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鹰

　　黄盖湖的三国争霸

　　曾经的战火烽烟，早已被经年的湖水漂洗殆尽。可是，唱晚的渔舟，依稀还记得那场昔日的壮烈烽火，记得那个与黄盖湖同在的三国名将。

　　黄盖，一个从当时的零陵郡潇水河畔走出去的血性汉子，正是源于这场通天盖地的烽火的锻烤，铸就了他作为一个湖泊主宰者的霸主地位。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黄盖从零陵郡一个临水的乡村——泉陵启程，告别蛮荒的永州之野，告别宁静的潇水，投入三国争霸大战。如果他不远离故土，也许他将成为潇水江畔的古郡——零陵的一代枭雄，也可能成为一辈子驻守在零陵、毫不起眼的地方小官。但三国的战乱，随时都在挑动他勇猛多谋的秉性，最后，他毅然选择了离乡，选择了战火。

　　走出零陵的黄盖，先后跟随效忠过孙坚、孙策和孙权三个君主。因为天生就具有军事才能，他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对战前的备战格外严格，每当打仗之前，他都要强化训练自己的士兵。其时，正是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孙权、刘备在赤壁展开的三分天下大战搅得湘楚之地腥风血雨，作为东吴水军主将的黄盖，正在当时的太平湖训练自己的水军。这就意味着，一场带有鲜明的黄盖本色的战争蓄势待发。历史也证明了黄盖的战争智慧，面临气焰嚣张的曹操那一心要夺取天下江山的阵势，他向孙权提议对曹军实施火攻，得到孙权的赞同。于是，他便带领满载薪草、灌有膏油的数十艘船只，像一群水鸟一样悄然潜伏在曹操的眼皮底下，用苦肉计诈降曹操，然后乘机纵火，大破曹军。

　　赤壁之战告捷，孙权论功行赏，就将黄盖演练水军的太平湖赏给了黄盖，并赐名叫“黄盖湖”，还在湖边为黄盖修造了一座豪华的府第——黄盖府。太平湖本来是一个不为人知的荒湖，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水上大战后，这太平湖居然从此打上了一个永不褪色的烽火烙印，变成了黄盖湖，黄盖也从此成了这个湘鄂两省共管的界湖的真正主宰者。

　　曾经浩瀚八百里的云梦泽，虽然早就成为遥远的记忆，但最早的太平湖曾经就是云梦泽的一部分，是洞庭湖水系家族的一个嫡系子孙。虽然当时她还只是洞庭湖的一个大湖汊，可她却是洞庭湖最正宗的血脉。自赤壁之战后，这个绵延于湖南临湘和湖北赤壁之间的跨省湖泊，其原来的名字就那样被孙权一笔改写了，就那样成了一个与三国名将紧密相联的湖泊，继而又渐渐地淡出了云梦泽，淡出了洞庭湖，成了一个独立的内湖。

　　跨越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处的黄盖湖，其西、南岸近三分之二区域属湖南岳阳临湘市管辖，北、东岸三分之一区域属湖北咸宁赤壁市管辖。她纳新店河和临湘河之水，雄踞长江之滨，上溯洞庭巴蜀，下达吴会。湖畔，湖南的铁山与湖北的赤壁山遥相呼应，眉目传情。黄盖湖，这片曾经充斥着战乱的冲杀嘶喊和血腥气息的多灾多难的湖泊，光阴的洗礼与日月的变迁并没有磨去她悲壮的过往。时至今日，黄盖府、黄盖咀、黄盖庙、黄盖墓、苦肉咀、铺其咀、阚泽咀、鞍咀、司鼓台、点将台等等一切遗迹，依然近乎完好地散布在湖堤周围，似乎随时都在提醒后人记住那段烽烟战事。

