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

　　一

　　年过天命，已经很少有什么还能强烈地吸引我，但有一个地方却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不去，那是一座被古往今来的文人反复书写、吟咏不绝的沈园。古往今来共一时。古往今来只如此。说到底，那并非人生中一个绕不开的地方，却又鬼使神差般，让你特别想走进去。

　　我多次游览沈园，却不敢写一个字。越是不敢写又越是想写。

　　沈园姓沈，它真正的主人是一位姓沈的山阴富商，对那位园主的追溯已没有太多的意义，一旦陆游和唐琬在这园林里出现，这一座私家园林从此就只属于他们。若没有那两个远隔千年依然在此间徘徊的灵魂，这地方，还真是可来可不来。

　　走进沈园你会发现，这里并无什么独特的风景，无非是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的石头山，一看就是假的。这其实是江南园林中最庸常的风景，也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幻境。梅花是必然会出现的，扑面而来的梅花，不是开在驿外断桥边，更不是一株寂寞开无主的孤梅，却是满园的、满世界的梅花，热烈地簇拥在一起，更有热闹的游人纷至沓来，每一个都像梅花的主人，或作俯身深嗅状，或作拈花微笑状，或在喧哗的笑声中朗诵一个伟人的对梅花的礼赞。一座沈园，满园梅花，哪怕开到了如火似血的程度，也只是徒供人类留影的一个背景。而那一株寂寞开无主的傲雪寒梅，在万花丛中已遍寻不见，那一个叫陆游的文人和一个叫唐琬的仕女，在如潮水翻涌的人海中亦无处寻觅。每次走进沈园，我都有些后悔，每次来都是想寻找清静的一隅，看看那些散落在雪泥中的花瓣，寻觅那个在驿外断桥边兀自低吟的古人，结果是，在万花丛中看不见花，在茫茫人海中看不见人。早知如此，倒不如在夜色的掩护下，让脑子里那盘旋不去的一切留驻在一个千年长梦中。

　　千年往事，仿佛就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梦开始的。这又该从一个古人的名字说起了。对陆游的命名，据南宋中叶江湖派诗人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的解释之一，“盖母氏梦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但后世对叶绍翁的这一说提出了质疑，陆母与秦少游是隔代人，两人不可能有什么交往，也就不大可能做过“梦少游而生公”的那个梦。这样的质疑未免太书呆子气了，今人梦见古人是很常见的事，我也不止一次地梦见过陆游和唐琬呢。这里不再对一个人的名字进行过度诠释，还是回到他原初的生命。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陆游降生于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刚好赶上了北宋王朝的尾声，这也让他成了一个跨两宋的士人，但北宋王朝已不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任何印象，此时离北宋覆没已不到两年了。陆家是一个由“贫居苦学”而仕进的官宦之家，陆游还不到两岁，便遭逢了靖康之难，由于其父陆宰力主抗金，被投降派把持的宋廷罢去京西转运副使。随着一个中原帝国在烈火与狼烟中化作瓦砾，一个王朝在胡马长嘶中向江南逃奔，陆宰也在兵荒马乱中拖家带口开始逃亡。陆游晚年曾在《戏遣老懹》（其三）中追忆儿时的逃亡经历，依然怀着一种幸存者的心理：“儿时万死避胡兵，敢料时清毕此生。”那乱世中的每一个人，能够活下来都是备感侥幸的奇迹。同样侥幸的是，越州山阴给一个逃亡的王朝还带来了一段好运。宋廷南渡之初的建炎年间，驻跸越州的宋高宗，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从建炎五年（1131年）正月起改元绍兴，并升越州为绍兴府。这年，陆游六岁了。当一个王朝的偏安局势渐定，一个颠沛流离之家也能偏安一隅了。陆宰一边渺茫地等待朝廷的召唤，一边归居乡里专心于藏书和读书，并建有藏书楼———双清堂，藏书数万卷，居越州三大藏书之首，他也是南宋著名藏书家之一。但他显然不想把自己埋没在故纸堆里，还想着能蒙朝廷征召再次出山。然而直到生命尽头，他也没有等来重返仕途的机会，只把那一腔忧患郁结的报国之志寄托在儿子身上。陆游从咿呀学语时，父亲便开始教他诗书。日后，陆游在《解嘲》一诗中曾描述他儿时的苦读：“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这孩子不仅是一个天生的读书人，也有一股天生的文气，十二岁便能诗善文。但同寇准、晏殊、王安石等更加神奇的先贤相比，他还不敢妄称神童，只能算是个才子。他也命定将要经历一次“才子佳人空自悲”的爱情与婚姻。

　　模糊岁月中，有一个年头是确凿无疑的，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十九岁的陆游迎娶了唐琬，一说为唐婉，字蕙仙。古代女子，大多处于有氏无名的状态，如唐琬，嫁入夫家就该称之为陆唐氏了。但唐琬不但有名，还有字，这就不是一般的小家碧玉了，绝对是大家闺秀。关于唐琬的身世也是一个谜团。一种最普遍的说法见于南宋末季周密的《齐东野语》：“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为姑侄。”这就是说，唐琬之父唐闳是陆游的舅父，陆母则是唐琬的亲姑妈。若果真如此，这是一桩在古代很普遍的亲上加亲的姻缘，唐琬也就是陆游青梅竹马的表妹了。又据说，唐琬自幼便生得温婉文静，长大后越发楚楚动人。关于她的长相，大多是后世对其芳名望文生义的想象，她被描述为一个温婉如玉、如兰蕙般芳香四溢的仙子般的仕女形象。这样一个小美女，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琴棋书画无一不精的小才女。还在她养在深闺人未识时，陆家便近水楼台先得月，以一只祖传的、精美无比的凤钗作为信物，早早便缔结了这门儿女亲事，可见陆家对这门亲事、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有多么珍重，而陆唐这种才子佳人式的结合也确乎是天作之合的姻缘。

　　然而，一个命定的结果已无法改变，他们命定是有缘无份，婚后仅一年，唐琬便被陆家逐出了家门。对这样一桩扑朔迷离的婚姻谜案，正史一般是殊少记载的，而后世的说三道四，民间传说与演义的成分太多。由于缺少历史依据，一切只能根据情理逻辑来推测，哪怕在一个绝对的男权社会，休妻也是一件非同一般的家事，你要把一个明媒正娶的儿媳妇休掉，总得有名正言顺的原由吧，何况这两亲家还是血缘无法割舍的至亲，哪怕没有亲戚关系，唐家也是与陆家门当户对的人家，难道就那么好欺负吗？

