响对射开来，跳出一圈花样舞蹈。我也跟着眉色飞扬，将凛冽寒风逼出的一串长鼻涕随手一揩，又在新换的劳动布裤上擦了擦，继续余兴不减地看两个小弟相似的表演。

　　二

　　那个年代的村里，几乎家家都有一窝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像厦屋墙根下狗窝里满地爬的狗崽，一日三顿粗茶淡饭，一年四时补丁衣裳，却格外好养。这给我们兄弟仨儿带来的巨大麻烦是，人家堂屋里的哑炮常常被这家的小子们捷足先登，有时候摸遍了一地，冒着被母亲忙里偷闲痛斥一场的风险，染了一身厚厚灰尘，像春耕时节犁地的伯父一样将细碎的炮屑翻了个个儿，也不见几个拿得出手的像样哑炮。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与我家共着一个堂屋的邻居没有我们这类熊孩子。

　　对门共住过两家人。一家男主人也在矿山工作，属于被生产小队队长昌建太公天天吆喝催着出工，被只能土里刨食的村里人羡慕甚或颇有些眼热的吃国家粮的人，依辈分是父亲的叔叔，我的族祖父，却与父亲年龄相差不大。女主人是下乡知青里得以幸运遴选而出的村小学老师，与母亲极为相投，平素洗衣挑水形影不离，做过我二年级的班主任。

　　当年两家合计盖起了这座泥墙青瓦的房子，与多半人家三代人挨挨挤挤住着的木板房比起来，算是鹤立鸡群的新式建筑了。他们的板房，盖的也是青瓦，间或也有半边厚厚的稻草，多是民国时期祖父辈费尽心力建起来的。房间低矮逼仄，光线暗淡，门外穿花渡柳的金色阳光是永远被拒之门外的仇雠。若还有一两空纵深的里间，似乎更只能摸摸索索小心谨慎迈步，远道而来的陌生客人进去，绊跤碰头是常有的事。与我家隔了好几垄田的对面院子里，我的爷爷和爷爷的兄长二爷爷恬然而居的便是这种古色古香、似乎尚留有汉唐遗韵的房子。

　　年轻的族祖父只有一大一小两个女儿，年岁都比我小，头上常扎着艳色养眼的蝴蝶结。一次，仅完小肄业却颇喜欢读《人民文学》的父亲看她们蹦跳着出门，追追跑跑飘下坪前的斜坡，笑盈盈说了句令我数十年不忘的文艺话：“两只蝴蝶飞呀飞呀。”这两只“蝴蝶”如草间的真蝴蝶般喜欢花花绿绿，自然与小妹一样对爆竹兴致不大，我和两个小弟的机会便来了。

　　大年三十或初一凌晨四五点，天空里黑幕沉沉，鸟雀蜷缩在檐前梁上垂挂的干红薯藤丛里做着好梦，依祖辈传下来的习俗，家家户户都要早早穿衣起床，到堂屋摆上热气腾腾的酒菜祭祖。生产队出工劳作之余喂了一年终于熬大的猪和鸡，多半已卖掉补贴家用甚或偿债，剩下的和村里水塘分的几条鱼一道虔诚献身，成了供桌上肥腻鲜美的牺牲。香烛纸钱在主人喃喃的祷告声中燃烧起来，有些神秘的淡蓝色氤氲里，早已开封的鞭炮也被点燃。噼里啪啦的骤响被对面月形山的山峦硬邦邦弹了回来，响声便更热闹了。

　　过年的规矩是邻家不能见面，不小心碰上便很尷尬，都会默然不理，像素昧平生的路人。父亲准备好了祭祀的酒菜香烛，竖着耳朵听隔壁的动静，觉得他家暂时还不会去堂屋时，便刻意用劲，哐啷一声打开门，让对门知晓。我们一家于是鱼贯而出，由父亲充任总指挥，完成老辈子言传身教恭敬如仪的祭祀仪式。我趴在地上行不由衷地磕头，眼睛不时瞟着门槛上摆着的鞭子炮，心儿突突跳动，感到最欢快的时刻即将到来。