　　黄盖湖至今能留存她昔日的壮丽，还得归功于黄盖。这个黄盖还真是个怪才，他不仅具有常人难以匹敌的军事谋略，还是一个卓越的地方行政长官。他在洞庭湖地区带兵打仗，就像在这里安家落户一样淡定从容。这里本来是他的兵营，但他似乎又将其当作了自己的家园。对兵营，他实行以“村”为建制。三国时的“村”即“屯”，为屯兵之所。黄盖在这里划分了十三个村，即连环村、测风村、黄家嘴村、对弈村、马蹄村、阚泽村、犀角村、马嘶村、流马村、丁奉村、白云村、司鼓台村、孔明村。这些村名，几乎都与三国和黄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更值得回味的是，黄盖带领水兵不仅在此地勤奋操练，而且生活上还一直保持着自给自足，好像这里就是他的零陵老家。闲暇时节，他带着兵士开荒种地，种植各种蔬菜瓜果，并用当地老百姓传授的秘法腌制各种蔬菜。其中最有名的腌制方法，就是将新鲜蔬菜洗净，放进坛子里，配上秘传的佐料，用湖泥密封，沉入湖水里，待到七七四十九天后，再捞出坛子开启食用，其味醇香爽口，风味绝然，无论下酒送饭都令士兵们胃口大开。有一次，蜀国大军师诸葛亮携鲁肃一同来慰劳黄盖将军，黄盖就命士兵们取出兵营十三村的酱菜招待。诸葛亮品尝后赞不绝口：“久食龙肝不知味，馋涎只有十三村。”孙权将太平湖赏给黄盖，是源于他的战功，而当他也品尝到“十三村”酱菜的绝美风味后，他又一次肯定了黄盖，将“十三村”酱菜纳入了皇家御用贡品。

　　步入晚年的黄盖，不知什么原因并没有回到他的故乡零陵，他就带着一批士兵留在了黄盖湖，与当地百姓一起开垦荒湖，种植稻谷和棉花，在湖里捞虾捕鱼或种植莲藕，使黄盖湖一带的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

　　一边操练和打仗，一边种菜和腌菜，这样的战争历程，无疑让黄盖湖更添了几许风情意味。

　　现在的黄盖湖固然早已恢复了她原初的宁静和妩媚，但住在黄盖湖的子民们，没有理由不铭记黄盖的功德。如果没有老年的黄盖带着沿湖的百姓在这面湖泊的沼泽里开垦出一大片良田种植水稻和棉花，种植芦苇和湘莲，又怎么可能有后来的黄盖湖的富庶和发达呢？虽然那片良田后来遭到了令人恐怖的钉螺的威胁，在黄盖湖引起过一场血吸虫疾病，但消灭了钉螺后的黄盖湖，依然还是以满面的笑容給予了这里的百姓想要的粮食、棉花和鱼虾，给予了这里的人们渴望的安逸和富足。

　　一场近两千年前的战争，固然带来了不可想象的灾难，但也带给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意想不到的荣耀和财富。黄盖和他的士兵们原本为了生活而泡制的腌菜，已然被这一带的老百姓一代代传了下来，成了黄盖湖的农家美味，而且还成就了现在黄盖湖的酱菜产业。我不敢说，黄盖湖的“十三村”酱菜品种是否依然还在传承着三国黄盖和他的士兵们腌制的那种令人叫绝的风味，但这个产业的历史根脉，却毫无疑问是跟黄盖的十三村紧紧相连的，毫无疑问是熏染了三国时期的黄盖湖那一缕战争遗韵的。

　　至于黄盖，可能一直就坐在黄盖湖的某个角落，怀想着近两千年前那场火烧赤壁的悲壮往事；亦或者，一直就站在某个高处，翘首寻找回到故乡零陵的那条路途；抑或是，正在聆听黄盖湖上飘荡着的他有些陌生了的小调渔歌。所以，到了黄盖湖，最好不要轻易去打扰一个三国时代的老英雄难以释怀的梦想，最好不要遮挡一个来自永州之野潇水河畔的老人对故乡的翘望。

　　酃湖里的故城遗址

　　在这样的一湖碧水、万顷泽国间，一座在耒水与酃湖之间那片酃湖町上站了六百多年的酃县古城，一座衡阳历史上最早的城池，却早在两千二百多年前，就那样永远地沉睡了，留给我们的，只有一缕悠长的凭吊和叹息。

　　酃县，一座与酃湖手足情深的古城，因其所在地濒临耒水流域那片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所以，这一带又叫酃湖町。而且，早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身影。春秋时期，酃湖町就成了一大群古越人的水上乐园。

　　我们固然无法知晓那些古越人到底来自哪个部落，但根据文献记载推测，越族就是生活在长江以南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最早来到酃湖町的古越人，很可能就是被某个部落追赶驱逐而从长江逆流而上经洞庭入湘江的一支南越蛮流。因为从五十年代以后陆续挖掘的古墓葬出土的大量印纹硬陶诸，如鼎、瓿、壶、罐上的米字纹、回纹、菱形纹、方格纹、席纹、叶脉纹等纹饰中，不难推断这些印纹硬陶就是最富古越特征的器物。

