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送荣

　　修缮之前的富厚堂，是一个典型的“破落户”。

　　“衙门”以内基本未遭破坏，内院整体结构尚好，筋骨仍在，但血肉仅存，八本堂的精壮体格那时只有骨架尚在支撑，保持“金鸡独立”的状态，但所有经脉似乎都被打乱，一些匾啊、联啊、木雕等“不动产”，已被撬动，甚至洗劫一空，院里院外的干部农民，或明或暗地拿回家里收着藏着，有的当作生活用品，有的放在柴房的二楼当作门板，有的干脆扔在屋前屋后，任日晒雨淋……

　　一

　　院子右侧的朴记书楼变成公社粮库，似乎更对当时的“胃口”。那时精神的东西是虚空的，粮库来得更让人神往些。那个年代只留下一点点识字和生存用书，其他的都毁得差不多了。五谷杂粮却是那年代的“神物”，个个都被饥荒闹得如同当时的富厚堂，瘦不拉叽的，所以建个粮库大有可为。相比今日，粮库渐少，书房日增，这里面时代转换所带来的变异有多么大啊！

　　粮库变少，说明人们吃饱吃精，不用过分操此空心。

　　书房变多，说明人们追求知识，渴求进步，中华文明传统又回归人心，世风又盛。

　　书楼二层，与公记遥相呼应，在东西两端相视相依。当朴记轰然倒下，粉尘里洋溢的，是无知的狂傲和清芳的泪雾。粮库只有一层，内藏肥硕，稻香替代书香，同样是香，香的引子不同，前者饱腹，后者饱心。前者是那个时代的唯一追求，后者是这个民族的正常追求。

　　不知天意如此，还是后人有意为之。

　　是以此来示喻，只要粟，无需书。

　　是以此来反讽，“书、蔬、鱼、猪”可进纸堆，那种读书、耕作的文化要从现实瓦解的角度来湮灭、来掐除？

　　于是，那个时代，“吱呀吱呀”的独轮车进来了，鼓鼓囊囊的麻布袋装着并不鼓壮的稻谷进来了，一身淋漓、油油渣渣的老农边擦汗边推车进来了，粮库干部抽着香烟打着饱嗝进来了，空旷的谷仓在风车声、车轮碾压声、谷子翻扬声、斤两报数声，元角报价声中“富裕”起来，热闹起来，没有人会念“子曰诗云”，没有人理会“早扫考宝”，那时的人们，更希望 “饥餐渴饮”吧。

　　粮库的作用，自然不必怀疑。在那个缺粮和缺良心的时代，它的存在，缓解了荷叶塘人的饥迫和民怨。但是，拆除书楼改建粮库的做法，伤了读书人的心。就算现在拆了粮库重修书楼，也已物是人非。和鸣之声不再，轻吟慢诵之声不再。游客至，只作观赏，看后唏嘘一声，仅此而已。不止书楼已成摆设，整个侯府都不过是一具空空的躯壳。“古宅搭台、旅游唱戏”，除了解说员和游客，这座宅子差不多已是干涸的河床了。

　　这栋房子除了参观之外，还会有新的作为吗？

　　如果没有新的文化功能，重修的书楼和以往的粮库又有什么区别？

　　对，给这座枯闷的宅子再找点事儿做，让它写写回忆录也是好的。让它在岁月的沧桑里，再次书香满屋，书声琅琅。

　　二

　　富厚堂右边的走廊也应该是那个时候拆掉的。

　　走廊实际上是个风雨廊，由门楼通往八本精舍，长约十米，几个石柱瘦瘠而立，支撑着头顶上那堆椽皮和青瓦。廊墙有小孔，外园的光亮透过来，伴着一阵阵鸟语花香。

　　后来，走廊没了。

　　前后伸展，建成一个苏式建筑——攸永供销社，与粮库比邻而居。

　　供销社里贮存着比较单调的日用百货商品，那年代农村没有百货店，更没有现代化的超市、网购店，阿里巴巴还在和四十大盗玩耍，马云也许就一光屁股大孩子。但供销社和它的“小弟”代购代销店很是神气。老百姓进去买个货，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小心翼翼地对营业员说明来意：“称二两白糖”“打二两包谷烧”“量一尺灯芯绒”“买两斤尿素”或者低声下气地说：“赊一两盐巴”“欠一瓶农药”。那时的买卖都是论“两、钱、尺、瓶”，数钱都是一分一角重复几次，赊账都是在白纸上颤颤抖抖写上自己的名字……