　　父亲取下嘴角叼着的香烟，终于将鞭炮点燃。母亲一把将小妹拉在怀里遮护起来，我们兄弟几个也捂着耳朵闪躲一旁，眼睛却直直盯着燃放的鞭炮，四溅的火花像许多跳跃的星星，有说不出的绚烂美丽。鞭炮声一停，温热的青烟尚未散尽，我和弟弟们便如裹着重铠穿过战场硝烟的将士，急不可耐冲上前去捡哑炮。浏阳鞭炮质量太好，搜寻老半天也没剩几个哑炮。最小的弟弟两手空空，拈着一把碎屑嘟囔道：一个都没有。乡里的习俗是过年忌讳说“没有”，父亲赶紧笑着接口：“万千，万千，洞庭湖。”表示有很多，洞庭湖水一样用不完。

　　多年后一想，颇觉有趣。若真如父亲所说哑炮“万千”，则说明鞭炮质量不好，而“不好”也是乡里年中的忌讳之一。对燃放鞭炮而言，哑炮多与不多都不能说，是为两难。

　　收拾了神龛前供桌上的酒菜，父亲又将房门重重关上，堂屋里瞬间沉寂下来，只有满屋的硝烟香烛味道弥散，和一盏特意换上的大瓦数白炽灯泡空荡荡亮着。我常常疑心这时的堂屋里有许多看不见的祖先魂灵在移动，或许在满桌丰盛的酒饭后闲聊，抑或数着刚领到手的纸钱，因而祭祀完进门从不敢走在最后。

　　一家人围着火塘里通红的炭火吃早饭，一顿名副其实的“早”饭。父亲自己斟上米酒，又给我们每人倒了一碗糯米做的浓稠甜酒，一齐举杯祝福过年。酒过三巡，他抿了一小口酒，说开了笑话。说一户贫寒人家，过年的桌上只有萝卜和白菜，丈夫却很开朗，大声对妻子说：“不要光吃萝卜，多吃点菜。”一墙之隔的邻居家境也好不了多少，听到他家还有“菜”吃，以为是大鱼大肉，满心的羡慕。

　　这时，对面邻居的门吱呀一声开了，窸窸窣窣有些响动，间或有一两声邻家女儿的笑闹声。又沉寂一会，鞭炮声突然山崩地裂一般炸响，像春天里一连串经久不息滚动的春雷，门缝里挤进了一缕缕呛人的烟雾。我的心早已不在饭菜上，一是起床过早，先天晚上的油水还没消化殆尽，吃不下去；二是惦记着邻居响完鞭炮后的哑炮，像粘在脸上的一些红薯糖，久久挥之不去。

　　天色依旧朦胧，几点寒星在墨色的空中眨着清冷的眼。堂屋又沉寂下来，我叫上小弟们装着上茅房，从房间另一侧悄悄出门，绕到屋前廊上，拐进洞开的堂屋大门。一地的炮屑又覆盖了厚厚一层，雪亮的灯下红红火火，像一座等待采掘的金矿，令我们的眉毛蹿上了额头，激动不已。不敢惊动两边房间的大人，我们蹑手蹑脚地摸索一阵，果然大有收获，光溜溜的哑炮不少，长长短短残留引信的也多。

　　匆匆塞满了两边半个口袋，我们又一溜烟地从原路回到家里。才想起堂屋或许有祖先的魂灵，一时脊背发凉，汗渍津津。母亲正给我们翻烤着年前打制的糍粑，见我们一身的尘灰，小弟们又在春凳上忙着检阅战利品，马上知道我们刚才去了哪里，却只笑了笑，并无往日的唠叨责备。大年里大人们一个个收敛了脾气，和善得像年画里的观音菩萨，孩童们获得了免于处罚的便宜。