　　虽然现在的衡阳早就成了湖南排名靠前的城市，可衡阳市民未必就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居住的这座中等城市，居然最早只是从矗立在酃湖岸边、紧邻耒水的一个小县城蜕变而来的。

　　有一个事实，可以让我们触摸到衡阳最久远的历史经脉，那就是从衡阳县渣江出土的春秋动物纹提梁卣。此物器形硕大，造型精细，纹饰精美，已被专家鉴定为国宝级文物，如此贵重的器物，不可能来自民间，无疑只有居住在渣江的越人部落首领或地方国的君王才可能拥有此物。

　　这就告诉我们，很早很早的时候，酃湖一带就已经有了一座部落城池或地方治所。

　　确实有，但不是什么部落或地方治所，因为最早入湘的越人根本就没有文字，其部落或地方治所名称及聚落地名，让我们无法知晓。一直到楚人进入湘南地带，有了自己的文字记载，衡阳最早的地名才开始浮出水面。

　　然后，我们才知道，那就是“庞”。

　　根据文献史料考证，庞就在现在的衡阳之东。

　　这就要说到春秋前期一些实力强大的诸侯国了。

　　这个时期，楚、秦、晋等诸侯国为了加强对兼并得来的地域和灭亡小国的控制，便开始在自己的辖地设县。尤其是楚国最早，于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就开始设县了。这个当时的强大程度仅次于秦国的大侯国，一边四处拓展自己的疆域，一边对新掠夺霸占而来的区域设置新县，实施强权统治，并重点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交通要冲实施县制管理。而庞之所在，其地理位置更是得天独厚，其南扼南粤之地，北通楚都要道。尽管杂处湘南地区的越人秉承了先祖蚩尤、三苗剽悍不羁的尚武族性，对楚人入侵湘南领地曾进行过长时期的殊死抵抗，可终因楚国的过于强大而寡不敌众，只有无奈地成为楚国的臣民，当然，也有少数越人从湘南迁往他乡。

　　其时，楚人进入湘南之后，庞就成了楚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如此富饶的鱼米之乡，楚国能不设县扼守把控吗？

　　因为楚国在湘南扼守着这么一块富庶之地，其它诸侯国就眼红起來，就都想抢夺这块肥沃厚土。比如齐威王就曾经派使者游说过越王放弃讨伐齐国而攻打楚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也有如是记载：越王无彊时，兴师伐齐。齐威王派使者游说越王放弃讨伐齐国而转攻楚国。齐国使者对越王说：“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雠、庞、长沙三邑为楚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和出产木材的重要基地，只要越国控制了无假之关，这些地方就再也不能为楚国提供粮食和木材等物资了，而这些丰富的物产也就属于越国了。

　　然后，我们再注意一个最重要的年号，那就是，齐国使者游说越王无彊攻打楚国是公元前三百三十四年以前。这就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史实，庞至少在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以前就是楚国的县治了。然后，我们进一步知道了一个更确切的史实，庞，也就是一个县治的地名，即庞县。也就是说，庞县不仅是楚国设立在湘南之地唯一的县治，更是楚国在湘南建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要塞。

　　尽管楚人进入湘南后成了这一带新的主宰者，但由于越人并没有大量迁徙离散，也就成了本地居民的主要群体。原来相对落后的农耕文明，由于庞县的设置，由于楚国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这片湘南沃土的生产和经济也相对有了更好的改善和推进，从而也为日趋繁荣的商贸活动奠定了更好的物质基础。尤其是濒临湘江最大支流的耒水，更成了庞县在当时以水路为主的重要交通航道，以至于当时的庞县，每天的商贸活动都异常的繁忙，导致楚国不得不在庞县设立税关，配置专门的官员负责稽核、征收过往商贾的商税。一个由农耕文化滋养壮大的地域，最终过渡为湘南衡阳耒水之滨、酃湖波涛中的一个商贸集镇。

　　如果想知道当时的庞县商贸到底繁荣到何种程度，只要看看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是怎么做生意的，你就不得不惊叹其时的庞县是一个多么牛气冲天的商贸重镇了。