　　按历代后世的猜测，又大致可归纳出三种说法。

　　一说是唐琬与陆母性格不合。据说，陆游那知书达礼的母亲还待字闺中时，就与娘家嫂子（也就是唐琬的母亲）闹得很不愉快，亲情之下早已埋下了危机，这也让陆唐的爱情婚姻有了前定的宿命，陆母既不喜欢娘家的嫂子，自然也就不喜欢嫂子生的女儿。但此说又实在不合情理，陆母既然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但既是前定的宿命，也就只有一个宿命的结果，等到唐琬过门后，陆母便对这个儿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处处看不惯了。唐琬又有哪些方面“不当母夫人意”呢？这里只能继续依情理演绎：唐琬在闺中是一个温婉文静的淑女，但嫁入陆家后，一桩美满婚姻给她带来了难以掩饰的快乐，她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活泼开朗了，有些无拘无束了，这就让婆母看不惯了。又加之，她原本是一个充满才情的女子，举手投足间未免又显出一个儿媳妇不该有的高傲，这就越发让婆婆看不惯了。但我觉得，这些说法都非常勉强，以此将唐琬逐出家门也实在说不过去。而据后世考证，《齐东野语》所谓的唐琬之父唐闳，为北宋宣和年间鸿胪少卿唐翊之子，他与陆母唐氏只是同姓而已，并非兄妹或姊弟的血亲关系。如此，陆母因姑嫂失和而迁怒于儿媳唐琬一说也就子虚乌有了。另有一说，唐琬之父并非唐闳，而是唐诚，史上难觅唐诚的踪影，就是有，也只是从陆唐的爱情故事中旁逸斜出的附会，不可太当真。所谓齐东野语，原本就是没有根据的话，实在不能当真。

　　再看第二说，我觉得这是比较可信的一说：“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与妇诀。”———这是比陆游稍晚的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其《后村诗话续集》卷二所载，说的是那小两口如何伉俪相得，琴瑟相谐，但那做父母的眼看着儿子终日沉醉于儿女情长之中，就不能不忧心忡忡了，毕竟学业才是决定儿子一生前程的正事。此前，陆游已因祖辈的官勋荫补登仕郎，这也是宋代官宦世家子弟享有的特权，可以不经科举进士而入仕，但这毕竟不是科举正途，既为那些进士出身的士大夫瞧不起，也绝少为朝廷的器重。陆家上溯三代都是金榜题名的进士，自然不想在陆游这一代手里断送了，何况陆游既有这样的天赋，在结婚之前读书也十分下功夫，没想到一结婚，就把学业白白荒废了，一个儿媳妇也就成了耽误儿子学业的扫帚星。身为父亲的陆宰也许不便出面，一切便由陆母出面，一个母亲也就变成了一个“数谴妇”的恶姑形象。但无论陆母是规劝、数落还是恶语相向的叱责，那小两口依然恩爱缠绵，“无以复顾”。眼看着小两口到了这种执迷不悟的程度，陆母只得去求神仙帮忙了，她去山阴郊外无量庵去找尼姑妙因为儿子媳妇的命运占卜，这位妙因法师的卦象一向是非常灵验的。结果是，陆游与唐婉八字不合，命中相克，若不尽早拆散，莫说儿子还有什么功名前程，连性命也难保。一出棒打鸳鸯散的悲剧，终于找到了宿命的依据，还有什么比这更理直气壮的理由呢？陆母一回家，就把儿子叫来了，命他立马就写休书。如若陆游不从，她就死给儿子看！一纸休书，既是命运占卜的结果，又有母亲以死相逼，在天命与母命的双重逼迫下，此时才年方弱冠的陆游又将作何选择呢？别无选择，他已被逼到了别无选择的境地。总之是，这一纸休书他写了。至于他如何心如刀绞，唐琬又如何悲切饮泣，那已是后世想象的空间。许多年后，陆游写了一首《夜闻姑恶》，多少透露了一些对当时无奈选择的追悔与憾恨：“学道当于万事轻，可怜力浅未忘情。孤愁忽起不可耐，风雨溪头姑恶声。”他自然不敢大逆不道地诅咒自己的母亲为“恶姑”，但此诗又确有暗示其母逼他休妻之嫌。然而，憾也好，恨也好，一切皆已追悔莫及，一切皆是前定的宿命，此恨绵绵无绝期。

　　还有第三说，这是陆游自己在晚年诗作《剑南诗稿》卷十四中透露出来的，“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作者假以一个被休弃的女子之口自怨自艾，其中最关键的几句是：“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此志竟蹉跎，薄命来谗言。放弃不敢怨，所悲孤大恩。古路傍陂泽，微雨鬼火昏。君听姑恶声，无乃谴妇魂。”其中的恶姑，自然又涉嫌暗示陆母了，而这自怨自艾的女子便是唐琬。正是在这种暗示下，让后世以为有了惊奇的历史发现：唐琬被休，只因婚后不孕。乍一看这还真是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仔细一想，却又难以自圆其说，小两口结婚不过一年，唐琬就被逐出了家门，而唐琬“不当母夫人意”在小两口结婚不久就发生了，若没有一段时间的积累，也不可能出现“数谴妇”的情况，直演绎到唐琬被休这样严重的程度。而即便那个时代，在婚后一年内不孕也是常事，如果数年未育，那还真是个理由，但一般也不会休妻，而是纳妾生子。如此看来，唐琬在婚后一年间没有生育，又怎么会成为被休弃的理由呢？更何况，陆游也从未明说那诗中的女子就是唐琬，所谓暗示，很可能只是后世的妄自猜测罢。

　　但无论是何缘故，只有一个结果，唐琬是真的被休了，一桩几近完美的爱情与婚姻活生生地演绎为《孔雀东南飞》的南宋版。但陆游并非焦仲卿，唐琬也不是刘兰芝，他们没有决绝地选择一起殉情而死，而是另筑别院，重续鸳梦。这种几如偷情般的别院幽会，维持了一段比他们的婚姻更长的时间，最终不幸又被陆母察觉，而陆母一旦察觉，就比小两口决断得多，随即便为陆游另娶了一位王氏女，而陆游也又一次遵从了母命。王夫人性情温驯，既本分又孝顺，在最难处的婆媳关系上，她以逆来顺受化解了一切矛盾。这并非她独特的个性，而是那个时代所有女子的共性。这样一个媳妇，自然能讨得婆婆的欢心，且在婚后一年就为陆游生了孩子。而一旦有了孩子，夫妻关系也就被牢牢地绑架在一起了。事实上，这位王夫人才是陆游一生婚姻的正果，她与陆游结合虽不是理想的爱情摹本，却是中国人理想中的美满婚姻摹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夫人一直陪伴到陆游七十三岁那年才寿终正寝，既是生命的圆寂，也是婚姻的圆满。很圆满了。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被直接埋葬的则是唐琬。唐家原本就是与陆家门当户对的体面人家，对女儿被休一直忿忿不平。如果陆游尚未再婚，他们多少还抱有一丝让女儿与陆游破镜重圆的念想，这其实也是唐琬对陆游藕断丝连的最后幻想。随着结婚生子，陆游似乎也把唐琬忘了，而唐家很快也另觅夫婿将女儿嫁出去。唐琬虽是梅开二度，但嫁得挺不错，她的第二位丈夫赵士程，乃赵宋皇室后裔，远比陆家门庭显赫。而赵士程是个儒雅敦厚的读书人，也是当地的一位名士，至少在当时的名气一点也不亚于陆游。而他的美德，他的重情，他对唐琬的悉心呵护，也让经历了一段短暂而不幸婚史的唐琬，在心如死灰中又渐渐复苏，但再也不可能回复到与陆游在一起时的那种鲜活的状态了。

