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处劳役和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三十年后回到故地，仍然思想敏锐、睿智和快乐，而那些留在俄罗斯，在政府服务部门、饮宴、纸牌里打发时光的人，无一例外被可怜地毁了，对任何人都没有益处，甚至没有一点美好的记忆可以辨认他们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
我在西方已经生活许多年。我不断受邀参加一些大会、研讨会和演讲。在飞行途中，我总是尽量选择靠窗的位子，贪婪地看——我总是不能从地球表面移开双眼。森林像绿色的花边，城市像珠子，春天的田野像彩色蜡笔画。
自从我来到西方，很多都已改变了。在那里，在我的国家，一切都已清楚：很多年我都活在一个营房里，日夜受到迫害。在我可以自由外出的日子，也总有特务人员，暗地里跟在我身后。
世界是什么？它有条有理还是混乱不堪？一阵阵风，任意地吹过慵懒的草地，山峦让位于平原，大海沉默而呈淡蓝色。
自从我到了西方，无人监视我。然而，很少时候我是单独一人。因为有太多的友谊、太多的好意。走下飞机，我知道有人在等我。一天的安排，包括宴会、新闻发布会、专家学者的座谈会、晚宴、与部长的见面。我从一只被人围猎的狼，转而成为一个名人。干净优雅的绅士和穿晚礼服的女士，随时与我相伴。我被邀请到他们可爱的家；接受他们的崇敬：彬彬有礼的孩子、温顺的狗、精心照料的草坪、猫、漂亮的衣服、旧家具。到了晚上，丝绒般的星星在天上眨着眼睛，一辆小汽车将我送到城市中心，电梯带我到达大酒店的十五楼；从房间的窗户里，我看见伦敦、日内瓦或柏林的灯光。
我不知道现实是什么。我总是害怕飞机急剧俯冲，进入云层、进入云层污浊的内部，那一刻，我闭上眼睛，从一数到一百。
我读报，接受采访，发表评论和预言，因为这就是人们期待我做的。但我知道的并没有那么多，我所知有限。有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在电视上露面的次日，在街上陌生人认出了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是谁，狼，还是猎人？影视明星，还是一个残忍政治制度的牺牲品？富豪，还是乞丐？
在营房里，我相信神，以一种纯粹的信念，那么纯粹……其实，在寒冷而蔚蓝的天空与极度穷困的营房生活之间，什么也不存在。什么也不存在。星辰在我头顶环绕，就像辅祭的男童环绕在圣坛周围。然而，现在我的信念变味了，在我新写的书里，我却没有承认这一点。
我总是尽量和某个人待在一起。我感受他们的崇敬，并总能调整自己，以适应那一切。也就是说，我以前的个性——骄傲、韧性、信仰和绝望——又出现了。我以前的无助与现在的绝望毫无关系。我固执地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帮助那些人，他们还待在我的祖国，在营房里、在监狱里、在丑陋的城市里。我有一个使命要履行，我每天对自己说。
但是，再一次，我要独自面对自己。在夜里，在一个大城市。送我到机场的汽车，在路上抛锚了，离旅馆不太远。我的私人司机——一个英俊、有点姑娘气的男孩——几近崩溃。他打电话求助，试着找出问题，钻进汽车的引擎盖子下面，又好像获得了一个歌德式的灵感，突然挺身。我一时心血来潮，说我想自己走。我认识路；在那个大酒店我住过很多次。我把手提箱留在后备箱；小车司机不愿听我说。“太危险了”，他摇着被油泥弄脏的手。“太危险”，他重复说。
我对他大笑。“你说什么？在这里，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离世界级酒店几步之遥，有什么危险？”
“你比我清楚”，他说，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汗，结果蹭脏了他的脸颊。
“那只是幻觉”，我说，“一个愉快的幻觉。他们很久不用过激的做法了。”
最后，我自己解放自己，让他留在那里，和闪闪发光的汽车在一起，他的头在一只狮子的嘴里。
霓虹灯在头上跳动，绯红的影子投射在人行道上。
一个愉快的幻觉——我重复着，此刻只是在对自己说——它让一代代的前辈，维持他们的愤怒、反抗和勇气。那时还不算幻觉，我补充说，仿佛在努力说服自己，伸手去抓历史性的证据（因为无人严肃地谈论本体论的证据……）。