　　当年的曾家府第，还余有耕读之风和知书之礼，一是来者不拒，二是笑脸相迎，三是可能有茶水甚至饭菜招待，末了，还可能会赠予一点小小铜钱。到了那个特殊年代，威武雄壮的人民公社驻守于此，院内都是大小机关，左右站所，可谓老宅子新衙门。普通百姓进来办事，送粮、购物、求医，大多要小心翼翼看人脸色。所以，小小供销社，弄得像个官衙，你出钱购物，还得看营业员高不高兴，有空没空。想当年，我从新耀冲来到十几里外的这座宅子，父亲给我的一两毛钱，经常被我攥在手心被汗湿透了，还不敢拿出来用。

　　当然，也会有態度不错的营业员。

　　葛乡长的妻子彭主任，就是一位让我十分钦佩的大婶，她虽然有点发福，模样依然俊俏。她这种丰满，符合荷叶塘人的审美标准。荷叶塘人选评“荷花”的标准是：身板墩实好生崽，模样清秀能旺家，微微发福祥瑞在，知书达礼有训诂。她经常面带微笑，站在柜台里迎客、称重、收款、出货，不仅没有营业员的架子，更没有“官太太”的傲气。

　　后来，攸永供销社也没了。

　　三

　　富厚堂前有一排门房，过去那会儿是马厩、轿亭、杂屋。

　　后来，人民公社和攸永乡政府把东宅门这边的外墙拆了，建了两个企业，一是个酒厂，一是个理发店。

　　理发店是一个姓李的腿残朋友开的，叫李长庚。那会儿他也就三十来岁吧，个头不矮，模样尚可，只是两条腿不是一般高。我们农村里有句老话，眼盲耳朵聪，口哑脑瓜灵，腿瘸手敏捷。他腿脚不方便，却心灵手巧，颇有两把“剪子”。

　　侯府马厩打通后成为一个门店，小小一间房，是李大剪刀的全部家底。

　　乡人打小就不太在意自己的发型，那会儿，一个平头、一个光头、一个癞头会是荷叶塘男人一辈子的态度，一个“西瓜皮”、一个包头髻、一条大辫子会是荷叶塘女人一辈子的风姿。当然，男人女人都不在乎发型，是因为当时没啥发型可言。

　　李师傅剃头不是拿着推剪一顿乱挫，而是让你有一种“李式”享受。你若到当时的富厚堂来，房舍倒是没什么可看的，李氏剃头你可不能拒绝，这个活儿有十几种技巧呢，你看这个李剃头，他嘴里叼根旱烟，当你在那把吱呀乱叫的升降椅上坐好，旱烟的呛味就扑鼻而来。等你咳嗽完，李师傅的工序便开始了。洗、梳、剪、剃、刮、捏、拿、接、按，剪子剪得叭叭作响，有时他还耍个腕花；剃刀已经寒光逼人，他还要当着你的面儿，对着磨刀布，狠狠地咔嚓几下。他按住你的脑袋，剃刀在你头上吱吱地响着。没多久，你就会变得头皮发亮，光秃秃的头像一只百瓦大灯泡。endprint

　　我总是大老远去找李剃头剪发，就是喜欢这样的一种过程。

　　家乡剃头分两种。一种是流动挑子，这是走村入户的主儿，他们挑着剃头担子，今天这个村寨，明天那个村寨，选定一户人家坐庄，几声吆喝，男女老少都送上门来，排队等着师傅剃刀侍候。这种流动挑子很受中老年人的欢迎。另一种是固定店子，像李师傅开的这种，去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宁愿走几里地，只为了让李师傅剃头。李剃头店子里浓浓的烤烟味，香香的皂液味，可能是老少爷们喜欢来的原因。