　　随着两人的婚姻都已尘埃落定，陆游也步入了他人生的正途，埋头攻读科举课业。只是没有预料到，这条正途他竟然一辈子也没有走通。一个“万卷纵横”、才华横溢的大才子，在科场上竟然屡试不第，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对此，史上也有多种说法，每一种说法都是为一个不合理的事实找到合理的解释，而历史的纷争又主要集中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那次在临安举行的“锁厅试”上。所谓锁厅试，亦作“鏁厅试”，这并非一种让天下士子公平竞争的科举考试，而是一种特殊的科考，特殊的是士子的身份，只有享有恩荫特权的“宗子”———官宦世家子弟和宗室后裔才能应试。据《宋史·选举志三》载：“熙宁十年，始立《宗子试法》。凡祖宗袒免亲已受命者，附锁厅试，自袒免以外，得试于国子监。”很多后世把陆游参加的此次锁厅试误以为是礼部进士试，非也，其等级类似明清科举流程中的乡试，录取者为举人。这就是说，哪怕陆游得以高中，也只是举人而非进士。这次考试的主考官陈之茂，一向正直，对秦桧擅政很看不惯。开考前，秦桧特地把陈之茂请到宰相府，暗示孙子秦埙参加考试，希望取为第一。但陈之茂顶住了秦桧的压力，最终以文章的优劣来分高低，将陆游取为第一。但他对秦桧也作了妥协，把秦埙排在第二。但他的妥协还是让秦桧勃然大怒，一怒之下竟将陆游除名，还大骂主考官陈之茂该杀———这也是载入了正史的说法。又有一说是，陆游在策论中力主抗金，恢复故疆，而秦桧最痛恨士子“喜论恢复”，因而将陆游罢黜。此外还有一说，当时的考试要加试诗赋，而陆游因“诗题”语焉不详而落榜。在众说纷纭中，我比较倾向陆游以“喜论恢复”而遭秦桧罢黜，这也的确是秦桧擅政时期的一个大忌，用现在话说就是谁也不能触碰的高压线，一个士子若想登科入仕，就必须保持安全的距离。陆游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政治策略，落榜也就是必然的事实。

　　就在陆游落榜的第二年，绍兴二十四年春天，陆游独自来沈园踏春。想象一个落寞士子的身影，在春风与阳光的暗处闪烁，在屡试不第后，可以想见他此时心境的灰暗，他已经无颜面对故人。而身在暗处的不经意一瞥，却让他看见了一个恍若梦里依稀走来的身影，唐琬。这已是唐琬被休的第十年了，这也是他们相见不如相忘的十年，至少，这决不是陆游早就预见的一次见面。然而阴差阳错，两人竟然在沈园邂逅了。对于人生，十年已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他们身上已散发出岁月沧桑的气味，那相顾无言的一瞥，两人都有点不敢相认了。更何况，两人中间还夹着一个赵士程，一见之后，两人也只是像熟人相见似的淡淡地寒暄了几句，又各自转身离去，心中的滋味也只由两人去各自品味了。

　　陆游退回了更深的阴影中，他已了无游兴，只在阴影中，看着从前在自己耳鬓厮磨的娇妻如今依偎着别人，他心中又有多少难以言说的滋味，那是一种除了诗词没有别的文字可以描述的心境。当他倚栏独坐、兀自低吟时，此时他最需要的早已不是爱情，而是一壶花雕，几碟小菜，借酒浇愁。他的心情仿佛只有唐琬知道，她很快就让仆人给他送来一壶花雕和他最爱吃的四碟小菜。陆游抬眼去往唐琬，唐琬已随丈夫离去。风从一个身影消逝的方向吹来，他嗅到了一阵随春风徐徐散开的香味，那是梅花开败了的气味。此时，一个借酒浇愁愁更愁的词人，是否已经隐隐预感到，这就是他们此生的最后一见了？他一口饮尽了杯中的残酒，趁着酒兴，趁着泪水还没婆娑双眼，在一道墙壁上写下了一首必将成为千古绝唱的《钗头凤》：“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那个最该看到这首词的人，一别经年，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来。依旧是春风，依旧是阳光，茫然四顾的唐琬，再也没有看见那个倚栏独坐、借酒浇愁的词人，却一眼瞥见陆游去年题写的《钗头凤》。但她眼里却是空的，心里也是空的。除了词，还有什么能填补她空落的内心呢？她在陆游的《钗头凤》下，和了一阕《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这是她一生留下来的唯一的一首词，想象一个欲说还休梦已阑的女子，在空忙的风中挥舞不止的衣袖，一双秋水微漾的泪眼，不是李清照，胜似李清照，将自己一生的才情连同那一阕凄艳的爱情悲歌化为肝肠寸断的吟哦……

　　这是属于《钗头凤》的两个春天，一曲爱情的千古绝唱在两个春天的呼应中已经完成。而唐琬已经没有第三个春天了，就在这年秋天，一个“病魂常似秋千索”的女子，便在一声声叹息和一片片落叶中阖然长逝。但世间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却不会随风而逝，那是比生命更长久的爱。陆游与唐琬的爱情，不止是一段人生插曲，而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在陆游一生创作的数以万计的诗词中，几乎从未出现过那位陪伴了他一生的王夫人的身影，除了唐琬，再也没有别的女子在他的诗词中出现，再也没有爱情在他的诗词中发生。

　　或许只有时间，才能验证爱情不老的力量，越是到了老年，那逝去的爱越是铭心蚀骨。陆游六十三岁时，“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他回想起四十三年前的那个秋天，与唐琬一起踏秋赏菊，心灵手巧的唐琬还用采来的菊花给他缝制了一只清香四溢的菊花枕。这是陆游一辈子忘不了的枕头。当他从一个年方弱冠的后生变成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在灯下给自己缝制枕囊时，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唐琬在灯下穿针走线缝制菊枕的情形，往事恍若暗香浮动的气味，从芬芳四溢到香远益清，又慢慢向他涌来，化为泪水缓慢地涌出：“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闷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少日曾题菊枕诗，囊编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或许，只有当人生变得一眼就可以看穿的透彻，才能觉悟，爱其实是一种气味，一种在岁月中经久不散的清香。

　　一座沈园，更让陆游魂牵梦绕，“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他的魂好像掉在那里了，与另一个掉在那里的魂灵形影不离。他六十七岁那年秋天，在荒凉的沈园里转悠，此时的沈园已如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他当年题写《钗头凤》的那道墙壁只剩下了半边残壁。他茫然地看着，两行老泪悄然坠落，那逝去的爱又一次涌上心头：“枫叶初丹桷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他七十五岁时，唐琬已逝去整整四十年，他拄着拐杖，在沈园往复踟蹰，满头白发如被风吹乱了的苇絮，如同一个在荒芜废墟中游弋的孤魂，而脚下的路已不再有延伸的记忆，只有苍凉的回忆。他一气呵成《沈园》二首，其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其二：“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八十一岁时，他又回想起当年题写《钗头凤》的往事，“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于石，读之怅然”，又作梦游沈氏园亭诗两首，其一：“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其二：“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陆游最后一次走进沈园，是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年）春天，一说为嘉定二年，他原想去郊野采药，路过沈园时，一双拖沓的老腿就再也迈不动了，便到园里歇息。一座沈园，在岁月中越来越破败，此时已经罕有游人，但残壁断垣间的花卉从不管人间的是非，依旧兀自绽放。“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这是陆游为爱、为沈园而写的最后一首诗，是年他已八十四岁，离他逝世只剩下一个年头了。他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心里或有一阵莫名的惆怅，但接踵而来的却是一阵如释重负的宁静，“也信美人终作土”，他也终将要化为三尺黄土了。