　　豁免的不只这一桩。有年年三十晚上，父亲挨个儿给我们发压岁钱，比我还顽皮的大弟对每人五角钱不满，撅着嘴巴闷闷不乐。往日颇为幽默的父亲逗了几个乐子也无济于事，只好拿出一张两元的绿色车工纸币给他。两元已是一笔巨款，五角钱似乎可称半斤八两猪肉，父亲是矿山一名技术不错的电工，一个月的工资也才十八元。

　　大弟终于咧着嘴笑了，紧紧攥着那张也面带微笑的车工纸币伸手烤火，又终究心有不甘，不时将车工展开来跟我们炫耀。一不小心，绿色的纸币突然失手，掉进了火塘里。大年里的炭火格外旺。父亲听到我们的惊叫，停下手里的活计慌忙伸手去捡时，纸币挑衅似的燃烧，火苗上绽开最后一个得意的笑容，旋即化为了灰烬。灰烬又被炭火重新燃烧一回，在余光里变得踪迹全无，梦一般化为乌有。父亲的手还被生生烫了一个小水泡。

　　父亲的脾气大。我上学逃过一回学，躲在学校附近的草地里看小人书，被他吊在苦楝树下抽打了一顿。他素日敬重的长辈们纷纷前来解劝讨保，都被面红耳赤地吼了回去。最后在我装出来的气壮山河的干嚎声里，父亲的鞭子才勉强停了下来，听凭他的亲伯母我的堂奶奶给我松绑。

　　大弟烧掉了两元巨款，父亲却笑容满面连说没事。大弟自知闯了大祸，免了一顿责骂，也不敢再要求补钱，讪讪地走开，又和我们开开心心玩爆竹去了。

　　三

　　对门的族祖父不久便搬家了。因为知青族祖母兼老师依新的政策得以喜出望外地返城，他们将老宅卖给了村里一户板房里的人家，索价八百块，是一笔不菲的巨款，约莫是时下的数十万了。

　　与我家毗邻的新主人是父亲的族侄辈，我们兄弟妹们叫“凡哥哥”。他是大队支书，个儿不高，背有些微驼，留着板寸平头，逢人便带着些许和善的笑意，像庙里弥勒佛的笑容。他比父亲小好几岁，上过几年初小，能说会写。红白喜事时常常给人写下的对子，结体优雅，字迹遒劲，能和村里年高德劭、有祖传医术在身的华国先生媲美。华国先生须发皆白，慈眉善目，祖父辈是民国时期地方颇有声望的乡绅，家学渊源，幼读私塾，被村里人绝无仅有地尊为“先生”。与我家一样四代清寒如水的“凡哥哥”能有华国先生的书法修为，颇为不易。我第一次领略到书法的妙处，一段时间里近乎痴狂地临池不辍，便是受他的耳濡目染。

　　“凡哥哥”人缘极好，又在村里官居“极品”，一言九鼎，平日里前来央求调解纠纷、诉告冤屈等种种求告的人络绎不绝。我家也跟着门庭若市，热闹了许多。一些隔着一条浅浅麻溪河住在偏远地方，我素未谋面过的乡里乡亲得以熟悉。共着一个堂屋，我时常安静地坐在“凡哥哥”身边旁听，像包公面前随时侍候的斯文书童。他们絮絮叨叨诉说些对我而言新奇不已的故事，或满面黧黑或一脸愁苦。衣衫也极是素朴，多为蓝黑老旧的对襟式样，皱皱巴巴。若登门的是老汉，一般高高挽着裤脚，似乎刚从地里回来，一脚的黄泥巴。随着我渐渐长大，愈来愈远地离家外出读书和工作，他们后来多半再也不曾见过，身影却留存我的脑海里三十多年，至今历历如昨。