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我独自一人，如果不包括悄悄钻进新认识的朋友家奢华的浴室，不包括睡觉（睡觉很难说是出于逃离集体的动因），溜进致幻的想象，去见我们认识或短暂相识的许多人。
现在，我独自一人，没有翻译，没有私人司机，没有导游，没有部长、新闻记者，也没有他们的好奇心以及那些问题，不必去满足他们；我只交出我的存在、呼吸，或喷嚏。
我朝四周看了看，没有人跟在我身后。确切地说，只有晚上成群散步的人——他们对我的政治观点毫无兴趣——他们走在我的身后（我知道，没有人会记得三天以前出现在电视上的人，而我上次在电视上露面，至少已经过去二个月了）。
不，晚上散步的人，他们走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没有烦恼，满足于天气的暖和，他们高兴地看到，一切正如预期地在进行：三月之后是四月，白天过后是夜晚，而现在，夜晚又开始了，它仿佛是一轮红润的新月用一只大购物袋送来的。你能嗅到梧桐树叶以及被雨水濡湿的尘土气味。窗户反射霓虹灯光，大风拂动百叶窗帘，把随风颤动的紫色光影投射在大街上。连张贴在电影院入口的海报，那上面歹徒的面孔也不再那么凶恶，变得柔和，仿佛在邀请人们进去看看：“我们也不是那么坏的，无论如何，我们只是一些图片、光影。”一切都是明亮的——发光的电子显示屏、耐心的汽车尾灯、优雅女性的白外套、男人的围巾、所有经过我身边的人的眼睛。
有人从戏院返回，有人准备去电影院，有人正赶往餐馆。旅游者，和常住民走路的样子大不一样；步履更轻，而少一些从容。他们不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他们满怀兴致，四处张望，几乎跟我一样，尽管我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旅游者。
我笑了。对着这个城市，对着无限的街道、建筑物、商店、行人、面孔。我不知道这是否平常，然而，在我看来，无限的丰富就是具有一种喜剧的效果，一种更深的宣泄、喜剧性的效果。让人严肃不起来，如此密集的飞机和航线、各种肤色、脸颊、角落、气味、刺耳的和黏糊糊的、静止的和迅速移动的、渺小的和庞大的、真实的和虚假的、中国人和拉丁人、鼻子和口、嘴唇和领带、电影院和餐馆、灯塔和醋栗树、雨水和月亮、哭喊和叹息。如果我被无限之多的事物包围，那么我是谁？“我”的一部分就会变成刺耳的、黏糊糊的、小的、高的、带鼻音的、白天的、夜晚的东西。
哦，高墙，哦，奥斯曼男爵①建造的市政厅的大门，哦，石头！请帮助我，让我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或者说，请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界。哪里去了？我那不可动摇的确信、坚定的信念、无法安慰的绝望？哦，灰色的石头。
我看着人行道的混凝土路面，仿佛期待从那上面发现一幅地图、设计图、指南手册。但是路面已被成千上万勤勉的行人踏平，什么也不能告诉我。小水坑告诉我才下过雨。四月的气味。春天甜蜜的空虚，预示夏日的热浪和秋天的衰败。
我再一次回望身后：我真是独自一个人。人群在林荫道两边已经停止他们庄严的漫步。谦恭和优雅的人群，由于某种神奇的同步性总能找到一个地方，无需拥挤，无需争斗，无需杀戮或彼此憎恶。还有一些食品杂货店没有关门，无耻地展示着火鸡、母鹿的尸体；孔雀似的色彩，升起在精美的大理石表面。我是独自一个人；我是绝对自由的。我此前梦想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发现自己置身于梦想之城的高墙之内。
我在咖啡馆和餐馆边漫步，这同一个我，几年前因寒冷和愤怒，身体颤抖，内心强大，全都合为了一体，那么沉重和明亮，以致看着那些星星时，我也仿佛是一个天体。星星观看着星星。
发生了太多事，然而，仿佛也没有发生什么。和物质相比，时间是什么？你用来贮藏宝贝的手提箱，一张玻璃纸——一个售货员，一个年轻女人，厌倦生活，因为她的生活只有花的芬芳——她正在仔细包扎一束黄玫瑰（黄玫瑰！有五枝，每一枝都充满神气活现的、年轻的活力！光滑的花瓣、绿色和黄色的花尖和叶子、每一朵玫瑰似乎都浸透了露水的气味）。时间及其诡计，再老套不过了。时间之流涌起的泡沫，匆匆刷过每一次注视。时间的老套把戏：皱纹、死亡、成熟、尤利西斯回到家中、林奈②失去记忆。
