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榆

　　一个阴差阳错的误会导致了一对夫妻一个家庭的毁灭。这个悲剧应该归咎于何处？是这对夫妻的冲动不理智，还是外界环境和人心的险恶？最终我们仍然只能用“命运”这个俗套却无可争辩的词来总结这一切，这个词总是伴随着荒谬和无奈。越是荒谬和无奈，悲哀越无处排解，没有出路的悲哀是最深重的悲哀。

　　而作为叙述主体的“我”以代笔身份介入到这一对夫妻的苦难中，这一身份蕴含着旁观者的清醒和对他人的爱莫能助。如作品中所言，“每个人的苦痛和绝望都属于他自己，如同每个人的幸福和欢悦只属于他自己。他人只能是旁观者，而旁观者是否会注视他们往往取决于他们的良心”。代笔的过程其实是以自己的视角去判断和理解他人的过程，但这中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有着表达与无法表达、感受与无法感受之间的深刻矛盾，这让当事人双方都会感到无奈和绝望。每个人都作为他人的“局外人”存在，总有一份苦痛只能自己感受和承担，呜咽而无法诉诸于口。

　　我们被天地间荒谬的过渡所包围

　　被无意义的庞然大物，广大而无尺度

　　强力而无序。固执地重复，在场但不被感觉到。

　　——【美】杰克·杰尔布特

　　一

　　“我女人失踪了。”说到女人，王勃的眼睛泛潮。他有些难为情，侧脸望向窗外。

　　他是想把涌出的泪憋住。隔着铺有玻璃板的办公桌，我坐一张直背木椅，他坐黑皮沙发，我们正好相对而视。他微黑的面孔，脸颊微微抽动。我起身装做取暖壶倒水，避免跟他直视。绘有花卉的铁皮暖壶放在靠墙的铁皮文件柜顶，走过去倒水刚好背对他。转过身的时候他的情绪也恢复正常。放下暖壶，我把盛着热水的纸杯递到他手里。

　　我所在的三楼办公区寂静无声。按机关规定午休两小时，同事都还没来上班。我刚调到机关，上班还新鲜，早来晚走是常事。办公区在俱乐部后楼，午间很安静。“您看我这出息，丢人呢。”他呷口水，将纸杯放到面前的黑色玻璃茶几上。他是文工团独唱演员，也是我初中同学。我经常在俱乐部楼下看见他，但平时甚少交流，他上门来我稍感诧异。午后上班，我刚取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看见他出现在门口。“有件事想求您帮忙。”他称我为“您”，态度谦卑。请他进办公室，他的神情倦怠。坐在沙发上，沙发的弹簧在他身下发出吱吱的声响。他双手捧着盛热水的纸杯，语气迟疑地说：“我女人跟人跑了。摊上这么个女人，让您见笑。”

　　没等我反应，他又说：“我来是想麻烦您给写封信。”

　　他找我代笔写封信给他的女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书写能力，这是我知道的。在矿上，有的人就是写不成文，包括写不成信件。他的女人我是见过的，印象中属于相貌俊俏、体态高挑、妆扮入时的类型，走在路上令人注目。我经常看到他和女人挽着手在街上散步，他们总是形影不离。“我来求您就不能怕您笑话，我知道这种事情让男人丢脸。可我不找她回来就不是丢脸的问题，是要命。这两天家里乱了营，我崩溃想死的心思都有。” 他念叨着。

　　“知道你女人去哪儿了吗？”我问。

　　“还不知道，我到处找，她的亲戚和朋友家里，都问过了，没有一点儿消息。”

　　“不知道行踪，信怎么写呢？”

　　“我本来想登到报纸上——经常在报纸上看您写的报道，听说登报要花挺多钱——我肯定是花不起。我想复印，信贴到大街上，贴到电线杆，贴到车站、桥头，街上的小广告就是这么发的。只要我女人有可能看到的地方，我都贴出去，她看到以后兴许能回心转意，兴许看在孩子的分上她能回家。”他说。他的心情低落，表情愁苦，眼神暗淡。他拿定主意来找我之前，肯定是把各种问题想好。调到机关之后，我的工作是给工会主席做秘书，负责撰写各种材料、工作总结、经验交流、各种活动的讲话。同时我还兼任宣传干事，写各种新闻报道给当地的报刊投稿。但是给人代笔写家信还从来没有过。不过在青春期我有给女友写情书的经验，代笔写家信应该也不会多难。老同学上门来求助，我没理由拒绝。

　　“好吧。我试着写写。”我说。

　　他连说谢谢。“我猜想我女人是让李红旗拐跑的，肯定是这孙子搞的鬼。”

　　他說他和女人争吵。平时他们总免不了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三天前的傍晚他独自在家喝闷酒，下班回家他从街口小卖部买了二两猪头肉、二两油炸花生米做下酒菜，独自喝酒，越喝心里越不痛快。女人迟迟不回家，左等右等不见踪影。火气在心里积聚，喝完酒他就去街上等女人，他想总能等到她回家。女人总是在夜深才回家。早出晚归，也不知道她在外搞什么鬼。问她也是支支吾吾。这让他起疑心。在街角等女人回家，他想总能等到她。

　　午夜十二点的时候（他看到腕上的手表指针指向的刻度），女人拐过街角走过来，老远就看到她穿着衣裙的身影，高跟皮鞋踩着巷道的石板路发出咔哒咔哒的声响。他的怒气升起来，在巷口拦住女人问：“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女人不肯说，他们就在街上争执。火气在心里憋着，他骂出了口。“他妈的，这么晚不回家，到哪儿野去了？”女人不回答，径直往家走。“老子问你话呢，你到底去哪儿野了？不说清楚就别进老子家门！”他冲着女人的背影喊。女人站住，回过身对他赌气说：“不进就不进。”女人转身往来路走。她也是在赌气。不解释，也不服软。

　　矿区的女人就这么犟。他的火气又蹿上来，扯住女人的胳膊想扭她回家，女人使劲挣脱。他又去扯女人挎在肩上的皮包。“妈的，闹球啥名堂？夜夜不回家。”他抢过女人的包，拉动拉链。他也是气疯了，想看看女人的包里装着什么东西，他想兴许能从包里翻出什么秘密。女人跟他抢包。他们就在街上撕扯。突然他挥手打了女人一耳光。女人愣怔片刻突然哭出声转身就跑。他懵了，知道自己气疯。开始以为没多大的问题，女人就是哭闹一下，哭闹过了拉倒，没想到女人整夜没回家。他出街无数次地找都不见踪迹。第二天天亮再出去找，朋友、亲戚和同事都问遍了，没有任何消息。

　　他有些慌。怕女人出事。矿上的女人在家里争吵或跟男人打架以后会搞出各种寻死的名堂。用刀子割腕、用绳子上吊、马路上撞汽车、铁路卧轨，都是女人能干出的把戏。他到处找，在山洼间，去野林，上火车道，包括废弃的工房窝棚都察看过，就是不见踪影。“我女人肯定是跟李红旗那孙子跑了，这个王八蛋仗着有几个臭钱，经常骗女孩。我在歌厅看见过我女人跟他唱歌，王八蛋还给我女人打过电话！”他抬头看着我眼神黯然地说。