　　“凡哥哥”风光如是，却有一桩老大不如意的事，一直没有个一男半女，比对门住过的族祖父还不如。

　　他的妻子我们的族嫂是他母亲早年收养的干女儿，资江边上一户养不活的穷人家七八岁上送来的。族嫂长得很一般，头发枯黄发涩，脸上有些深褐色的麻麻点点，像玉米窝窝头上吸住了一群贪婪的饭蝇。性情也未见大好，喜欢人前人后说长道短。几个往日和睦如姐妹的邻家婶婶嫂子突然磕磕碰碰起来，三五天抑或半个月不说话，苦大仇深的样子，都是她热心其间“与有力焉”的杰作。她得了一种肝脏上的怪病，一年到头捧着砂钵药罐子，上不了大医院，都是华国先生开的中药单子。

　　“凡哥哥”没有我父亲那种暴戾脾气，忍受了三兄弟里他母亲做主独将族嫂许配给他的不满，又熬住了长年累月耳边嗡嗡不断的细碎嘴子和满屋刺鼻难闻的中药味道，却终究不免为“断子绝孙”的身后凄凉暗自揪心。前来向他求告的乡亲里也有步履蹒跚孤苦无依的“五保户”，他总是异于常人地慷慨关照。没有儿女，在村里人眼里是很抬不起头说不起话的事。我常疑心他背脊的微驼，也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焦虑有关。

　　于是，“凡哥哥”偶尔也对族嫂大动肝火，一次还动起了厨房的菜刀。族嫂披头散发呼天抢地，麻溪河决堤般涕泗横流，被闻声赶来的母亲劝解带回家里。她又不依不饶诉说着自己的辛劳和“凡哥哥”对他的种种不好，说“凡哥哥”还想讨个黄花女。母亲挂着笑脸，轻声细语不温不火地劝慰，像族嫂家火塘里慢火熬着的一罐陈年中药，许久才算初见成效。

　　“凡哥哥”的不幸，却是我们兄弟仨的大幸。大年里他家的哑炮，顺理成章归属我们，从不用担心有熊孩子先捡了去。

　　四

　　哑炮终究不响，玩久了也便乏味，而离正月十五的年节过尽还早，这时兜里的压岁钱便蠢蠢欲动，奔赴了用场。小妹的压岁钱在兜里闲逛了一圈，年后多半完璧归赵，回到狡黠微笑着的母亲手里，我的压岁钱母亲只能徒唤奈何，全送给供销社里那个常常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有一茬没一茬聊天的大婶，换回了一堆花花绿绿的爆竹。一种惊天动地、炸得山响的“猪仔炮”是我的最爱。

　　供销社在七八里外的公社驻地金竹山，名作家谭谈出道前便在附近的煤矿工作，女主人公便叫“金竹”。供销社是靠马路一排灰色的土砖平房，抹上了灰白色的三合泥，屋檐墻角下悄然拱出些“狗尾巴”一类的杂草，像探头探脑准备进门买东西的怯怯小孩。国家的东西大动脉湘黔线从左近悄然穿过，留下了一个红瓦白墙的四等小站，一色低矮陈旧、散落四周的乡间民居丛里，倒也有些众星拱月般的气派。站后一条连着供销社的马路，许是往来车辆多，整日尘土飞扬，车站和供销社一样有些灰暗。站台上偶尔立着摇旗的铁路工作人员，蓝色制服也跟着暗淡了许多。

　　供销社是金竹山公社的唯一“百货大楼”，四邻八乡日用的油盐酱醋都出于此，地位远比今日长沙五一大道上的友谊商店还重要。这里平日往来的人流不少，逢年过节便更多，是我时常向往的去处。单是光进门便扑鼻而来的糖果香味，便令我异常迷醉，像陡然坠入了一个传说里芬芳馥郁的童话王国，因而每每流连忘返。

