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

　　潮汕男生林培源去年来到北京生活，在清华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这个博士是他自己考上的，硬当当的那种。之前没少用功，啃了不少大部头经典。就读期间，他住学校宿舍，偶尔骑自行车在中关村周边闲逛。冬天风大天冷，遇到暴雪，自行车链条冻死了，林培源就拿热水浇自行车，让坚冰化开。清华校园里每个男生几乎都会遭遇这些事，非要说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林培源从潮汕来，对这种结冰下雪的事，比其他男生感觉更新奇些，如此而已。还有就是林培源的导师是格非先生。

　　林培源中篇小说《伤逝》所写的故事，发生在他成长的潮汕地区，其间生活与对话均呈现出我们所陌生的地域风情，比如出现频率颇高的“厝边头尾”一词，我是百度之后才明白，原来它的意思是“乡里乡亲”啊。据林培源说，他们小时候得到上学读书了才开始学讲普通话，那之前他们都讲潮汕话。

　　《伤逝》写于他在北京读书期间，他解释说这是一篇关于“异乡人”的小说。这似乎与他在北京的异乡生活有一种精神上的投射关系。关于异乡人的小说并不少见，然而林培源却选择以“故乡”为背景来解决“异乡”的主题，这实在有种说不出的微妙意味。大约与故乡的远离，反而成就了文学上的“返乡”，毕竟写故乡的好作品几乎都诞生于作家离乡之后。而以小说实现文学意义上的“返乡”的林培源，却为自己笔下的众人物判处了“远走”的宿命。那些人一个接一个，总是在“远走”，或消失、或死亡，都沦入就此断绝、杳无音讯的渺茫结局。主人公信德，相继失去父亲、老婆、儿子、母亲、干儿子。结尾处，信德就像拼图游戏里最后一块孤零零的碎片，处身于一片白茫茫的巨大空洞中。如果小说只是为信德的“逝”而“伤”，那么小说就流于单向度的简单里，就像某种不高明的苦难叙事，只是一味往悲惨里写，看不出作家的思辨与困惑。我无端认为，作家一定是极容易困惑的群体，因为困惑，因为解决不了那些非现实的难题，才诉诸虚构的文字，试图通过他人的遭际呈现作家自身的、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共同困扰。作家不解决这些困扰，因为作家自己其实也解决不了。就《伤逝》而言，作者林培源自身是远走的异乡人，他的主人公却是终生都没有离乡的信德——这样的错置为作者提供了思辨的空间与可能。信德的生命因为身边人的相继离去而千疮百孔，仿佛满布无法填补的黑暗漏洞。每一个漏洞，都是一个异乡人留下的疮口。每一个异乡人，都曾是远走的叛离者。

　　信德如何面对失去？我认为《伤逝》的力量，恰恰体现在信德“伤逝”后的所有行动中。走的，就这么走了，找不回，也留不住，剩下的人，怎么办呢？信德天生就是个“残缺”的人物，没有生育能力，这很容易让人想起“男根”的精神隐喻。信德的儿子是找人“借种”生的。残缺的信德追求的是“完整”，就像拼图游戏，他不断寻找那些让自身完整的部件，不断填补那些离开的人留下的空洞，而他所认为的“完整”，简直卑微得不值一提，不过是老婆、孩子、传续香火。所以，信德买了个越南老婆，又找了个男人借种生了儿子，儿子出走后，他又认了个干儿子。信德“填补”空洞的方式，都是“非正常”的：买老婆、借别的男人的种、认干儿子，这些行为都像是被逼到水边无路可走的时候哄自己说，“淌水吧，跳下去吧，是有危险，但至少，这样我还能追赶上其他人啊。”也类似吃不饱的人喝水哄自己——好歹肚子看上去也鼓鼓的嘛，都是无奈中的无奈。然而信德的拼图游戏永远也无法完成——他且忙于填补，他们只自顾自消逝。消逝的过程总快于填补。如此，信德不过是在徒劳又悲哀中反反复复、耗尽一生。所有不停歇的人生都值得同情——不停歇，是因为欲罢不能；同情，是因为终将幻灭。

　　当然，无论是异乡人的困顿，还是残缺者的寻觅，都只是一种可能的阐释。我向来觉得这种阐释对一篇小说而言，其实无关紧要。小说如果一定要建立在意义确定的基石上，也不会灵动，反而备受桎梏，像被拴住的骡马，总有种不自由的、被奴役的可怜相。意义是一点灵犀，读者心里有那一点，自然就通。一篇小说不需要为每个人心里的“那一点”负责，当然也没有哪篇小说能为此负责。而层次丰富的小说，自然会产生触动更多灵犀——我相信对此，我们已有共识。

　　对《伤逝》我要说的话，应该到此为止。毕竟我刚刚断了自己的后路——我无法解释出这篇小说里所有的层次、所有的“那一点”。虽然林培源比较文学专业的身份，也让我这篇推荐语因为班门弄斧而写得备感压力。好在林培源是个和善干净的男生，穿白衬衣、戴黑框眼镜，有书卷气，偶尔自恋，拿“像我这么帅”作开头说话。他总让我想起家中受全家人保护与宠爱的那个弟弟，乖巧得你从他眼睛里看不到一点黑暗的东西。

　　林培源十几岁写出第一本长篇小说，二十岁上下的时候拿了两次新概念一等奖，是最世签约作家，粉丝众多。和经由新概念出道的不少写青春的作家一样，近年他转向中短篇小说写作，并陆续发表在文学期刊，身体力行拓宽创作空间，在文学品质与意味上都有了更多的追求。

　　去年冬天有一次见林培源，那时北京还没供暖，我穿上羽绒服，吃饭的时候，一桌人都穿得臃肿，只有林培源，一件白衬衣，令我们惊讶。他解释，其实衬衣里还有很保暖的内衣，完全不冷。现在，我猜想，林培源是不愿放弃白衬衣的，那是潮汕地区那时节应该穿的衣服，但他在异乡，北京，这个冬季很冷、很漫长的城市，白衬衣不合时宜，不过没关系，保暖内衣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像你可以用热水解决自行车被冻住的问题一样。

　　就是这样，异乡人的问题，如层层套穿在身的衣服，坚持与妥协间总会达成一种平衡，好比客家人在岭南长期维持客家话和中原的生活习惯。那次吃饭，现在想来，我们一桌十余人，全是异乡人，北京就是一座异乡人的城市。故乡与异乡，都在我们身上留下无法摆脱的印迹，让我们不再能在故乡找到归属，也不会真的属于异乡。聚会之后走出餐馆，夜晚的北京被汽车的火红尾灯与轮胎碾出的巨大轰鸣淹没。我们只能大声嚷着，前呼后叫地过马路、小跑穿过立交桥幽黯的桥洞。我不记得在穿过那条极宽的路之后，自己是否回头，但如果我有，我一定会看见，一群朴素的少年，一群异乡人，他们轻轻松松地走远了。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