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只要摘下眼镜,物质的色彩、形状、线条和它们与人之间的距离便毫不留情地蒙上一层薄雾。“清晰”与“准确”便成了我与世界之间无法逾越的一道障碍。
首次发觉自己视力下降,是在初三下学期的某一天。
那天下午上语文课,我抬起头看黑板,蓦然发现上面的粉笔字有重影。我的脑海里“哐当”一声,似乎有某个重物掉下,老师讲课的声音刹那间变得遥远而模糊。我眯缝着眼,脖子使劲往前伸,才勉强看清楚字的笔画。那时少不更事,并未把此事放在心上,正好旁边有个同学配了一副眼镜,做课堂笔记时便经常借用。繁重的课业让我无暇追究近视的成因,我只能随着如山的试卷与作业沉浮。多年以后,我才省悟,视力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夜晚复习功课时养成了一个恶习。初中三年,我借宿在一位亲戚的单身宿舍。亲戚是一位不苟言笑的数学教师,课余待在宿舍里时喜欢喝酒,偶尔抽查我的作业。因此每逢周末返校,我总会将两玻璃瓶自家酿的水酒轻轻放在他床前的办公桌上。每天晚自习后,我都会在房间里继续复习功课。屋里仅有的一盏25瓦白炽灯悬挂在亲戚的床边,我的小床紧靠北墙,灯光抵达小床上空时已经被稀释得昏黄而暗弱。我坐在床上,把英语、语文、政治课本摊在薄薄的被子上,借着模糊隐约的灯光默读、强记蝗虫般的知识点。如此往复,时间一长,视力自然直线下降。
当年近视的同学不少,但没几个戴眼镜的,特别是成绩不怎么样的,更不敢戴,因为大家都觉得眼镜是学问的象征。尽管视力明显下降,我只能懵懵懂懂地硬撑着。一九九〇年考上新余师范,我才在街边小摊上买了一副近视眼镜。一晃而过,已经整整二十六年了。
长期近视容易使一个人的眼神变得木讷,万物因为特征的弱化,在他眼中渐次失去吸引力。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因此对我常有怨言,说我碰见他们也不打声招呼,有为人高傲的嫌疑。记得有一年,在回乡路上碰见一个初中同学,据这位同学后来的说法,他当时跟我打招呼,我居然毫无反应!同年春节,大姐(同学和她一个村)告诉我,那人特意找到她,说我一双眼睛长在头顶,成绩好就瞧不起同学了。二〇一四年在鲁院学习,与几个同学聊天时,其中一位说,前几天她在教室门口碰见我,没料到一声脸带微笑的问候竟然换来我的视若无睹。奇怪的是,我对此事竟毫无印象。最后,她无限诧异地摇摇头说,从未遇见过像我一样傲视万物的人。
视力弱化对一个人待人接物竟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我未曾料到的。更令我困惑的是,近些年来听力也似乎有所减退。
我居住的小区紧靠一家大型建材市场,平日听到最多的声音便是金属敲击、切割声,久而久之,耳畔便终日萦绕这种尖利而粗鲁的声响。这些声响遮蔽了许多曾经让人心旷神怡的事物,比如风声和虫鸣。我深知,这是移居城市的代价。如果从声音性状辨识,城市可能属于机械,属于坚硬,属于毫无章法的喧嚣。尤其难以忍受的是,在众多声音的围剿下,我竟然产生幻听。好几次,我言之凿凿地说,外面正在下雨。妻子闭目侧耳,继而予以否认。我不信,拉开窗帘一瞧:天空暗灰,大地一片干燥。对面楼道里,一个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在切割瓷板,刺啦刺啦的声音打着旋儿飞向每一扇窗户。奇怪,瓷板切割声怎么会听成雨声?一天午睡后起床,朦朦胧胧间竟然清晰地听见父亲喊我。我摇晃着起床,把每个房间都搜了一遍,却一无所获。惊疑之余,我拨通父亲的电话,问他在干什么。父亲说他在放牛,“牛在山上,我守在路口。”父亲的嗓音有些沙哑,夹杂湿润的喉音,听起来有些失真。我对电话那端的人的身份产生了一丝怀疑。挂了电话,父亲喊我的声音依旧沉甸甸地挂在耳边。我立在窗前想,难道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抑或真有“灵魂出窍”一说?