人们通常不会谈论这些东西，但是我会。在那里，在寒冷的兵营、黑暗的营房，在一个邪恶的国家，我是某个非凡的人，我的物质——在眼睑、前额、心脏下——比钻石还坚硬，漠然于时间的流逝。
我发现，我身在街道的一侧；这并不意味灯光更暗。不，城市依然辉煌明亮。这里的人更少。市场已经关门。货摊就要关。两个强壮的年轻人，身着蓝色工作服——他们就像在进行一项比赛，竞选最佳堕落天使的整套装备设计——他们展开巨大的木制平台。第三个，手握一截软管开始喷射，喷出一道水柱直冲到街面上，但他暂时只是用到这可怕的武器，对付他穿蓝色衣服的伙伴。另外二个人咯咯笑着逃开了，最后，也开始利用剩下的西红柿、苹果和鱼头攻击他。其他商人专注地看着他们。一个胖女人站在店铺的门边，在权衡是否应该加入这三人小组的游戏。
然而，她没有时间做决定，因为红色救火车鸣着汽笛，急速穿过狭窄的街道，哀号着，打着强光开了过来，有人好像在里面，正准备拍下邻里的影像文件；脸、鼻子、装饰板条、铜插销、摊位，全部出现在蓝紫色的闪光里，急躁而紧张。所有这一切，都以一种天真、简单而无可争辩的方式存在着；最后，一道清澈的水流喷出、升起、汇聚到街道的一侧，银闪闪的庄严，似乎毫不费力证明它是尼亚加拉瀑布的一个远亲，或者与山间瀑布一样，都是海洋的子孙。
一切都随处可见。夏天的闪电，在我划亮的火柴里大笑。一粒沙子，就好像触及天空的大山。小雨威胁要成为洪水，水池子里一片旋转的枫叶随时准备成为诺亚的方舟。月亮每晚穿上干净的衬衣。金色黄莺的歌声总是耀眼地完美。要是我们能够那么完美，该多好！保持住，不要降格！啊，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人不能成为黄莺、枫叶、罂粟籽、岩崖、丁香花。
然而，我感觉——虽然与我的判断相悖——热情而天真地渴望一下就足够了，仅仅为了意识到我们只是在另一面，在完美存在的对立面——就好像黎明时一只沿着石桥跳跃的小麻雀，一只蜥蜴，一只融化在石阶缝隙里的蠕虫。
我知道，我已很久不曾有过这样的渴望。但我记着它；无论谁一旦有过这样的渴望，就无法否认，即使它已失去迷人的特性。即使想一想它都是困难的、痛苦的。荨麻就是像这样烧毁于童年的。甜蜜的红草莓，像多汁的电报带来这个世界的消息。有过那样的似乎什么都不重要的日子。腓尼基人的战争被永远遗忘，拿破仑似乎从未出生。那个在八月中旬度假的少女已经晒黑；她有绿色的眼睛，安静而恰如其分的笑——那笑声控制了她，如一次山火。
我必须尽早离开；我的母亲病危。我到了一所大学，是一名助教——每个人都知道我生平里的细节，无须重复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最后，我发现自己身在一个粗俗的兵营。几乎没有人知道，在那里，在营房里我身上神奇的力量又回来了。说它们回来了还不够。在那里，我成了一个非凡、伟大的魔术师。我为一只燕子建造一切，唔，用桦树的枯叶子。当然，也有成年累月的彻底绝望、生病、空虚、遗忘。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失去维持这个天赋的能力。
我把它包裹在我的绝望里，就像一个人用手帕包裹沙滩上发现的石子，我等待，我在耐心地等待神奇的力量回到我身上。即使在秋天，即使十二月，几乎看不见太阳，我也没有放弃。我知道怎样等待！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了转变，为什么丢失了我最宝贵的珍宝？我没有妥协。我没有暗自破坏任何东西。我没有出卖一切。我舒适地生活，是的，但那并非我让步的代价：我只是被友好地接受了。我什么也不否认。我不相信，我是被世界的另一边，被丰富的事和人淹没了。不，丰富使我开心、充实、着迷。我很清楚，一个人，可以凭借信念和理论从中走出来；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与此类似，一个水手懂得利用所有方向的风甚至逆向的风；他要做的是掌控好船帆。丰富性就像不断转换的风，一个老道的水手应该懂得如何适应各种天气。
我来到了一个地方，此处的街道特征模糊，不像市场。因此我决定回到大路上去，但不是往回走，而是穿过一条更窄的街道，向左转。然后，我记起我应该在第一个或第二个交叉路口再朝左转，然后我会发现回到了宽阔的大路上。