　　诗词是陆游的生命年谱，而爱，在岁月中一次次被他深情的书写唤醒。他的每一次书写，或许都是为了给自己疗伤，却将尖锐的疼痛化作更漫长的隐痛。一颗鲜活的心，与另一颗鲜活的心，那种心心相印的感觉，被陆游抒写了一生，一个红颜薄命的女子也在他心里活了一生，直至永生。

　　又或许只有毁灭，才能让爱得以永恒。假定陆游与唐琬的从爱情到婚姻都是完美的，他们能一路相伴走到人生的尽头，中国古典诗词中可能就少了很多绝唱。爱只因残缺而唯美，而诗只因悲绝而成为绝唱。诗词文章，其实是一种很不幸的、很残忍的存在，它的真谛，其实就是悲怆与绝望。

　　当一个人沉浸在绝望的情绪之中，特别想要看到一种充满了活力的东西，感觉自己还是活着的。几乎是下意识的，我凝视眼前的梅花，这小巧、内敛的花朵，在缓慢的开放中充满了定力，而一旦开放就是激情似血的绽放，花瓣上那殷红的露珠，像被早春的蜜蜂扎出来的血滴。当晚风吹来，一朵开败了的梅花，在风中紧紧抓着枝头不让自己坠落。我麻木已久的感觉，在一瞥之间忽然被激活，为之怦然心动。一座沈园没有在荒芜中化为废墟，没有在千百年的岁月中消失，或许就是让每一个茫然的灵魂、失落的灵魂、失血已久的灵魂找到一个着落，在花瓣的悄然坠落中谛听灵魂的声音。瞬间，我忽然理解了陆游，当他陷入绝望之中，只有梅花才能拯救。梅花也是他一生反复吟咏的主题。他以梅花自喻，一般都认为这是他借梅花来抒写自己孤芳自赏、不同流俗的高贵品格，但我感觉这多少是被误解了，至少是被比较浅薄地理解了，我觉得他咏梅的诗词中还有更深的意味，如他在沈园最早写出的一首《卜算子·咏梅》，“零落成泥碾作尘”，又何尝不是写一种毁灭，“只有香如故”，又何尝不是在毁灭中升华。一生历尽坎坷的陆游，在漫长的一生中承载了太多的苦难，经历了无数的坎坷、挫折和失落，但最终也没有绝望，这又何尝不是在毁灭中的一次次重生。在他七十八岁时所作的《梅花绝句》中，他把自己爱与受难的一生升华到了人生意味的顶点，那已是出神入化之境：“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

　　沈园其实很小，却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时光在花开花谢中流逝，往日的一切皆烟消云散。我在盘桓中，细细分辨何处是孤鹤亭、半壁亭、双桂堂、八咏楼、宋井、射圃、问梅槛、琴台、广耜斋……这些江南园林中大同小异的景物，小心翼翼地蜷缩在属于自己的角落，而在它们身体的内部，只有水泥与钢筋交错。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着眼睛才能看见的。这是钱钟书先生的名言。对于历史而言，无论你给出一个怎样的前提，都是一个乘以零的答案，最终一切归零。南宋那座沈园已经留在了一个遥远的背景里，我唯一能看见的真相只是半边残壁被阳光不断拉长的影子。

　　二

　　从仕途上看，陆游虽以爱情做出了悲绝的献祭，但最终也没把那条登科入仕的正途走通，他也就只能沾祖宗的光以“荫补登仕郎”入仕。宋代登仕郎为正九品的文散官，大多为闲职。但陆游决不甘心做一个坐享其成的闲官，他一门心思想着的是坐而起行，去干一番建功立业、彪炳千秋的大事，从他日后的一句诗可知他对功名有多么强烈的渴望和追求：“千年史册耻无名”。

　　陆游真正步入仕途，是从三十三岁时开始的。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他被任命为福州宁德县主薄，宁德也就成了他仕途的第一站。绍兴自古出师爷，陆游算得上绍兴师爷的祖师爷了，县主薄也即是师爷一类的些小衙门吏，或无品，或在八品下。对陆游这个日后必将大名鼎鼎的些小衙门吏，在宁德县志上也载上一笔：（陆游）“绍兴二十八年任邑薄，有善政，百姓爱戴”。一笔带过了。后世关注的也不是陆游在宁德干了什么，而是在闲置了多年后他为何能获得这一官职。历史原因就是当时的时代背景，陆游获任时，秦桧已死三年，后世根据历史逻辑推论，正是秦桧之死，才让陆游终于熬出了头。我却觉得，也未必有如此立竿见影的效果，毕竟秦桧是权倾朝野的大人物，而陆游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料想两者之间也不可能形成那么直接对应的关系。但秦桧死后，确乎给南宋带来了历史性转机，随着秦桧一手遮天的政治阴影开始消散，宋廷主战派在被秦桧打压多年后渐渐有抬头之势。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做了三十六年皇帝的宋高宗以“倦勤”为由退居太上皇，将帝位内禅给养子赵昚（宋孝宗）。孝宗是史上公认的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便起用被秦桧打压贬逐的主战派人士，对北伐抗金、恢复故疆踌躇满志。作为一个历史大势中的小人物，陆游虽然官卑职小，但一直“位卑未敢忘忧国”，尤其是诗名渐隆。隆兴二年（1164年），一直没有科举功名的陆游承蒙天子召见，在年届不惑之年“以善词章”、熟悉典故赐同进士出身。所谓同进士，形同如夫人，但也殊为难得。随后，陆游便被授以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等职。枢密院编修官，是他敬仰的前辈张浚和胡铨都干过的职位，官小衙门大，前途不可限量，就看陆游如何去把握了。

　　然则，一个士人的命运却不是自己就能把握的。陆游入枢密院时，适逢南宋主战派领袖张浚复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渡淮北伐（隆兴北伐），在初战告捷、收复宿州等被金人盘踞已久的失地后，一个极有可能扭转南宋历史的机遇呼之欲出，但南宋偏安的命数也仿佛是前定的宿命，一个大好局势，却因北伐两路主将的内讧和倾轧而兵败符离（今宿州市境内），这也是宋军自己打败自己的又一惨痛案例。胜败乃兵家常事，符离之败虽是惨败，但只是一场在战争意义上并没有决定性意义的败仗，却让以汤思退为首的秦桧党羽紧紧地抓在手里，以此作为罪证与把柄向主战派发起反扑，而在他们背后撑腰的则是太上皇高宗。南宋的历史大势又一次被扭转过来，随着主和派重新占据宋廷上峰，深感抗金无望的张浚无奈的以老病交加之身自请去职。此时，陆游已通判隆兴（今南昌），随着张浚被罢去右相兼枢密使，远离宋廷的陆游也未能幸免，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之罪，于乾道二年（1166年）罢官归里。