　　他说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这是个声名和能量都很大的人，我见过，身材瘦小，相貌平常。据说李红旗的父亲是市军区司令员，他本人也挂靠在军界，开煤矿做商贸。早年矿上刚开歌舞厅的时候，他是那里的常客。他还经常聚众斗殴，在城里的火神庙前率领百人械斗，这是黑社会势力的火拼，场面壮观惨烈。要是王勃的女人真跟这个人有关联，那他可就惨。

　　摊上这样的事我也不方便多说什么，只答应他写这个“寻人启事”。

　　“真是太感谢您了，唉，我也是没办法，这丢脸的事搞得我都不想活了。”

　　他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起身告辞。我送他。走出办公室，我在他背后，突然发现他矮了不少，他穿着棕色皮夹克、黑色牛仔裤、棕色高腰皮靴，他的两肩看上去狭窄，身形瘦弱。以前我看过他在舞台上的歌唱表演，是那种激情类型，在炫目变幻的舞台灯光映照下他的长发飘动，身体摇摆，歌声劲爆，这是我看到过的他的舞台形象。以前觉得他个头很高，身形魁梧，近距离看他，那种强盛的气场完全不再。他的身影消失在下楼的阶梯间，我们道别的声音在楼道里回响。送走他，我返身回办公室，坐到桌前心里就像涌起潮汐的沙岸。深吸一口气，缓慢地让潮汐回落。这是我生活中出现的意外插曲。一个男人沉陷于他的情感困境。情感困境也是生活的困境；生活困境也是人根本性的困境。这些事情我不经意就看到。

　　机关在俱乐部后楼。前楼是电影院，也是剧场。有电影时放电影，有演出时做演出。

　　我的办公室在后楼三层，一楼是文工团，二楼是体工队。吹拉弹唱表演以及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的专业人员都在后楼。王勃是文工团独唱演员。文工团也叫宣传队，负责矿区的各种慰问演出，到井口，到家属区，也到局里演出排练的节目。每次到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我都要从那些手持萨克斯和小号吹奏、挥动琴弓拉着小提琴的年轻乐手之间穿过，还有女孩子对着用水喷湿的红色砖墙练花腔高音。萨克斯和小号嘹亮而悠扬的金属高音，小提琴的如诉琴声以及女声高亢的花腔，这些声音带给我新异感。

　　文工团的青年是我的人生榜样。在我穿行在黑暗的矿井时他们的生活是我心仪的，英俊的男子和美丽的姑娘每天与音乐和舞蹈在一起，与朗照的阳光和清洁的空气在一起，优雅地生活，艺术地表达，自由地交流，友谊和爱情，鲜花和喝彩，这样的人生被我看成是文明的一部分。作为前工业时代的矿工，幽暗的矿井之中的劳作者，我对所有存在于大地之上的人与事物都心生爱意，包括繁杂的人流，喧嚣的市声，它们让我看到大地之上事物的美好，看到尘世生活的魅力。

　　此前我在矿井下做矿工，我干过各类工种，采煤和掘进、机电和工程都做过。做得最久的工作是看变电所。就是负责矿井的供电运行。我值班的硐室在地腹深处，需要在矿井下曲折巷道走两个小时才能到达。那是瓦斯爆炸过的现场，到处是坍塌的石头，灰黑的石头长满厚积的尘埃。每次到这里，我都会想象当初瓦斯爆炸的情景，许多年前矿井发生瓦斯爆炸，有数十名矿工遇难，那些装着遇难矿工遗骸的棺木陈列在临时搭起的帆布灵棚，身穿白色丧服的妇女和孩子长久站立在那里哀哭。

　　穿着积满煤屑的肮脏工装走在幽深黑暗的矿井里，就是走在远离尘嚣的道路上。辛苦是注定的，危险和祸患是注定的。我的不安和逃离的意识也是注定的。不能安心在幽暗的矿井下看守变压器，有段时间我找工长申请调动，我说我才十九岁，这么年轻干着老年人的工作不适应。工长——我所在的队组负责人，一个长着一张大马脸的中年男人用他的鱼泡眼看着我说：“不适应没关系，我们会改造你让你适应。”工长的话听起来很有趣，且意味无穷。

　　我想如果我被改造成功就成废物了。后来我等到离开矿井下的机会。工会主席调我到机关工作，按照矿上的潜规则，要调动必须得花钱，必须得有权力关系，我什么也没有。此前有宣传部长看中我的写作才能想调我到机关，区党总支书记说得最多的话是：“你怎么能调他呢？这个年轻人很不老实，不安心本职工作，不听话调皮捣蛋。”宣传部长听到这样的话就打退堂鼓，放弃调动我的想法。然而工会主席身材魁梧高大行事也有魄力，这一次工会主席调我，他对阻止调动的区总支书记说：“这小子这么坏？您就放手，我来调教他。”

　　总支书记拦不住调动，只好放行。調到工会机关，这让我有解放感。在机关上班，除了给工会主席起草报告，写月度、季度、年度工作总结和先进材料之类，偶尔我也会为文工团的演出撰稿。在这里工作看电影或晚会就很方便，都不需要买票，有演出的时候，提前五分钟下楼入场即可。坐在观众席看那些俊男靓女的演出，舞台之上绚烂辉煌的灯光，舞台之下万人掌声喝彩，这是文工团荣耀的时刻。在俱乐部舞台之下的观众席里，看主持人朗诵我作为撰稿人写好的舞台串场词，这也是快乐的时刻。

　　我想无论如何我要写出那封信。那是我答应他的。

　　他难得找我帮忙。他人遭遇困境，我应该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微力。

　　很长时间他泛红的眼睛、涌出的眼泪让我心生恻隐之心。

　　午后的办公楼是寂静的，同事在下午两点半后到。

　　我将自己关在办公室，构思写给那个女人的信件。

　　王勃的女人名叫苏慧娟，以前是灯房的女工，负责给下井的矿工发放矿灯。

　　在矿井的井筒之侧开着一些小窗口，窗口之内就是浩大的灯房。里边等距排列着数十排灯架，灯架之上插着数百盏充好电的矿灯。下矿井的矿工从窗外将灯牌递进窗口领灯，穿着工作服的姑娘们就拿着灯牌去灯架上取灯。矿灯用完得及时充电，出井前矿工们也会把用完的灯交回灯房的窗口。为矿灯充电就是那些女工的工作。灯房工作的姑娘很骄傲，她们经常是把矿工们领取的灯从窗口扔出来，“啪”地一声响，矿灯就扔到窗台，这动作透着姑娘们的干练，也透着她们的桀骜不驯。我在领灯时见过苏慧娟，头发挽在帽子里，穿着蓝色工装。即使是穿着工装也能看出她的白皙俏丽的面容。