　　那时候，时任楚国大司马的鄂君，不仅掌管着楚国的军政和军赋，还是一个财大气粗的官商。他出去从事商贸活动，总是要随身携带着他的哥哥、楚怀王赐给他“鄂君启节”。这鄂君启节是一块专供鄂君进行商贸活动时使用的免税符节，用青铜铸就，有舟节、车节之分，上面都刻着错金铭文，记载着进入汉水、长江、湘、资、沅、澧等水系及这些水系沿途所设的关卡地名。比如经湘水则是“入耒，庚鄙”。“入耒”即进入耒水，“庚”则是经过的意思，“鄙”就是酃湖一带的庞县辖地，也就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在衡阳江东酃湖町所设的酃县所辖之地。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的中国。

　　这时候，秦终于灭除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后来，刘邦灭秦，随着郡县制的建立，他将各地的郡国都分封给了自己子孙后裔。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按照当时确立的郡县制，长沙成为一个侯国，下辖今炎陵、茶陵、攸县、安仁、衡东等十三个县。在确定衡阳县制时，当刘氏后裔在衡阳东岸眺望湘江最大支流的耒水，眺望不远处南岳的巍峨俊秀，就决定要在此地建立自己的治所。尤其是看到当时的酃湖那波光潋滟的湛蓝的湖水，那杨柳依依的水乡画境，那耒水相伴的泽国气象，就干脆将县治之地建在了这片楚国的庞县故地，借助庞县昔日的灵气，从“人杰地灵”中取一个与“灵”字谐音的县名，加上所选的地方通过画师画下来正好像一个篆体“酃”字，于是将县名定为酃县。

　　时光的流水并没有因为历史的浊浪泥沙的淤积而停滞不前。到了三国吴太平三年（公元前258年），会稽王孙亮将长沙郡国分为东西两郡，长沙东部为湘东郡，西部为衡阳郡。湘东郡治地在衡阳酃湖町，郡治设在酃县县城。这就很有意思了，酃县摇身一变，既是县治之所，又成了郡地之都，郡、县治所居然同在一城。

　　可是好景不长，吴在衡阳设湘东郡的同时，又析酃县、烝阳县地置临烝县，并将治所设在现在的衡阳城西的湘江西岸。这样的历史变迁，使处于湘江东和湘江西的两座县城在发展中的优劣很快就有了分晓。有时候我们常说，一个人的优点往往又是缺点。对于城市来说，在特殊的关键时刻，有时往往也同样具有这种辩证关系。不是吗？在古代，水路就是当时从事商贸运输最重要的路径，而酃县就独占了这种交通优势。然而，如果客观看待酃县，它的优势在某个特定环境下又成了一大缺陷。由于酃县处于耒水流域的酃湖町冲积平原地带，只要发大水，就会受到洪水的冲击，而当时的防洪水利设施又是那么落后，所以，只要连日下雨，必遭洪灾危害；加上当时的战乱，除了水，就别无天险可倚，只要外敌入侵，城池必破无疑。而湘江西岸的临烝县却成了天然的后来者居上，它不仅凌驾于蒸水、耒水、洣水之间，而且南北驿道也穿城而过，水路和陆路都四通八达，还被四周的群山环抱，易守而又难攻。这样的天生“宠儿”，也就注定了他茁壮成长的好运，因此最终又一个晚酃县几百年意外“诞生”的小城，一点一点地长大，最终长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湖南的一座重要城市——衡阳。

　　也正是源于如此强烈的反差，被酃湖喂养了六百多年的酃县，最终却像一个营养不良、严重贫血的老祖母一样奄奄一息，然后化作了一缕历史的青烟。

　　酃县死后，酃湖是否一度伤心和落寞过呢？那么多情的酃湖，应该经历过与酃县生离死别的痛苦和忧伤，但她知道，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她的滋养和慈爱，因此，她又坚韧地从失去酃县这位千年老友的悲痛中走了出来，并以更加绚丽的容颜，宽容大度地接纳了她的后裔们对她或合情合理或没完没了的索取。

　　目平湖的水寨英雄

　　目平湖固然很美，是那种真正的大湖之美，但她最深沉的美丽，还是在杨幺水寨。

　　一千多年前的目平湖，一群本来靠织网捕鱼谋生的汉子，一群本来靠耕田种地养家糊口的农民，因为不堪忍受南宋朝廷对渔民的层层盘剥，便举起义旗，开始了他们为期六年的反抗，直到那个叫岳飞的抗金大英雄在目平湖做了一次不太理智的英雄，将这支农民起义军剿灭，将那个叫杨幺的起义首领活捉，狼烟四起的目平湖才渐渐恢复平静。