　　这就是陆游仕途的第一阶段，从他三十三岁获任宁德主簿到四十一岁罢免隆兴通判，为时八载，官至六品。

　　这一罢就是三四年，正当盛年陆游只能闲居在故乡山阴三山别业，犹如生活在被人遗忘的一角，只能将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郁闷与悲愤寄托在诗书之中。而他忧虑的不止是国事，还有家事，此时他已儿女成群，又尚未成年，既要吃饭穿衣还有上学念书，一家人的生活到了吃了上顿愁下顿的窘境。好在陆游天性中还有豁达、乐观的一面，既能忍受命运给他的磨难，也能享受命运带给他的有限的欢乐。豁达也好，乐观也好，其实也是对命运的顺从。在他笔下，哪怕穷愁也不潦倒，时常还会呈现活在尘世中的另一番景致。他这段岁月最有代表性的一首诗，便是他在罢归翌年所作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他在诗中勾画了一幅乡村风俗图。这其实是他热爱的一种生活，他对淳朴乡土生活的欣赏和快乐，自然而然地从他心中化为诗意流淌出来。当然，那最妙、最关键的一句还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他在穷途中对命运出现转机的不灭的希冀。然而他期待的那个转机却迟迟没有出现，他也渐渐有些扛不住了。在罢归两年后，乾道四年，一个风雨骤来的秋夜，他的心情从柳暗花明的春天一下变得特别的晦暗、沉重、悲愤、惆怅、肃杀，却又是那样心有不甘，一首《秋夜闻雨》，成为了他此时心境最逼真、最复杂、最难排遣的抒写：“慷慨心犹壮，蹉跎鬓已秋。百年殊鼎鼎，万事只悠悠。不悟鱼千里，终归貉一丘。夜阑闻急雨，起坐涕交流。”想象那一个“慷慨心犹壮”的士人，在秋雨敲窗声中凄怆地呆坐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在光阴虚度中“蹉跎鬓已秋”，在缓慢得难以忍受的等待中，那所谓的期待越来越极其渺茫可虑，生命的年轮如同空转，不觉间已涕泪交流……

　　一个士人在渺茫的等待中捱过一生是极有可能的，如他的父亲，在春秋鼎盛的岁月罢官后，直到生命的尽头，再也没有等来朝廷的一声召唤。又不能不说，陆游还真是比他父亲幸运，历经三年多的等待，他终于在乾道五年十二月等来了朝廷的诏命，通判夔州（今重庆奉节）。陆游此时正缠绵病榻，一场大病虽说没有夺走他的性命，却反反复复，久治不愈。在这寒冬腊月，一个病人又怎能扶病走到那如同鬼门关一样的夔门呢？他只能继续耐性等待，等待自己的病慢慢好起来，等待一个冷酷的季节过去。就这样，一直捱到第二年春夏之交，他才携家带口地赴夔州上任。在那个年代，这是一趟莫测的长旅，远在长江三峡中的夔州如同一个险恶的传说。他先从绍兴乘船，走运河至镇江转入长江，然后逆江而上。由于南宋朝廷不给赴任官员发派遣费、差旅费，陆游只能自带盘缠，自费租船。又好在沿途的地方官府和驿站均有接待过路官员的义务，要不陆游还没抵达夔州就变成叫花子了。这一次历时近半年的旅途，一路经过了如今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等沿江省区，陆游终于在乾道六年十月抵达了夔州。而这一路上他都在不停地写，将他从江南到夔州沿途的风土人情、山川风貌、人文景观、江河航运、军事政治、诗文掌故、文史考辨、旅行生活、官场交际以及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等，写成了一部长达六卷的日记体游记《入蜀记》。他不但是一个诗人、词人，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这是中国第一部长篇游记，也是比历史更真实的历史。

　　夔州，是从长江进入四川的西大门，“夔门天下雄”，当陆游一脚跨入此门，他的第二段仕途才算真正开始了。对于士人陆游，在奔天命的年岁依然还在六品官位上辗转，这在那个时代实在没什么大出息。但对于诗人陆游，这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从他一生的诗歌创作看，入蜀以前，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虽然超过他人生的一大半时间，但其诗作仅存两百首左右。陆游早年在父亲的课教下博览群书，尤爱读诗，十余岁，便熟读了陶潜、王维、岑参、李白等人的诗篇，这对他未来的诗词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既有陶王的淡远飘逸，更有岑李的豪迈放达。除了这样的精神源头，他还有一个直接师传，早年他一度学诗于曾几。曾几是被列入江西诗派的诗人。江西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流派，也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追溯其精神源头为“一祖三宗”，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江西诗派亦可谓“宗派”，当时禅宗流行，黄、陈等三宗皆习禅甚深。既是宗派，便特别强调师承，或师承前人之辞，或师承前人之意，追求字字有出处，在师承的同时也强调“以故为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其另一个特点是重炼字，对诗歌语言有着精细而考究的追求，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由于过于考究，又崇尚瘦硬奇拗的诗风，时不时就会写出些生新瘦硬、雕琢藻饰的诗句。陆游的第一阶段诗歌创作中也深深地打下了江西诗派的烙印，也是一直笼罩着他的走不出的阴影。

　　陆游的一生，可以说就是在多重的阴影中寻求突围。在爱情上，唐琬和那逝去的爱是他一生走不出的阴影；在政治上，宋廷偏安派、主和派和投降派的阴影也一直笼罩着他，让他难以突围；在诗歌上，江西诗派亦是他难以摆脱的阴影，若他走不出这阴影，他至多也只是一位被纳入江西诗派的因袭者或传承者，不可能开一代诗风，从而成为南宋诗坛独特的“这一个”，应该说，他是南宋诗人中成功突围的一个，如此方才能成为南宋诗坛独树一帜的大家和领袖。而他的突围，就是以入蜀为标志，当他一脚跨入夔门，他的诗歌创作也跨入了第二阶段，并由此而开创宋诗的另一种血统和气质。

　　但陆游决不甘于做一个诗人、词人，他还有更伟大的抱负想要施展。他最想做的是一个王朝以命相托的栋梁。乾道八年（1172年）三月，一个奔赴前线的机会终于来临，陆游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辟，从夔州赴南郑（今陕西汉中），以四十八岁的年轮“壮岁从戎”。这是他人生的第四个本命年，他又迈过了一道大坎，平生第一次走上前线。胡马的嘶鸣，如凄厉的狼嚎穿过黄土高原无边的苍凉，却让一个舍身报国的士人热血沸腾。在长久的压抑后，他终于抵达他一生中激情燃烧的岁月。由于南郑处于宋金对峙的西部前线，陆游因此把四川宣抚使驻扎在南郑的幕府称之为征西大幕，也可谓是征西前敌司令部。陆游的职务是干办公事兼检法官，说穿了就是一名幕僚，但他很被王炎看重，曾数次奉命奔走于前线视察军情。想象一个士人，一身戎装，一骑骏马，意气风发地驰骋于千里疆场的风沙之中，这其实就是陆游一生最想扮演的历史角色：“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这段时间，虽没有他亲手杀敌的史载，却有他在野外雪地射虎的传奇。射虎算什么，他在《和高子长参议道中二绝》中表达了他雄心勃勃的想法：“莫作世间儿女态，明年万里驻安西。”他想的是收复西北失地，将征西大幕驻扎到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要塞。