　　苏慧娟后来被从灯房调到矿中学做了政治老师。矿中学经常会从各单位抽调一些具备教学基础能力的人做老师，男的女的都会有。苏慧娟得到了这个机会。校长来参观矿井，在井口领矿灯时看中了她，校长问，你上过高中吗？她说上过。你能给初中的孩子代课么？她说从来没给孩子们代过课。校长说你来试试吧，我看你行。按照校长的吩咐，第二天她就去矿中学参加应聘考试。就这样她当了政治老师。这过程比较简单。灯房女工当政治老师，自然不容易。但是校长看中了她，再难也能成。苏慧娟代初中孩子们政治课，也叫思想品德教育课。王勃一直怀疑苏慧娟跟校长的关系不正常，但他也只能是猜疑，因为没有任何证据。

　　现在他说他的女人跟私营矿主李红旗关系暧昧，他也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

　　我觉得焦虑和不安影响他的心态，使他成为怀疑症患者。

　　然而他的女人出走是眼前的事实。

　　王勃怀疑他的女人被坏人撬走。在矿区，漂亮的女人，有几分姿色的女人总会被人撬。

　　撬，即动词“搞”的意思。苏慧娟就是他从别的男人那里撬过来的。姑娘们跟男朋友到俱乐部看演出，他在台上表演，他唱摇滚歌曲，也唱流行歌曲，什么歌红唱什么，他可以模仿很多港台歌手演唱，他的演出总是成功的，追捧他的女粉丝们疯狂地尖叫、欢呼，苏慧娟也是这欢呼的女生中的一个。后来他们有机会认识了，他邀请她吃饭，她就去了，邀请她到卡拉OK唱歌，她也会去。这样的机会多了以后情感变故就是自然的，苏慧娟离开前男友跟摇滚歌手谈起恋爱直至成婚育子。这是郎才配女貌的传统故事。但是这故事他们能创造，别人也能创造。结果就是他怀疑比他更有力量的男人又撬走了他的女人。

　　那个男人就是李红旗。这是他的判断。或者是他的猜疑。

　　他的内心脆弱而怯懦。这是我看到的外形粗犷硬朗喜欢演唱摇滚歌曲的歌者的真相。

　　现在我要为他写这封信，我需要在沉思默想中与他的女人对话。那个我见过却不相识的女子。我需要选择能打动她内心的话语与她对话。对这样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子来说什么能让她动心呢？母爱。这是我猜想的。她可能失去对男人的情意，年幼的儿子应该是她的牵念。就从这里说起。我仿王勃的口气，借用他的视角讲述幼儿对母亲的依赖和需要，恳求她见信能尽早回家。花了两个小时把信写完，用硬笔书法誊写好。

　　慧娟：你好！

　　现在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是否能看到这封信。

　　那天你离家以后，我就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

　　暗无天日。这不是夸张，是我的真实感受。

　　儿子每天要找你，跟我要找妈妈。每时每刻都找，只要我回家看到儿子，他就跟我要你。

　　儿子不听话，不管怎么哄都不听，哭闹着就要找你。他这么哭闹，我这心就像刀子剜。

　　家里这几天乱成一锅粥。脏衣服攒了一堆，家里积的尘土像铜钱那么厚。你不在家，我没时间也没心情收拾。你不在家才显出在家时候的重要。慧娟，我不知道你现在哪里，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希望你看在儿子的分上能回家来。儿子想你，我也想你。

　　希望你能原谅。我保证以后对你好。保证踏实工作，多赚钱养家。

　　咱妈也想你，你不在家她的日子也更苦了，她瘫痪在床，身边没有人照看，也没个人陪她说话，我忙着工作也不能服侍老人家。你不在家，这个家就像塌了天，什么都是乱的。

　　回来吧，慧娟。我想你。儿子想你。妈想你。

　　要记得咱们的好，记得咱们在一起好的时候。

　　等你回来。

　　爱你。

　　我没写署名和日期，空出位置由他按照需要签写。

　　打电话给他，很快他就到我办公室来取信。他谦恭地接过我写满的两页信纸，小心地展开看。看着看着他就啜泣起来，也不知他是感动还是伤心。这个在舞台上总以刚硬强悍威猛形象示人的男子在舞台之下脆弱得难以想象。“太谢谢您了。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要是我女人看见信回家，我就带她来见您。”他说。看完信，他小心折叠起来放入上衣口袋。他告辞走出办公室的门，我再送他出去。他的脆弱让我略略觉得失望。他的凄苦、尴尬或者说是屈辱的处境也让我对他感觉失望，觉得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也不知道。到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写出来的信。它们被复印很多份，有的贴在高压电线杆上，有的贴在树上，有的贴在墙壁上。他果然这么做了。他找不到女人的行踪，就用这样的方法寻找出走的女人。看着满街的由我代笔的家书，我也为这个倒霉的男人赤诚的情感所感动。

　　二

　　机关是每天早晨七点三十分上班，迟到者会被扣罚奖金。

　　在晨间马路上就到处可见匆匆行走的人，也有骑着自行车上班的，路途再远的就开车上班。只要来到办公室就放松下来，闲聊的，煮方便面准备早餐的，对着梳妆镜化妆的，从敞开的办公室门可以看见各种状态。机关上班，要求有半个小时的政治学习。也就是读当天出版的党报，或者宣读新近下发的文件。只有主席在场的时候，参加政治学习的同事会严肃认真地学习。主席缺席，人们就相对轻松一点。

　　“王勃的媳妇被李红旗拐跑了。”这个消息在开始的几天一直是机关政治学习会上的话题，人们总喜欢八卦一下别人的私事不惜添油加醋。有女同事说李红旗是有能量的人，他开的煤窑挂靠在当地驻军的名下，属于军队的第三产业，在地方没有人敢惹。除了开煤矿，李红旗还在城里开洗浴中心，开酒店，倒卖汽车，倒卖黄金，他是黑白两道通吃，警察也拿他没办法，他犯罪警察都没有权力过问。“李红旗性情古怪，这人喜欢小媳妇，姑娘他还看不上，觉得没意思。谁家媳妇让他看上就倒了霉。”女同事七嘴八舌地议论，她们更热衷这些绯闻和八卦。

　　能想象王勃的心境。我想在他上班的時候，或者独自行走在大街，背后总被人戳着脊梁议论，内心必定充满耻辱感。偶尔我会在俱乐部的后楼见到他，他神情黯然地笑笑，算是打招呼。他对着墙壁练声，他的同事们在弹奏着各种弦乐练琴，或是吹小号和萨克斯，在各种乐器的喧响中也有他发出的练声高音。我觉得真够难为他的，在内心耻辱精神溃败的时候他还必须得歌唱。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音讯。”