如果我干过什么不体面的、令人厌恶的事，那就是我曾置身于撒谎的人群之中；也许，我偶尔有过道德折磨的痛苦——就像遥远时光的记忆、对于童年模糊的记忆、被忘却的自然的低语——但是，我的隐秘的罪如此彻底地耗尽了我的生命，以致我很难沉溺于幻想，更不必说分出时间留给我昔日的化身发出的警告和提醒了。不，我想，骗子的世界在某些方面类似那个正派的世界。也就是说，在能量的付出上；两个世界都需要持续的活动、持续的能量。道德的人与他们的弱点不停斗，而骗子不停地与正派的人斗。
信仰发生的奇怪而隐秘的侵蚀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它是非常缓慢的，哦，非常缓慢，但是它每个月都那么稳定地发生一点，似乎一个月是一个最小的单位，越来越多地暴露出败坏、失败和怀疑。为什么？那也是贬低我的人他们的一个说法。它出现在早晨，藏在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里、一件新烫的衬衣领子里、一只锃亮的皮鞋尖头里、一串紫葡萄里，然后，像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在正午到达最高点，在下午躺下打一个短暂而美妙的小盹，晚上又回来，挤进夜晚打开的文件里，藏进戏剧节目里。是的，因为还有剧院和电影、冶炼厂和幻觉，就像还有由现实产生的真实的折磨。我看到太多，我听到太多。我感觉像要被屏幕上出现的各种形象痛苦地淹没。一个人能经受多少日落、多少海洋？美变得那么平凡、那么容易获得。一张莫扎特的五重奏唱片所值何其少！但这一切也是巧妙的：一个人为了聆听它，必须放弃他的生命——我也许有点夸大——必须放弃生命的四分之一。但是时间并不是真正的问题，不像现实里一个省的农业那样。我不知道音乐是什么，它所提供的（或带走？）、充满苦涩的快乐时刻是什么，当一个人不能得到它时他感到的空虚是什么。
上帝在哪里？——在受难，还是在快乐里？在一束光里，还是在恐怖里？在富裕自由的城市，还是在集中营里？当然，我知道，——很幸运我知道，回答这个问题的后一部分并不困难。然而，如果上帝偏爱黑暗和恐怖的地方，那意味着什么？啊，在“美”里，我也感到神圣的存在，但是对我来说，那似乎不是同一个上帝。是的，我知道一个人必须敞开自己，必须谦卑地接受到来的一切，而非坚持想要理解那些不可理解的事物。我不应谈论这个，我是谁？冒险进入一个教士的领域？我只是一个门外汉，我应保持在自己能力、经验和反思的范围。我撤退。我什么也不知道，我看到的很少。很多年里我生活在一个紧闭的病房——关于这些地方，人们就是这样说的？——正因为这一点，我不可能看到很多。我只看到了天空深蓝色的大伞。
我意识到处境的危险：我生活于“无处”。我想，也许那些应该被谈论，以这个或那个共同体的名义，以适度繁荣的、一个真正的人的共同体的名义。让我们以瑞士小镇布列塔尼③一个村庄的渔夫、一个山区牧羊人为例。让他们说。让他们来帮助我们。我的职业方面的一个悖论是它具有否定性，更准确地说是具有一种肯定的冲动，和带有否定性的习惯和语气，以及它们二者之间危险的结合。我必须大声地说“不”，但是，这个“不”是隐蔽之“是”的呐喊。清楚了吗？对于我，不，我相信，会有人能够洞察我的写作。而且，我还知道，在我内心里同时带有一声响亮的“不”和深刻的“是”，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注定要失败。也许，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教育下一代的人如何少走弯路，让他们体验未被“不”腐蚀的“是”，体验简单、平凡、健康、必要、干净的“不”，而非毒药、砒霜。
下一代……召唤他们是容易的（说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总是容易的），但是我真有那么大度吗？愿意把我的生命，诚实而不后悔地委托给属于年轻一代的某个四方形的建筑，而不是交给一个垃圾箱？我怀疑。我也不知道，如果将我的生命那么抵押，对我的评价是否会更好。没有说谎？我很想知道。因为即便我说了谎——尽管我有几次发现自己在说谎，也许并不是那么可怕、厚颜无耻地撒谎，只是带有一点美化、浮夸、夸张。在我疲倦和沮丧的日子，举一个例子，就像我在最得意的日子里，那些矫情的习惯，喜欢不时信口发表我的意见、谈论自己的信念，而不是从心底表达它们。哦，是的，有过很多次。有一次，在马德里，天在下雨，一个黑暗、阴郁的雷雨天，轮胎淹没在泥水中。在爱丁堡，冬天，我感染了苏格兰的寡言沉默……甚至有一天在费拉拉④，虽然我不能责怪天气……太阳悬在屋顶，像黄金雕刻、像远古的灯盏。我刚看过弗朗西斯科·德尔·科萨⑤的壁画。我很高兴，心里装着外面的世界、古老的画布、高大的树木、罗马式教堂、山川起伏带来的快乐。除了快乐，我说不出任何真实的东西。或许因为我的快乐是被给予的，我是被给予的，所以我不能利用它。有些礼物是那么脆弱，那么精致，以致在我们想把它们传递给他人时，它们就破碎了。