　　一个诗人，在诗中充满了激情，但从陆游视察军情后提出的战略思维看，他还真不止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相当冷峻和理性的军事高参。陆游军事才华无疑与他对兵书的钻研有关，这也不止是一个文人的纸上谈兵，他在军事战略方面确有真知灼见。如隆兴北伐时，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陆游就明确提出反对孤军深入，主张必先巩固两淮，然后稳扎稳打地进取。他还上奏过《乞分兵取山东札子》等，都是非常务实的用兵策略，这表明，他既力挺北伐抗金，恢复中原故疆，但又反对轻率用兵的盲动和冒险。从历史事实看，张浚兵败符离的主因是麾下两路主将的严重失和一直见死不救所致，但也与张浚的冒进不无关系。如今，他作为王炎的高参，在对敌我形势反复考察后，又提出了自己的军事主张：“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汉中）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事实上，他的战略思维与前辈胡铨如出一辙，更重于战备或捕捉战机，这和宋孝宗也是高度一致的。这从他为王炎所作的《静镇堂记》中看得更分明。静镇，语出孝宗亲诏四川宣抚使中所云“静镇坤维”一语。坤为易经中的西南之卦，“静镇坤维”，强调的是镇静，防御。王炎既以“静镇”为堂名，也是这样进行军事部署的，一边冷静地捕捉战机，一边厉兵秣马做好随时进取的准备。值得一提的是，陆游这篇《静镇堂记》在文学史上也是一篇不可忽略的文章，他一生中的许多感悟大多在诗词中抒发了，而该文是他一生中所写的唯一的一篇军旅散文。

　　然而，好景不长，陆游一生在军政两途的运气也实在欠佳了，他还未及大显身手，王炎被罢，征西大幕的幕府也随之解散，一个“壮岁从戎”的士人，在征西大幕中仅仅做了大半年（约七八个月）的幕僚，就随幕府解散而解职。这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一篇八百余言的《宋史·陆游传》，关于他的这段经历就占了七分之一，可见这在陆游一生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分量。别了南郑，这也是陆游对军旅生涯的永远告别，此生他再无从军的机缘了。但他并未离开西蜀，应四川制置使范成大之邀，陆游又入其幕为参议。

　　范成大既是王炎的友人，也是陆游的诗友，范陆两人又与尤袤、杨万里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在排名上，陆游是垫底的，但从文学史的意义看，陆游和杨万里的地位更高，对当时、后世的影响更大，范成大当比陆游稍逊风骚，略输一筹。但在仕途上范成大却是非凡了得，他一生四度担任封疆大吏，日后也官拜参知政事，跻身于宰执大臣之列，而陆游终其一生也是一个不过五品的中层官员。不说日后，只说眼前，比陆游还小一岁的范成大已官居四川制置使，实为镇守四川、统领文武官员的封疆大吏，而陆游只是其幕府中的一个幕僚而已。如果说陆游在王炎幕府还显得比较中规中矩，到了范成大幕府，他才高气盛的性情则暴露无遗了。这可能与范成大也是诗人有关，两个声名相当的诗人，官场地位却如此悬殊，在这种身份的落差下，心理是很容易失衡的。对陆游表现出来的狂放，范成大倒是可以容忍，但其左右官吏对陆游很是看不惯，指责他粗野狂放，不守礼义，不知高下。陆游笑道（大意）：“你们说我狂放，那好，我就干脆当个放翁，总比明哲保身的庸人强！”于是，他在《和范待制秋兴》一诗中便以放翁自居了：“策策桐飘已半空，啼螀渐觉近房栊。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名姓已甘黄纸外，光阴全付绿樽中。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诗中用了一个典故，西汉王章（字仲卿）家境贫穷，有一次，他生病时，穷得没有被子盖，只得盖上用乱麻和草编织的像蓑衣一类的东西，这是当时给牛御寒用的“牛衣”。王章蜷缩在牛衣里，冷得浑身发抖，哭着对妻子说：“我的病很重，就要死去，我们就此诀别吧！”妻子听了斥责他：“仲卿，你说京师朝廷中的那些贵人，谁的学问赶得上你？你现在贫病交加，不振作精神发奋努力，反倒哭哭凄凄的，多没出息呀！”王章听了这话，惭愧不已，从此发奋进取，后来官拜京兆尹，当上了大汉帝国的首都市长。陆游借用此典，自然是提醒范成大，他陆游日后也有这一天。但从历史事实看，陆游在仕途上注定是一辈子也无法超越范成大，也无法企及王章，还差得远呢。当心高气傲的追求无法达成现实，也就只是可怜的精神胜利法了，而对一个踌躇满志又不得志的士人，还必须有这样一种精神的支撑。总之是，他因“贺我今年号放翁”之句，从此以“放翁”自号，这也是他独有的精神徽号。

　　虽说仕途低迷，但陆游诗名日盛，朝野上下都传诵着他的诗词，自然也引起了天子的注目。淳熙五年（1178年），也就是王炎病逝的那年，他的运气来了，受到了宋孝宗的召唤。五十三岁的陆游，顶着一头如霜的白发，在入蜀的第八个年头走出夔门，赴京觐见天颜。对于天下士人来说，这都是一次天赐良机，陆游原本以为自己终于有了出头之日，但结果却让他失望，宋孝宗并未对他委以重任，只派他到福州、江西去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具体职责是主管一路的钱粮仓库和茶盐专卖等公事。此官实权不小，但品位不高，大约就是个略高于通判的五品官吧。失落归失落，无论朝廷把他安放在什么位置上，陆游都干得兢兢业业。在为政上，他和先贤欧阳修有着类似的政见，认为治国理政应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不生事扰民，就是善政。若百姓能安居乐业，天下自然就太平了。但这也并非无为而治，而是积极有为，譬如说，为减轻老百姓的赋税，他一直不遗余力地疾呼：“赋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事宜覆大商。”在两任常平茶盐公事，尤其是在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任上，干了不少实事。当时，由于茶盐是国家专卖物质，致使许多私营茶盐户倾家荡产，有的公开反抗官府的专卖政策，有的则走私贩卖茶盐。陆游既要倾注大量精力来维持国家的相关法令，保障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他也颇为理解和同情私营茶盐户，并上书朝廷，主张严惩不法官吏向茶盐户收纳高额茶盐税，趁机大量搜刮民脂民膏的行为。

　　这些建议一旦变为政策，对激励农桑茶业和墟市交易都产生了显著的效益，也让我等后世感知了陆游的政治才能，又为他不为当时所重用而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惋惜。陆游在仕途上的一次非凡的表现，还是他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任上。江南西路的官署设在抚州，相当于当时的省城。陆游于淳熙六年十一月到任，第二年春夏之交，江西各地均发生了大旱，赤地千里，田地龟裂，禾稻枯焦。农历七月末，苦旱中终于盼来了一场喜雨。陆游虽不是一路主官，对老百姓的命运却是那么感情深重，他在《秋旱方甚七月二十八日夜雨喜而有作》一诗中记下了灾难的惨状和忽闻夜雨的惊喜：“嘉禾如焚稗草青，沉忧耿耿欲忘生。钧天九奏箫韶乐，未抵虚檐泻雨声。”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旱涝急转，连日大雨，致使山洪暴发，淹没大片庄稼和村庄，洪水一直冲到抚州城门口。陆游在《大雨逾旬既止复作江遂大涨》诗中又描绘了水灾的悲惨情景，其一：“一春少雨忧旱暵，熟睡湫潭坐龙懒。以勤赎懒护其短，水浸城门渠不管。传闻霖潦千里远，榜舟发粟敢不勉。空村避水无鸡犬，茆舍夜深萤火满。”其二：“墙角蚊雷喧甲夜，湿星昏昏出云罅。临堂仰占久叹吒，悬知龙君未税驾。行人困苦泥没胯，居人悲啼江入舍。便晴犹可望秋稼，努力共祷城南社。”眼看着众生在水深火热中挣扎，陆游紧急上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但要等到朝廷的恩准，那些粮食被荡涤一空的灾民恐怕早就饿死了。他又“檄诸郡发粟以予民”，敦请附近州县拨粮救济抚州、临川等重灾区的饥民，但均无回音。别的官员可以见死不救，他决不会袖手旁观，这就是陆游！一个士人，在危急时刻变成了孤胆英雄，在未征得朝廷恩准之前，他决定利用自己提举常平的权力，开仓放粮，先拨义仓粮至灾区赈济灾民。为防经办的官吏克扣这救命粮，他自己撑一小船，亲自督促吏卒们把一船一船的粮食、衣物连夜送到被洪水围困在山岗上的灾民手中。陆游《大雨逾旬既止复作江遂大涨》诗自注：“民家避水，多依丘阜，以小舟载米赈之。”

