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平

　　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不仅仅身体可以感知天气的变化，比如，“五十肩”，人还会改变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态度，比如，更加容易与命运和解、妥协，不再执着于得失。通俗地说，在五十岁的节点上，人们开始留心和思考“老年”的事情，哪些食物不能再多吃、哪些不能多喝、不能再无节制地消耗生命……这些两千多年前的人生经验，今天依然有效。

　　把视线从我们自身转移出去，面对芸芸众生的泱泱岁月，你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人生转折，而是一个海量群体的人生转折。截止到二〇一四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达到了二点一二亿。据联合国统计，到二〇五〇年，中国将有近五亿人口超过六十岁，几乎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令人深感紧迫的不仅仅是老年人群的剧增和庞大，也有他们尴尬、无奈、辛酸的凄凉境遇。有数据显示，二〇〇〇至二〇一〇年十年间，中国城镇空巢老人比例由百分之四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四，而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数的增加，近几年农村空巢老人比例由百分之三十七点九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五点六。二〇三〇年中国的空巢老人将增加到两亿多，占到老人总数的九成。

　　彭晓玲的《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关注的正是空巢老人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和生活质量。作者跋涉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重庆、甘肃、河北、广东八个省市，选择有典型性的乡村、乡镇，与七十多位老人面对面，走进一个个清冷的房间，倾听他们或隐忍或坦直的倾诉，记录和呈现了中国当下空巢老人生动而真实的生活境遇。

　　《空巢》所写的四十八位老人，他们讲着不同的方言，述说着不同的命运，但通过作者的叙述，人们会发现这些千差万别的老人的生存现状毕竟折射出一些共性的主题，比如孝道，比如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川渝行”中八十岁的曾宪昭，在三个儿子的轮流供养中被小儿子和小儿媳赶出家门，二儿子却因为自己不能做主，不敢擅自把母亲接过去，走投无路的曾宪昭只好住到侄子家中；“庆阳行”中八十二岁的老人石志孝，不但找女儿要不到一分钱的生活费，女儿还找老人要钱，还要老人帮着还贷款；“河北行”中八十岁的延四太，养大了三个高大壮实的儿子，却只能独自居住在旧院子里，连摔倒在火炉边上都没人发现；同在河北赞皇县的白大爷，八十多岁了，不仅要自己劳作，帮衬养女抚养两个外孙，甚至连住处都没有，只有借邻居的旧房子住。在《空巢》所写的老人中，类似这几位遭遇老无所养境地的老人当然还有，且各有各的困境。他们都曾信奉养儿防老的教条，但最后不管有无儿子，不管有几个儿子，都没有过上他们想要的传统的衣食无忧、精心呵护、几代同堂、其乐融融的老年生活，甚至连一个干净温暖的住处、一顿热气腾腾的可口饭菜都是异想天开。

　　这些老年人的故事，表面看起来是养老问题，是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从道德上可以追问子女的赡养责任，从学术上可以探讨社会养老保障机制的完善问题，但《空巢》却向我们表明，事实远非如此。在复杂而严峻的养老形势背后是中国社会的转型与重建问题，尤其是父母权威和家庭伦理的重建。《空巢》提供了许多佐证这一点的细节。上述提到的曾宪昭已经八十岁了，她的小儿媳却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辱骂母亲，并将其赶出家门。这不是单纯的养老问题，而是父母权威的丧失。在传统社会和文化中，由于宗族秩序、祭祖、乡村舆论以及相关信仰的维系，作为子女，对父母的权威和地位是不敢也不能挑战的，至少是不能殴打或辱骂的。但在近半个世纪的社会进程中，祖先的神圣性、父辈的权威、民间信仰、宗族社会等等，或者被解体，或者被批判，或者被抹平。总之，父母不再神圣。河北赞皇县年已八十的延四太“只能依靠儿子们的接济，按儿子们的意愿办”，能活一天就活一天，这个曾经在当地叱咤风云、颇有威信的基层干部，因为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失去了在子女面前的权威。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父母与子女关系中原有的深厚的伦理属性不再存在。在传统的社会里，子女对父母应该是无条件的感恩、孝敬，但现在，子女在思考和履行赡养义务时，会更加理性，更加关注自我利益。庆阳八十二岁的石志孝的女儿就跟他算账，说他田里的收入足够了，不需要再给钱。像石志孝的女儿一样，每一个不积极赡养父母的子女都会找出恰当的理由为自己开脱，比如自己很困难，自己很忙，自己也有子女，等等。他们已把父母子女之间的伦理关系，转化为经济利益关系来考量，这正是社会转型特别是市场经济深入社会生活的结果。