　　去供销社的路不长，随母亲走了几回也便熟悉了，却要经过有些恐怖的乙午塘，是我独身前往一个绕不过的难关。

　　乙午塘恰巧挡在半路上，一条孤零零的碎石马路贯山而过，像一根猪大肠晾晒在山间。路边有一口深深的水塘，飘着些墨绿色的浮萍，三三两两点水的蜻蜓累了时，偶尔在上面默然小憩，神仙似的怡然自得。四周灌木丛生，半人高的茅草伸着洁白如棉的花絮，一阵清风吹来，便醉酒似的摇头晃脑。一侧的山头上，杉树松树樟树挤成一团，浓密成林，横柯上蔽，在昼犹昏，另一侧却近乎光秃秃的，像多年癞头的老人，只有几丛蓬蓬松松的灌木杂草和一堆半截入土的乱石。远处的丘陵间，上上下下横着些梯田。夏日里打乙午塘经过，悄无人影，只有嘶哑的蝉声聒噪和行人自己单调的脚步声。隆冬时节，冷风从山口呼啸着灌进来，肆无忌惮地掀开行人衣领，似乎要钻进去取暖。

　　听老人说，民国时这里常有剪径的强人出没，一九四九年新政权革故鼎新，不知被什么人选中，长时间里成了处决人犯的刑场。大概期望借此交通要道之便，起到杀一儆百的功效。

　　我随大我几岁的堂兄去看过一回行刑。清晨，林间乳白色的浓雾一阵一阵涌过山口，像火车头喷出的蒸气，乙午塘两侧山头早已人山人海，十里八乡的乡邻们闻讯而来，像一些地方的逢五逢十赶集。不同的是，荷枪实弹的警察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肃然围出了一处开阔的空地。山头人群虽庞大，老少不一，却多噤若寒蝉，一脸肃慎，又有些观看难得花鼓戏大剧的兴奋。我和堂兄个头小，挤不进人群，只得远远站在高处，有些紧张地等候着。

　　十点左右，几辆警车闪着红蓝相间的警灯呼啸而来，中间夹着一辆蒙着绿色帆布的卡车。警车一停，又钻出许多白衣蓝裤的警察，卡车上也麻利跳下一些草绿色衣服的军人，似乎拖下了一个穿杂色衣裳的人。我还没来得及细看，砰地一声脆响，远不如我手里“猪仔炮”的鸣放，人犯已被处决。电影里高呼口号视死如归的场景自然没有，甚或屎尿齐出瘫软在地的一幕也没见着。

　　警察和军人们收拢上车，又呼啸而去，须臾间不见了踪影。我不知道毙掉的人犯是留在了地上还是被当场收尸带走，似乎后来也没有打听过，只无端想起课本里鲁迅小说夏老汉花几块大洋托刽子手用馒头蘸上人血的情景。人群旋即松动，一波一波四散在大大小小四通八达的山路上，我随着堂兄索然寡味地回了家。

　　大概人多，行刑时我不大害怕，随母亲路过的一两回却格外惊悚，山上一声骤然而起的鸟叫也觉得凄厉异常，毛骨悚然，紧紧拉着母亲的衣角才算安然通过。一个人独自前往，不仅没试过，也不敢想。但去供销社，乙午塘是必经之地。我后来知道，避开这里的路还是有的，还不止一条，不过要绕很远。一些路也有荒无人迹的山峦坟地拦着，知道了也不敢选取。

　　五

　　但爆竹的诱惑力实在太大，兜里连哑炮也没有的时候更如此。“坛子”的父亲是打制水桶尿痛的木匠，队长没有周扒皮一般地催逼，新年里趁着农闲，忙着外出做工弄些油盐钱。一天夜里回来，他破天荒地给“坛子”带了一小盒鞭子炮。这似乎是“坛子”一生最得意的时刻，把我家的晒谷坪当成了隆重的显摆场。他忙得饭也不回去吃了，手里扬着爆竹晃来晃去，却又许久才燃放一个。