阳光下的费拉拉，雨中的马德里。在那之前是爱丁堡。在这些城市之间，在窗户边，我注视着那些森林、田野、村庄写下的楔形文字，试图破译这幅真实的欧洲地图，破译它隐秘的意义。在飞机上，我不知道如何思考，并非因为恐惧麻醉了我的思维，而是因为强烈的兴致：我好像一直是这样，有一次我似乎懂得了这幅地图的意义，勉强可见的教堂尖顶、繁茂的树木、河床、乡村公路，最后它们仿佛都在向我讲话，因为它们清楚地向我说出了什么；我甚至相信，其他所有的人、这些美丽国家的永久居民知道什么在发生、在进行，这些土地在对他们述说什么；对于我，一个新来者它不想让我知道；它只向我表明那不过是些混乱无序的堆积物，却无意向我显示它的使命。
此时我发现我所在的街道变得更窄、更暗了。我再次左转，如我预见的，我的常识告诉我，我已置身一条繁忙的大道上了。我开始担心。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巨大的建筑、不是墙壁上健美男子的神奇雕塑，而是贫穷、肮脏和病态的房子、墙壁的灰泥、茶渍似的青苔、狭窄像要倾圮的窗台、破旧的楼梯。大门有股尿液、霉菌和年代久远的气味，好像有什么隐秘地发酵，十分可怕。在这里，不像在市中心，事物不是被街道分开、清晰地标明。在这里我徒劳地盼望；街道似乎在移动、波动、膨胀，好像小房子，那些正在解体的房子生出了鱼鳃，像渔网里的鲶鱼在最后绝望地呼吸。我面前的人行道不再是直线；它似乎咕噜着什么奇怪的事情，像一个喝醉的导游在某个土耳其的小城市，在不怀好意的镰月下踉跄而行。路灯下一只皮毛暗淡的脏猫，夸张地伸展着四肢。在篱笆附近，我发现幽暗里一个木乃伊似的流浪者，裹在破布和报纸里。木乃伊在有节奏地呼吸，在一人高的地方伸出一只酒瓶子，好像一只德国潜艇的潜望镜。突然，有一种可怕的噪音，随后一阵引擎的轰鸣声传来，就在我的身边跑过来一个瘦小的男孩，黑色的短发、双手搭在一辆助动车的手柄上，迅速跑过。紧接在他后面，是另一个同样骑助动车的男孩；他和前面那一个肯定是一对双胞胎，因为他们一模一样，最鲜明的特征也是短头发，被风吹起。一模一样的黑皮夹克，警察和小偷同样喜爱的那种服装。不一会儿，一辆警车出现在街上；它拼命追赶，警灯闪着蓝光；我看见警车里深蓝色的制服。
无论是在路灯铁柱上摩擦身体的猫还是睡意沉沉的流浪汉，都没有发现那三个火球，它们撕开了这条街上的蜘蛛网。（这条街道是那么狭窄，一只勤奋而灵巧的蜘蛛就能很快将它缝上，就像年轻而急切的外科医生缝合一道伤口）。一个老妇人苍白的脸出现在窗口里，好像立刻引起了连锁反应，一个老男人勉强能够行走，出现在人行道上。他倚靠任何东西：墙、栅栏、公用电话亭。他右手抓着一根多节的手杖，仔细查看每一块路面——就像登上月球的第一人——然后，在放心之后拼命抓紧手杖，继续移动几公分，走向街对面。然后，在他选定的墙或栅栏前停住，再次试探地挪动手杖。他穿一件西服（三十年前也许算是非常优雅），一件白衬衣，一条带圆点的领结，一顶有点变形的、染色的帽子。
当我靠近他时，发现他满是胡茬的脸上汗水直淌，下巴在不停地发抖，我想，这是一位世上最迟缓的流浪者，他在一边走一边诅咒自然、上帝、人、动物、植物、昆虫、脊椎动物、爬行动物、矿物、飞机、滑翔机、风筝、无足蜥蜴、男人和女人。我想帮他，但他鄙视、憎恨地瞪着我，于是我立刻收回了提议，加快步子迅速离开了这个愤怒的俄狄浦斯，他的咒语就像希腊人燃烧的箭镞，飞向我。
在这条街道上，有种东西太吓人了；哦，是的，绝对是一条危险的街道。为以防万一我走在大街中间而非人行道上：我宁可避开每一个出入口！那里每个出入口都像一只空洞的桶：快刀片、小刀子、剃须刀都可能从中跳将出来。在我前面没有一个人，但我似乎被跟踪，有双可恶、敌意的眼睛隐藏在每个窗玻璃之后。
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开阔的空间；闷热的街道终于走到了头。啊，我的林荫大道，宽阔明亮，城市的银河，从这里非常容易到达旅馆了。