　　“等贵贱，均贫富”，这是第一个在洞庭湖发动农民起义的首领钟相提出来的。可惜这个钟相举旗起义还不到两个月，其起义队伍就在南宋朝廷的镇压下灰飞烟灭了，钟相也随即化作了洞庭湖的一缕青烟。钟相被镇压军杀害后，那个当时钟相率军起义的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娃娃兵杨幺，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接過了那面义旗，带领一帮农民兄弟把南宋朝廷搞得焦头烂额，前前后后连续六次的清剿都没剿掉这支从渔民蜕变而来的起义军，反而一次次被杨幺的起义军打败。

　　杨幺确实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在起义初期如日中天一样的威信，都源于他的英勇、坦荡与无私。打仗归打仗，可他还是没有忘记自己带的是一支农民队伍。是农民就离不开耕作劳动，就离不开土地和庄稼，所以，他对起义军实行了“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平时耕作依旧，不能让起义军饿着肚子去打仗，可是，一旦有朝廷派来的军队要镇压他们，就马上登舟作战。

　　说到登舟作战，杨幺的水军还是中国战船发明的启蒙者。杨幺的水军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充分发挥河港交错的地形优势和善于操舟的特长，采用水陆两栖的战术与敌军周旋。尤其是绍兴元年（公元前1131年），俘获南宋的车船和工匠后，杨幺又大造车船，装备自己的作战实力。这种车船是一种大型战船，用脚踏动车轮即可击水如飞，且四周还装有打击敌船的拍竿。这样的战船让杨幺水军更加强大，在与南宋官军的水战中更是如鱼得水，使得杨幺的起义人数最后达到二十万之众。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从武陵、龙阳到沅江县的沅水西侧，一共建了二三十所水寨，凡是险要之地，必有他的水寨，必有他的驻军。

　　绍兴三年四月，起义军重建楚政权，立钟子仪为太子，杨幺自封为“大圣天王”。这时的起义军已经控制了北达公安，西及鼎、澧，东至岳阳，南抵长沙之界的十九个县域。

　　一个靠几十人揭竿起义的农民，居然具有如此魄力和霸气，这样的一个农民领袖，你不服也得服，你不怕也得怕。

　　可是，在杨幺的手下，也有不服他不怕他的人，那就是杨幺的两员大将——黄佐和杨钦。

　　这也不能完全怪黄佐和杨钦不忠，要怪只能怪杨幺对自己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起义宗旨的背离。

　　人最可怕的就是忘本。

　　起义后期的杨幺，就是一个忘本的农民英雄。

　　有了强大的军队，有了密集的水寨，有了大把的银两，他却再也没有了一个农民领袖的义气和良知，他把“等贵贱，均贫富”的起义主张丢到了九霄云外，他蜕变成了一个贪图享乐而且还滥杀无辜的昏庸暴君。他后来的种种不得人心的行为举止，让一度对他敬仰有加的农民和渔民望而生畏，以至于后来黄佐和杨钦因对其极端不满，而将杨幺出卖了。

　　当时是绍兴五年的春季，宋高宗调岳飞前往镇压起义军，又派宰相张浚亲临督战。他们在湖区各要道屯驻重兵，缩小包围圈，加紧经济封锁，将杨幺的水军紧紧围困在湖水里，直到夏季才进兵围剿。

　　这个抗击金兵的大英雄岳飞，也不是不同情洞庭湖一带的苦难农民，但杨幺的水军已经成了当时南宋朝廷的心腹大患，他不得不奉命清剿，以保南宋江山的太平。最后，岳飞采取“剿抚兼施”的战略，在围困杨幺及起义水军的同时，又用怀柔战术诱惑黄佐和杨钦背叛了杨幺。如果黄佐、杨钦等不先后投降，将杨幺的水战机密全盘向岳飞招供，岳飞未必能轻而易举使杨幺水军全军覆没，杨幺未必会被岳飞的得力部将牛皋擒杀，杨幺的水军也未必会仅六年的时间就宣告瓦解。或者说，那场抗击南宋朝廷的战争，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告一段落。

　　瑕不掩瑜，杨幺率军起义的最初动机是很符合道义和正义的，也是很得人心的。可他最后的失败，却留给了我们诸多的深思。

　　所以，两个英雄的对垒，都是带有一方政权的统治利益，其中的孰是孰非很难定论，我们只能客观公正地去看待这段历史，并尊重这段历史的真相，这样，才能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杨幺和更真实的岳飞。