　　有天下午他又到我办公室。他的眼睛红着，那已经不是委屈，而是失望。

　　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再帮他。只能安慰他，祈祷他好运。

　　他住在副业厂。矿山小镇最早的家属区，我不知道这个家属区为什么取这么个名字，也许这里因为地处偏僻养殖过很多猪羊牛马。我对他的印象始于对一群人的印象。那群人经常聚在一起，上街的时候总是拉帮结伙，打群架，赌钱，偷窃。那是一群不良少年，他们腰里别着榔头或者斧头，也有的别着菜刀，还有的别着火枪，这伙人只要上街就寻衅滋事，路人都要躲避他们，不小心招惹他们的结果就是被围攻。少年们挥舞着手里的凶器对招惹他们的人大打出手，他就是这群不良少年中的一个。

　　王勃的父亲是本分人，采掘一线的矿工，嗜好酗酒，这辈子没停止过喝烈性白酒。晚年的时候因为喝酒过量醉倒在大街上没起来，那是最寒冷的冬天。天上飘落的大雪覆盖了他。被人发现时他的父亲已经断气很久。他的母亲多年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没有知觉。自然父亲之死也没给母亲带来什么痛苦，因为她已经感觉不到了。王勃家里兄弟三个，他是老三，上有两个哥哥，大哥是矿上技术科的技术员，二哥是哑巴，永远的待业青年。这就是他的家庭。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他能有一副条件优异的歌喉，能站在舞台上唱歌，这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以前也是矿工，他的工作是在工程队搬运石头，在地面把石头用矿车运到矿井里，到掌子面里用那些石头砌起墙防护煤壁塌落。然而没多久他就被调到文工团做了独唱演员，他展现出来的歌唱天赋和表演才能令熟悉他的人大感意外。

　　在王勃的女人被拐跑的那几天，我还是能看到他的演出。

　　那段时间上级派下政治任务——红歌比赛。全矿的职工进行红歌汇演，汇演中表现优胜的单位选派到局里进行汇演，局里汇演的优胜者要选派到部里，部里的优胜者要选派到全国汇演，要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各个单位都不敢掉以轻心。表现不良者会被处罚，除了得不到嘉奖，还会被惩罚。这是很多单位都忌讳的结果。

　　这时各种文艺汇演也像雨后蘑菇不断出现。文工团编导是个跳过舞蹈的女干部，由机关女工部长兼任的，负责节目编排。她的嘴上涂着紫药水，那是劳累上火的结果。她要编好各种演出需要的节目，矿上、局里、市区、甚至省里的汇演都要做好准备。编导请我做撰稿，帮她撰写舞台演出串场词，这其实是无趣的活儿，但长期的写作训练使我来者不拒，各种体裁的文字都能应对，撰写舞台脚本也没问题。

　　最纠结的应该是王勃。女人被拐跑失踪，他也还是要演出要歌唱。

　　文工团每天都会排练节目。越到接近演出的时间排练越紧张。有时候我就会到俱乐部后台看文工团排练节目。舞台上那些担任歌唱和舞蹈的演员被编导指挥着一次次反复走台，不厌其烦地校正各个程序，校正各个节目演出的精准度。我在舞台大幕后侧看到过王勃，他心神不宁地看着台上同事们的排演，有时他会黯然吸烟，舞台上是禁烟的，我想他是忍受不了烟瘾，或者忍受不了心里的烦躁在那里偷偷吸烟。挨到排练结束，他就狂奔回家。

　　他的儿子还小，只有两岁，每到回家儿子就会哭着喊着让他去找妈妈，儿子的哭闹让他心烦意乱。还有母亲，六十七岁的老母亲常年瘫痪在病床上，没有人帮助她都不能翻身。只要回到家里他就悲哀，每天他从一大早就忙着起来为儿子和母亲准备早餐，有时出街买几根油条和几杯豆浆，或者买几个小笼包子做早餐对付一下。他自己也匆忙吃两口，然后骑着自行车狂奔着去俱乐部上班。他托邻居大妈照顾儿子和老母亲。他在家里和单位之间往返穿梭狂奔。他不能请假，因为他是文工团的主要歌唱演员，是所谓的台柱子，他必须在这心意烦乱的时候上台去歌唱。

　　“妈的，老子快要死了还要唱这鸡巴歌。”他忍不住心里的憋屈骂出口。

　　“你这是啥态度？你这态度很危险，这可是政治任务哩。”编导劝诫他。

　　事实上，编导理解他的心情，但不敢让他缺席。没了主演的演出万一搞砸，这个责任谁也不敢负。偶尔他也会再到我办公室来。“还没有消息。也不知道她看没看到您写的信。”他说。他的面容更黑也更瘦了，眼睛陷在眼眶里。他坐在沙发上手掌不住地在穿着黑色牛仔裤的膝盖上抚动。他的指甲很长，指甲里有垢，可能他连修剪指甲的心情也没有。

　　“您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她会不会看不到信？我是把信贴满大街了，她可能出现的地方都贴过了。她不会看不到的。”他自语。他的眼神涣散，不时自言自语，他的精神恍惚。我是很有点担心他的精神状况。然而每到有演出的时候，他还是会准时参加演出。化好妆，穿好演出服，脸上扑着粉，长发喷着定型摩丝。他的服装是那种挂满饰物的紧身短皮夹克，黑牛仔裤，这装扮倒也能掩饰他颓败的心。他出场高歌的时候还是很卖力。观众多是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全场飙歌，激情酣畅。看着他的卖力演出，我真的很同情。

　　过了两星期，在一个午后他又出现在我办公室。

　　“过来跟您坐坐。”他说。他是期望这件事能有结果的。在他最初的想象中，女人看到他发出的信会良心发现，会回心转意。他也很想给我一个交代，使我写这封信不至于白写，然而他期望的结果迟迟未见。上班的时候，我发现他贴在街上给女人的信也基本被清洁工擦洗掉了，他的脸色越来越憔悴，眼神也越来越黯淡。

　　“哥，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帮我给家里递个话。”他坐在沙发上看着我说。

　　“这女人看样子是铁石心肠了。要是写信不管用，我就得找她去。”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能做的事情都做过了，显然也没有什么效用。

　　“我要疯了。”他微笑着对我说：“照这么折磨下去，不死也是个疯。”

　　“想开点，就算是你女人不再回来，该好好生活還要好好生活。”我劝他。

　　“他们不让我好活，我也不会让他们好活的。”他说：“真要没希望了，我就杀了他们。”

　　“不值得。对这样的人你不值得。”看他绝望的样子，我宽慰他。

　　“看着吧，我要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咬着后槽牙说出这句话。

　　三

　　王勃去找李红旗是我后来听说的。

　　他的寻找开启了他的灾难之旅，也是他幸福生活的终结。

　　当然他的幸福时光早被终结了。这个倒霉的男人，被失败和耻辱感冲昏头脑的男人，那天是带着菜刀和砖头上路的。他把那些东西用红绸布包好，装在随身的一个军挎包里。出家门的时候，他敲敲住在隔壁邻居的玻璃窗，他找到邻居大妈。