在我又走过两百码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明亮的大道，而是一条有无数桥梁和坡道的运河，空无一人，这里好像为运输一支大军而修建，大军开走，匆匆赶往了战场和坟墓，桥梁倒像成了建筑上的一座纪念碑。
这里至少是宽阔的，因此我很安全，或者似乎如此（就这一点而言，大国与夜晚独行的人没有什么不同：说到安全，我们都沉浸在幻觉之中。我坐在人行天桥的台阶上，毫无倦意。我忽然不再为我的窘况担心了；不再焦躁寻思如何找到回旅馆的路。
我想起一次谈话，它曾经伤害我，虽然过后我倒是没有多想。那是在鹿特丹，在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期间；一个意大利记者晚餐后在我桌边坐了下来。他对我很了解，而我本能地喜欢他。他很年轻，但他奇特的样子颇似提香⑥一幅著名的肖像画（它珍藏于伦敦国家艺术馆）。画上的男子——大约三十岁——右眼看着我们（左边隐藏在深深的阴影里），那一只眼注视的神情，正是此画的杰出之处，傲慢和胆怯揉和在一起。那眼神傲慢一如他全副的装备：一件丝绸衬衫，黑色外套融入阴影。因为那个男子侧向而坐，靠在木柱或栏杆上，他被风吹起的丝绸衬衫，袖子蓬松尤其引人注目，袖子也可以说是傲慢的。他的胆怯通过嘴唇清楚地体现了出来，怀疑、似乎在微笑。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颇有人生成就的人，但此人的位置、他停在栏杆上的手，似乎同时暗示他是一个旅行者（如果知道真相，有人也许会干脆说，当他在快车的头等车厢刚一坐下——它从罗马驶向永恒——他就被擒获了），被最完美的运载工具“时间”带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是怀疑的，和所有旅行者一样。
那个（活的）意大利人，年龄要大很多，他的胡须和头发搀杂了不少灰白色，但自信和怀疑微妙地共存着。他首先问我一些个人生活方面的事，装作要记下来的样子；但我看到他无意写个采访录或文章。
“你是一个严肃的人”，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很喜欢你那样”（在他这样说话时，他傲慢地微笑着，在后半句上略做停顿）。“但我不知道你是否发现，围绕在你身边的这些人，即使非常崇拜你，而且算诚实，他们也是具有不同构造的存在，也许应该说，具有不同解剖结构的人。”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
“你和他们”，那意大利新闻记者说，“是由完全不同的黏土造成的。我只能想象，你是由什么造成的，”他补充说，“但我完全肯定他们主要由反讽构成。”
“真的吗？”我愚蠢地问道。
“哦，是的，”他带着确信，回答道，“我很清楚，因为这也适合于我。反讽崇拜信仰，但这并不十分公平；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生与死的问题。对于反讽来说，崇拜是最舒服的策略，是攻城掠地最完美的火炮。”
接下去，我们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但在与我告别的时候，那意大利人补充道：“顺便说一下，你知道吗？在监狱里，甚至魏尔伦也成为了一个信徒。”
他笑了，那笑里很可能又混合了一种狂热的傲慢和柔软的胆怯。我再没有遇见他；提香的列车开走了；丝绸衬衣飘远了。几个月后，有人告诉我，那个意大利人病危了（他得的是一种在礼貌社会很少有人直说的疾病——提到那个病的名称，往往是一阵沉默和假装的悲伤），然后，他告别了职业和公共生活。
当我们在宾馆餐厅交谈时，他握着一杯法国白兰地，把玩着、摇晃着，仔细瞧着那光亮的黄色液体。我感觉这个男人是提香的化身。我知道他既崇拜我又不能忍受我。我吸引着他，也排斥着他；我摧毁了他的哲学体系，我与他的怀疑主义不相容，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不适合于他的植物学、动物学或人类学，我甚至不愿提及神学。我们静静地坐着，有一会儿我们体会着彼此之间精神上的分歧。我感觉到他深刻的二元性（深刻，得体，绝对），我想他是被我的完整性的光环、被我锤炼于历史熔炉的完整性征服了。
最后他站起身，也许认为这种具有存在论特质的光芒不可能多坚持一秒钟，它就会成为一副可怜的讽刺画，成为一种奇怪的偶像崇拜，他用那句关于魏尔伦的尖锐的话语道了再见。