二
近年来,我居住的这座小城,竟然雨后春笋般冒出数十家冠以“长沙×××”的饭店餐馆,它们或雄踞闹市,或隐于城郊,生意红火得很。朋友聚会、亲戚往来之时,我也曾数次获邀前去消费或做东埋单,结果吃来吃去除了咸、鲜、甜,却尝不出别的味道。我不知道,是自己变得更挑剔了还是味觉功能退化了。又想起刚进城那年,孩子还小,老婆在乡下,向来不下厨房的父亲毅然挑起买菜弄饭的担子。过惯了苦日子的父亲专买便宜的蔬菜,炒了放在桌上,食之寡淡无味。起初我不好说他,觉得老人刚进城,可能不太适应;后来见他天天如此,实在忍不住了,便建议多买点荤菜。见父亲有些不悦,我耐心地跟他解释,说现在不像从前,大家的生活质量提高了,鸡鸭鱼肉遍地;即便是蔬菜,下锅时多放点油也更香啊。父亲听了,啪一声放下筷子,正色道,挑三拣四,左右不是。我看你是下多了馆子,吃高了口味!弄得我脸红耳热。以致一段时间内,我都在反思,是不是真的像父亲说的那样“吃高了口味”。可惜直到现在,我依然没弄清楚。
多年前去龙虎山,在上清宫品尝道教古镇三大名菜之一“上清豆腐”。白玉似的豆腐脑上撒上点点翠绿的葱花,用瓷质调羹舀一小勺,清香四溢,入口即化,这种妙不可言的感觉至今留存在我的味蕾深处。可惜美好往往唯一,他日便不可复制。后来,我确实曾试着调弄一道本真的“豆腐”,却只有吞下失败的沮丧与郁闷。
看来,味觉似乎专为回忆而生。不知道若干年后,人类的舌尖还能不能敏锐地辨别五味?
五官的困惑与迷茫尚居其次,无法回避的是思想的茫然。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十八岁那年,被迫中止学业的他去一个荒山农场当记工员。十八岁可谓风华正茂,却被关在深山老林的一座茅棚中,备受孤寂无助的煎熬。父亲说,当年的不堪经历讲出来后,竟没几个年轻人相信。无法想象,两年炼狱般的生活在父亲的年轻时代中居于何种地位。“未来”,这个让无数人激情澎湃的词语,在父亲心中只是茅棚顶上积存的一層枯叶吧?奇怪的是,我十八岁那年居然也经历过类似的考验。师范毕业后,我分配在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学校八个教师中,我是唯一的年轻人。每天放学后,其他老师都回去了,偌大的校园内就剩下我一人。孤灯残影,似破庙里的落魄老僧,不甘寂寞的心在空寂的围剿下支离破碎。那些年,我几乎在沉沦中度过。关于未来,我也曾作过若干设想,但“坐以待毙”这个词像一柄利剑,始终高悬在我的头顶。眼前除了大山还是大山,一条灰白曲折的乡间公路在视野尽头幻化成一团迷雾。若干年过去,我告别乡村进入城市,享受文明赐予的繁华,但在热闹与丰裕的背后,我仍然时时陷入一片空茫。
我不知道,是外界诱惑过多,还是自己定力不足,清晰总是离我那么遥远。在我心中,万物混沌,时光倒流,世界重回遥远的荒芜。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缺乏理性的表现。可是,真实与真相究竟隐匿在何处?我总觉得人类居于无限之中,所做种种努力皆为有限,换句话说,就像一只蚂蚁爬行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它永远无法到达沙漠的边界。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时空中,人可以暂时获得清晰,但这个清晰只是过程中的偶得,而那个无始无终吞噬一切的黑洞永远在另一端等候。