　　“又麻烦您了，多照顾一下我妈。”他对邻居那个瘸着腿的老妇说。

　　给邻居大妈留下一百元。瘸腿老妇行动不便，但她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他去幼儿园看了一眼两岁的儿子，他只是隔着玻璃窗看了一眼。不能让儿子发现他，否则他就难以脱身。他决定以死相搏。“你们不让我好活，我也不会让你们好活。”这是他在心里说的话。

　　他在路边拦到一辆出租车，坐到后座上对司机说：“去营房。”

　　司机开车在原地转一个圈儿，调转方向，开着车向城里的方向驶去。

　　营房在通往市区的半道上，它是集团军驻地。他进城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

　　营房内部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他能看见的是大门之外。两名身穿迷彩军服荷枪实弹的哨兵站在大门外的岗亭守卫着营房。司机开车把他送到这里，走下车他有点茫然。还没等他靠近营房，守卫大门的哨兵就挥手拦住他。

　　“对不起，请出示证件，没有证件严禁进入。”哨兵对他严厉地说。

　　“我想找一个叫李红旗的人，听说他就住在营房里。”他对哨兵说。

　　“军事禁地，没有证件禁止进入。”哨兵没等他靠近就命令他退后。他只好往后退，离开营房大门。这时候他知道自己是有点蛮干。他还不知道李红旗的确切住址就带着菜刀来，有些冒失。亏得哨兵没发现他藏在挎包里的菜刀，否则会把他抓起来。

　　上午空跑一趟。他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李红旗，在哪里能找到女人。

　　女人失踪的这段时间，他每天都扳着手指数日子。他认定女人是跟煤老板李红旗跑了。

　　除了他还能是谁呢？这地方再没有人能有本事拐跑他女人了。

　　“妈的，窝囊废，活死人。活该让人欺负，人家不欺负你欺负谁呢！”

　　他在心里咒骂自己。他还抽了自己两个嘴巴，脸颊火辣地疼。

　　倦怠。身上没有力气。他坐在路边一块石头上歇息。他神情绝望，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再想到苏慧娟的时候满心的憎恨。他认定女人是抛弃他出走，跟着一个有钱的煤老板李红旗鬼混，背叛他不说，还明摆着羞辱他，他觉得这个女人实在是狠毒。

　　他们会在哪里呢？这一对狗男女究竟在哪里呢？要是找到他们，必须剁了他们。他伸手在书包里摸到那把菜刀。他特意在磨石上磨过那把菜刀。为了测试它的锋利程度，他还到院子里的鸡窝抓了只不下蛋的老母鸡给宰了。他想象着那只老母鸡就是苏慧娟，就是李红旗。他的恨意升起，老母鸡的头就给剁下去了，看着没了头的老母鸡振动双翅扑在地上挣扎，他有点慌乱。他的内心并没有复仇的快乐和喜悦。这是他能预想到的，宰杀过的母鸡他没有心情处理，直接扔到街上的污水沟里。

　　现在他像个复仇者，满怀的仇恨，满心的愤怒。他想要寻到他的女人，寻到拐走他女人的人。但是他要是真找到了，还会有这仇恨和愤怒么？还会有狠劲要宰了他们么？他怀疑自己。是的，他不仅怀疑女人，怀疑那个李红旗，他也经常自我怀疑。想到这些，他从那块石头上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站在马路边拦出租车。他想回家了。先这样吧。君子報仇三年不晚。先忍下这口恶气再说。他在心里宽解自己。

　　他坐着拦住的出租车回矿。有点失望。心情低落。

　　回到家他栽到床上昏睡。

　　然而令他惊讶的是，有一天他看到了那辆越野军车。车停在一家饭店前。他知道那是李红旗的车，突然之间心脏狂跳不休。他想象李红旗和苏慧娟坐在车里，想象他们寻欢作乐的情景，他的怒火再次升起来。他加快脚步冲到车前，从驾驶室的玻璃窗看进去，车里是空的。那小子一定就在这附近办事。或者吃饭，或者谈事情。他要等住李红旗，他随身背着的挎包还藏着磨过的菜刀。他要等在这里，守在这里，不能让孙子跑了。

　　“那要是看到李红旗你怂了咋办？”他警惕地问自己。

　　他担心自己的胆怯到关键时刻再出现。他是知道自己性情的。

　　“到关键时候就怂球了。”这是他对自己的判断。

　　“怪不得你老婆跟人跑了，就你这怂球样子，还能守住个老婆？”

　　他想起有人当着他的面挖苦他。

　　去买瓶二锅头。酒壮英雄胆。喝了酒胆子就大了。他想。

　　远处有餐馆，他觉得不能去餐馆，万一他在餐馆吃喝，李红旗办完事回来开车跑了他去哪里再找呢？他走进路边一家店铺。买了瓶二锅头，在另一家熟肉店买到半斤猪头肉，还有鸡爪、鸭舌，这些食物是他喜欢吃的。只要李红旗出现，就拿菜刀砍了这个孙子。他这么想着。用牙齿咬开酒瓶盖，打开纸包的猪头肉蹲在马路边开始吃喝。

　　他也还真是饿了。喝了酒就不怕犯怂了。他想。

　　在他快要把一瓶二锅头喝尽的时候，他看到了有人站到越野吉普车前。

　　正是李红旗。光头，瘦脸，个子矮小，穿着一身军便服。

　　“鸡巴毛孩子竟敢到处拐骗良家妇女。”他看到李红旗怒火就蹿上来。

　　他扔下手里的酒瓶，握起装了菜刀的挎包，起身向李红旗走去。

　　显然李红旗是被冲上来的这个人吓着了。他开了车门刚要抬腿跨进车里，听到身后有动静。回头就看见握着菜刀的一个男人朝他扑过来。李红旗属于半个军人，在军队里跟人练过擒拿格斗的战术，反应也够灵敏，他在那人持刀扑上来的时候闪身躲开。他没有多想，反手握住那个人举着菜刀的手臂，一用力菜刀就落在地上。他使了个黑虎掏心拳迎面击向那个人。试图袭击他的人立马就摔倒在地。李红旗嘴里骂了句粗话，抬脚就朝那个倒在地上的人踹去。路过的人都围了上来，他们看到这个穿着军便服的小个子男人，抡起拳头骑在那个倒在地上满身酒气的男人身上狠揍。看着身下的男人没有了挣扎还手的力气。

　　李红旗报了警。大约过了十几分钟，一辆警车开到。从车上跳下两名警察。李红旗对警察说：“哪儿来的一傻逼，拿菜刀砍老子，妈的，活腻了。”

　　警察走到王勃跟前，看着他问：“怎么回事？”