　　陆游开仓放粮，在历史中留下了悲壮而感人的一幕，更是极其冒险的举动，但为了拯救万千苍生的性命，他必须做出超越自己权力极限的行动，这甚至是一种本能。事实上，这何尝又不是对一个王朝的赤胆忠诚，若是官府见死不救，极有可能酿成饥民暴动，为了得到一口救命的粮食，逼到了绝路上的老百姓是敢于铤而走险的，饿死是死，抢掠国库义仓的粮食也是死，而至少可以做一个饱死鬼。但不是每个当官的都具有陆游这样的政治智慧，结果可想而知，这年十一月，灾荒尚未过去，报应就已降临，以“擅权”之罪被革职还乡。单纯从国法王法来看，他确实是“擅权”，诚如弹劾者所谓：“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这个结果他应该预料到了，他也并非不懂官场的生存策略，但为了一场生死攸关的拯救，他也只能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推到生死攸关的境地，头上那顶乌纱帽早已被他抛之脑后了。朝廷没有给他更重的惩罚，已经是皇恩浩荡了。我觉得，这次开仓放粮才是他人生仕途的巅峰状态，在他打开仓门的那一刻，他已抵达一个士人的最高境界。

　　五十六岁的陆游，又一次告别仕途。这是一次无怨无悔的告别。在他一生的仕途上，他在抚州留下了一个最深刻的脚印。行前，灾区疫病流行，他将宦游四方搜集到的一百个药方编为《陆氏续集验方》，留给了灾区百姓，以便取方治疫。读陆游的《早行》，可以还原他离去时的悲凉情景：“江路迢迢马首东，临川一梦又成空。日高未泫晨霜白，风劲先消卯酒红。山市人经饥馑后，孤生身老道途中。著身稳处君知否，射的峰前卧钓篷。”

　　他原本以为一生的仕途就此终结了，然而，在乡居六年之后，淳熙十三年（1186年）春，朝廷忽然又想起了这位老臣，命他以朝请大夫知严州（今浙江建德一带）。对于年逾花甲的陆游，这样的仕途，也只是黄昏岁月的一段尾声。两年后，陆游在严州任满，卸职还乡。但这依然不是他仕途的终结，未久，他又奉召赴临安任军器少监。翌年，在位二十七年的宋孝宗赵昚禅位于第三子赵惇，即宋光宗。一朝天子一朝臣，陆游又改朝议大夫、礼部郎中。朝议大夫实为谏官，有了谏言的机会，他便连上奏章，谏劝朝廷减轻赋税。在进谏之余，他又以诗抒发其矢志不移的抗金主张，这让那些主和派如芒刺在背。就在陆游奋不顾身地弹劾别人时，结果自己反遭弹劾，最终以不务正业、只知“嘲咏风月”而再度罢官。此时陆游已六十五岁，他原本可以体面地致仕，最终却落得个以罢官收场。至此，他一生坎坷而低迷的仕途才终于划上了一个句号。

　　从政治上看，他的一生也可提前论定了。他从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正式步入仕途，其仕宦生涯约在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左右终结，这三十二年的仕履，陆游历仕高宗、孝宗和光宗三朝，三起三落，其间有十年是在罢归故里度过的。他实际上的仕途也就二十年，这同他漫长的一生相比，只是他四分之一的人生经历。而这二十年，他辗转于中低层官任上，既未当过高官，也没有在关键岗位上担当过要职，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抱负一直难以施展。无论是从他在仕途的实绩看，还是从战略思维看，如果给他一个更宽广的舞台，他是极有可能成为一代名臣或名将的，但南宋朝廷却一直没有给予他这样的一个英雄用武之地。他的人生意义，也就只能从文学史上去体现。

　　三

　　归去来兮。陆游又一次罢归故里，这是最后一次了。归来的第一件事，他就是把自己在镜湖旁的别业题为“风月轩”，以一个充满了诗意的名字来嘲讽那强加于他的“嘲咏风月”的罪名。当诗意成为嘲笑和报复的方式，他或许感到了短暂的快感，也感到了自己此生的宿命，以他这样老迈的年岁，一辈子快要走到头了，再也不可能重返仕途了。从此，他认命了，认命其实就是淡定、宽容、豁达、乐天知命。而一旦认命，人生意义反而呈现出来了，他蛰居于乡野，“身杂老农间”，自然而然地，他就变成了一个日出而作、荷锄而归的田舍翁。自然而然地，他觉得这才是他想过的日子。

　　他不止是一个田舍翁，“放翁原本亦药翁”。陆游熟谙本草，精于医道，这得益于他宦游四万，深入民间，又乐于与那些乡野郎中打交道，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处方，其中还有不少治疑难杂症的偏方。他又博取众家之长，在《陆氏家传方》的基础上把搜集到的处方编成《陆氏续集验方》，载方一百多个。这也是他在医学上的贡献吧。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里，他种五谷杂粮，也种苦口良药，“老子不辞冲急雨，小锄杏带药畦泥”；他也时常上山采药，“云开大华插遥空，我是山中采药翁”。一个诗人，把一切劳作都化入了诗意，也就如同在诗意中栖居了。一个志在“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国士，如今却骑着一头毛驴，颠儿颠儿的，为四方乡人送药治病，他的诗也从一个国士的忧患与痛切，变得轻快和欢畅：“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这是他在官场仕途上找不到的一种感觉，不管他走到哪个村子，男女老少皆夹道相迎，你争我抢的邀请他去家中作客，更让他自豪的是，很多老乡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给孩子取名时都带上了一个“陆”字。他穷其一生，未能成为良相，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良医，这也是他聊以自慰的一件事。