　　在目平湖，游湖怀古，再登临后来重建的水寨，看着那古朴木质结构的寨子，看着那依然威风凛凛的瞭望台，看着那把守寨门佩戴兵器的士兵，我们自然就会联想到昔日的杨幺水寨的戒备森严，自然会联想到昔日的杨幺水寨的战争雄风。

　　烂泥湖的北宋伤疤

　　其实，烂泥湖还有一个很风雅的名字：来仪湖。

　　如果要追溯来仪湖变成烂泥湖的根源，就要说到北宋时期的洞庭湖。

　　当来自四面八方的污泥浊水，将一个在唐朝还是浩浩荡荡八百里的云梦泽活生生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本来就被辽金两国骚扰不停的北宋，面对那越积越多、越积越宽的淤泥沙洲，面对那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在长江以北隐退消失了的云梦泽，面对那一大片从云梦泽的心脏里冒出来的江汉平原，不得不做出垂死挣扎，就地取材，在长江的肚皮边修筑了一道荆江大堤，将云梦泽围垦出来，将原本是一片泽国的领地围垦成可耕作种植水稻庄稼的农耕之地。因为有了江汉平原这样一片粮食基地，原来的长江汛期一直由南北两边蓄洪的历史也被改写，南边的洞庭湖从此单独担负起蓄洪的使命，长江蓄洪功能也随着北边蓄洪功能的阻隔而开始错乱，来仪湖就在这时候开始渐渐沦落成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

　　准确地说，现在的烂泥湖不仅仅是由来仪湖演变而来的，她还是来仪湖和凤凰湖的共同化身。

　　云梦泽消失之后，八百里洞庭虽然萎缩到不足四百里面积，可是，肩负长江蓄洪任务的洞庭湖却在眨眼间就向南面推进了五十多公里。如此迅速的水面覆盖，对于在当时防洪设施还很不发达的农耕时期的洞庭湖来说，其水害与洪灾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南边百姓的怨声载道，北宋政府还算有点良知，他们对洞庭湖一带的百姓给予了比较合理的补偿，或越冬放粮，开春“给牛贷种”，或入夏帮助防汛，立秋减免赋税。北宋朝廷的这些还算比较人性化的怀柔措施，使长江南北两地居民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抚，当地百姓与地方政府倒也还算相安无事。

　　然而，虽然安抚了南边的老百姓，可北宋还是无法保证江山社稷的太平无事。本来就受到外敌侵犯的北宋，由于太祖赵匡胤因鉴于晚唐藩镇割据的教训，盲目极端地采取防范措施，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军权全部剥夺，只委以虚职，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如此弄巧成拙地过于防范，恰好正中了辽金外敌的下怀。由于太祖赵匡胤那种近乎愚蠢的对内防范直接又严重地削弱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国防战斗力，当金兵攻入开封时，北宋不堪一击。随着靖康之变，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俘虏后，北宋不得不拱手让出江山，宣告灭亡。幸好，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被委派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出外招兵才免于此难。他历经金兵追杀，逃到扬州，后来又被逼出海逃亡，最后在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稳定下来，建立了南宋。

　　南宋的建立，也成了洞庭湖一带百姓厄运的开始，这其中就包括了当时还不叫烂泥湖的来仪湖和凤凰湖的老百姓。

　　刚刚蜗居江南的南宋朝廷，由于自身难保，再也没有能力承袭北宋朝廷对江南乡民实行的“冬放粮、春贷种”的补偿政策了，可他们又将江汉平原的粮食基地看得像命根子一样重要，无论多大的洪涝灾害，也不允许影响到江汉平原的粮食作物，长江蓄洪依然靠江南洞庭湖地区独自承担。至于洞庭湖蓄洪造成的灾难，朝廷却再也不管不顾。更令江南洞庭湖地区人民难以忍受的是，蓄洪受灾朝廷不管，所有税赋却分文都不少。

　　这就应了那句“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古训。无奈之下，洞庭湖地区爆发了一场令南宋朝廷震撼的农民自救運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杨幺起义”。

　　奋起反抗的起义军想到北面有荆江防汛大堤，他们就再也不愿意充当长江蓄洪的牺牲品了。于是，他们发动当地民众，也在洞庭湖一带筑堤打圩，围垦造田。很快，在洞庭湖区不仅筑起了长江南岸防汛大堤，湖区内部还先后建造起数百个防汛小圩子。这样一来，就人为地围出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内湖。这场自发的农民自救运动，毫无疑问很快直接影响到了南宋朝廷的江汉平原粮食基地。原因很简单，由于洞庭湖区密集的围垦，长江汛期到来时，洞庭湖蓄洪的能力就大大降低了，洪水自然也就淹到了江汉平原。