三
闲来无事时,我喜欢读帖,尤喜历代名家书帖。
茶香盈室,坐看那些经由无数目光瞻仰与摩挲的书帖,思维随着笔墨的轻重缓急游走,仿佛能够透过厚重的历史帷帐,隐约窥见某些伫立沉思或灯下挥毫的清癯身影。每读一帖,便仿佛与书者促膝交谈,墨气淋漓中时空交错,恍若隔世。
有书界朋友向我推荐钟繇的小楷。于是,有段日子几乎天天对着他的《宣示表》发呆。时间一长,恍惚若有所得。观其字,点画之间古意盎然,既得汉隶之严整又具章草之活泼。无怪乎唐代张怀瓘评价钟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
静心揣摩书者笔意之时,自然生发追踪书帖来历的兴趣。
魏黄初三年(222年),曹丕已有伐吴之意,太尉贾诩却明确表示时机尚未成熟。江东孙权嗅觉异常灵敏——他察觉曹魏想要讨伐自己,由于准备不足,便赶紧上表称臣。对于孙权的上表,曹氏政权似乎并不重视。时任廷尉的钟繇审时度势,给曹丕上奏《宣示表》,劝后者接受孙权的归附请求。虽然后来事情的走向发生了偏差(上表不过是政治家惯于耍弄的把戏,是年冬月,孙权叛乱),字里行间却浮现一位谨慎谦恭、忧国勤君的忠臣形象。然而,一千余年前,灯下执笔落墨的钟繇,其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波澜起伏和曲折回環呢?有没有彻夜难眠的辗转与纠结?历史于此遗有大片空白。我唯有瞻仰后人临摹的碑帖(据传王导东渡时将此表缝入衣带携走,后来传给侄儿王羲之,王羲之又将它传给好友王修,王修去世时带着它入土为安,自此不见天日),借此做些推理与幻想,由此陷入幽深的时空隧道,畅游而不知所终。
王羲之《兰亭序》真迹现今已无处可寻,传说它已跟随唐太宗长眠于昭陵,“天下第一行书”留下冯承素的摹本,任后人顶礼膜拜。每次观摩此帖,恍惚之中依稀见到一张张绿树掩映下端坐凝思的脸,隐约听见淙淙水流及吟诗间隙的抚掌大笑。山风卷起众人宽大的衣袖,酒气混着才气在竹林间漫游,氤氲馨香。
那是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草长莺飞。已入天命之年的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邀集宦游或寓居越中的谢安、支遁、孙绰、许询等文朋诗友四十二人,在会稽兰渚山下的兰亭举行一次别开生面的文艺派对。当日东风徐徐,鸟鸣啁啾,一干人微醺之余共作诗三十七首。王羲之汇集各家诗作,乘着酒兴,铺开蚕茧纸,轻捏鼠须笔,书下行云流水般的二十八行字:“魏晋风度”的经典标志——《兰亭集序》。
细读《兰亭集序》,对人生短暂的无限感慨油然而生。人活一世,草活一秋,都不过一瞬间的事。在这混沌世间,真实和虚幻、有限与永恒无疑是一道让人痴迷、反复参悟的哲学命题。然而一切事物“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唯有时间才是默默无言的终极裁判。
四
不知为何,古人的书帖常常让我想起博尔赫斯、舒尔茨,还有卡夫卡等人的小说,也许因为二者背后都隐藏着一种幽深莫测的时空感?