　　我终于决定一个人去供销社了。一个有久违阳光的午后，似乎睁开了惺忪眼睛的天空高而远，浮着一只滑翔的鹞子，像深蓝色茶杯里一片漂移的茶叶。往日檐前树梢戏闹的鸟雀神秘地不见了踪影，坪里角落的几只或黑或白或金黄的鸡咯咯叫着，蜷缩在一捆大人忘了收回屋的稻草底下。父亲在邻家抹骨牌，母亲还在灶上忙着拾掇未能成为大年祭品的猪肉，一面等着可能上门拜年的客人。两个小弟在爷爷家蹭饭未归，或许手里有了别的新鲜玩意，一时忘了爆竹。我攥着沾了些许汗渍的压岁钱，惴惴不安地上路了。

　　穿过左邻右舍家菜园的小径，地里拔剩的萝卜不耐霜凌雪压，一些叶子颓丧地趴倒在地，沾了一身黄泥。翻过一座稀疏立着几棵杉树的小山包，便到了前往供销社的大路。路并不宽，够两个人并排走，横在一大片高高低低的稻田间。田里或干或湿，只有镰刀收割后残留的稻茬，默默而倔强地仰望着天空，看上去有些荒凉，倒也齐整，像一支战败后正在重整旗鼓养精蓄锐的军队。这条路到乙午塘前的小山坡，起起伏伏，鸡肠子一般蜿蜒前伸，却都能回望到我家的屋顶和邻家的大门，我的心稍稍平静下来。

　　然而，乙午塘毕竟一步步近了。转过一段荆棘茅草掩盖的路，爬上小山坡時，我的心陡然一紧，头皮开始发麻。小山坡是乙午塘的余脉，已能见到刑场一侧的山峰。我揣测着山下鬼魂的游荡，或许正百无聊赖，想找个人说说话或者戏弄一番，一时毛发倒竖，惊恐不已。回望家的所在，屋顶被出门时经过的小山包挡住，父母都将救援不及。

　　我掉转身子，决定往回走，“坛子”手里的爆竹忽然似乎又出现在眼前，自己也好几天不曾燃放爆竹了。迟疑一阵，到底爆竹的诱惑力大，我想，乙午塘的路不长，跑几步穿过，就能看到供销社的屋顶了。于是，我用手将额头自下而上抹了三下，母亲说鬼魂畏惧人的阳气，阳气聚集在额头，我得将自己的阳气展露出来。又捡起路边一根松枝棍子，再次转身，决然向乙午塘走去，像一把丢掉酒碗慨然奔赴战场的勇士。阳光像平底锅里煎着的薄薄蛋黄，涂满了山上山下。石子马路上空荡荡的，三两声欢快的鸟鸣从树林间钻了出来，空气里有些柔柔的春的气息，似乎没见任何异常。我三步并作两步，疾行而过，平日里常常要好奇伸头看看的水塘，也不曾瞟上一眼。

　　出了乙午塘，眼前豁然开朗，像进了桃花源的渔人。远处卧着三两个村庄，人家的屋顶上飘着些许淡淡的炊烟。供销社独特的人字形红屋顶也隐隐绰绰，遥遥在望。路上有了三三两两走亲访友的人影，也有小孩边走边扔点上的爆竹，或者将爆竹埋在泥地里，等着泥水四溅的欢乐，回声像草原上抽打空气的响鞭，清亮而干脆。车站那边传来一阵火车“咣，咣——”的轰鸣声。我似乎重新回到了烟火人间，长吁了口气，才感到后背有些凉意，知道又被汗浸湿了。

　　爆竹很快被买到了手，售货的大婶这天心情似乎格外好，给了我一个难得的笑脸。有了第一次，返回时已没了犹豫，只如法炮制，先抹额头，然后咚咚咚地急速通过，到稻田间的路上时，才惬意地拿出爆竹美美地把玩。

　　这些爆竹，连同回家终于斗败“坛子”的场景早已消散，像天空里隐入屋后巍然大山的浮云一般踪迹全无，一个人穿越乙午塘的“冒险”经历却始终清晰如昨。它与大年里爆竹带给我的快乐一样，是记忆深处一坛陈年老酒，愈来愈醇，也愈来愈香。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