　　洞庭湖区的老百姓当然也知道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可面对冷漠自私的南宋朝廷，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这种自救措施。

　　不过，有两处因围垦派生出来的低洼湖面始终没有被耕种。他们之所以保留了这两个内湖，是因为两湖之间有一个凸出来的、长满芦花的芦花岗，而在芦花岗两边，恰好左右各有一个湖泊，它们就是凤凰湖和来仪湖。此地被杨幺看中，这是一块天然的水军基地，进可攻，退可守，且直通洞庭湖，杨幺就把他的大本营设在了芦花岗。这两个因围垦而出现的湖泊之所以叫凤凰湖和来仪湖，是洞庭湖区的百姓为了表达对杨幺的敬重，他们将“凤凰来仪”融入两个湖名中，就是希望杨幺能成为此地的天子。

　　以杨幺为代表的洞庭湖区人民这种目无朝廷的“刁民”行为，当然是南宋朝廷无法容忍的。于是，绍兴五年（公元前1135年），宋高宗调集二十万大军，命张俊为诸路兵马都督，岳飞为荆湖南北路置制使，浩浩荡荡杀进了洞庭湖，要将杨幺的起义军一举剿灭。当杨幺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后，岳飞在芦花岗杨幺的大厅里升帐，正准备处置跪在帐下与杨幺有关联的人时，岳飞的儿子岳云说，父帅，你看帐下跪的这些百姓，一个个都吓成烂泥一滩，量他们日后也是烂泥糊不上壁，再也不敢造反了，还是饶了他们吧。

　　本来并不想滥杀无辜的岳飞，觉得儿子的话确实说得有理，口中一直莫名其妙地说着“烂泥糊”三个字，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其子岳云也赶紧回应说，此地正叫烂泥湖吧。岳云想到这一带都是极贫苦的百姓，故意用谐音把来仪湖说成烂泥湖，从而免除了来仪湖百姓的一场血腥屠戮。

　　持续了六年的杨幺起义，让凤凰湖和来仪湖应运而生。可是，自杨幺起义失败后，叫了多年的来仪湖从此变成了烂泥湖。这样的情形真有点像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一个满头青丝的美貌少女，最终被重重厄运和风霜染成了满头白发。

　　栖凤湖的溪州之战

　　原本只知道湘西古丈县是个盛产茶叶和山歌的地方，只知道古丈的毛尖茶很出名，只知道古丈出来的宋祖英把她的民歌唱进了维也纳，可就是不知道古丈的栖凤湖还有那么一个凄美的传说。

　　那一年去参加猛洞河国际旅游节开漂仪式，在王村也就是现在的芙蓉镇，看到了那根溪州铜柱，读懂了刻在铜柱上的湘西土司王朝的历史过往，尤其是与栖凤湖密切相关的一场战争悲剧。

　　公元九百多年前，在溪州土司王城会溪坪古茶山上，矗立着一株挺拔苍翠的古茶树，土家人将它誉为“茶王树”。每当清明采茶时节，也就是清明前的社巴节，当地土司王都会率领土家子民来古茶山举行虔诚的祭祀仪式，这是开园采茶前必不可少且谁也不可违反的祭祀庆典。

　　那时的溪州土司王城，也就是现在的古丈县。

　　一年一度的社巴节又来临了。

　　这一年，土司王彭仕愁带着土家子民围绕茶王树又挑起了社巴舞，唱起了土家山歌，还选出了一对金童玉女为茶王树进献祭品，而扮演金童玉女的，便是美若天仙的土家茶女和土司王的儿子彭师杲。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早就眉目传情私定终身。

　　可就在这一天，正当祭祀庆典处于狂热时，楚国的大学士光图却瘟神一样突然降临，并宣读了楚王三条教谕：加速军备，以茶换马，茶贡增加三成。面对楚王的无理教谕，血气方刚的彭师杲顿时愤怒地给予了痛斥，还想撕毁教谕，幸好被父亲和茶女劝阻，才没惹来杀身之祸。光图狠狠地瞪了彭师杲一眼，就气急败坏地走了。