记得一次与朋友喝酒,不知怎么,忽然谈到博尔赫斯,谈到他的小说《刀疤》。
那天是北京的一个春日,有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在一家名为“三苏酒家”的饭馆,朋友复述完小说主要内容,举着啤酒杯看着我。午后阳光透过玻璃窗投射在他身上,一股毛茸茸的暖意摇晃着从我的胃里翻涌上来。那一刻,我倒是产生了一种错觉——眼前这个举着酒杯的人不就是小说中那个讲述者——红土农场的英国人吗?随着叙事的铺展,故事中的“我”居然成了他者,第三人称却悄然变成叙述者,这篇小说的诡异之处正体现在此。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我”?博尔赫斯仿佛一个狡猾的魔术师,使读者在他的把戏面前茫然失措。
是耶,非耶?
波兰作家舒尔茨笔下的“父亲”形象,一直令我着迷。“父亲”热衷于孵鸟蛋,研究禽鸟学教科书,当他居住的阁楼成为鸟的天堂后,“他有时完全走神,从桌边的椅子上站起来,摆动着两条胳膊,好像胳膊就是翅膀,然后发出一声悠长的鸟鸣音”(《鸟》)。另一篇小说中,“父亲”由最初猎杀蟑螂到最后“他忧郁地望着自己的双手,查看皮肤和指甲的硬度,皮肤和指甲上开始出现蟑螂鳞片的黑点”——成了一只地板裂缝中的蟑螂。最匪夷所思的是,“父亲”化身为一只蟹后,母亲居然把它煮熟了端上餐桌!不过,这只煮熟的蟹被母亲放在起居室里几个礼拜后,又奇迹般地活过来,留下一条腿“横在盘子边缘”,而“拖着身子去了某个地方,开始过起一种没有家园的流浪生活”(《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这些充满奇崛想象力的画面或隐喻,是舒尔茨创造的瑰丽无比的神话世界,也是一座介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结构繁复的纸上宫殿。它让人依稀看见,现实的边缘地带其实隐藏着一个更为广阔、幽深和神秘莫测的境域。正如我们面对那些浩如烟海的书帖、泛黄的白纸和模糊的黑字之间游动着书者的情怀、抱负与叹息,传递一种异样玄妙的人生体验,横竖勾点提之间自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所能拥抱的浩渺宇宙。
作家余华论及舒尔茨和卡夫卡二人时说,“布鲁诺·舒尔茨与卡夫卡一样,使自己的写作在几乎没有限度的自由里生存。”的确,“没有限度的自由”是每个写作者神往的境界,写作者进入这个自由王国时,语言和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立刻变得奇妙无比。在写作者的指引下,文字与情节从纸上出发,隔着苍茫时空和灯下阅读的人产生心灵呼应。
在《乡村医生》的开篇,卡夫卡写道,一个暴风雪之夜,身为乡村医生的“我”必须前往十里之外的村子诊治病人,却因为没有马而一筹莫展。多么似曾相识的一幕!这种离奇的尴尬在现实世界里难道不会发生么?俗话说“救人如救火”,这的确是一件让人心急如焚的事。读到这儿,我也为医生的窘境着急万分。不过,且看卡夫卡如何打破这个僵局——神思恍惚的“我”在院子里来回走着,往“多年不用的猪圈的破门上踢了一脚”。奇迹发生了:两匹膘肥体壮的马“从那个被它们的身体塞得满满的门洞里挤了出来”。真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神奇一脚为故事的走向注入某种新鲜而别致的元素,小说情节演进至此突然转向,意蕴立时丰盈起来。医生为了达到施救的目的,不得不靠灵机一动的“一脚”,这似与佛教中的“渡人渡己”有某种联系。读完小说,我从乡村医生最终陷入救人与自救的荒谬境遇中隐约发现某些惊人的现实,但卡夫卡最让我敬佩的还是那别开生面的“一脚”。同样令人惊异的故事发生在《煤桶骑士》中:寒冷无比的冬天,“我”的煤全用完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骑上空的煤桶去向煤炭行老板求助。然而,老板娘对“我”及我的求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解下围裙”,挥打着把“我”赶走了。两个世界:一个离地数米高(煤桶骑士的空间),一个则是设在地窖里的煤炭行。二者自始至终无法沟通。荒诞之中依然藏有一种鲜血淋漓、惊心动魄的真实。
卡夫卡的笔端有一种巨大的魔力,他的小说仿佛一个巨型旋涡,总能让读者在貌似有悖常理的叙事中心尖一颤,留下诸多感叹和迷惘。我也由此常常联想到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有人说蒲松龄通过叙写人与鬼或狐仙的情谊讽刺现实世界的冷酷,我却感觉他创造的纸上世界其实正是万千现实之一种。