　　由市场机制推动的社会转型不仅摧毁了传统的父母权威，也摧毁了父母建立权威的经济基础。父母的权威不仅仅来自血缘和宗族，同时也来自父母给子女所能奠定的经济基础和发展能力。比如，无论是农村的父母，还是城市的父母，在计划经济时代，都不可能为子女创造和留下任何财产，而当时代进入市场经济后，这些父母已经进入老年，子女从父母和家族、宗族那里很难得到人生发展所需要的基础和准备，他们大多数需要靠自己的努力重新开始。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之后，在市场经济影响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之后，子女们不可能继续固守在传统的家庭范围生活，而是必须投身市场的汪洋大海，自己寻找职业，自己解决住房乃至后代的教育和成长，等等。这些巨大而本质的变化，注定传统的社会结构及其赋予家长的权威、神圣等，都将失去效用。在子女看来，他们完全是靠自己开辟了自己的人生，他们无法顾及或很难顾及父母的老年生活。

　　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一九四七年）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有过精辟的概括——“夫妇、父子间的分工合作是人类生存和绵续的基本功能所必须的。”在他看来，完整的社会应该是个人自觉与团体的结合，个体从团体中获得高度的满足，在宗族和亲属的集体中，个体是可以获得生活所必须的满足的。但随着工业化和现代技术对“社会完整”的破坏，“社会解组”过程开始，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已经不再能提供可靠的保障。江西高安的朱英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朱英歌的二儿子、三儿子夭折，大儿子溺水身亡，后来老伴又生病撒手人寰，一个家庭只留下她与小儿子相依为命。这样的家庭结构无法实现家庭成员的合作与互利，小儿子在家庭和家族框架内无法获得任何人生的支撑，因此他初中毕业便辗转全国各地打工，三十多岁还未能解决生存和婚姻问题，更难在家陪伴和照顾年老的母亲。湖北公安县的罗贻斌，老婆病逝，儿媳妇因家庭贫困离家出走，儿子心灰意懒、游手好闲，他只得独自打工抚养孙子。六十五岁的罗贻斌无法为儿子提供任何开启人生的东西，他唯一能做的就让孙子吃饱饭、能上学。罗贻斌的儿子更无从看到方向和希望，索性什么也不管。这是社会结构坍塌和失去效用的生动记录。尽管如此，在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转型中，大多数父母都竭尽所能为子女创造点什么，以此确定父母的价值和地位。比如江西高安的邓寿春，“有钱舍不得吃用，连病都舍不得治，省来的钱都给儿子在城里买房子去了。”他们从未懈怠，一直将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当然，作为一个影响全局的重大社会问题，养老问题和空巢现象并不都是子女不孝和子女无力赡养老人，还有许多纯粹是因为疾病和贫困；有许多老人并不存在物质和经济上的困难，仅仅是精神、情感、心理上的孤独、寂寞。无论哪一种因素，都说明无数老人养儿防老、居家养老的梦想已经破碎，老年化社会快速发展急需尽快完善社会养老保障机制。在《空巢》中，作者介绍了各地养老院床位紧张、收费超过老人的承受能力、饮食服务水平低、专业护理和文化娱乐欠缺等等令人堪忧的现状，发现和披露这些现状既体现出作家的社会责任，也是对政府和社会履职尽责的警醒。

　　老年人群是整个人群当中最脆弱、最需要照顾、最需要关爱的人群，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在时代急速变革和迅速发展的脚步中，我们都没有做好面对老年社会到来的准备。在精神上、心理上，我们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没有到考虑老年问题的时刻；在物质、技术层面上，我们还有很多没有着手，我们还不是很富裕、不是很发达，我们仅仅才解决温饱。五十而知天命，中国当代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空巢》以其二十余万字的凄凉描述提醒我们，是该严肃思考老年问题的时候了，特别是如何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关头，重建父母的权威和家庭伦理。要让每一个人都建立起一种神圣的信念，在年老力衰的父母面前，我们没有任何借口，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和变化。否则，《空巢》里叙述的每一位老人的晚景，就是未来我们自己的现实。

　　责任编辑：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