他不可能猜到，我已经感染了那种矛盾的情绪，那在明暗之间不停转换的过程，矛盾性的并置已经开始在我身上发生。我渴望简单和同一性，但是这种渴望本身却不乏欺骗性，并且事实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变异过程。
我不能思考这一点；我宁可滑进其他领域。我在乡愁的尖锐痛苦里寻找安全。我看见松树林，树枝颤动在阳光里，仿佛被耐心而美好的渴望驱动。尘土在树枝间飞扬，如秋天松树和冷杉的精灵。（这里却没有那样的森林。）一只喜鹊懒洋洋地飞行。青草有一种秋天的苦味。受群鸟（黄鹂）之歌的鼓舞，蜘蛛吐出又长又直的丝，然后在上面数小时地荡秋千，像小孩子一样。我看见花楸浆果，全然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多么迷人。我看见乡村公路，樱桃树一路摇曳，消失在庄稼之中。同时我也看见朋友们的脸，他们已经不在世上，他们闪亮的眼睛、高贵的姿势。我看见他们在大笑。我们骑着自行车，短途旅行，我似乎从上方看着他们，从鸟（不是老鹰）的视野里看见他们，五个人组成的骑行者小组。在他们眼前是漫长而自由的一天。在他们面前是一条沥青路，如莫比乌斯带⑦巧妙地卷起，而他们却不必知道，因为山峦、森林的林冠似乎已使他们相信了天长地久与不变的忠诚。
另有一次：山楂树、雨、发烧。我感冒了，体温升高；所有物体好像都在不可思议地发光。我们坐在阳台上，坐在明亮的玻璃屋顶下，屋顶的雨水不停地流淌。不远处的花园在雨幕下几乎已经看不清。花园！古老的花园，常常被忽略，受到荨麻、杂草、枫树和水曲柳不断的侵害。树林也在向花园渗透。山楂树丛也在扩大地盘。在家里，有过没完没了的争论，是否应该将它们铲除，因为花园已经不像花园（但也没有别的花园），或者应该留下，毕竟它们已经长大，而且已经属于一个草木的大家庭。
那是在九月，下雨的夜晚，即将沉落的太阳发出怯生生的光，山楂树深黄色的果子——坚硬、密实（似乎无用，但有人说也可用来酿酒）——成为那一刻的女主角；它们组成的阵列闪闪发光；像被太阳羞涩的反射光镀了一层金，于是没有人怀疑，它们应该被保留下来。
那时我握住她的手；对于我们那是完美无瑕的结合，我在后来徒然地想到，那就像我们之间缔结的凡尔赛和约。这个比喻并不牵强；两者都是开始于花园，结束于战争、关系破裂、一片沙漠。我的传记作者写过，在警察不断的压力下她退却了。他们频繁的骚扰彻底改变了一个非凡的女人。那些丑陋、可怜、通常缺少教育的人却是极其相信自己的人，就像每一个知悉谦卑身体之秘密的人。哦，幸福的传记作家！
他去睡觉，枕头下常常压着一本关于我国历史的教科书，而在早晨常常准备解开最难解的谜语。然而，我知道，我们的破裂不需要警察和他们麻脸的信使，他们用了太多的汽油（他们从不关引擎，似乎相信行动的每个细节都有持久的象征意义）。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足够说明问题了——一次常见的故障，传记作者却错误地归之于我，把那说成是一个正直男人“苦涩的”胜利。（“苦涩的”——他惯用的一个词）
还有一次：不，没有什么可显耀的。甚至完美的思乡机制也会拥堵，使精心保留的“记忆影音带”（它们足够放上一些日子）在反映我人生经历的投影机上不能运转。
另外一些事情，我也没有告诉那个意大利人：两相冲突的矛盾情绪不仅钻进了我居住的领域，我甚至开始喜欢它。在那里面存在某种聪明甚至堪称绝妙的东西。多亏它事物开始翻倍，它们开始说话；多亏它细微的差别和阴影消失了；甚至怀疑主义也对我有了吸引力。我偶尔会喜欢一个人的玩世不恭。当然这些不算什么，不过一些心理的变化、嫉妒心的萌芽——就我而言——它们被囚禁在一个不可腐蚀之人的肉体和良心之中，因此，这与一个五岁男孩的情况不同；我开始着迷于无所不在的伪善和腐败，当然只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于是在这个过程里我向自己提出一个纯学术性的问题：我一直在享用一些较好的果子，如果我试试那些更坏的果子那会怎样呢？
我想，每个信仰都是一种运动，都是朝向某个东西的努力，都是能量，就像湖面掠过的一只船。船停下来时那又怎样？它马上就等同于那静止的东西，等同于静止、懒惰、发霉和腐烂的东西。的确，运动是更为激动人心、纯洁、高贵的。没有人知道运动来自哪里；然而，关于它却存在某种不可解释的东西，狂热和先验的东西。也许，更多的真理包含在那静止、冷静和懒惰的事物里；那里至少没有伪装。黑暗不会装作光明；沉默不会假装一个交响乐团。