五
每次行走在街道上,旁观呼啸而过的汽车,神态悠闲的路人,以及默默伫立的灌木和四季常青的香樟,不免慨叹人类视域之局限。此时此地,我眼中的世界方圆不及数公里。数公里之外呢?数千数万公里之外呢?数百光年之外呢?那些遥远之处的事物与我目前的处境有何关联?遥想当年,微醺的王羲之在著名的《兰亭集序》中写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何曾刻意关怀过头顶的天空与脚下的大地?假如没有媒体关于雾霾连篇累牍的报道,我们安享空气的同时似乎并不曾考虑过它的质量。空气自地球诞生之日就存在,在它的滋養下,万物繁衍生息。它的成分、性质、作用,只是中学教科书中的一个知识点而已。至于大地以及生活在其上的花草鱼虫,仿佛都是上苍早已准备好了的,并不觉得有何值得深究之处。经年累月,我们平视前方,所见之物始终是那几样,永远不会超出既定范畴。
可否据此认为,没有“仰观”与“俯察”的角度,便无法感知“无限”?至少无法感知人类自身的渺小和物种的丰富吧?如此,究竟什么是无限?认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们目之所及的就是世界的本相么?
暮色降临,当我站在五楼家中的阳台直视前方,越过街道两旁的路灯杆,打量远处某户人家的灯光时,总有一种虚幻之感盘结心底。恍惚间,天空与大地离我远去,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洞穴中,关于它们的诸多细节自然跟随光阴流转而一去不复返了。天幕上的繁星和溪流河水中的鱼虾曾经是我认识世界的开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不知不觉被充满喧哗与躁动的思维屏蔽。我跟在一部分人身后,急吼吼地追求根本不存在的标准答案。
狡黠的博尔赫斯在一篇小说中写道,“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看上去像是绕口令,仔细琢磨,却不无道理。处在时空的某个微点上,我常常思索的一个问题是何谓“现实”?或许有人会嘲笑我的智商,但我要反问一句:你以为你见到的就是现实么?俗语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儿的“实”恐怕更多指代事物的表象,而表象的最大特征恰恰是迷惑人。它的伪装或变化极易使人在浑然不觉中形成思维定式。我始终认为,人们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上反射的一点点碎光。幽深的现实永远潜藏在冰山底下。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数百年内人们思维的触角延伸至方方面面,世界在一轮一轮的飞速发展中拼命释放人类的各种潜能。每一次重大发现都证明人类智慧所能到达的高度,琳琅满目的高科技产品更是使人陶醉其中。人们以为掌握了宇宙的诸多秘密,并未意识到什么叫有限,岂料越往前走,未知的空间越大,甚至大到让人悲观。一九八〇年四月,在麻省理工学院,在一次访谈中有人问博尔赫斯的世界观是什么。博尔赫斯答道,“如果有的话,我把世界看作一个谜。而这个谜之所以美丽就在于它的不可解。”这句话是一个文学家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我觉得也可用它来描述世界的本质。一千个观众之所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哈姆雷特之谜的无穷阐释性。
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一句犹太人格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并说明上帝之所以发笑是因为“人在思考而真理却逃离他”。这句话道出人类思考时经常陷入的“悖论”——面对浩瀚的未知世界,人类所做一切努力与尝试换来的不过是上帝的微微一笑。然而,在上帝笑声的回音里,人依然不屈不挠地思考着,尽管思考的结果是更多困惑和迷惘。
责任编辑:胡汀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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