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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读诗之辛波丝卡与潘桂林

时间:2023/11/9 作者: 湖南文学 热度: 14539
杨林

  文以载道

  ———读辛波丝卡《三个最奇怪的词》

  诗歌是从生活中来,反映、揭示、回答生活的所思、所感。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辛波丝卡,就特别擅长以幽默、诗意的口吻描述严肃主题和日常事物,以诗歌回答生活。她的这首《三个最奇怪的词》就是以诗歌来阐述思想、道理的经典之作。

  文以载道,诗歌也是如此。那些承载了关于人类、自然、人性、生命等重大思考与意味的诗歌才是伟大的诗歌,不会因时代的变更而逊色,超越了时间限制并与时间永存。这样的诗歌最容易引发人们关于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让我们的胸怀敞开且豁然开朗。《三个最奇怪的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无论说与不说,真理都是存在的客观;无论保持静默还是付诸行动,我们都在是与非、主动与被动之间相对选择;无论我们怎样面对虚无,这个世界就是道家所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诗歌具有伟大性的最典型特征就是襟怀。一是诗歌必须回答形而上的思考。三个最奇怪的词,也是人类关于生命、命运的终极追问,“未来”就是我们无法把握而有充满希望和畏惧的命运旅程,“寂静”就是我们在这个命运之旅中无法回避的孤独与悲戚的状态,而“无”是指无论我们怎么渡过这孤独的心境,总是面临一次虚无的过程。而诗人用诗意回答了生活必然触碰的终极思考。二是诗歌必须超越时间的限制。当她面对这些生活中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问题时,她站在时间之上给予了诗意的回答。“未来”就是我们时刻在超越的“过去”,无所谓畏惧也无所谓过度幻想;“寂静”就是我们在孤独的过程中,时刻为生命的存在而“打破”,无所谓忐忑也无所谓过度悲戚;“无”就是面临苍老、死亡的生命旅程,我们一直在创造、延续,无所谓虚无也无所谓过度贪婪。三是诗歌必须承载哲学的命题。言为心声,辛波丝卡总是抽象出生活的困惑、感悟与思索,并用诗性意味来解答。这是诗歌最本质的特征———“智慧”所决定的,这就是诗歌诗性意味所散发的最大最浓郁的特质。

  从《三个最奇怪的词》可以读到诗歌所涉及、反映和揭示的命题,既是最生活化的也是最抽象化的,既是最根本性的也是最终极性的,既是最不可捉摸的也是最有意味的。它能够永恒存在,是因为它回答了永恒的问题;它能够具有伟大的特性,是因为它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它具有最广泛深刻的诗性,是因为它具有最宽阔的胸襟;它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的文以载道。

  三个最奇怪的词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

  当我说未来这个词,

  第一音方出即成过去。

  当我说寂静这个词,

  我打破了它。

  当我说无这个词,

  我在无中生有。

  形具神生

  ———读潘桂林《樱桃》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荀子·天论》),指的是人的形体具备,而精神随之产生。诗歌同样如此,无论如何立意、阐述,而形象的塑造是第一位的。《宋诗选注》就以形象思维作为选诗、论诗的首要标准,诗歌的塑形是语言表达诗性意味的前提和基础。

  潘桂林《樱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诗歌的“以形寓意”,形神兼备。当下网络时代,诗歌容易出现同质化的原因,最主要的也是诗歌创作缺乏形的刻画、描述,过多地去表意,通过议论、抒情、说明等方式直接表达作者的写作意图,失去了诗歌作品应有的形象美,使得读者无法通过具体可感的形态去感知、把握诗歌的神态、神采、神髓、神韵。《樱桃》从起句到末句,都在塑形。她先是通过刻画、描写樱桃的形,很快通过“姐妹”一词转喻塑造了嘴之形,并进一步将樱桃通过“暗道”一词转向生命历程,表达了人要克制欲望的领悟。从最后一段的提升上可以感知这层寓意。其实,诗人是在做多重塑形和多重寓意:既有樱桃的形,寓意红色诱惑、物质贪恋;又有嘴的形,寓意赞美与诅咒、情色的悲喜;既有人的形,寓意姐妹相亲、爱恨情仇;又有世事的形,寓意人的争斗、俗世欲念。

  这首诗歌的魅力在于它形象描述的鲜明独特性,和由此带来的鲜活现场感。钱钟书认为:作者在传达给读者情感、境界和事物时,其描写能跟读者亲身的观察、经验、形象相吻合,使读者有同样清楚或生动的体验。《樱桃》从樱桃物象开始,写它的丰润、芬芳、光泽,这是她的姐妹,其实也是她自己的青春。从物的形,过渡到人的形,细致而具体。第二节从樱桃的形象过渡到嘴的形象,通过嘴的描写,回忆“最后的赞美”使得诗人“滑入暗道”,联想到昔日的“那些橱柜蠕动”,逝去的情感交织,都通过嘴在“梦呓”。第三节,诗人回到现实中,将樱桃、嘴、人、世俗四者形象融为一体,交织塑形。红色意味色的诱惑,“浅褐的体液消融了翼”,写人的阴谋与斗争,“悲喜沉浮”则反映了现实世界、人世沉浮。潘桂林通过多重复合形象描写,生动地表达了自己的体验、感悟,使得我们读来细腻、活跃,极具现场感,似乎和一枚樱桃、红唇一起,走进了一个人的身体和生命“暗道”,感悟其悲喜忧伤。

  从《樱桃》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歌创作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思路:用形象说话,从形象里抽象出思想,将意象与形象融合,在形象里衍生诗性意味。形象思维是西方诗学“形象本体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在中国传统古典诗歌中也可以找到一脉相承的精神源头,值得我们吸收和运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形象思维创作的片面化导致思维内在化、系统化,和思想观念固化。而诗歌对形的过度塑造,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形式化的景物、事件描写与诗性拓展的“二元对立”,以及诗歌语言的繁复、散文化倾向,影响了诗歌简洁、凝练的特性,弱化了诗人个体感受、情感、思想的反映,以及诗意的扩张。

  樱桃

  潘桂林

  丰润芬芳,光泽里闪烁蜜

  你是谁?姐妹相逢

  一朵花儿盛开惊叹

  贝齿一碰,抿化阳光和风声

  重逢的喜悦散为烟云

  启程。绝叫是最后的赞美

  滑入暗道,彳亍于灯影

  那些橱柜蠕动,飘荡

  书稿,字画和发黄的书信

  而潮汐,用一场汹涌收拢梦呓

  在拐角处冷凝

  浅褐的体液消融了翼。片羽斜飞

  一把旧镰刀悬挂暗道

  是愤怒,诅咒,还是绝望?

  悲喜浮沉

  要如何歌唱,我丰盈甜润的姐妹

  张开,你喧嚣一道无底深渊

  闭上,却明明听见

  莲的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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