　　在为乡人疗治疾病时，他也在疗治自己的身心。他一生命运坎坷，且多病，却能享年八十五岁，成为那个时代极其罕见的长寿老人，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少有的高龄作家，这与他既懂医道又善于养生是分不开的。他在《老健》一诗里描述他晚年的身体状况：“才智不足狂有余，此身老健更准如。齿牢尚可决干肉，目了未妨观细书。不怪模棱嗤了了，但惊诊臂欢徐徐。晓看瓜垄初牵蔓，一笑呼儿勿废锄。”看看，他身子骨有多棒，一大把年岁了，他的牙齿坚固得能啃食干肉（腊肉），一双老眼还能看清细小如蚁的东西。而在他壮年时代的诗中，反映出来的却是一个未老先衰的陆游，时不时就会出现“蹉跎鬓已秋”“衰发病来无复绿”一类嗟老叹病的诗句。只怪他那时的心情很不好，病由心生，老也是一种心态。如今他真的老了，反而换了一种活法，活出了另一番人生。也正因为他的豁达、长寿，他的仕途虽已终结，但在文学史上还将有令人惊叹的延续。这是一个诗人的幸运，譬如那个同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从封疆大吏到国家领导人，那官也当得的够大了，可在致仕不久便病逝了。他比陆游还小一岁，却比陆游差不多少活了二十年。而陆游从他六十五岁罢归故里后，一直活到八十五岁才辞世，这二十年既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岁月，也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三阶段，而且奇迹般地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巅峰。

　　前文述及，陆游一生的诗歌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他四十五岁入蜀前为第一阶段，这也是他时间最长、产量最少的阶段；从他通判夔州到六十五岁罢官归里，这二十年是陆游春秋鼎盛的时期，也是他诗词创作的第二阶段。在仕途低迷和宦途辗转中，他的诗歌创作一直处于旺盛期，他这期间的诗歌至今犹存的就有两千四百余首；自他六十五岁罢归故里后，直至辞世，这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三阶段，而且奇迹般地成为了他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一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诗歌，今存九千三百余首，其中有六千多首就是他在步入晚境后的二十年里所写。

　　他一生都在不断超越自我，不断达到比前一个自我更高的人生与艺术境界。当一个人呈现出越来越高的人生与人格境界，有高格必有高致。对他的超越与嬗变，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他自己。在他逝世前一年，他给儿子陆遹传授诗艺时做了一首论诗之诗《示子遹》：“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是他对自己一生诗歌创作的回顾与总结，他青少年时代做诗时，把心思都用在辞藻、技巧和形式上，重炼字而不重炼意；人到中年后，也就是他进入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后，一是对先辈的诗歌有了更广泛涉猎，对其艺术精髓有了更广博、更深入的吸收，从屈原、陶谢、李杜、高岑、韩孟、元白乃至宋代的梅苏，他都从不同角度借鉴和继承，并渗透、化入自己的诗歌艺术创造，二是这二十年坎坷的仕途和人生经历，给他带来了属于生命的最深刻体验，他也在用生命一点一点地锻炼诗外的功夫，更加深刻地领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这就是说，诗的妙处，不可能在模拟古人或闭门造车中求得，必须要有扎扎实实的内容、深沉大气的意境，这就必须“躬行”，以身体力行的实践去捕捉和展现活生生的内容、活生生的情感。他特别强调诗人从格物致知的探索中获得对客观世界的认知能力，通过血肉交融的感应、砥砺磨淬的历练，来获得诗外之功夫；进入晚年（第三阶段）后，他的诗歌又呈现出一个更加辽阔、旷远的大境界，那决不止是田园风味，而是一种人生境界，是从他心中呈现出的一个世界，也可谓是他憧憬的艺术境界。这境界，也就是诗歌创作的秘诀和一切艺术创造的秘密，而陆游一旦把这一秘密揭示出来了，就是公开的秘密。这是他告别这个世界之前给后世留下的一份文学遗嘱。

　　陆游不仅是南宋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一流词人。他既善写凄艳婉约之词，如那一曲缠绵悱恻的千古绝唱《钗头凤》。但他更多的词一如其诗，或抒发深远的人生况味、高贵的人格襟怀，《卜算子·咏梅》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一类词与苏东坡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或以气吞残虏的气势抒发他抗金报国的壮烈情怀，这类词又与辛弃疾比较接近。由于陆游本人对词不太注重，其词作比诗歌少多了，现存一百三十首，但都是字字珠玑的精品力作。此外，陆游也是文章大家，如《入蜀记》《静镇堂记》《铜壶阁记》《书渭桥事》等都是妙手可得的散文。无论从其诗词文看，无论从其早中晚等三个创作阶段看，陆游的作品与他的人生都是高度一致的，可以侠骨柔情来形容，只有两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一是爱情，一是爱国。而从他诗歌的主调来看，又有李白之风，被誉为小李白。而我觉得陆游就是陆游，李白是不可复制的，陆游也是不可复制的，他的诗词文章都是在自己特有的气质和血肉中诞生的。

　　宋宁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一二一〇年一月二十六日，陆游与世长辞。他以那个时代极罕见的长寿，历经北宋徽宗、钦宗、南宋高宗、孝宗、理宗、宁宗六帝，跨两宋，跨世纪，度过了大半个南宋。他没有谥号，只有自号。而历史对他的评价干脆利索：南宋诗人、词人。对于“千年史册耻无名”的陆游而言，一心只想以身相许为国献祭，但他却是一个未竟的献祭者，命定只能以仕途与疆场之外的另一种方式而名垂青史，这是一个士人的不幸，却是一个诗人的大幸。从文学史的意义看，陆游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诗歌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这是一个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爱国诗人。在他逝世前，又以《示儿》一诗给后世留下了一份伟大的遗嘱：“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想象那双一直到死也没有闭上的双眼，像两道难以弥合的裂缝。但一位死不瞑目的国士，最终也没有看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那一幕，他看不到，他的子孙也看不到，看到的只是南宋灭亡的结局。在他辞世七十年后，南宋王朝在崖山兵败后被彻底埋葬，他的孙子陆元廷闻宋军兵败崖山忧愤而死、曾孙陆传义在崖山兵败后绝食而亡、玄孙陆天骐在崖山战斗中不屈于元，投海自尽。陆氏满门忠烈，或许也源于一个国士的气质与血肉。

　　在他辞世六百八十年后，大清国士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东瀛，他拜读《陆放翁集》，一个南宋国士的悲怆情怀穿越千百年沧桑岁月奔涌而来，化作一股穿透肺腑、传遍身心的痛切感慨：“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这既是对陆游命运发出的无奈叹息，也让他感受到了一个南宋国士刚健、雄直、气势夺人的血肉与气质，一介书生梁启超，在与虎谋皮式的变法失败后，此时正处于人生的低谷，而一个国士为国而战的“尚武精神”让他的精神为之一振，由此而对中国历史、对国民性有了重新的审视，他认为国民之弱、民族之弱、国家之弱，正是“中国人无尚武精神”造成的，这样的软弱也表现在诗里，自崖山一战南宋告亡，被蒙元征服的不止是一个国家，中华民族在精神上也被一个野蛮而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征服了，正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南宋国士身上那种血性和气质早已荡然无存，当一个民族的士人从高贵的人格襟怀退缩到了脑子里那点儿可怜的智商中，便只剩下了小聪明的才子气，整个诗坛也就呈现出一片失血的苍白。“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梁任公在悲叹之中，把放翁推崇为亘古诗人中的一个“亘古男儿”，他在诗末自注云：“中国诗家无不言从军苦者，惟放翁则慕为国殇，至老不衰。”他力倡“诗界革命”，欲改造文学、重振民气，从而达到救国拯民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一个民族找回失落已久的魂灵，而放翁正是他苦苦寻找的诗魂、国魂、民族魂。

　　一树梅花一放翁，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