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五年底某天,北京,全国文学报刊联盟成立。那天京城雾霾严重,城区竟如混沌初开,成缥缈“仙”境。对参会的全国数十家文学报刊的主编、社长们而言,恶劣的天气也适时渲染出一种悲怆气氛。我在这天见到《湖南文学》主编黄斌先生,那天在场的刘醒龙、王干等老师还戏言:今天还出门赴会的,算得上“生死之交”了。这是人们因雾霾而生的幽默、自嘲,但仔细想来,也不全是。文学刊物,乃至我们讨论的文学本身,这些年不也时常经受“文学消亡”“小说已死”等言论的拷问吗?这些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城市里摸索、相聚,相互鼓励、允诺,也如文学在世上的存在般——文学,跟我们可不也是生死之交吗?
当然,局面其实也没那么悲壮,至少在即便混沌得看不清出路的未来里,也依然有执迷者在涌现并前仆后继。新生力量的出现在任何行业都被认为是希望的象征,而在文学这一行里,我们习惯称他们为“青年作家”。这些人三四十岁,境遇各异,相同的是他们让自己和文学做了朋友,而且做得还不错。
在《湖南文学》为青年作家开设栏目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王干老师提出以“同代人”为名。对文学刊物,我一直以来都抱以信任,我觉得这是写作者必须要有的信任,而我本身也确实是通过文学刊物和文学结为“生死之交”的。我们这种从文学期刊起步的“青年作家”,通常都被认为走了一条传统道路。我觉得问题不是传统与否,而是时间。我们选择信任时间,就像信任刊物一样,我们相信一时的骚动不代表什么,长久的喧哗才是一代人的合声。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和我同龄的这些写作的小伙伴们,我们敝帚自珍着。腊酒再浑,也是丰年,而一个一个的丰年后,就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在“柳暗花明”之前,文学刊物是我们出产“腊酒”“鸡豚”的地方。
今年初,《湖南文学》编辑联系我,要将“同代人”栏目提上议事日程。我是忐忑的。自己当编辑多年,但我们《作家通讯》又很傲娇地只发约稿,很少刊发投稿,大约觉得约稿总是对症下的药,更有效。所以我的生活基本由催别人稿和被别人催稿两部分组成,简称为悲催。我猜想,再多个“同代人”的小说栏目,大约也是得多催稿、催好稿,似乎也不影响我这“悲催二重奏”的主旋律。
在我看来,“同代人”的定义应宽阔,不限于生于一九八〇年代的写作者;这样一来,体裁就不好再宽阔了,必然得是小说。风格倒是驳杂些好,同代人的不同款,呈现不一春色,那多好看。而不是同代人都穿网红爆款,打眼一看,都是淘宝嫩模,根本分不出来。我不是评论家,也无意做个与别人同款的评论家,但关于小说这件事,尤其短篇小说这件事,我又的确想得挺多。
读小说让人宽阔,写小说也同样。我假想,有根红线,跃上红线的百鸟,鸿、鹄、燕、雀,叽叽喳喳,听似杂乱无章,渐渐地,也能听出这个时代、这代人自己的交响。
这交响必然会有基调和主音,但我们暂不必去探测或分辨,更不必为此争论、开无数个会。只让他们唱,想唱就唱。我们静静地听,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该发声的也都会发声。
本期推出陈再见的短篇《梅朵拉姆和皮小姐》。
我没有见过陈再见。第一次联系,是找他为《作家通讯》写一篇创作谈,那时他刚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我们按惯例都要做一期新会员专号。他很快写好,可见是个快手。一看那题目,我就喜欢了,《我一直想壮着胆子说话》。因为我也一直想壮着胆子说话。后来新会员专辑因为其他稿件质量不佳,没做成。但陈再见想壮着胆子说话,当期他就在头条位置说了话。他说的话是,从前写过诗,走上小说这条路,是从广东作家中为数不少的打工文学着手的。但他并不满足于打工文学(我赞同“打工文学”这个“中国式命名”相当勉强)。如他自述,近来他的小说中几乎再不见打工文学的当年情状。这是陈再见的华丽蜕变。
当然,小说中有些东西还是属于陈再见的,比如悲伤。不是所有小说都悲伤,但从《红楼梦》《边城》到《麦田里的守望者》,大部分好小说都无奈地悲伤着。悲伤与底层困苦不一样,悲伤者不一定困苦。悲伤也与故作哀怜叹息的新词旧曲不一样,悲伤者不一定说到自己的悲伤,甚至说的还都是些赏心乐事。那悲伤从何而来?从人面对生命的无奈感中来。小说的河流,波澜不惊。但你读它,它就带你进入必然的悲伤境遇里。去年陈再见那篇《回县城》吸引我,也是因为这种哀而不伤的氛围。他的写作似乎是职业化的,有养家的重任,他也一直保持高产势头。听说平日他在深圳某图书馆工作,这很好,像博尔赫斯。他曾经和我聊到语感,我相信这个东西。写小说的语感就像看美女的第一眼。好感恶感,虽不一定绝对,但其实十分重要。这篇《梅朵拉姆和皮小姐》,似乎和《回县城》的现实感不太一样,因为其中加入了生命轮回与信仰的神秘性,但我关注的两点——无奈的悲伤氛围和流畅的叙述语感——仍然让这篇小说自有光彩。梅朵拉姆是在父亲葬礼上突然出现的神秘女子,与她结识后的多年来,“我”从一个满不在乎的皮小姐,步步惊心地成为妻子和母亲,终于在儿子的自闭症中崩溃放弃,自我也被消磨。“我”去找神神叨叨的梅朵拉姆问前世、找解脱,但“我”找到的不是解脱。梅朵拉姆提出的“去西藏”的路,只是梅朵拉姆的解脱之路,不是皮小姐的路。现实生活的万种折磨,与纵身槛外的一片虚空,两者间如何抉择?这是梅朵拉姆和皮小姐先后面临的难题,也是现代人普遍的难题。而且,不好意思,这还是道无解的题。可以看出,陈再见在步步深入,从惊乍的情节到日常现实的肌理,进而深入至本质追问,或许他还会走得更深和更远。毕竟,对长年持续性的写作者而言,不断给自己加码才是过瘾的。
所以,我想象着,很多年以后,还能写作的我们终于见面,既然是都想壮着胆子说话的我们,那我只说,你好……再见——中间省去的话,请到小说里找。
责任编辑:赵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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