　　“他骗走了我女人，我就是要宰了他！”他挣扎着说。

　　他带在身上的那把菜刀已经被警察收起来。

　　“你女人叫啥名儿？”警察问。

　　“苏慧娟。我女人大名苏慧娟。”他回答。

　　“这他妈就是一傻逼！神经病！”李红旗朝王勃脑袋上唾了一口痰。

　　那口痰落在头上令他恶心，但他已不能还手。

　　王勃被警察押着上警车。他跟着警察去派出所做笔录。

　　必须说王勃是个倒霉蛋。他是被内心的失败和耻辱感冲昏了头脑。

　　错误地判断女人失踪的缘由和去向，错误地判断自己的敌人，这是他倒霉的全部原因。他的昏头给煤老板李红旗从天降下一个戏耍的机会。

　　“知道你犯什么罪么？杀人未遂。”在他笔录完毕后警察刑拘了他，也告知他的罪名。

　　“这傻逼！”李红旗提到他时就这么称呼。

　　“这傻逼栽在老子手里，还不得好好消遣一下么？真算逮着了。”

　　“你要么给老子十万，咱就私下了结。我撤诉，你回家。你要么就去蹲三年大牢，我告你故意杀人罪，你选。”李红旗隔着铁栅栏对关在派出所监房里的王勃说。那时候他马上就要被押往矿区公安局在远郊的看守所。王勃痛不欲生。他没有钱，也不想蹲大牢。他伏在铁栅栏上咧开大嘴巴哭。他用唱过摇滚歌曲的嗓子大放悲声痛快地嚎出来。这时候他知道自己是错的。从头到尾都是错的。李红旗并没有拐跑他的女人。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导致了他悲哀的困局。然而明白错误为时已晚。现在要么赔给李红旗十万，要么蹲三年大牢。这是他面临的痛苦而绝望的选项。也是他咎由自取的恶果。他就是倾家荡产也凑不起这巨额赔款，他要是被判刑这辈子就完蛋了。他拼命用头撞击铁栅栏，渴望把自己撞死。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没有撞死，反而被看守所的狱警揍了个半死。那些人用拳头砸，用脚踢，用电警棍揍，他被揍得像死猪一样麻痹不醒。这是他遭遇厄运的时候。

　　自从女人失踪，他就向着厄运深渊坠落。

　　四

　　苏慧娟是在王勃被关进公安局位于远郊看守所的第六天回到家的。

　　是警察坐火车把她送回来的。警察找了街道居委会，也找了中学教导处。

　　“你们要耐心帮助教育她。”警察对居委会主任和中学校长重复着同样的话。

　　直到他们保证接受要求为止，警察才离开。

　　当然。警察也办理了报销差旅费的手续，拿到了遣送苏慧娟回家花费的钱。

　　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苏慧娟卷入一个犯罪团伙的流言传了出来。

　　这个女人诡异的失踪成为矿区人们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苏慧娟是代课三年的中学教师，她中途出事，学校没有找她的麻烦。她还可以正常代初中三个班的德育课。但是教师之间的议论还是会传出来。教品德课的老师品德上有这么多问题，怎么能教好学生呢？这是教师之间的议论。话外之音是她和校长的关系让她摆脱了各种麻烦。她知道学校的老师们都在背后猜测她跟校长的关系，因为她是校长调进来的，所以她就被看做是校长的人。但是她真的跟校長的关系正常，他们之间只是相互的欣赏或好感。校长怎么可能对他的属下有非分的想法呢？在退休以前，他还有好几年的工作时间，他要小心谨慎，保证最后不犯错误安全退休。这个情况她是明白的，所以她对校长也很放心。

　　当然有校长对她的好感在，她还是能比较方便地做一些事情的。事实上她已经不喜欢做教师这份工作了。教师这个职业和她所讲授的课程跟外面的世界是太隔绝了。她本来想秘密地冒一次险，给自己找一个新的机会。结果差点要了她的性命。能活着回到家在苏慧娟看来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真正回到家的时候苏慧娟才知道她所经历的噩梦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她看到她的家成了灾祸恒生之所。

　　丈夫王勃被以“涉嫌谋杀罪”刑拘，关押在矿区公安局看守所。

　　王勃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他会在看守所看到前来探视他的女人。

　　他们是隔着铁栅栏相见的。苏慧娟伸出手摸到他备受摧残的脸。

　　“都是你这个妖精害的，你这个狠毒的女人，老子这辈子就毁在你的手里！”

　　他隔着看守所的铁栅栏咒骂女人，咒骂完又把脸伏在女人的手掌里哭泣。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可怜的迷途的羔羊。

　　等待苏慧娟的灾难还不只是丈夫的牢狱之祸，还有婆婆的死亡。长期下身瘫痪的婆婆把头伸到床沿之外，用两个枕头分开两端坠着一根细绳勒到自己的脖颈。婆婆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机会，她早就嫌活得麻烦，身边总是有人看管着没有行动自由。那几天儿子儿媳都顾不上回家，自然也顾不上管她，婆婆就实施了准备好久的计划。苏慧娟回到家的时候婆婆已经发了丧，摆在家里衣柜上的是蒙着绛红丝绒的婆婆的骨灰盒，这使她惊骇万分。她刚走进家门就被他哑巴二哥抡起半截砖头砸过来。哑巴二哥不能说话，但是能表达愤怒。他朝她扔砖头，把她住的房门锁起来，拒绝苏慧娟再回到这个家。她一直没见到两岁的儿子，她不知道儿子在谁的手里，没人愿意告诉她。事实上她已被这个家庭驱逐。

　　这个家在她离开的短暂时间成了坍塌破败的废墟。

　　厄运就是这么到来的，仿佛是不明飞行物来袭。

　　我成为王勃生活的见证者。除了见证自己的厄运，也见证他人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我总是被这样的事情粘上，总有人因为他们的倒霉事情找到我，那些事情使我身不由己陷身其中。我是在事情发生一个月之后见到苏慧娟的。那也是午后。刚坐到办公室上班，就听到门被敲响。我请敲门的人进来。门开，一个面容憔悴的女子出现在门口。

　　“苏慧娟。”我脱口叫出来。

　　“对不起，是王勃嘱我来的，我特意来感谢您的。真是不好意思。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真想撞墙死了算了，可是孩子小，婆婆又去世，他又蹲了监狱。是我把他害惨了。是我把家给毁掉了。”

　　苏慧娟站在我面前，她的双手绞在一起，嘴里不住地念叨。

　　“我来是想再求您一次，能不能帮我写一份申诉材料，我怕自己写不好。”苏慧娟说。

　　我觉得这是一对苦命的鸳鸯。他们的生活之树结满错误酿成的苦果。

　　苏慧娟找过李红旗代替他道歉，哀求他放过他：

　　“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也就不会有这个误会。您高抬贵手放过他吧。”

　　“这世上哪儿有那么便宜的事情，我放过他，警察也不会放过呀。他们好容易逮着这么个傻逼，还不好好榨榨油啊，你以为他们靠什么发财呢？这年头好些事情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儿的。”李红旗口气傲慢地说。