　　一头的脏乱差，通过李师傅的剃刀修理后，无不焕然一新。

　　那时候，我们才不会去管什么侯府不侯府的，我们只认李剃头，不识“曾剃头”。

　　若干年后，院子终结了它的机关使命，李剃头就失业了。

　　理发店的门被关闭并重新修缮，成为外墙，房子里面的剪、刀、镜、床、水缸、毛巾，全部清理一空，复原成曾氏马厩。

　　不知道李剃头后来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已放下剃刀。

　　四

　　富厚堂东宅门一侧的房子，当时除了理发店，还开着一个酒厂。

　　酒厂关在一个门面里，挨着理发店，也是富厚堂的杂屋打通后做成的。

　　富厚堂那会儿有点落魄，天天浸淫在酒厂散发的浓香里，糊里糊涂地混着日子。酒香引来了远远近近的好酒之人。他们耐心地守在酒厂门口，等着有人拿着一把长长的勺子，蜻蜓点水似的，朝他们的壶里或碗里，倒进或多或少的令人垂涎三尺的琼浆玉液。

　　酒厂是乡镇企业，做的是生意，而非慈善。生意并不景气，十几个人守在那里，可谓惨淡经营。我年少时曾偷偷地溜进去，想看看那个让人醉生梦死的厂子到底长什么模样。没想到酒厂简陋得如同一个小作坊：一个存放稻谷的房间里，百十吨金黄的谷粒等待发酵；旁边有个发酵室，是个大贮窖，撒放一些用来发酵的由山里采来的“黄菖子”做成的“饼子”。

　　发酵很关键，料的配比要恰好，否则就会酿酒成醋，功亏一篑。这个酒厂经历过很多回这样的失败，我们也经常会在酒香与醋味混杂的空气里，猜测酒厂里面发生的一切。

　　如果发酵成功，便可置放到特制的蒸甑里开始酿酒，但见炉火熊熊，蒸锅里发酵后的米谷集中发力，使出浑身解数将蒸汽凝结成浓酒，滴进一条长长的半圆形竹筒，又顺势而下，滑落在大大的酒缸里。一段时间后，大功告成：酒香四溢，酒水清澈得能照出人的影子。师傅们用长长的勺子舀上一勺，放到嘴边，先轻轻地呡一呡，再咂巴咂巴几下，然后满意地点点头，吆喝一声，“好酒！好酒！出甑啰！”再把大红的“酒”字贴在缸壁，用厚厚的盖子把它严实地捂好，糊上泥巴，再抬到贮存室等待主人的到来。

　　荷叶塘酒厂的米酒很有名，常常供不应求。因为这里的米酒是以大米或者包谷红薯等杂粮，配以生物催化剂精制而成，甲醇含量低，酒性温和，酒劲十足，不伤肝胃，老少皆宜。

　　曾国藩不一定喝酒，至少史书、家书上没有关于他能喝酒的记载，但这确实是曾国藩家乡的酒。这种酒是用富厚堂里的井水、富厚堂前的稻谷，并借用富厚堂的房子配制出来的酒，它即便不是专供曾府使用，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曾国藩“家府酒”。

　　运出去的酒，都会用特制的酒瓶装上，再贴上曾国藩家府酒的标签，走向千家万户。

　　酒厂只维持了数年，因为荷叶塘人比较实在，太过实在就出不了好效益。为了继续生存，酒厂利用这个好码头，开起了饮食店，方便周邊客人和乡政府干部就餐。后来，撤乡并镇，攸永乡整没了，这个借用的政府驻地也落寞了，干部们大多搬到贺家坳集镇去了，这里成了一个责任区驻地，很快沉寂下来。

　　再后来，富厚堂搞旅游开发，酒厂兼饮食店，加上那个理发店，从此成为了历史的记忆。

　　富厚堂的“杂货铺”生涯，也因此草草结束了。

　　责任编辑：赵燕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