　　次日，在春茶开园的“斗茶会”上，茶女凭着高超的炒茶技艺又再次被选为“茶王”。于是，土司王就趁机当着众乡亲的面，替儿子向茶女父亲提亲。就在乡亲们为茶女与师杲的定亲庆贺狂欢时，光图又像幽灵一样来到人群，而且再次宣读了楚王的教谕：边关紧急，战马奇缺，五溪之内茶叶悉数上贡。土司王彭仕愁知道，朝廷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于是决定为子民的生存与楚王开战，这场官逼民反的战争，就是史上著名的“溪州之战”。

　　然而，在一次血腥厮杀中，土司率领的军队却中了楚军施放的毒香计，茶女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用茶汤解救了众将士，可茶女的父亲在阻挡入侵的楚军时不幸阵亡，土司的将士们也伤亡严重。无奈之下，为顾全大局保住将士们的性命，土司王彭仕愁不得不罢兵议和。

　　按照规矩，土家人在会溪坪的酉水河畔树起了议和铜柱，并跳起了摆手舞，看似欢快的歌舞，却掩藏不住那无法驱除的伤感。看着儿童们头戴孝帕，妇女们腰缠孝带，光图觉得土家人并没有诚心议和，对眼前的一片哀伤之气很不舒服，就要求他们解下孝帕和孝带。可是，没有一个人理睬他这一无理要求，这样的局面让光图恼羞成怒，双眼充满杀气。机灵的茶女知道再这样僵持下去，很可能会给乡亲们招来杀身之祸，只好面向酉水跪下，解下了孝帕。乡亲们都明白善良的茶女忍受失去父亲之痛做出这种举动的一番苦心，便也跟着解下了孝帕孝带。

　　就在这时，又传来楚王教谕：“溪州师杲英勇善战，忠勇可嘉，着随信使只身进潭州，赐与本王小女成婚，委以重任。”

　　师杲一听，誓死不从，当众驳回传令，并表明态度，即使去潭州，也要與茶女成婚后再启程。可土司王彭仕愁非常清楚楚王的用意。这种名义上的和亲，其实就是想逼迫自己的儿子当人质来牵制土司和土家人。可如果不从，必会再惹战祸伤及土家子民，于是忍辱接过信使送来的楚国官服，递给儿子师杲。

　　师杲当然不可能忍受如此侮辱，他将官服丢得远远的，然后狠狠捶打铜柱。看着一身正气而又情深义重的师杲如此不顾性命违抗楚王，茶女心痛地抱住师杲，竭力阻拦他捶打铜柱。师杲也一把抱紧茶女，满腹的怨恨和爱意使他泪流满面。茶女苦心劝说师杲以大义为重穿上官服，她给师杲穿了三次官服，师杲三次脱下。师杲的如此反复让乡亲们很显然地看到了他内心的悲苦和屈辱，就纷纷向土司王跪求请愿，就是全部战死，也要保护和成全这对金童玉女的纯美姻缘。

　　茶女知道，如果再这样僵持下去，她和师杲的儿女私情很可能会给乡亲们带来灭顶之灾，她不愿意拿上万族人的性命去做她和师杲的婚姻的赌注。无计可施的茶女，默默地捡起丢得满地都是的孝帕、孝带，然后举过头顶，长跪在铜柱前，恳求师杲顾全大局，挽救乡亲们的性命、保住土家的安宁去潭州。师杲三次扶起茶女，茶女三次重新跪在铜柱下，逼着师杲答应去潭州她才起来。犹如万箭穿心的师杲知道茶女的无奈苦心，只好穿上官服。茶女叫土司王亲自煮茶，要为师杲送行。为让师杲断了对她的念想，不再给土家子民带来战祸，茶女剪下一缕头发，又掏出师杲送给她的土家织锦汗巾，将那一缕青丝包好递给师杲。然后，她趁众人以茶代酒为师杲送行之机，悄悄服下了剧毒的断肠草，当场倒在地上……

　　茶女死后不久就化作了一只金凤凰，白天在溪州附近盘旋，晚上就栖息在酉水河畔的一座小岛上，日日悲声啼叫着呼唤自己的情郎师杲，夜夜以泪洗面翘望着潭州方向。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金凤的眼泪最终化成一汪碧水澄澈的湖泊，这就是现在的栖凤湖，而那座金凤栖息的小岛，人们为寄托对茶女的感恩与怀念，就把它叫做“金凤洲”。

　　责任编辑：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