　　“您大人有大量，我男人就是一窝囊废，一辈子做不了像样的事儿，你原谅他这一次，他不是成心要伤您，您不是也没伤着么？您不是也揍过他了么——他是该死也该揍。您可怜可怜我们一家老小，放过他，让他回家行不啊？”苏慧娟哀求着。

　　“你得先去法院问问，看他们会放过吗？这些孙子吃原告又吃被告。”李红旗回答。

　　“您要是能放过他，我给你当牛当马都行。你要什么我都给。他不能做牢，他要坐牢，我们一家大小就没法活了。我婆婆已经死了。”苏慧娟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噗噗直掉。

　　“唉，看你也是挺可怜的。哥就放一马吧。不过你得满足哥一个条件。”

　　李红旗看着苏慧娟，他的眼睛盯着她，眼神像刀锋剥开苏慧娟的衣服透视到她的身体。

　　这是在李红旗的办公室。宽大而奢华。在他的巨型工作台的一侧是黑色的皮质长沙发。

　　苏慧娟明白李红旗的暗示。她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中学德育教师这个身份。

　　开始的一瞬间她内心里有几分犹豫。内心剧烈冲突，在冲突中挣扎。

　　可是她没有别的选择。品德教育帮助不了她。那些教科书上的内容对她身处的严酷境遇来说完全是失效的。她知道要活下去，就得翻过横在面前的这道坎儿。

　　以前她通过熟人认识了这个名叫李红旗的人。熟人说你要想办法认识一下这个叫李红旗的人，他可是有大本事的人，父亲是驻军警备区司令员，他自己也开着好几个煤矿，开着好几个洗浴中心，倒卖汽车，倒卖黄金，李红旗通吃黑白两道，在咱这地面也是一霸。为了礼貌她也见过这个人，和女友们跟李红旗在KTV唱过歌，可是也仅此而已。就是那次唱歌还被矿上的人看见告了自己的男人惹得他们争吵。后来她一直跟李红旗保持着距离，但是这个人见过她之后多次给她打过电话，每次接电话她都礼貌地婉拒了李红旗的各种邀请。

　　诡异的是她竟然阴差阳错地又为男人求到李红旗的头上。

　　她必须得在赔偿巨款和男人坐牢之间作出选择。她要不选择就得另辟路径。

　　她明白李红旗的意思。横下心开始脱自己的衣服。

　　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放到沙发上。

　　“你要喜欢，就给你，你想咋就咋。”她赤身赤脚站在李红旗面前。

　　她知道她的相貌和身体还是能吸引李红旗的。

　　李红旗走到她身边，抬手摸住她的乳房亲了一口。

　　“你要一直跟哥，哥想要你的时候就得要。”

　　那天李红旗对穿好衣服准备走出门的苏慧娟说。可是这个李红旗完全是个变态狂。他是性无能。他光着屁股趴在她的身上却做不了任何事情。这个变态狂用皮带抽她的身体，用烟头烫她的乳房。烫她的生殖器官。苏慧娟見我那天详细讲述了她去见李红旗的情景。

　　“说这些有点不要脸，我都觉得臊得慌。”苏慧娟满面羞涩语气低弱地说：“可是我必须要告诉您这些事情。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现在也许只有您能帮助我们。”

　　摆在苏慧娟面前的是三条路：要么筹到十万赔款；要么丈夫去做三年牢；还有就是她跟李红旗，做他的性工具。这三条路她都不愿意走。

　　“我要按照他们说的那些路走下去，会毁掉我的生活——我已经被毁了，最后我会生不如死，死无葬身之地。”苏慧娟说。

　　她能走的是另外的路。踏上漫长的上访之路，寻求公道，避开讹诈，赦免丈夫的罪责。

　　“我要救我男人回家。求您再帮帮我。”苏慧娟哀求道。

　　我确实感到难过。作为境遇相似在底层社会苦苦求生的人，我觉得他人的不幸犹如我自己的不幸。我明白上访和求告是艰辛的路。有谁会真正理睬她呢？我感到无力，感到在这个社会作为无权者的无能。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助到他们。我能做的只有答应为她代笔写申诉材料。

　　“求您一定要帮我。我要把我这段时间的经历告诉您，哪怕是羞耻的事情。”她说。

　　五

　　那天苏慧娟上了火车就后悔。

　　她没敢跟同伴说出心里的真实想法，想说的话咽回肚里。

　　这是由平城开往珠海的K15列车。坐到靠窗的位置，随身的仿鳄鱼皮包被她放在身体能感觉到的位置，她抬头看了眼放在行李架上的红色皮箱心神安定下来。就这样出发了，这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秘密旅程。火车开动，鸣着汽笛，她看到站台身穿制服原地肃立的列车员向后退去，心里突然就被抽空了，恐惧感是在这时候来临的。本来她是赌气出走，但是列车真正开动，她还是有些心慌。只能忍耐。现在做什么都晚了。“不要担心，别害怕。没什么可怕的。也许会赚到钱，像那些人承诺的那样。”她安慰自己。

　　同行的还有三个姐妹，她们坐在她的身边和对面，她们并没有疑问，快乐地说笑，吃着在路上买好的鸡翅和鸭脖。她闻到了同伴嘴里散发的鸡翅和鸭脖的气息，觉得有一点恶心，但忍住了。这一路上需要她忍耐的事情会有很多，她必须保持良好心境。开弓没有回头箭，做事情不能半途而废。她在心里告诫自己。万一她打退堂鼓，别的姐妹们照样去，说好要赚的钱她就赚不到，别的姐妹赚到了，那她就亏大了。这么想着的时候，苏慧娟就紧闭嘴巴。

　　火车开出站台，逐渐加速，窗外是迅速掠过的原野、田地、树木和房舍。车厢里挤满了人，她坐的座位侧面是三个民工模样的人，他们穿着满是尘土的蓝布上衣、蓝布裤子，肮脏的脚上穿着塑料凉鞋。她总能闻到车厢里的一股臭味儿，如果不是那些民工身上的汗臭就是他们的脚臭。侧座的三个民工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三个女子，有的盯着她的脸，有的盯着她的胸脯。男人的这种目光让她讨厌，那是饥饿者不加掩饰的饥渴，她认为那是粗野没有教养的表现。她转移了一下身体坐姿的角度，把背部对着三个男人的眼睛。

　　她的对面是两个喝多了酒的男人。他们上火车就是满身的酒气，有一个年老满头白发的男人睁着迷怔充满血丝的眼睛，用打卷的舌头跟另一个男人说话，老年男人手里攥着一个没有开启的酒瓶。他想打开那只酒瓶继续喝酒，但是他的手握不住那只酒瓶，更没有力气拧开盖子。那只酒瓶在桌上来回滑动。男人的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这可能是去南方打工的农民，从摆放在行李架上的被褥卷和蛇皮袋能看出来他们的状态。苏慧娟有点不高兴，她不愿意挨着这些满身汗臭的农民坐，但是除了这个座位没有别的可坐。列车过道到处是站着的人，火车票紧缺，火车站连站票都卖没了。她去厕所看到厕所里都坐着人，吓得她赶紧退回来。