我仍然坐在大桥的台阶上，坐在高出街面的地方。我生出一个念头：我来到了高处，虽然我还有一些卑微的想法。我可以检阅游行的队伍。当然，就在片刻之后，沿着这条运河一只孤独的耗子出现了，它平静地向前，朝灌木丛方向（灌木丛一侧被霓虹灯照亮），然后跑进了深深的黑暗。
远离教堂的某处，塔楼的钟撞响了报时的钟声，缓慢而庄严，仿佛在吟唱一首我们共知的旋律。另外一个地方汽车突然刹车，发出尖叫的声音如一声爆炸。
我起身开路。似乎有闪电划过空中。我步子均匀，好像已经知道怎样走到旅馆。道路很长。我走在一个公园附近，栗子树还小，潮湿、长着五根手指似的叶子，互相拥挤着争抢氧气。有一会儿我走在最平常的资产阶级的街道上，那么平静，甚至听得到居民睡梦里的呼吸，他们都穿着睡衣，每人头顶一只闹钟如斯芬克斯，步伐严峻穿过夜的旷野直到零点，那时睡梦里的居民可能被嘶嘶响的钟声叫醒，在半个多小时里聚集在人行道上，如盟军集中在诺曼底海滩。不久之后教堂出现在我的右边，哥特式的高窗、被岁月熏黑的墙壁。教堂被街上的铁栏杆隔开。在小花园那里，一棵年轻的柳树在来回摆动。左边是铁路，铁路上方一个工厂的建筑物上，装饰了一排时钟，每个时钟指示着不同的时间。
我继续往下走。我知道，一分钟后我就会走在大路上。我只需再穿过一条不长的街道——这条街的作用就像一个破折号连接着两个句子。此时又有了灯光：大街仍然五彩缤纷，犹如一个枝形大烛台。那里不再有人群。椅子和桌子正被折起，穿橙色工作服的男人在清扫人行道。再没有希望和期盼的氛围了。明亮的广告灯箱已经熄灭，商店关上了木窗或锡制百叶窗。在一个餐馆里一个黑发油腻的男人站在柜台前点数钞票，他的热情就像一个只在夜里工作的数学家。最后一批顾客正准备离开酒吧和餐馆，他们摇晃在街上，走进米黄色出租车，虚弱地坐到后排，疲倦、漠然的声音对着司机说出他们的地址。
我走在路上，步子轻快，什么也不再多想。毫无困难我找到了旅馆的建筑。接待员调皮地向我摇着手指。那手指有个很大的指甲壳，一枚结婚戒指闪闪发亮。
“我们正为您担心，”他疑惑地说。又补充道：“外面在下雨吗？”
“下雨？没有。”
“天气预报说有阵雨，气温会下降。您晚上过得开心吗？”
“我迷路了。你也许不相信，可我真的迷路了。”
“哦，这事经常发生的，”接待员兴奋地说。“您知道为什么吗？瞧。”他指着玻璃台面下一幅城市地图，“这事多次发生。您很可能走着，思考着，一点也不怀疑，这个城市建在一个右倾的角度上。哦不，看看这幅地图；巴黎是一个有锐角的城市！”
的确——那些街道环绕在广场周围，就像铁屑被磁铁吸引（粉红色区域的珊瑚礁是很难纳入这同一幅地图的）。
“有您一封信，先生。”
我看了一眼信；它提醒我出席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
“是的，当然，”我咕噜着。
我住在顶层的房间。闪电越来越密集。我知道，到时候我会带着对于自己使命的确信和信念，一如平常地讲话。在我沉入睡梦时，暴雨像一只紫红色的公鸡进入了城市。
译注：
①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1809-1891），拿破仑三世时期的重要官员。1853年至1870年因主持巴黎城市规划与重建而闻名。
②卡尔·林奈（1707-1778），瑞典植物学家、冒险家，他首先构想出定义生物属种的原则，并创造了统一的生物命名系统。
③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
④意大利北部城市。
⑤弗朗西斯科·德尔·科萨（1470–1472），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费拉拉派画家。
⑥提香·韦切利奥（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被誉为西方油画之父。
⑦莫比乌斯带是一种拓扑学结构，由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莫比乌斯在1858年发现。这个结构可以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之后制作出来。
（选自《两座城市：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
责任编辑：易清华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