　　“都是出门在外的人，也都是外出讨生活的人。谁也不要嫌弃谁。”

　　领队劝苏慧娟想开点。领队是个南方人，穿一身灰色西服，敞开的西服上衣露出蓝底白花领带。这人长得矮小瘦弱，但是看上去就精明利落，她们叫他“南蛮子”。苏慧娟不同意“南蛮子”的劝解，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不住用手掌扇动着鼻孔，把扑鼻而来的酒臭扇开。

　　她认为人是应该过文明生活的。文明使人有尊严，而穷困令人堕落。

　　在火车上她不住地抬头看着她放在行李铁架上的红色皮箱，提防有人拿错，或者提防有人偷窃。她也把挎在身上的仿鳄鱼皮包紧贴着身体，这样如果有人偷窃她就能感觉得到。不过她带在路上的重要东西——身份证和钱都不在这包里。身份证被领队收走了，钱是放在她贴身穿的三角底裤里，她在三角底裤缝制了一个带拉链的口袋，随身的钱放在那里应该是安全的。当然某种程度说放在那里更不安全，可是她也只能如此了，人在很多时候得听天由命。

　　乘坐这趟列车南下，前往她所不知道的地方，不就是为了能跟穷困生活告别么？回想起来，这秘密的后来被证明是危险的旅程完全是因为她赌气而行。他们争吵，经常性地争吵。她和丈夫。总是因为她回家晚，或者因为她离家早，因为没有照顾两岁的儿子，没有照顾瘫在病床的婆婆，丈夫就怪怨她。怪怨也就罢了，让她难以忍受的是丈夫对她的猜忌和怀疑。“你说你这些天都去哪里了？都跟谁在一起？”丈夫拍着餐桌对她吼。她不想说，她拒绝回答的态度是对丈夫燃烧起来的怒火添柴浇油。他摔东西，把桌上的茶杯和花瓶都摔在地上，听那些玻璃和瓷器碎裂的声音她心疼，但是也更紧地闭起嘴巴。她就是不想说出自己的行踪。

　　“我不是你的私有玩物，我想做什么事情就做，想去哪里就去。你难道不是吗？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独木桥，各走各的阳关道。”在丈夫实在逼问她太急的时候，她这么回答。这样的争吵跟他们的感情生活有关。新鲜感过去，彼此厌倦，这是婚后三年必然出现的情况吧。她想。不过她明白，她不想告诉丈夫的行踪还不是因为他们感情出现问题。是因为不能说。因为她跟人签过保密协议。直到坐在火车上，她也没有跟任何人讲出她的行踪。虽然不断发生争吵，有时还大打出手。但是她还从来没有过离开男人的想法。

　　她把争吵的原因归咎于困顿的生活。穷困令他们失去爱意也失去耐心。

　　“先委屈他们一下，以后发了财就好了。”她在那时候安慰自己。

　　苏慧娟是怀揣发财梦想上路的。她希望自己能过一种文明而有尊严的生活。

　　其实他们今天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跟金钱有关。资本的匮乏，或者说购买力的匮乏把他们的家庭快乐剥夺了，把他们爱情的幸福也剥夺了。她是矿区中学老师，工资是八百九十元，加上各種补贴不到一千元，但是这点工资也不能按时发。学校老师们三天两头集合起来上访，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份工作让她经常感觉悲哀。物价飞涨，家里上有久卧病榻的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儿子，丈夫的工资也是微薄的，难以应对日常生活的开资。穷日子是过怕了。看看那些有钱人，整天山珍海味，香车宝马，凭什么呢？

　　“我也要过有钱人的日子。”这是她经常对自己说的话。

　　想有钱并不丢人。没有钱才丢人。她在心里经常跟自己争辩。

　　可是怎么才能有钱？肯定不能指望丈夫，他每个月领到家里的工资是九百六十五元，相当于最低贫困线的标准。这些钱要给儿子买奶粉，要给她买化妆品，还要买日常吃饭需要的米面粮油。最麻烦的还有给婆婆买药品。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想起来就可怜。

　　“来听我们的讲座吧，告诉你迅速致富的捷径。”

　　这是她在广播里听到过的一则讯息。当时心里一震，然后就仔细听，结果是她动心了。

　　她暗暗记下了讲座组织者的联系方式，几天后她选择了一个没有课的时间就去了那里。讲座地点是在城里，一个隐秘的私人会馆。门口有保安把守，她凭借熟记的口令走进那家森严的私人会馆。进去的时候，会馆里站满了人，舞台上有人在演讲。都是有关发财梦淘金梦的。那些人真会说，巧舌如簧，口若悬河，听得她身上直冒汗。男人没在家的时候她喜欢听这样的演讲。当然她不能告诉男人她来听这样的演讲。

　　据说这个组织的人里分很多级别，最高的是钻石级，做成一笔生意就是几十万。每次她走进这个会所的时候就感觉浑身燥热。她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晋到钻石级啊，那样这一辈子就不用为穷困所苦了。儿子会有更营养的食品吃，丈夫会有更好的衣服穿，也可以让他有条件抽到好烟，喝到好酒。婆婆兴许还有条件到大城市的医院再好好治疗一下，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整天瘫在病床上，家人嫌弃，自己也活得没意思。听过几次讲座以后她就递交了申请，她想加入这个组织，想努力奋斗争取晋级到钻石界别。

　　很快她的申请就被批准。她接到通知将和另外三个姐妹被送往在广东珠海的基地轮训。

　　这个消息让她很兴奋，好几夜都因为激动睡不着。珠海是她想去的。她一直想去看看大海，想看看南方的椰子树。想坐上渔船在海上漂游。能去珠海参加组织在基地的轮训这是让她更加兴奋的。她觉得自己离发财的梦想是越来越近，离她幸福的梦想也是越来越近。她的上线通知她，去基地轮训的消息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是考验她们忠诚度的时刻。她觉得能做到。只要能把钱赚回来，牺牲一下也是值得的。她想她可以不告诉丈夫，也可以不告诉儿子。她只需要消失几天，回来的时候就带给他们一笔巨额财富。这是怎么说都划得来的事情。

　　“从今天起你们就要断绝与外界的任何联系。这是考验你们忠诚度的时候。”

　　她们交出了身上所携带的身份证件。就那样跟着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由领队带着坐上了南行的列车。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到了珠海火车站是深夜。苏慧娟扒着车窗往外看，眼前出现的是一座星光璀璨灯火阑珊的城市。拎着提包下火车，热气扑面而来，这热气让她感觉呼吸困难。一个年轻女人举着黄旗走在前边，后边跟着数十人，队伍走出火车站。在一座过街天桥下停着一辆大巴，有人带他们上去。人们拼抢座位，举着黄旗的人就大声训斥他们： “抢什么抢？要去找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